首页>我的晋江> 《重读《裘力斯·凯撒》感悟天京之变中石达开的角色》  第2章

第1章:重读《裘力斯·凯撒》感悟天京之变中石达开的角色 第2章: 关于天京之变的几点补充 第3章:密议＝密诏 第4章:浅谈东北二王的恩怨 第5章:不可思议之石达开保护杨辅清。 第6章:小驴抬杠之一--天京之变前，李秀成的职位不高吗？ 按回复时间正序排序 按回复时间倒序排序 按点赞数量排序
• 五、试题四海之内有东王的问题：　　天王出题，难道不是东王的授意？虽然东王不识字，但他周围可是有识字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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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有点欲加之罪了……说是东王授意应该拿出东王授意的证据来，而不是让别人提供东王没有授意的证据……
  众所周知，其实是罗尔纲说，太平天国是军师负责制。所以诛杨后如果按照北翼原计划，军师论资排辈是该韦昌辉作的。所以，不存在洪秀全领导会不如杨秀清的问题。在军师责任制下，天王应该还是虚君，只不过比北翼原计划以前强的地方是不用被打pp。老婆半夜被人拉起来教训，哥哥负荆请罪挨板子而已。　　后来，计划赶不上变化，韦昌辉杀人太多，导致失去了人心，最后伏诛。翼王远走，气得老洪只好说主是俺作，军师也是俺作。这是后话，石达开在杀杨前怎么会想到政权由老洪最后掌控了？
  　　而且，他难道没有自信自己干的要比杨秀清好？而甘于人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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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北翼原计划”，本来就只有一份孤证，它根本没提过什么“军师论资排辈是该韦昌辉作的”，更纯属凭空想象，更何况，这种想象和这唯一的孤证在逻辑还有矛盾……这份孤证本身所说的北翼计划的存在，是以天王并不知情为前提的，没有天王的许可，北意二人凭什么就私定下谁当军师的事？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的保障是什么？是杨秀清所代表的神权对君权的制约。失去了这层制约，要么依靠洪某人的觉悟（而这一点从洪秀全拉拢杨萧排挤萧朝贵的做法看就不敢指望），要么是为人臣者挟天子而令诸侯（不管谁来做，都只能比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合法掌权更不利于团结），“主是俺作，军师也是俺作”是理所当然事，石达开难道还真认为太平天国有什么“农民民主主义思想”，能在杨秀清死后从体制上约束洪秀全的君权不成？
  而且，您这段话似乎是要证明北翼密议的存在是合理的，把结论当成前提，似乎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如果我要证明某人杀了人，难道可以用“他杀之后自然想毁灭证据”去证明证据是此人毁灭的，再用这一点支持他杀了人的结论吗？
  东王并无谋逆之心，他威风张扬，是性格问题。而且他的一切打天北燕pp的举动，是太平天国上下都认为正常的事情。　　这个，俺真是辩驳不了，就如同哥德巴赫猜想，1+1＝2至今ms米人证明出来，有时候，天经地义的真理是明摆着的。你要说为什么，抱歉，俺真的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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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杨秀清谋逆这件事，被你说是“因此决定诛杨”的石达开不承认，只能以此作为自己诛杨的唯一正当理由的韦昌辉的族人不承认，就连洪秀全为代表的天京政权，在正式的说法上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如果真像你说的是明摆着的事，这些立场各异者争们有什么理由争相让天下人看自己如何睁眼说瞎话呢？第二，我没有说过“他的一切打天北燕pp的举动，是太平天国上下都认为正常的事情”，太平天国自然也可能有人认为他做得过分，但这些都是合法且光明正大的行为，不能作为谋逆的证据。何况杨秀清是一个善于人心向背的人，他听得见民间对拆散家庭的怨言，知道否定传统文化对太平天国的恶劣影响，能探听到别人夫妻私下同居了几次，他宣布恢复家庭，肯定传统文化，赦免一些犯男女之戒的有功之臣，允许夫妻、母子、公媳定期会面，当他知道黄玉昆投水自尽不成之后，能意识到自己的过错而不假追究来弥补，当他知道别人对自己处事不公有非议时，立即借天父的名义打了自己板子，以维护天父的声明……对于个别人躲在暗处的密谋，杨秀清可能一时失察，可是你认为像这样一个杨秀清，会连天国多数人心的向背都看不到而一意孤行么？洪秀全真把自己当成了上帝之子，为所欲为，杨秀清可不糊涂。类似他为了水营杖责北王那样的事，是赢得了人心而不是失去了人心，也是明摆着的……
  除了受了贿赂，存心错判的人之外，所有法官在制造冤假错案时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是明摆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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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裨治文通讯：谈及东王时候用的是：“在东王一生凶猛而奸恶的事业中，”天王召北王回京“一以保护其自己的生命，次则以诛减谋篡者”“杨氏欲推翻天王的阴谋”“谋朝篡位者全体被杀之事”
  　　麦高文通讯：谈及东王时候用的是：“人皆相信彼（东王）有奸谋，欲弑天王”
  　　这些外国通讯当时所在的位置是第三方，所谓的中立立场，他们都对东王的所为表示出的态度还不足以说明东王当时的公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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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恰恰是这三份公论，一致否定了“逼封万岁”说的存在，指出是东王的盟友“第八位”对天王出卖了东王的“奸谋”，导致了天王决定诛杀东王，并下密诏给北王，而也同样是这三份公论，不仅一致指出东王和翼王是好朋友，而且一致认为翼王应该是反对杀东王的，它们提到的当时流传的说法包括，翼王接到了杀东王的密诏，但是不愿意动手；天王没有给翼王密诏，是东王发现情况不对召翼王回来稳定局势；翼王因为东王的被杀，已经投奔到清军那边去了……当然这些说法的可信程度不一，第一和第三个只能是道听途说，第三个有可能是清军散布的谣言，第二个因为是天京事变前夕他们住在东王时听说的，不知道可信度有几分，总而言之，外国人没有判断情报的能力，但他们可以客观地把当时他们接触到的舆论记录下来，而他们听到的说法中，连翼王投降清军都有（即使那是谣言），却恰恰没有任何翼王支持杀东王的蛛丝马迹。的确，他们没有理由偏向任何一方，而且对他们听到的东西几乎是不加甄别地一律加以记录，就因为这样，在他们留下的众说纷纭的记载中，所有翼王相关的细节却都和《李秀成自述》的说法矛盾（包括有无逼封，翼王和东王的关系，翼王是否赞成诛杨，有无密议），才更说明问题。
  而且，抱歉，我看不到太平天国朝野对东王下场普遍的同情的证据。而且就人性来说，群众大多如《裘力斯凯撒》中的平民，是随大溜的
  　　在东王死后，洪秀全看到太平天国信仰的缺失，而竖起了死去的杨秀清这面大旗，是再正常不过，反正他也死了，不能再闹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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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看不到么？就在您自己前面提出的李滨的记载中就有啊
  “城中东党，闻变恟懼，遂与北党日相？杀，东党多死亡跳匿。秀全妻赖曰：诛之不尽，或留后祸。因说秀全诡罪昌辉酷杀，予杖慰谢东党，召之来观，可聚歼焉。秀全用其策，而突以甲围杀观者东党殆尽，盖前后所戮不下三万人”
  照这段话说，东王的部下在东王刚死的时候是不服气的，后来打得两败俱伤，天王说要加罪北王，他们才放弃抵抗，也就因为这样送了命。
  另外，《金陵杂记》的记载是：
  “洪逆与韦贼出东巢，与傅贼巷战三日，随有杨逆之族伪国宗兄杨口口与傅贼会合，自峨嵋岭扎营至虎贲仓，洪逆与韦逆亦扎营于小茔大行宫一带,闭城月余,互相自杀,韦初小挫,随后东党告衰,计在内东党为北贼杀者约万人尸由西水关流出至下关江口不计其数……”
  也是说东王被杀以后余部继续抵抗的。
  再有：
  曾国藩等奏复江西近日军情并剿抚石达开方略折
  咸丰六年十一月七日
  
  自韦昌辉征瑞州战败窜回金陵，被杨秀清斥责，洪、韦二贼谋杀杨秀清，并诛其家族党与，于是石达开自湖北洪山归去，黄玉昆自江西由临江归去，并赴金陵，谋为杨秀清伸冤复仇……
  （报仇的说法或许有夸大和臆测的成份，就像说石达开因为杨秀清的死不忿而投敌一样，不一定符合事实，石达开如果真是想替东王报仇就不会不带军队进天京了。但是这些说法的方向性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起码说明石达开、黄玉昆对东王是同情的，认同东王的死是无奈的让步，报仇的说法有可能是出自下层将士。类似记载还有，因为意思差不多就只引这一段了。曾国藩也是有脑子的，而且跟太平天国打了那么多年交道，又一个最重视情报的人，他也认为这种说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信性——对于说石达开可能投诚的传闻他就完全不当回事，直接告诉一头儿热的皇帝说估计没戏。我认为洪秀全、韦昌辉也可能怀疑石达开想替杨秀清报仇，甚至怀疑石达开想借替东王报仇的名义做东王没做成的事，石达开为了消除这种怀疑才不带军队进城，但两个人并不买账）作者回复：
  俺要说，忍住，亲个，等俺写完天京之变再和星儿jj大战三百回合。作者回复：
  俺忍不住又多嘴：
  裨治文通讯上说：当洪秀全得知东王奸谋之后，本来同时宣召北王即翼王二人的。
  麦高文：洪秀全于昏聩懵懂之中忽然醒悟，立传谕召出征安徽（有误应为江西）之北王及方在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首领。（虽然没有明说，但暗示了石达开）。
  这怎么能说翼王没有杀杨秀清的蛛丝马迹呢？作者回复：
  如果石达开是反对诛杨的，洪秀全密诏他回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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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看简又文版的《太平天国全史》，其中说王韬、李滨两人的记载中都说密诏是发给北翼两人的。我手头没有王韬，李滨两人记载的原文。难道简又文比苏双碧还过分，苏先生大笔削春秋，把韦昌辉在江西有胜有败的战例拣出战败的来证明韦昌辉是因为战败害怕东王惩罚才跑回天京干掉杨秀清的，简又文干脆就说假话了？所以，如果他没有说假话，忠王供怎么能算是孤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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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翼王和北王有没有密议的事，而不是天王有没有给翼王密诏的事，这是两回事，有密诏的记载并不代表密议就不是孤证了。并且，事实上，所有记载了密诏的史料中，全都没有说存在密议，而唯一说存在密议的《李秀成自述》，恰恰完全否认了密诏的存在。也就说，在现有史料的范围内，“密议”与“密诏”是不可共存的，而主张“有密诏没密议”的记载与主张“有密议没密诏”的说法更是针锋相对，截然相反的，前者怎么能证明后者不是孤证呢？
  《瓮牖余谈》的原文我没有，《中兴别记》的记载如下
  “庚寅，伪北王韦昌辉承伪天王洪秀全伪诏，以计刺杀伪东王杨秀清，焚伪东府，尽诛其戚属部党。初，秀清闻昌辉自庐州驰还，固不疑其图已，责以擅归，不许入城，再请，始许之。先诣伪天府，洪逆亦诡责之，趣赴伪东府请命，而阴授其计。既相见，秀清语以将称万岁，昌辉佯喜拜贺。秀清留宴，酒半酣，昌辉乘不意，拔所佩刀刺杀之，探怀出伪诏，宣示杨秀清大逆不道，贬为东孽，剖解其尸，烹啖群贼，而火其巢。城中东党，闻变恟懼，遂与北党日相？杀，东党多死亡跳匿。秀全妻赖曰：诛之不尽，或留后祸。因说秀全诡罪昌辉酷杀，予杖慰谢东党，召之来观，可聚歼焉。秀全用其策，而突以甲围杀观者东党殆尽，盖前后所戮不下三万人。”
  这段记载说的全市洪韦合谋，通篇不关石达开的事，简又文先生不知说的是哪段？
  苏双碧么，他的说法可能来自《金陵省难纪略》中“东贼军令，凡伪官率众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颇怀愤怒。得洪贼函，即晚率三千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自携数贼入，杀东贼及其妻小”的记载，不过对他老人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剪裁拼凑别人的记载的做法偶也是不敢苟同的。苏要维护洪的革命领袖英雄形象，自然要把什么都推给韦，一起BS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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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一下告密者的问题。也就是麦高文通讯中的“第八位”，简又文说是胡以晃，罗尔纲说是陈承瑢。不过不管他是谁，俺在起初看到有人告密的时候心中疑惑，因为东王要造反的迹象是那么的明显，都逼封万岁了。（汗，当然，你说没有，逼封万岁是正常现象。俺怎么看也不正常。）还用的着告密吗？但告密是实有其事，说明什么，他有什么可值得告的？告杨秀清要造反，可是公开的，谁都知道的事实用得着告密？说到底无非是要告诉东王要对天王进行人身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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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告说中对于密告的内容讲得很明白，就是东王要篡位，按照密告说的说法，东王想篡位，结果被第八位给出卖了，也就是向天王告了密，天王恍然大悟，急忙召集勤王……换句话说密告说的内容及原本的逻辑都是以逼封万岁不存在为前提的，偶不能同意大人把原记载非常清楚的逻辑和内容改掉以消除它和逼封万岁说的矛盾的做法……这种说法已经完全不符合密告说的原意和原本的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会怎么作。他惊恐之下，急忙发密诏给北翼燕。密诏肯定是同时发出，历史上也记载秦日纲是先回来的。可见他并没有估计路途的远近，然后从容的订出你早几天，他晚几天的送信计划。而且，所谓的江西瑞州和湖北武昌，路途虽然有远近，但如果在和平时期，他们回来应该也差不了几天。但洪秀全没有想到的是：事实上，因为他深居内宫，根本不了解前方的战势，所以不能对江西和武昌战争的局势对送信及回归时间产生的影响做出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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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密诏，外国记载的说法也有出入，《东北王内讧始末》的说法是洪秀全给石达开发了密诏，但是它说石达开当时和韦昌辉同在安徽，这点肯定有误。而且这一记载对石达开没有回京的理由记载为“没有收到密诏或是不愿执行，因为东王本人正是他的朋友”，这个说法还提到了“据当时传闻，他为此（杨秀清的死）愤懑不平，已投奔到清军一边去了”，参考清军的奏报可以知道当时的确有石达开有意投诚的传闻，所以才有清廷要曾国藩招降的事。但是，却没有说有石达开想杀杨秀清的传闻，倒是认为石达开有可能收到了密诏而不愿意杀东王。另一份更原始的叙述版本是《镇江和南京》口述人肯能在天京事变前一直住在东王府，因为秦日纲是旧识而逃过一劫。它的说法却是，杨秀清命秦日纲前往安徽，秦日纲在天京城外遇到韦昌辉，韦昌辉向他传达了天王的密诏。同时它又说，是杨秀清发现情况有变后想召石达开回京稳定局势的。这两个记载对于密诏的说法虽然不一样，但都认为石达开是反对杀杨的。
  再说洪秀全就算估计不到，韦昌辉难道也估计不到吗？他那么早回天京，说明不想等石达开。既然不想等石达开，当初还和石达开密议做什么？多一人知道多一份风险。
  好，咱们先回到1855年6月14日率众6k增援武昌的古隆贤身上，他之所以救援不成功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和城中守将韦俊约定“举火为号”的密信被湘军将领李续宾截获，而提早做出了防范。可见敌人的反情报工作作的很到位。
  后来，石达开率众来援救，也是因为文书屡次被敌人破获而无法与城中兵马取得联系。其中有胡林翼截获他要援救武昌文书而及早防范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密诏当然比被太平军控制大部分地区的江西应该是难送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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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不是，石达开的文书屡次被敌人截获是事实，但无法与城中兵马取得联系则不是事实。事实是韦俊不但知道石达开的到来，而且在石达开进攻的时候也配合出击，双方的联络已经实现，不过没能突破敌人的防线实现会师而已。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太平军的联络信函被敌人截获是非常普遍的事，所以经常习惯性地重复发出多封内容相同的信函，只求达到联络目的，而不在乎被敌人截获。如果真的害怕被截获，就根本不会联络了（见北伐军俘虏供词）。如果说截获双方联络的信函就叫情报工作到位的话，那么清军的情报工作从1853年以后一直都很到位，太平军一直都是在这种条件下战斗的。武昌前线的情况，并没有特别恶劣。在已经实现配合出击的情况下，敌人有没有事先防范差别也不大，就算没有被敌人截获，敌人也必定时刻防范两军的会合，这是围城的常识。
  而且，石达开在武昌的作战方式也非常可疑，他放弃了自己擅长的运动战，而采取和敌人硬碰硬的单纯的进攻战略，造成了虽有优势兵力，却无法救援武昌的目的。他为何如此反常？是否他也在对天京局势产生了某种担忧，而急于想打胜这场战役而导致了战术指挥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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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镝非在之前的文章中早就指出过了，石达开在进援武昌到湖口时，曾经分过一股部队到江西，目的是希望通过迂回作战对清军实现反包围，至于武昌城下的正面作战，只是在迂回时机还没成熟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问题是，江西方面主持军事的韦昌辉一来战况不佳，二来打了一半走人了，江西形势的变化，超出石达开的预计，妨碍了他的战术意图的实现。这也只能说明，石达开事先和韦昌辉没有约定，否则，那么两个人都只做做样子，等待时机回天京，要么两个人全力打好眼前的仗，再考虑长远之计，石达开如果直到韦昌辉随时可能走人，江西形势随时可能恶化，这一仗可能一开始就不会这么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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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2日撤出陶吴，后在小丹阳、朱门一线屯据，6月13日取溧水。（太平天国战争全史）
  　　6月5日从大胜关进军上新河，6月8日在江浦，6月13日从博望进军溧水。6月18日驻扎在仙鹤门外
  可见他从5月下旬就开始在天京附近活动了。那么，如果韦昌辉是在6月中旬离开天京的话，完全有可能在天京城外，远离杨秀清的监视下私会石达开。
  韦昌辉带着几个人骑马趁着黑天来到石达开的大营，神不知鬼不觉的见一次面很容易的。难道密谋他还要带着大队人马不行吗？ 可见苏双碧说二人在大破江南大营之前不可能见面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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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大人说的这些部队虽然都是“石达开部”没错，可是石达开的部队在安徽境内就分了三路行动，
  回师初期，石达开率领的主力中路军据在守小丹阳、陶朱、元山一带，和张国梁部清军对峙，同时对秣陵关形成威胁，6月5日从大胜关进军上新河的，北路偏师，6月8日分占江浦的则只是北路军中又分出去的一支偏师，另一方面，石达开南路军在6月13日分兵攻击溧水，那也是偏师。石达开的主力是什么时候转移去和北路军会合的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情理上说，石达开在决战开始之前应该留在中路以便调度两路（说是在天京附近，南路军和北路军中间可是隔了三天左右路程，通讯往来，一个来回就是五六天，当时决战将近，军情瞬息万变，双方都在频繁调度，石达开只有在两军中间才能顺利协调三路军的行动，同时也及时掌握各处的敌情，他最开始选择小丹阳、陶朱一线扎营应该也是为了方便策应南北两路），所以在没有确定攻溧水的声东击西之计取得效果之前，石达开是不会贸然北上投入决战。张国梁援溧水是6月15日，那么石达开北上的时间应该也就是在6月16日-6月17日这两天，在此之前他应该一直屯兵在小丹阳、陶朱一线。
  另一方面，一破江南大营期间，天京附近的所有部队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场战斗，东王甚至亲自指挥城防部队出战，秦日纲部是在6月7日和8日连续击败江北大营援军，援镇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以路程看，杨秀清在6月9日，最晚不超过6月10日肯定已经得到秦日纲兵团完成任务，开始回师的报告。杨秀清早就计划好了，等秦日纲他们一回来，立即投入总攻（所以连进城休整两三天都不许），如果韦昌辉在这个决战迫在眉睫的时候还没有离开天京，他理所当然应该参加这一战：江西军情早一天迟一天问题都不大，而破江南大营这时是太平天国的重中之重，东王为了务求必胜才把石达开调回来，天京附近所有军队都投入了这一战，连杨秀清本人都指挥城防部队出击，岂有仅在咫尺的兵力能用而不用的？
  综上所述，韦昌辉在6月10之前已经离开天京，石达开在6月15日之前还在距离天京有相当距离的小丹阳、陶朱一代。而韦昌辉进军江西，则是绝对不需要经过小丹阳、、陶朱这一带的。
  事实上，由于湖口上游长江全部在太平军掌握中，韦昌辉援江西，路线应该是从天京西门外的下关登船，顺江直下到湖口（中途不需要停船登岸），再从湖口登陆进入江西地区。而石达开三路大军除了北路军的一支偏师过江驻扎之外，其他军队都没有在天京附近渡江的记录，尤其是石达开的中路军营地，到长江往返需要2天。就算把韦昌辉离开的时间算得再迟点，以秦日纲部回到东阳的6月13日甚至在燕子矶扎营的6月14日为韦昌辉远离天京地区的最后时限，他和见面的理论时间倒是有了，可是，一个在江上，一个在陆地，他们俩谁去见谁呢？是韦昌辉让船队停下来等自己2天，还是石达开把大军丢下2天跑到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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