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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第十章 京城-李文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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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凤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生下了禄哥儿。
她总觉得禄哥儿很无辜,虽然她知道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就像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当雪崩来临时,没有哪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禄哥儿这一生,的确过得比许多同龄人更艰辛,也更坎坷。
其实,当年在把弟弟——也就是后来的禄哥儿——交到杨宝琴手上那一刻,杨宝凤就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小儿子了,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心底里。
杨宝凤明白,禄哥儿是她被王吉途胁迫那段日子里的产物,那种种过往纯粹是形势所迫,被逼无奈,她一个弱女子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当时真的别无选择。
现在既然已经时过境迁,从此她就不能再以母亲的身份牵绊着禄哥儿了。那样做既对不起杨宝琴,毕竟杨宝琴才是今后继续抚养禄哥儿的那个人;也对不起罗树,毕竟罗树才是她唯一的名正言顺的儿子。
但当杨宝凤看到弟弟真的变成了禄哥儿,户口本上的大名叫了李文禄,成了杨宝琴的长子,她的心里还是隐隐有那么一丝惆怅。尤其在她看见禄哥儿搂着杨宝琴的脖子叫娘的时候,这种惆怅每每就会化作尖刺,狠狠地刺痛她的心,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去那几年她为了禄哥儿受下的种种委屈,尤其是她在县医院生他时遭过的那些罪。
不过,幸好理智尚存,杨宝凤一直把这番心思掩藏得严严实实,从不许它露出半点儿端倪。
禄哥儿被送给杨宝琴做养子那年才两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宝凤都有意回避他。她在县中学工作,和马永康新组成的家庭也安在县城,要是没什么特殊的事儿,两人通常逢年过节才偶尔回两边的老家看看。直到1967年,杨宝凤从县中学退了职,与马永康离了婚,一个人回到杨家屯,才终于又每天都能看见禄哥儿。但那时候,禄哥儿已经长成一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了。
从县中学退职回到杨家屯那天,杨宝凤听到的第一条新闻就是进宝死了。
说是新闻,其实早就不新了。
“……他是今年正月里没的,死了都大半年了。”杨宝琴神神秘秘地说。
当时全家人正围着炕桌吃晚饭,炕桌还是早先那张红木炕桌,正中央摆着一个很大的灰色铸铝盆,盆上盖了秫秸编的盖帘,盖着半盆热气腾腾的棒子面大饼子,每人面前放着一只粗瓷碗,碗里盛着萝卜粉条汤。公社的粮食加工厂磨面很粗糙,贴的饼子即使嚼碎了也拉嗓子,得就一口热汤才能咽下去,因此满桌都是嗦啰嗦啰的喝汤声。
杨宝凤正要问个究竟,不料,一向脾气和顺的黄氏很少见地发怒了:“那种不得善终的下作坯子,在饭桌子上提他做什么?你不嫌晦气,我还嫌呢。大饼子都堵不住你的嘴?”
杨宝琴顿时就没了声。
杨宝凤心里却越发好奇——进宝那样一个人,怎么会不得善终呢?
其实,进宝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杨宝凤从来也没搞清楚过。
但进宝之所以能住在杨家屯,却完全是因为杨宝凤的缘故。
想当年,进宝原是罗根生家里的仆人。罗家沟闹瘟疫之后,人几乎死光了,罗家除了他,只剩了杨宝凤母子俩。
杨宝凤带着罗树,坐着进宝赶的驴车逃回杨家屯。好不容易逃出来,进宝也不打算再回罗家沟了。但是,杨家只有一间屋,住的还都是女眷,根本没地方收留他。杨宝凤思来想去,最终把他和他赶的驴车都送给了村里一位堂伯。他在那家里算是长工,仍旧赶车为生。
解放后,进宝的阶级成分毫无争议地被划成了贫雇农——农民中最光荣的一种,顺利分到了一间房子和两亩地。
但进宝从小就是个跛子,根本干不了地里的农活儿。幸好没过多久,村里先实行了合作化,接着成立了人民公社,田地都公有了。进宝就当上了公社饲养员,在村西头的公社养猪场里负责喂猪。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进宝除了一直没娶上媳妇之外,其他一切都还好。
但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整天跛着一条腿拌猪食、扫猪舍的进宝,竟闹得杨宝凤从县中学退了职,被遣返回了原籍。
其实,自从被王吉途带进县城那年起,杨宝凤在杨家屯的名声就一直不好。但这也仅限于村里人背地里嘁嘁喳喳,没人站出来当面指责她什么。毕竟解放前她就应聘在县中学教书,解放后直接变成了有正式编制的人民教师,算是国家干部,有城里户口,挣工资,住公房,吃商品粮,这些都令村里人羡慕得很。
不过就是一些风言风语罢了,村里人爱传就传吧,反正平时也不住在村里,还能怎样呢?那些年,杨宝凤总是这么漫不经心地想。
她之所以能这样漫不经心,是因为她知道,除了进宝,杨家屯没别人亲眼见过她在县城里跟王吉途在一起;除了黄氏和杨宝琴,更没别人确切地知道禄哥儿其实是她和王吉途的孩子。在她心里,黄氏、杨宝琴和进宝都是绝对不会出卖她的人。
然而,事与愿违了。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刚开始没多久,不知怎么一来,平时老实巴交的进宝就变了,整天跟一群戴着红袖标的半大孩子们混在一起,一来二去,居然成了他们的头头,带着这帮人风风火火地破旧立新,搞大批判,满村子揪牛鬼蛇神出来批斗。
杨家屯是个小地方,乡里乡亲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解放前几经战乱,原有的几家富户早就都折腾穷了。整个村子里,扳着手指头也凑不齐一巴掌货真价实的地富反坏右。但运动还得轰轰烈烈地搞,于是,令人惊掉下巴的一幕出现了——有一天,杨家屯大队部的土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杨宝凤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臭姘头”,检举人就是进宝。
杨宝凤当时还在县城里,杨家屯生产队就给她开了一场缺席的批斗会。
杨宝琴一听说进宝在带着村里人批斗她妹子,当时就急眼了,冲进会场要与进宝理论。不料,她刚一踏进大队部的门,就被进宝手下的几个小将掀翻在地,皮带、棍子、红缨枪没轻没重地一齐招呼,瞬间就把她打得昏了过去。
批斗会上,主要作证的人当然还是进宝。他把当年送杨宝凤去县城的事说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由不得大伙儿不信。
没过几天,又有人跳出来质疑禄哥儿的身世,说他是杨宝凤和国民党反动派私生的狗崽子。
幸好杨宝琴被打伤后一直卧病在家,整天昏睡不醒。进宝那伙人一来,就看见黄氏、福姐儿和禄哥儿围着直挺挺躺在炕上的杨宝琴哭,仿佛人马上就要不行了。再加上黄氏按照杨宝凤当年和她们约定的,坚称禄哥儿是解放前在县城里拣回来的流浪儿。禄哥儿也很机灵,说自己依稀还记得一些幼年时流浪的经历。几番折腾也没什么收获,进宝那伙人觉得无趣,就作罢了。
但是,杨宝凤的事情很快就被上报到了县里。那时县中学已经停课闹革命了,于是,挨批斗就成了杨宝凤的家常便饭,最终害得她和马永康离了婚,从县中学退了职,连人带户口都被遣返回了杨家屯。
在回乡的路上,杨宝凤还忿忿地想着见了进宝要怎样与他理论一番,因此,乍闻进宝的死讯,她的心情比谁都复杂。
吃过晚饭,黄氏身上不舒坦,早早就睡下了。福姐儿在外屋刷锅洗碗。杨宝凤就坐到杨宝琴身边,凑在她耳边悄悄问:“姐,你接着说,进宝是怎么没的?”
“掉进井里淹死的。”杨宝琴对妹子耳语,说罢还用力点了一下头。
杨宝琴自从被进宝那伙人打昏了之后,过了好多天才完全清醒过来,但右半边胳膊和腿从此都不如从前灵活了,走路时一拐一拐的,右边的眼角和嘴角也有点儿歪斜,因此刚才这一点头的意思就更加明显——看吧,恶有恶报。
“谁家的井啊?”杨宝凤低声问。
“谁家的也不是,是养猪场院子里那口井。他平常不是总从那井里往外拎水么,可能是冬天井台上冻冰了,他腿脚又不利索,脚底下一滑,扑通一下子就栽进去了,当时也没人看见,就淹死了。”杨宝琴顿了一下,又哼了一声,接着说道,“可巧的是,那时候是正月,大伙儿都在家里过年呢。进宝光棍一条,也没什么亲戚跟他走动,所以直到出了正月才被人看见。听当时捞他的那帮人说,他都快烂在井里了,连捞粪的笊篱都用上了,好不容易才全捞出来,根本看不出人模样了。他要是掉在别处的井里,早就被人发现了,但那井是在养猪场里头啊,大伙儿其实也早就闻着味儿了,还都以为是猪粪臭呢……”
杨宝琴歪着嘴角笑了一笑,语调里充满了恶有恶报的快慰感,隔了好一会儿,才发觉杨宝凤一直没言语,仔细一看,却见杨宝凤的目光直直的,仿佛投向了不知所踪的虚空之中。
其实,杨宝琴的这番话,让杨宝凤蓦地想起了光复街上她和禄哥儿住过的那栋宅子。
当年她和禄哥儿离开后,张嫂和赵妈就死在那栋宅子里,据说也是过了好多天,邻居们都闻到不好的味道了,才报了警。那时候时局动荡,没人有心思调查这样的事。但杨宝凤心里明白,那一定是王吉途干的。他这么做,只是想尽最大可能保全他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禄哥儿。
想到这儿,杨宝凤把目光投向禄哥儿,只见他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墙角的一条板凳上,也正在偷眼看着她和杨宝琴,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两只手骨节粗大,不安地互相搓着,那副样子,让杨宝凤猛打了一个激灵。
平生头一遭,杨宝凤在禄哥儿年轻的面庞下清晰地看到了王吉途的影子,那是一个他从未理解过的男人,从未向她敞开过心扉。而就在禄哥儿此刻坐的那条板凳下面,在墙角那块青砖底下的泥土里,埋藏着他当年留给儿子的三根金条。
那一瞬间,杨宝凤深切地感受到了血脉传承的力量。
从未参与过禄哥儿成长过程的王吉途,已经被禄哥儿遗忘在岁月背后的王吉途,是否从一开始就把他对儿子的影响融入了禄哥儿的血脉里?
进宝真是自己不小心落水的吗?
那时间,那地点,一切真有那么凑巧吗?
角落里,禄哥儿仍静静地看着她和杨宝琴,目光平静而决绝。
杨宝凤就明白了,她永远也不可以向禄哥儿去求证进宝之死的真相。
否则就是犯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