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不能将现代人的思维、想法强加于古人，而应像陈寅恪所说的，对古人抱有“了解之同情”。所以我们不能因现在对天京事变的评价而想当然的把心目中具有伟大人格的石达开与之撇清。在天京事变发生之前，也就是密谋的时候，这是一场绝对正义的行动，正如小驴子所分析的，翼王参与也在情理之中，不用因此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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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至少我没有看到任何主张石达开事先不知情的历史评论是“因为现在对天京事变的评价而想当然的把心目中具有伟大人格的石达开与之撇清”的，如果您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希望能推荐给我拜读。
第二，“现在对天京事变的评价”的主流意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认为杨秀清有篡位之举，石达开没有参与诛杨密议。第二，认为杨秀清有篡位之举，石达开参与了诛杨密议。第三，认为杨秀清没有篡位之举，石达开也没有参与密议。至于认为杨秀清没有篡位之举，石达开却参与了诛杨密议的，至少过去二十年的文章里我是没见什么印象了，本文作者显然也不持此说，所以暂且忽略。第一和第三种姑且不论，以第二种来说，我似乎没见过哪位评论家表示过，在杨秀清已经着手篡位的前提下下，杀他是不正义的。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我认为这种看法纵然存在，也是凤毛麟角，而且至少我没见过任何一位承认杨秀清有逼封万岁的行文而否认石达开参与密议的作者，认为诛杨是非正义的。既然诛杨没有什么非正义的，“因现在对天京事变的评价而想当然的把心目中具有伟大人格的石达开与之撇清”又从何谈起？
第三，这个世界上“在情理之中”的可能性多不胜数，难道每一种“在情理之中”的推测是都是事实么？显然不是，真相只有一个，只是所有“在情理之中”的可能性中的一种。治史如断案，所谓“在情理之中”，充其量只是一个犯案动机而已，只凭犯案动机连逮捕都不成立，更别说起诉，或是定案了。如果因为某人有犯案动机就可以认定此人是犯人，那这世界上的冤假错案怕是要多得数不过来了。用史式先生的话说，张三今天说要杀李四，李四明天死了，绝不能证明李四就是张三杀的，如果还有一个王五想杀李四，刚好趁机嫁祸给张三。
更何况，这个“情理之中”本身也只是一种猜想，本文作者为这种猜想提供的依据只有两个，一是所谓中国人的忠君思想，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反对以权术谋夺皇位的忠臣名将是很多的，但是，积极支持或事后默认的情况，同样数不胜数，引用一段镝非以前分析中国古代忠君思想演变的文章，
“事实上，如果把时间设定在开国时期，你会发现开国功臣们支持在军中拥有实权及实绩的人物取代所谓皇位合法继承人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而自秦朝以来，汉民族所建立起的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在开国时期几乎总有一个皇帝是通过自己或旁人策划的篡夺行为得到的皇位，不是公然夺位就是逼使禅位，如秦二世取代扶苏，吕后杀恭立刘弘，曹氏取代刘氏，司马氏取代曹氏，隋文帝通过禅让夺位，隋炀帝杀隋文帝夺位，李渊逼恭帝逊位，李世民杀李建成、逼李渊逊位，武则天逼李旦禅位，朱温篡唐（五代十国的兵变政变层出不穷，不一一列举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牌加身，直到明成祖靖难（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嬴政杀成虫乔，赵光义的烛光斧影)……其中，自隋以下几个大一统的汉民族国家在开国时期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在军队中威望素著的人物在将领们的支持下轻而易举地取代所谓的正统权力者、成功篡夺权力的情况，隋炀帝、李世民、赵匡胤、明成祖，当他们意图夺取皇位后，很快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反对者完全是螳臂当车。”
总之，从太平天国之前1000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从一而终”的观念是不能代表历代开国武将们的普遍心理的，王位能者居之才是人心所向。就算帮助杨秀清夺位是超出石达开为人原则的事，也不能否认他两不相助同样“在情理之中”。
作者提供的另一个依据是布鲁图的选择，我认为这是更加牵强的——因为布鲁图这样选择了，所以石达开就必然会这样选择？事实是也有数不清的人处在布鲁图那样的地位上做了和他不同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同样是合乎情理的，何以见得石达开只有和布鲁图做同样的选择才是合乎情理的呢？
再说，布鲁图所面临的局面是，对于共和制度的维系来说，杀凯撒是有利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对太平天国来说，杀了杨秀清，让洪秀全掌权，弊端是明摆着的，太平天国的宗教神话会破灭一大半，而且失去一个优秀的众望所归的总理人材，洪秀全长期远离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人事，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有能力像杨秀清那样领导太平天国，相反，他激烈反对传统文化、坚持拆散家庭、自己后宫成群却反对别人母子、兄妹、公媳见面，这些不得人心的主张如果不是东王拥有天父传言的权力，恐怕还会一直持续下去。从后来的历史看，杨秀清带领太平天国从胜利从向胜利，洪秀全带领太平天国从失败走向灭亡，杨秀清生前，不论处境多么艰难，太平天国从未发生过将领临阵倒戈、军队献城投降，而自洪秀全掌权以后，太平天国的人心崩析一日未曾停止过。至于说杨秀清要篡位必定会引起广泛不满，这一厢情愿的想像，起码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倒是杨秀清被杀之后广大将士们普遍为他不平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杀杨秀清真是顺天应人，韦昌辉洪秀全也毫无必要大开杀戒。
除此之外，这个“情理之中”仅仅是把目光限定在作者自己的思路上的，它并没有能合理解释全部史料中与之矛盾的记载，没有能证明与之矛盾的记载都“不在情理之中”。而一个事实要成立，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有可靠的证据支持它的成立，二，所有与之矛盾的证据都可以被合理地反驳。
很遗憾，在作者的推论中，上述两者我都没有看到。关于石达开参与诛杨密议的证据，作者的依据只有“历史上有一些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做的”这种可能性，和既无明确来源又漏洞百出的《李秀成自述》。而关于石达开没有参与诛杨的反正，作者也未能合理解释，为什么除了《李秀成自述》的孤证之外，所有的记载都否认了石达开参与诛杨密议的可能？在权术斗争方面，李秀成并不比他同时代的人高明（他对太平天国前期高层领导人关系弄得一塌糊涂，在苏福省又轻易被地主们蒙骗，把奸细当成亲信），在立场方面，李秀成作为洪秀全的愚忠者并不比外国人甚至清廷的坐探们更客观（后者不需要特别偏袒任何一方），在知情权方面，李秀成又显然比不上杨辅清、韦俊以及其他天京事变的亲历者，在这种情况下，要说只有李秀成一个人看穿了真相，其他所有人都被蒙骗了，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吗？
我们之所以强调史料，是因为当时的人比我们更了解当时的情况，太平天国长期以用来做政治宣传的《天情到隶属》《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天父下凡诏书》，比布鲁图的行为更能说明太平天国的思想状况，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和判断力，除了来自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本身的记载的部份之外，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自己身处的时代的了解和判断力。所以身为历史研究者，只能在同样来自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记载中，寻找更为合理的真相，而没有立场超越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们的观察和思考，从其他时代随意选择一个片段，将其加诸在那个时代身上，这才是“将现代人的思维、想法强加于古人”。
作者回复：
为虾米星儿jj总是能码这么多字，亲个，回复在下一章。

……(全显)

所以，我感觉，石达开在被俘后替自己和天王隐瞒了很多真象。尤其他说天王为了想除掉东王的办法居然是用加封东王的办法刺激北王，这看起来不是很荒谬吗？以北王一向对东王的卑躬屈膝，他要是对加封东王毫无反应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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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石达开自述》并不亲笔自述，只是清吏根据审讯时的供词整理写成的，所谓的审讯，是审问者问一句，被审者答一句，然后清吏根据审问记录整理拼凑出一份供词来，这份供词并不需要按照审问的顺序做完整的整理，只需要按照清吏的需要，挑选出其中一部份内容进行重新组合即可。具体到《石达开自述》，传说当初的供词有四大本之多，但现在留存的自述只有少得可怜的一两页纸，薛福成提到的石达开品评清廷诸将帅的话连一句都没看到，删节篡改之多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肯定的是，《石达开自述》中有关天京事变原委的记叙明显存在重大错谬，自述说到石达开回京阻止杀戮，逃出天京之后，跟着就远征了，对于自己回京主政和被逼出京这一段完全没有提到。石达开本人没有理由故意这样说，骆秉章也没有理由故意这样改，所以最大的可能是石达开在供词中有关天京事变经过的叙述本身就是不是完整的、一次性的叙述，现在我们所见的内容，要么是清吏把石达开的几处零散叙述拼凑在一起，要么是把石达开有针对性地回答某个问题时所说的话改写成了不带针对性的叙述，要么就是石达开本来说了更多内容，但整理者有意或无意地只保留了一些片段。这些片段本身可能是时代的原话，但他们组合起来不一定就正确反映了石达开的原意——就像从自述中看石达开第一次从天京出逃后就开始远征了一样。
第二，石达开可以替自己隐瞒真相，但是他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替自己隐瞒真相，而事实是除了漏洞百出而且说不出消息来源的《李秀成自述》之外，来自太平天国、清方、外国人的亲历者与听闻者、官方或私人的全部记载都没有提到或暗示石达开可能参与了诛杨密议。更何况，如果杨秀清没有逼封，石达开没有理由要杀他，如果杨秀清曾经逼封万岁，那么石达开主张诛杨是完全正当的，他何须隐瞒？
一个人在说谎时，必定要考虑被揭穿的可能。石达开和洪仁玕、李秀成不一样，他死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洪秀全也没有死，他并不能预料到，太平天国和洪秀全在他死去一年之后就双双灭亡。洪仁玕、李秀成写自述，很多东西都是死无对证，因为当事人和相关人早就不在人世了，他们也知道，自己已经是太平天国一方高层中最后握有话语权的人。而石达开留下供词时，洪秀全，杨姓国宗，韦昌辉族人，秦日纲亲族，这些事件核心人物或相关者们还都活着。更何况，李秀成不是天京事变的当事人，就算被他写错了，充其量是个道听图说，算多大罪过？而石达开如果说谎，随时都有被知情人揭穿的可能，那只会损害他在天国的威信。
第三，北王对东王的卑躬屈膝只是假象，这一点不但敌人看得很清楚，东王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从来都没有完全信任过北王，石达开当然也不会不知道。说石达开和北王有密议，洪秀全有密诏给北王，不也是以洪秀全、石达开非但知道北王对东王严重不满，而且有把握北王只要有机会一定愿意杀东王为前提的么？如果没这个把握，洪秀全怎么敢下密诏给北王？石达开怎么敢跟北王密议？就不怕北王转身找东王告密去？洪秀全既然有把握北王接了密诏就会杀东王，为什么就不能把握北王不会坐视东王当上万岁呢？比起激一个早对东王存有杀机的人去杀东王来，一向精明过人的东王逼封万岁还不一槌定音，昭告全国，还留给洪秀全充分时间去反咬他一口，连必要的应变准备都没有做好，这种情节岂非更加荒谬得多？
第四，转载一段评论，“石达开全家都系韦昌辉所杀，洪秀全则是他至死都表明效忠的“我主”，即令石达开对洪有再多不满，照说也不至于在洪韦之间是韦非洪”——石达开如果要为自己打掩饰，他可以把全部罪责推到韦昌辉头上，也可以同时推给洪秀全和韦昌辉，他可以说是天王密诏韦昌辉杀杨，也可以说是韦昌辉自己去说服天王杀杨，但假如韦昌辉是主谋之一的话，他没有道理嫁祸洪秀全去替韦昌辉开脱吧？
对石达开来说，要撇清自己和天京事变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太平天国官方对天京事变的定性就是东王杨秀清遭人诬告陷害，东王被冤杀，韦昌辉借机谋逆。这不但是官方说法，而且也合情合理，重要的是，这种说法中本来就没有石达开的任何责任，不管它是不是全部的事实，至少应该石达开和洪秀全达成了默契之后才对外公布的，即使在石达开走后，洪秀全在公开场合也仍然保持了这种默契。石达开又什么必要，再另外编出一套谎言来，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呢？
第五，别的记载不说，《韦氏族谱》中对天京事变的记载是，洪秀全其毒心，谋害为首之人，既没有提逼封，也没有提密议，这也很说明问题。韦氏族谱中隐去了韦昌辉大开杀绝的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论是出于对杨秀清个人的厌恶，还是出于把尽人皆知的韦昌辉杀杨秀清的行为正义化的目的，韦家人都没有理由替杨秀清隐瞒“逼封”恶行吧？如果石达开和韦昌辉有密议在先，而且杨秀清有逼封万岁的行为，那么纵然石达开自己不说，韦昌辉的家人写的《韦氏族谱》中也同样没有理由不说。如果石达开事先和韦昌辉有密议在先，石达开事到临头不履行约定，反而在事后要求洪秀全杀掉韦昌辉，对韦家人来说，他才是借刀杀人的主谋——先借韦昌辉的刀杀了杨秀清，又借洪秀全的刀杀了韦昌辉，最后自己窃取了诛杨的利益外加仁义的美名，就算最后装出一点假仁假义来，韦家人也没有理由就此感恩戴德吧？而洪秀全，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是一直是反对杀韦昌辉的，最后是迫于石达开的压力下诏杀了韦昌辉。就算韦家人也恨洪秀全，怎么也不至于超过事先一手促成事后翻脸不认人的石达开吧？
就算韦家人觉得杀杨也是不光彩的事，为了替自己掩饰，把杨秀清逼封的事也一并抹去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不大，它和天京屠杀不同，《韦氏族谱》写的时候太平天国早就灭亡了，话语权完全在清王朝一侧，如果清王朝再延续个一百年，天京城里那点是是非非可能全都说不清楚了——比如说天京广场大屠杀究竟存在与否不就众说纷纭么？。可是杨秀清是被韦昌辉杀的这件事，再过一千年也不可能抹杀掉），那也没有道理替石达开掩饰天京事变的主谋者之一的角色吧？韦家人在族谱中，不说杨秀清，也不说石达开，把天京事变的责任完全归诸到洪秀全一个人的身上，这说明了什么？

……(全显)

抱歉，因为系统问题，有两个贴子发重了。

……(全显)

因为洪秀全的昏庸，他的作用被现代人贬低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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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苟同……从二十年前才发现的《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记载看，只能得出洪秀全的作用长期被拔高了的结论，事实上太平天国从最早的思想酝酿、到人员的发展、起义的筹备，洪秀全的作用都微乎其微，“天父天兄”的作用远比人们想象中大得多，洪秀全并不想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太平天国的奠基者和早期的实际领导人，只是渐渐被架空了权力，而是从一开始就很少参与起义的实际运作。
但在一百多年以前，君臣上下之分却是严格而森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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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王和西王可以动不动叫天王跪下来听训，甚至可以对天王打板子，而且这样的事还被公然写进出版物里，颁发给全体军民阅读，这只能说明在天父的权威面前，君臣上下之分是那么的模糊。

虽然有一个外国人报告说道：东王在□□中的作用大大胜过了天王，甚至让人怀疑是否有天王这个人的存在，他听到的只是众人交口称赞东王的功绩。但那些夸赞东王的人都普通的□□官员和士兵。作为起义开始时就加入领导核心，并由天王和冯云山以三顾茅庐的姿态请出来的石达开会在知道天王和东王之间的争斗后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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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镝非的文章：
“说是三顾茅庐，其实从口碑看，石达开和冯云山很有可能认识在先，说不定两人早已有约在先，洪秀全那次和冯云山一起去，石达开只是约践出山而已。洪秀全后来背弃冯云山，拉拢杨萧，石达开同样看在眼里，也说不定会有唇亡齿寒之感呢。
别忘了，“天父天兄”攫取领导权后，领导人的座次排列已需要由“天父天兄”传言决定，原来洪秀全冯云山发展的骨干曾玉珍，王为政，陈利等人都被彻底地排挤，不但排挤出了核心集团，而且始终没有得到重用。韦昌辉成为核心领袖也是萧朝贵一言而定的。所以，无论洪冯原来多么看好石达开，如果不能得到杨萧的认可一切就都是空谈。现存的《天兄圣旨》中完全找不到“天兄”将石达开接纳入核心领导集团的言论，因此这只能是“天父”传言决定的(这一时期的《天父圣旨》至今未发现)。从种种情况看，石达开极有可能是在金田团营时期才确定了核心领导人的地位，(从早期参与高层教务的频繁性和与杨萧的密切关系看此前，秦日纲甚至胡以晃的机会似乎都比石达开更大)，果真如此，便是杨秀清在筹备起（和谐）义的最后阶段一锤定音，确定了由石达开而不是秦日纲或胡以晃成为最后一位核心领导成员。
杨秀清摒弃派系之见（石达开和杨萧的政敌珠堂同在贵县，关系很好，所以一直是杨萧防范的对象），把石达开接纳进最高领导集团，对太平天国和石达开本人的意义都非同寻常，比起洪秀全只不过做了一个礼贤下士的姿态来，杨秀清对石达开的提携之恩和日后的信赖倚重才真正要实在得多了。”
尽管东王一向对他器重而礼遇，他难道会站在东王一边，作那个时代认为的谋逆之事，反对天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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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没有时代一说，讲的只有天意人心，对不甚理会邪教俚语的石达开来说，人心才是他最看重的。太平天国的人心是什么？是换个君主就违背天道，罪该万死吗？显然不是，太平天国自己就是谋逆其家的。在太平天国全部为了统一人心而进行的全部政治宣传中，你找不到任何可以把东王以天父之名取代天王地位的行为定性为“谋逆”的内容，连洪秀全自己，都从来不敢公开说东王谋逆，何况其他人？
而且，那些即便是夸赞东王的人，夸赞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以夸赞能干大臣的口气夸赞东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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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自然不是，对那些只知东王不知天王的人来说，夸赞东王有很大一部份和夸赞上帝的权能是同义，跟法国夸赞贞德是一样的。

……(全显)

一破江南大营之前，翼王来到天京城外准备会合四丞相之师合攻清军，韦昌辉应该也在此时遵照东王的诰谕入江西督师。这一来一去，他们都在天京城外，见面很方便，北翼是否见过面且达成了某种协议呢？。而且，在韦昌辉入江西之后，各位不要忘了，江西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翼贵丈黄玉琨，他在我假想的北翼联盟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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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江南大营虽说是石达开与秦日纲两军配合作战，但双方在战前是从不同方向进军，而且各自扎营，除了破围战的过程中之外，两军并没有会合过，这一点在敌人的军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李秀成自述》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打到一半才和翼王的部队会合的。
北翼在一破江南大营前后的行踪均有大量记载可攻考证，他们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都不存在会面的可能，这一点苏双碧考证得很清楚：
“但从时间上看，这种密议不论是在破江南大营之前还是在这之后都是不可能的。一八五六年上半年，石达开一直在江西安徽前线，没有和韦昌辉共处过。到五月十八日他才开始向天京方面转移，六月十八日到达天京周围，二十日，杨秀清、石达开、秦日纲三路大军同时向江南大营进攻，六月二十一日，清江南大营全溃，石达开协助解天京之围的使命结束。从解天京之围的整个战役来看，韦昌辉当时已不在天京，设若在天京，当不会不参加这次战斗的。

那么，韦昌辉六月份到底在那里呢？据记载，七月三日韦昌辉在安徽建德联合黄文金、胡鼎文军进攻饶州，如果进攻饶州是韦昌辉在江西首战，韦昌辉最迟也得在六月中旬以前就离开天京，因为，从天京到饶州，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大部队的行动至少得用十多天的时间，加上到达前线后作一些必要的准备，韦昌辉至少也得在破江南大营之前离开天京的。石达开到天京周围时韦昌辉己不在天京当是事实，这段时间，韦、石当不可能有什么“密议”。”
至于洪秀全的密旨，我感觉是有的，只不过发给北翼二人之后，北王先进入天京，后来者翼王把杀杨秀清的功劳让给了北王而已。至于他口供中所说的调解，设想他离开武昌到天京的时候如果误以为东王未死，以他对杨秀清的了解，以东王的个性，他能有调解的把握？能劝说东王不做万岁？他的确是只带了曾锦谦和张遂谋二人入城，但我感觉他的要去调解的应该是北王的滥杀无辜。而正因为他曾经与北王合谋，才会放松了警惕，只带两人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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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石达开从武昌前线撤军和东王被杀基本上是同时，不存在误以为如何的问题，那时连天京事变是否发生了都还不知道，他怎么就能料到东王一定会被杀，而北王一定会滥杀无辜呢？口头劝说东王的确没有把握，但不见得绝无可能（石达开对杀红了眼的韦昌辉还没有放弃口头劝说，对一向和他关系甚好的东王为什么不能），而不带军队，一旦东王没有被杀，他是除了劝说之外什么都做不到，却是一定的。第二，就算双方有协议在先，石达开事先没依照约定举兵诛杨，也没有依照约定杀死杨辅清等人，说好了共同进退，事到临头把风险和是非全都推给别人，自己躲在一边乘凉，最后再以一副正义姿态出现去横加指责，旁人可以被这种姿态迷惑，但韦昌辉秦日纲洪秀全都心知肚明，石达开自己背约在先，还会以为韦昌辉秦日纲洪秀全会把他当盟友？
而且，我感到所谓密旨到江西和武昌的时间，翼王接到密旨后比北王晚也很好解释。江西大半在太平天国的掌控下，送信自然顺利，翼王在之前经略江西的成果不是盖的。信使在江西，自然比在李续宾围困的武昌更加容易得到北王的行踪。因为当时武昌内外消息经常为敌军截获，翼王的救援人马因为情报无法内外之闻所以使得解救武昌屡屡挫败，之前的古隆贤六千人马救援武昌也是如此。（再一次感叹援镇时候陈玉成起到的关键作用）可以想像情势的危急。所以密旨到达的晚些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信使所要递送的是洪秀全的密旨，自然万分谨慎，不敢因为自己的疏忽让敌人捉去，而使得这场政变暴露在敌人面前。当时石达开在湖北和清军打的热火朝天，行踪不定，而所谓密旨，必须是当面送到本人手里的。当翼王接到密旨，心乱如麻中急忙班师回朝，受到敌军的追击，而导致了平生用兵所从未有过的撤退时的失败，也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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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不好解释。翼王接到密旨需要的时间肯定比北王长，要秘密从湖北赶回天京花的时间也肯定比北王长，这是天王可以预计的。如果他有意让北翼二王同时参与诛杨，那天给翼王下密旨的时间就应该比北王提早很多，至少应该计算好翼王回天京的大致时间，让北王在适当时候返回天京。可是，从太平军撤退之前的表现看，翼王在事先并没有做好撤退准备，武昌之战完全是打到一半突然中止的，这说明翼王是临时得到消息，仓促决定撤军的，也就是说他比北王晚得到消息最少半个月，如果再加上赶回天京需要的时间，那他回到天京至少也比北王晚了一个月了。天王不可能认为，北王的军队可以在天京成下潜伏一个月而不让东王察觉。如果说天京形势十万火急，已经等不急翼王行动了，那还发密旨给翼王，白白把他从武昌前线叫回来干什么？就算退一步说，精于算计的天王一时糊涂，连翼王回京需要比北王更长这种问题都没有考虑到，就下了两道密旨让他们回京诛杨，那他不可能不让翼王带军队回去吧？就算不写上“带军队回京”，那意思也是非常明显的，翼王不带军队回去，他拿什么诛杨？这不是公然抗旨么？如果说翼王早就接到了密旨，但直到听说韦昌辉滥杀无辜之前都没有参与的意思，那他匆匆忙忙从武昌前线撤退做何解释？
至于翼王保护杨辅清，据给出的资料是出自《太平天国野史》，这本书其中的资料是否是真的学术界一直存疑。当然杨辅清最终活的好好的，他光绪年间还闹腾了一把。但如果他的免于死亡出自翼王的保护，却也并不奇怪。因为杨辅清并不是杨秀清的嫡亲兄弟，二人之间根本没有血缘。而且我感觉翼王性格中理想主义的成分居多，这种人能当英雄，而作不成心狠手辣的枭雄。他认为杀杨是清君侧，而决定只诛首恶，胁从不问，等同于布鲁图的：我们是正义的执行者，而不是滥杀的屠夫，也不奇怪。至于忠王自述中说的，要诛杨连诛其兄弟三人与事实略微有些出入，也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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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说翼王是回京排解矛盾的并不只有《太平天国野史》，还有杨辅清本人的供词。当时天京陷落已经多年，天京事变的原委又不涉及清朝当事人的功过，完全没有必要篡改。第二，杨辅清和杨秀清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杨姓国宗中最重要的一位，而且跟东王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后来曾经多次向韦俊寻衅，是逼反韦俊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可见他是非常看重自己身为东王兄弟的立场的，甚至看重到了公私不分、株连仇恨的地步。第三，现在的问题不是翼王“同意杀杨而反对株连”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唯一记载了翼王参与密议的《李秀成自述》做出了这样的记载，如果这个记载不实，不但使《李秀成自述》的不实之处又增加了一个，而且这个不实之处和其他不实之处在方向性上是一致的——都是夸大东翼二王的矛盾、捏造翼王在诛杨事件中的不可能有过的做为。当一份记载中存在一些不实之处，这些不实之处存在不同的方向性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偶然的疏漏不周，但如果这些不实之处的方向性一致的话，就很难当成一种偶然了。
忠王自述，他和翼王无冤无仇，平白无故陷害他干什么，而且，就算是秦日纲或洪秀全对他说谎，往翼王身上泼污水，他难道不会自己分析下。他那么聪明，怎么会判断不出真假。到时候写自述的时候少写个翼王就很困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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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善于治国安邦的人不一定善于政治权谋，从忠王一生中的事迹中，好像都看不出他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高手。从前期看，我在引用的镝非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忠王对东王、西王、北王、翼王这些高层之间的关系不甚了了，西王机关算尽，好弄权柄犹在东王之上，而在《天兄圣旨》发现以前，人们一直根据自述的描绘，以为西王是一个忠贞无二的猛士，北王与西王早期过从甚密，是西王的心腹、左膀右臂，常喝西王如影随行，翼王则是西方忌惮、压制、排挤的对象，忠王却说翼王和北王在家过从甚密，可见他连公开发表的《天兄圣旨》里很明显能看到的情况都并不清楚。至于东翼二王的私人关系，杨辅清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忠王的记载同样与事实背道而驰。总之，《自述》中对太平天国前期高层关系记载的全盘错乱，只能说明忠王对这些情况的了解是有限的，判断力是错误很多的。
第二，从后期看，在苏福省，有些大地主表面大拍他的马屁，取得他的深信，背地里却一面跟清军勾结，出卖太平军情报，策划投敌献城，一面利用天国的政权只手遮天，祸害地方、在苏福省的一些地区被治理得欣欣向荣的同时，另外一些地方却窃取了政权的大地主们把持下竭尽所能地压榨农民，逼得一些清朝统治下都是顺民的农民们走投无路，造太平军的反，结果又被太平军所镇压……像这样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几乎都是生平最恨人“害民”的忠王眼皮子底下发生的。甚至在陈坤书查实了那些地主们和清军的勾结，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忠王却相信那些人的“恶人先告状’，不惩办叛徒，反而疏远有功的陈坤书……这些记载在太平天国后期苏南文人们的日记、笔记中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可以说，太平军在苏福省的失败，一半是军事上的失利，一半是被那些混进政权内部的地主们给出卖了，而忠王作为苏福省的最高领导人，对自己治下长期存在的这些情况，对地主们如此活跃频繁的损害天国利益的行为几乎无所察觉（忠王这个人可以容忍别人投敌，但害民之事他如果知道是绝不会姑息的），从这一点看，要蒙骗忠王也不是什么难事——从那些日记和笔记看来，地主们用的手段不过就是一有机会就溜须拍马，歌功颂德，外加送些礼物、美女联络感情，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招。
第三，忠王虽然跟翼王无怨无仇，但对天王却有愚忠、在忠王自述中，除了他本人和天王存在意见分歧的地方之外，其他地方但凡涉及天王的地方和史实有出入或隐晦都是有利于天王的，即以天京事变这件事来说，照忠王的说法，这件事天王从头到尾都不知情，完全是北王和翼王两个人的擅自行动，天王是完全清白的。纵观整个事件过程，实在匪夷所思。如果天王参与了诛杨事件的策划，那要么是天王为了替自己开脱把责任都推到翼王和北王身上，而忠王照单全收，要么是忠王为了替“主”掩饰而把责任转嫁到翼王身上。对忠王来说，是明知道天王的所为会葬送天国也会遵从，甚至不惜为之陪葬的人，对翼王不论怎样尊敬或感佩，是不可能跟他对天王的“忠”相提并论的。儒家人“为尊者讳，为贤者隐”，把某些人的责任转嫁给另外一些人，并不一定是因为对前者比后者更有好感。
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在当时留下所有官方或私人，所有太平天国、清方和外国人的记载中，除了忠王自述以外，不论是针对个人的或是针对舆论的记载中，都不存在说翼王参与了诛杨密议的。假定忠王没有蓄意转嫁责任，那要不是忠王被蒙骗了，就是杨辅清、韦俊和所有其他的记载者全都被蒙骗了。说忠王在政治权谋上聪明，至少从上面列举的事实中看不出来，但要说其他人全都傻子，那肯定是不成立了。
最后，镝非说过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忠王的自述是写给曾国藩看的，他在落笔过程中可能有过很多复杂的想法，但那终究只是一份供词。他不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身份去写这段历史的，也未必考虑要把这份供词写得如何公正、客观，他并不能预料到，一百年后，他的这份自述会因为是流传下来的屈指可数的太平天国第一手文献，而被后世史学家视为无可比拟的珍贵史料，甚至每一句话反复成为引经据典的来源。所以谣言也好，不完整的、容易引人误会的记载也好，甚至自己的偏见也好，他都照写不误。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忠王只有在确认自己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公正、客观、充分可信的之后下才落笔的。同理，忠王在写这样一份自述的时候，不愿意过多去批评作为太平天国象征的“主’——洪秀全，有为尊者讳的倾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既然诛杀了北王，把他打入地狱成为北孽，就必须树立他的对立面为正义，而已经死去的东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人总是喜欢把事物分成黑白两色，既然北王被定为邪恶，而全家被杀自然而然受到众人的同情的东王便成为了纯洁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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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能同意您的逻辑，把太平天国写成魔鬼的史料多不胜数，但这些史料并不总是把剿灭了太平天国的官军写成天使。第二，天京城内外，天国将士们为东王抱不平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些都是在北王权倾朝野是时发生的，而不是北王被杀之后才发生的。

……(全显)

虽然有一个外国人报告说道：东王在□□中的作用大大胜过了天王，甚至让人怀疑是否有天王这个人的存在，他听到的只是众人交口称赞东王的功绩。但那些夸赞东王的人都普通的□□官员和士兵。作为起义开始时就加入领导核心，并由天王和冯云山以三顾茅庐的姿态请出来的石达开会在知道天王和东王之间的争斗后怎么做？尽管东王一向对他器重而礼遇，他难道会站在东王一边，作那个时代认为的谋逆之事，反对天王吗？而且，那些即便是夸赞东王的人，夸赞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以夸赞能干大臣的口气夸赞东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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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三顾茅庐，其实从口碑看，石达开和冯云山很有可能认识在先，也说不定两人早已有约在先，洪秀全那次去，石达开只是约践出山。洪秀全后来背弃冯云山，拉拢杨萧，石达开同样看在眼里。更何况，比起洪秀全只是做了一个礼贤下士的姿态来，杨秀清对石达开的知遇之恩可要实在得多了。"那个时代认为的谋逆之事"? 武王伐纣，李唐灭隋，都被认为是顺天应人，太平天国干的就是谋逆，有什么不可为的？古人看重的是天意人心。对石达开这种不信邪教俚语的人来说，最看重的显然是人心。而太平天国的人心的基础是什么？是《天清道理书》《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天父下凡诏书》……太平天国所有进行的争取人心的政治宣传中，不存在任何能够否定东王取代天王的合法性的东西，洪秀全从始至终都不敢公开对东王用一个“篡”字，何况其他人？
一破江南大营之前，翼王来到天京城外准备会合四丞相之师合攻清军，韦昌辉应该也在此时遵照东王的诰谕入江西督师。这一来一去，他们都在天京城外，见面很方便，北翼是否见过面且达成了某种协议呢？。而且，在韦昌辉入江西之后，各位不要忘了，江西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翼贵丈黄玉琨，他在我假想的北翼联盟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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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江南大营虽说是石达开与秦日纲两军配合作战，但双方在战前是从不同方向进军，而且各自扎营，除了破围战的过程中之外，两军并没有会合过，这一点在敌人的军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李秀成自述》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打到一半才和翼王的部队会合的。
北翼在一破江南大营前后的行踪均有大量记载可攻考证，他们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都不存在会面的可能，这一点苏双碧考证得很清楚：
“但从时间上看，这种密议不论是在破江南大营之前还是在这之后都是不可能的。一八五六年上半年，石达开一直在江西安徽前线，没有和韦昌辉共处过。到五月十八日他才开始向天京方面转移，六月十八日到达天京周围，二十日，杨秀清、石达开、秦日纲三路大军同时向江南大营进攻，六月二十一日，清江南大营全溃，石达开协助解天京之围的使命结束。从解天京之围的整个战役来看，韦昌辉当时已不在天京，设若在天京，当不会不参加这次战斗的。

那么，韦昌辉六月份到底在那里呢？据记载，七月三日韦昌辉在安徽建德联合黄文金、胡鼎文军进攻饶州，如果进攻饶州是韦昌辉在江西首战，韦昌辉最迟也得在六月中旬以前就离开天京，因为，从天京到饶州，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大部队的行动至少得用十多天的时间，加上到达前线后作一些必要的准备，韦昌辉至少也得在破江南大营之前离开天京的。石达开到天京周围时韦昌辉己不在天京当是事实，这段时间，韦、石当不可能有什么“密议”。”
至于洪秀全的密旨，我感觉是有的，只不过发给北翼二人之后，北王先进入天京，后来者翼王把杀杨秀清的功劳让给了北王而已。至于他口供中所说的调解，设想他离开武昌到天京的时候如果误以为东王未死，以他对杨秀清的了解，以东王的个性，他能有调解的把握？能劝说东王不做万岁？他的确是只带了曾锦谦和张遂谋二人入城，但我感觉他的要去调解的应该是北王的滥杀无辜。而正因为他曾经与北王合谋，才会放松了警惕，只带两人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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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石达开从武昌前线撤军和东王被杀基本上是同时，不存在误以为如何的问题，那时连天京事变是否发生了都还不知道，他怎么就能料到东王一定会被杀，而北王一定会滥杀无辜呢？口头劝说东王的确没有把握，但不见得绝无可能（石达开对杀红了眼的韦昌辉还没有放弃口头劝说，对一向和他关系甚好的东王为什么不能），而不带军队，一旦东王没有被杀，他是除了劝说之外什么都做不到，却是一定的。第二，就算双方有协议在先，石达开事先没依照约定举兵诛杨，也没有依照约定杀死杨辅清等人，说好了共同进退，事到临头把风险和是非全都推给别人，自己躲在一边乘凉，最后再以一副正义姿态出现去横加指责，旁人可以被这种姿态迷惑，但韦昌辉秦日纲洪秀全都心知肚明，石达开自己背约在先，还会以为韦昌辉秦日纲洪秀全会把他当盟友？
而且，我感到所谓密旨到江西和武昌的时间，翼王接到密旨后比北王晚也很好解释。江西大半在太平天国的掌控下，送信自然顺利，翼王在之前经略江西的成果不是盖的。信使在江西，自然比在李续宾围困的武昌更加容易得到北王的行踪。因为当时武昌内外消息经常为敌军截获，翼王的救援人马因为情报无法内外之闻所以使得解救武昌屡屡挫败，之前的古隆贤六千人马救援武昌也是如此。（再一次感叹援镇时候陈玉成起到的关键作用）可以想像情势的危急。所以密旨到达的晚些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信使所要递送的是洪秀全的密旨，自然万分谨慎，不敢因为自己的疏忽让敌人捉去，而使得这场政变暴露在敌人面前。当时石达开在湖北和清军打的热火朝天，行踪不定，而所谓密旨，必须是当面送到本人手里的。当翼王接到密旨，心乱如麻中急忙班师回朝，受到敌军的追击，而导致了平生用兵所从未有过的撤退时的失败，也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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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不好解释。翼王接到密旨需要的时间肯定比北王长，要秘密从湖北赶回天京花的时间也肯定比北王长，这是天王可以预计的。如果他有意让北翼二王同时参与诛杨，那天给翼王下密旨的时间就应该比北王提早很多，至少应该计算好翼王回天京的大致时间，让北王在适当时候返回天京。可是，从太平军撤退之前的表现看，翼王在事先并没有做好撤退准备，武昌之战完全是打到一半突然中止的，这说明翼王是临时得到消息，仓促决定撤军的，也就是说他比北王晚得到消息最少半个月，如果再加上赶回天京需要的时间，那他回到天京至少也比北王晚了一个月了。天王不可能认为，北王的军队可以在天京成下潜伏一个月而不让东王察觉。如果说天京形势十万火急，已经等不急翼王行动了，那还发密旨给翼王，白白把他从武昌前线叫回来干什么？就算退一步说，精于算计的天王一时糊涂，连翼王回京需要比北王更长这种问题都没有考虑到，就下了两道密旨让他们回京诛杨，那他不可能不让翼王带军队回去吧？就算不写上“带军队回京”，那意思也是非常明显的，翼王不带军队回去，他拿什么诛杨？这不是公然抗旨么？如果说翼王早就接到了密旨，但直到听说韦昌辉滥杀无辜之前都没有参与的意思，那他匆匆忙忙从武昌前线撤退做何解释？
至于翼王保护杨辅清，据给出的资料是出自《太平天国野史》，这本书其中的资料是否是真的学术界一直存疑。当然杨辅清最终活的好好的，他光绪年间还闹腾了一把。但如果他的免于死亡出自翼王的保护，却也并不奇怪。因为杨辅清并不是杨秀清的嫡亲兄弟，二人之间根本没有血缘。而且我感觉翼王性格中理想主义的成分居多，这种人能当英雄，而作不成心狠手辣的枭雄。他认为杀杨是清君侧，而决定只诛首恶，胁从不问，等同于布鲁图的：我们是正义的执行者，而不是滥杀的屠夫，也不奇怪。至于忠王自述中说的，要诛杨连诛其兄弟三人与事实略微有些出入，也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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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说翼王是回京排解矛盾的并不只有《太平天国野史》，还有杨辅清本人的供词。当时天京陷落已经多年，天京事变的原委又不涉及清朝当事人的功过，完全没有必要篡改。第二，杨辅清和杨秀清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杨姓国宗中最重要的一位，而且跟东王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后来曾经多次向韦俊寻衅，是逼反韦俊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可见他是非常看重自己身为东王兄弟的立场的，甚至看重到了公私不分、株连仇恨的地步。第三，现在的问题不是翼王“同意杀杨而反对株连”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唯一记载了翼王参与密议的《李秀成自述》做出了这样的记载，如果这个记载不实，不但使《李秀成自述》的不实之处又增加了一个，而且这个不实之处和其他不实之处在方向性上是一致的——都是夸大东翼二王的矛盾、捏造翼王在诛杨事件中的不可能有过的做为。当一份记载中存在一些不实之处，这些不实之处存在不同的方向性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偶然的疏漏不周，但如果这些不实之处的方向性一致的话，就很难当成一种偶然了。
忠王自述，他和翼王无冤无仇，平白无故陷害他干什么，而且，就算是秦日纲或洪秀全对他说谎，往翼王身上泼污水，他难道不会自己分析下。他那么聪明，怎么会判断不出真假。到时候写自述的时候少写个翼王就很困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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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善于治国安邦的人不一定善于政治权谋，从忠王一生中的事迹中，好像都看不出他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高手。从前期看，我在引用的镝非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忠王对东王、西王、北王、翼王这些高层之间的关系不甚了了，西王机关算尽，好弄权柄犹在东王之上，而在《天兄圣旨》发现以前，人们一直根据自述的描绘，以为西王是一个忠贞无二的猛士，北王与西王早期过从甚密，是西王的心腹、左膀右臂，常喝西王如影随行，翼王则是西方忌惮、压制、排挤的对象，忠王却说翼王和北王在家过从甚密，可见他连公开发表的《天兄圣旨》里很明显能看到的情况都并不清楚。至于东翼二王的私人关系，杨辅清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忠王的记载同样与事实背道而驰。总之，《自述》中对太平天国前期高层关系记载的全盘错乱，只能说明忠王对这些情况的了解是有限的，判断力是错误很多的。
第二，从后期看，在苏福省，有些大地主表面大拍他的马屁，取得他的深信，背地里却一面跟清军勾结，出卖太平军情报，策划投敌献城，一面利用天国的政权只手遮天，祸害地方、在苏福省的一些地区被治理得欣欣向荣的同时，另外一些地方却窃取了政权的大地主们把持下竭尽所能地压榨农民，逼得一些清朝统治下都是顺民的农民们走投无路，造太平军的反，结果又被太平军所镇压……像这样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几乎都是生平最恨人“害民”的忠王眼皮子底下发生的。甚至在陈坤书查实了那些地主们和清军的勾结，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忠王却相信那些人的“恶人先告状’，不惩办叛徒，反而疏远有功的陈坤书……这些记载在太平天国后期苏南文人们的日记、笔记中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可以说，太平军在苏福省的失败，一半是军事上的失利，一半是被那些混进政权内部的地主们给出卖了，而忠王作为苏福省的最高领导人，对自己治下长期存在的这些情况，对地主们如此活跃频繁的损害天国利益的行为几乎无所察觉（忠王这个人可以容忍别人投敌，但害民之事他如果知道是绝不会姑息的），从这一点看，要蒙骗忠王也不是什么难事——从那些日记和笔记看来，地主们用的手段不过就是一有机会就溜须拍马，歌功颂德，外加送些礼物、美女联络感情，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招。
第三，忠王虽然跟翼王无怨无仇，但对天王却有愚忠、在忠王自述中，除了他本人和天王存在意见分歧的地方之外，其他地方但凡涉及天王的地方和史实有出入或隐晦都是有利于天王的，即以天京事变这件事来说，照忠王的说法，这件事天王从头到尾都不知情，完全是北王和翼王两个人的擅自行动，天王是完全清白的。纵观整个事件过程，实在匪夷所思。如果天王参与了诛杨事件的策划，那要么是天王为了替自己开脱把责任都推到翼王和北王身上，而忠王照单全收，要么是忠王为了替“主”掩饰而把责任转嫁到翼王身上。对忠王来说，是明知道天王的所为会葬送天国也会遵从，甚至不惜为之陪葬的人，对翼王不论怎样尊敬或感佩，是不可能跟他对天王的“忠”相提并论的。儒家人“为尊者讳，为贤者隐”，把某些人的责任转嫁给另外一些人，并不一定是因为对前者比后者更有好感。
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在当时留下所有官方或私人，所有太平天国、清方和外国人的记载中，除了忠王自述以外，不论是针对个人的或是针对舆论的记载中，都不存在说翼王参与了诛杨密议的。假定忠王没有蓄意转嫁责任，那要不是忠王被蒙骗了，就是杨辅清、韦俊和所有其他的记载者全都被蒙骗了。说忠王在政治权谋上聪明，至少从上面列举的事实中看不出来，但要说其他人全都傻子，那肯定是不成立了。
最后，镝非说过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忠王的自述是写给曾国藩看的，他在落笔过程中可能有过很多复杂的想法，但那终究只是一份供词。他不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身份去写这段历史的，也未必考虑要把这份供词写得如何公正、客观，他并不能预料到，一百年后，他的这份自述会因为是流传下来的屈指可数的太平天国第一手文献，而被后世史学家视为无可比拟的珍贵史料，甚至每一句话反复成为引经据典的来源。所以谣言也好，不完整的、容易引人误会的记载也好，甚至自己的偏见也好，他都照写不误。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忠王只有在确认自己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公正、客观、充分可信的之后下才落笔的。同理，忠王在写这样一份自述的时候，不愿意过多去批评作为太平天国象征的“主’——洪秀全，有为尊者讳的倾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既然诛杀了北王，把他打入地狱成为北孽，就必须树立他的对立面为正义，而已经死去的东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人总是喜欢把事物分成黑白两色，既然北王被定为邪恶，而全家被杀自然而然受到众人的同情的东王便成为了纯洁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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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能同意您的逻辑，把太平天国写成魔鬼的史料多不胜数，但这些史料并不总是把剿灭了太平天国的官军写成天使。第二，天京城内外，天国将士们为东王抱不平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些都是在北王权倾朝野是时发生的，而不是北王被杀之后才发生的。

……(全显)

一破江南大营之前，翼王来到天京城外准备会合四丞相之师合攻清军，韦昌辉应该也在此时遵照东王的诰谕入江西督师。这一来一去，他们都在天京城外，见面很方便，北翼是否见过面且达成了某种协议呢？。而且，在韦昌辉入江西之后，各位不要忘了，江西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翼贵丈黄玉琨，他在我假想的北翼联盟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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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江南大营虽说是石达开与秦日纲两军配合作战，但双方在战前是从不同方向进军，而且各自扎营，除了破围战的过程中之外，两军并没有会合过，这一点在敌人的军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李秀成自述》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打到一半才和翼王的部队会合的
北翼在一破江南大营前后的行踪均有大量记载可攻考证，他们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都不存在会面的可能，这一点苏双碧考证得很清楚：
“但从时间上看，这种密议不论是在破江南大营之前还是在这之后都是不可能的。一八五六年上半年，石达开一直在江西安徽前线，没有和韦昌辉共处过。到五月十八日他才开始向天京方面转移，六月十八日到达天京周围，二十日，杨秀清、石达开、秦日纲三路大军同时向江南大营进攻，六月二十一日，清江南大营全溃，石达开协助解天京之围的使命结束。从解天京之围的整个战役来看，韦昌辉当时已不在天京，设若在天京，当不会不参加这次战斗的。

那么，韦昌辉六月份到底在那里呢？据记载，七月三日韦昌辉在安徽建德联合黄文金、胡鼎文军进攻饶州，如果进攻饶州是韦昌辉在江西首战，韦昌辉最迟也得在六月中旬以前就离开天京，因为，从天京到饶州，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大部队的行动至少得用十多天的时间，加上到达前线后作一些必要的准备，韦昌辉至少也得在破江南大营之前离开天京的。石达开到天京周围时韦昌辉己不在天京当是事实，这段时间，韦、石当不可能有什么“密议”。”

……(全显)

比如说他贴在参护厅门口的对联，“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比如说他出的考试题目“四海之内有东王”。真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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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卫东王早作人王”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希望太平天国早日统一，东王早日成为真正的“永安封王诏”中写的那个“主东方各国”的人王，而不只是江南一隅之地的王，你可以说这对联不够检点，容易让人产生臆测，但要说它就能昭示东王篡位之心，就未免有些欲加之罪。石达开王府的对联中也有“翼戴著鸿猷,合四海之人民齐归掌握”的句子，难道这就能理解成石达开想把天下人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么？根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题都是由天王洪秀全亲自出的，“四海之内有东王”当然也和“翼化似春润”一样，是出自天王手笔。
后来，在网上找资料，看有关天京之变的帖子。尤其是翼王坪的文章，从时间，地点。及东王翼王的性格都给出了具体而详细的分析。它试图说明，翼王在天京之变中毫不知情。而且在这次搜寻中，我也比以前了解了翼王，对他的观感完全改变，并十分倾佩其为人。这时候，铁一样的证据摆在眼前，我也曾经产生了迷惑，但心中却总有一个声音在反对着，我总是不肯相信石达开在天京之变中就是清白如纸的。因为我相信翼王的智慧，他是那么聪明，不会对这场阴谋事先一无所知，而只是在天京之变后才乍然听闻，急急跑入天京进行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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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东王逼封万岁，石达开参与策划诛杨是名正言顺的，没有任何“不清白”可言，反之,石达开更没有要诛杀东王的理由。第二，连执耳目众多，权谋过人的东王杨秀清尚且猝不及防，一朝授首，石达开为何不能猝不及防？第三，如果石达开事先知情，一没有对武昌军事做统筹考虑，解围战打到一半突然主帅走人军队撤退，不但先前的努力付诸东流，还让部队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二没有在进天京前预留好退路，搞得自己九死一生，全家被杀，以致于到了被迫向洪秀全发出最后通牒使君臣关系严重恶化的局面，您这是夸赞翼王的智慧，还是骂他无谋呢？
东王逼洪秀全封其万岁是在破江南大营之后。网友用很多事实都阐明了在逼封万岁之后，天京之变之前，北王和翼王并没有合谋的时间。因为他们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是不可能碰面的。但破江南大营只是一个诱因，在这之前，东王想当万岁的野心可不是在这次胜利后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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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现存所有史料之中，唯一一份指出翼王参与诛杨密议的记载，清楚地指出了“密议”时间是“破江南大营之后”，其他全部涉及天京事变原委的史料，没有一份提及或暗示了石达开参与了“密议”的可能，说石达开和韦昌辉早在一破江南大营之前就有密议，可以说完全是凭空想象，得不到任何一则史料的证明。
这之前，东王想当万岁的野心可不是在这次胜利后才有的。虽然逼封万岁是天京之变的起因，但却是积聚在太平天国高层之间矛盾的总爆发，正所谓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之前，东王的所作所为都直指着这个夺权的目的。比如说他贴在参护厅门口的对联，“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比如说他出的考试题目“四海之内有东王”。真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连清朝混入天京的间谍也在事变之前推测出将有内讧的正确情报，我不信翼王会对此一无所知，并看不出杨秀清想取代洪秀全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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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事实”是两回事，天国可能有内讧发生，不代表这个内讧就必定是在1856年大破江南大营之后，由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引起来的，也不代表石达开就仅仅会因为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现实、也许永远都没有机会变成现实（说不定在杨秀清想动手之前洪秀全已经一命归西了呢）的可能去计划谋杀东王。
所谓的上帝教只不过是借助了一个西方宗教的形势，它的思想却还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和法家综合。试想，一群受过千年封建熏陶的农民能轻而易举的接受现代人公平竞争，能者上的职场思想？皇帝，也就是天王的位置可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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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思想当然不是什么现代人公平竞争的，但也不是什么“中国传统的儒家和法家综合”，它是由太平天国官方自1844年紫荆传教到1856年东王被杀的这十二间的宗教宣传，是以十款天条，《天情道理书》《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天父下凡诏旨》等一系列官方明文发布的以天父天兄之权能为核心的神权至上思想所统治的，在这个体系里，天王之位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于天父的安排。
在看太平天国的有关资料时，我曾经看到过，东王趾高气扬，坐着四十八抬的大轿出入。可以想像那种情形肯定非常遭人厌恶。而且他飞扬跋扈，经常以天父下凡随便责罚□□的高级官员，石达开会认为他做得对？他尽管能力肯定要胜过洪秀全，但如果他登上了天王的宝座，真的能团结上下一心，能成为一个好领导？石达开冷眼旁观，心中有这个确信吗？东王作为一个臣的时候，石达开固然以大局为重，处处容忍，但如果他想成为君，石达开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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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爱摆排场是上下一体的，按规定连一个两司马也可以坐乘四人轿，四十八抬大轿也好，依仗也好，都是《太平礼制》在制度上的明文规定，东王并没有僭越。东王是经责罚□□的高级官员，可是，也有很多□□的高级官员，在犯了天条甚至死罪之后，因为只是一时失足而被东王所宽赦，有时他也能变向纠正自己的错误（比如黄玉昆的事），被天父打过板子的官员虽多，可东王自己也一样被天父打过板子，而被他责罚过的黄玉昆、林启容等人，在敌人眼里都是他的死党。至于“天父下凡”，从显存《天父下凡诏书》和《天父圣旨》的记载看，绝大多数都是赏罚分明、顺应人心的，他肯定儒家传统，
解散女馆，允许男婚女嫁，匡正天王的暴戾与偏信，劝说天王注意幼主的教育，惩罚自己的初处事不公……反观天王洪秀全，当初入广西传教，才发展了一百多个教众就对前途失望，跟冯云山大吵一架之后跑回老家，后来看到冯云山发展了二千多会众和一大批骨干，而且用了自己的家名义，才又兴冲冲地加入进来。不久之后冯云山被捕，他又脚底抹油，大半年不见踪影，拜上帝会群龙无首，摇摇欲坠，这才有了杨秀清、萧朝贵代天传言，力挽狂澜。冯云山出狱之后，杨、萧二人把持会众大权，安排洪、冯到各处避风头，洪秀全更无从参与起义的大部份筹备……到进天京之后，洪秀全更是埋首深宫，不问政务，天国大小臣工中，除了天父下凡时之外，只有东王、北王、翼王三个人可以上金龙殿觐见天王，秦日刚封王后上了一次金龙殿，还是特别恩典，下不为例，他自己娘娘成群，却不准将士们男婚女嫁，甚至连夫妻、母子、公媳见面要禁止（而东王先是劝说天王允许夫妻、母子、公媳定期会面，后来又借天父名义下来解散女馆、恢复家庭）……试问这样一个深居简出，不问士卒疾苦的天子，凭什么去团结人心？从后来的历史看，大力支持诛杀东王的人，不是东王生前竭尽阿谀逢迎的小人，就是大屠杀的带头人，没有一个正直公正的天国高级将领公开表示过支持诛杨，相反，东王死后从天京城内到各地战场到处都是为东王叫屈、不平之声。现存各地清军的军报，几乎众口一词说，石达开麾下各部太平军都要为东王报仇，虽然这个说法可能带有臆测成份在内，但也足以说明全军上下都对于东王之死抱不平，如果全军都认为杀东王是应该的，就算猜也猜不出“要为东王报仇”这种事情。事实摆在眼前，东王生前，太平天国不论形势好坏，从没发生过一次高级将领阵前倒戈，部队集体投敌的事件，而这样的事，在东王死后却一再发生。石达开走后，洪秀全如愿以偿掌握了天国的大权，太平天国的人心团结得怎样？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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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不能将现代人的思维、想法强加于古人，而应像陈寅恪所说的，对古人抱有“了解之同情”。所以我们不能因现在对天京事变的评价而想当然的把心目中具有伟大人格的石达开与之撇清。在天京事变发生之前，也就是密谋的时候，这是一场绝对正义的行动，正如小驴子所分析的，翼王参与也在情理之中，不用因此讳言。至于事情后来的演变，相信也超出翼王的预料与控制范围。对天京事变的定性，已经是在翼王杀北王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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