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玻璃瓶》陈踱

2、第 2 章

　　我和支维安的人生本该是没有交集的。

　　而一家生意惨淡的咖啡馆把我们联系了起来。

　　我是周三下午唯一的店员，他是周三下午唯一的常客。

　　他是个安静的客人，大多数时候只是对着笔记本回英文邮件。

　　我偷看过两眼，share acquisition是股权收购，hostile takeover是恶意收购，Black Knight是黑衣骑士。偷看到的都是我似懂非懂的词汇。

　　我问过隔壁宿舍的张荷，她学的是金融，根据我提供的词汇告诉我：“大概你这个客人是做投行的。”

　　我说：“好，谢谢。”也不再多问，因为还要回去看书。

　　我每天允许自己想起他的时间是十五分钟，平均分布在我下午背书休息的时候和晚上刷牙洗脸的时间里。

　　周三除外，我慷慨地给了自己偷看他二十分钟的时间。

　　在我复习我最讨厌的《法理学》和《法律逻辑学》的中间。

　　周三是我固定复习我最讨厌的课程的时候，因为这一天支维安会来。

　　我病逝的父亲很早就教过我，小孩不能只吃糖，会蛀牙，也不能只吃苦，会胃疼，有苦有甜才能活得好，长得壮。

　　所以我用这位外表出色得不像话的客人来平衡我当时过分清苦的苦读生涯。

　　周三我们会讲四句话：“一杯美式。”“好的。”“您的咖啡。”“谢谢。”

　　永远是这四句话，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差。

　　我想象过我们的第五句话，在背单词背得实在很想把书扔掉的时候。

　　我想象有天下雨，他会问我借一把伞。我会慷慨地把我的伞借给他，然后浑身湿透像落汤鸡一样回学校，总算是为我的单恋实实在在做了一点事。

　　可我后来发现下大雨的时候他有司机和秘书来接，秘书撑开一把二十四骨的大黑伞，比我那把超市购物赠送的透明塑料伞足足大了两倍。

　　我也没想到，我们的第五句话却是以一种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情况发生的。

　　当时他把一份合同扔在柜台上，说：“你把它签了，这家咖啡店就是你的了。”

　　那是一份转让协议。

　　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的客人，突发奇想送了我一间咖啡馆。

　　我戴着绿色围裙，局促地捏着口袋的边，问他：“为什么？”

　　“你会讲上海话吗？”

　　“一点点。”

　　“讲两句。”

　　“小赤佬，乡吾头宁（乡下人），寿头（傻子）……”我越说越紧张，擦了擦汗，“不知道怎么一时想起来的都是骂人的话，不是骂您。”

　　“你知道如果让他说一句西班牙语，他第一反应会说哪句话？”

　　他的司机正坐在户外的咖啡座吸烟，窗格里能看见他的侧脸。支维安指着他。

　　“Carbon，混蛋的意思。”

　　我看着这个客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

　　“这个咖啡店的老板不知道你懂上海话，就像纽约披萨店的白人老头也不知道他懂西班牙语一样。”

　　原来他听过我被骂。

　　“为什么被骂成这样，还要在这里继续工作？”

　　我说：“他呢，他当时辞职了吗？”

　　他摇摇头。

　　“当时他没得选择。那家披萨店是他学校周围五公里内时薪最高的。你也是单纯为了薪资吗？”

　　我摇摇头：“有这个原因，它比一般咖啡店时薪高四块钱。另外我也喜欢这。虽然老板会骂人，但客人不多我可以安心看书，木格子的窗外五月开满了大片蓝绣球花，六月能看到凌霄花。”

　　还有，周三能看到你。

　　这点我当然没说。

　　“所以签下这份合同，木格子的窗台、五月的绣球和六月的凌霄都归你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像童话故事中的恶魔在哄骗我。

　　就是困在那种瓶中的恶魔，瞳孔沉黑，心脏冷酷。有人拔掉木塞，他就会被放出来。

　　“可这不是我的东西。”

　　“送给你，就是你的。”

　　“可我们非亲非故，你为什么非要送个咖啡馆给我呢？”

　　“不是送给你，送给当时纽约街头骑着破单车一天赶三份工的小孩，你能替他收下吗？”

　　我摇摇头，看着他：“看您现在过得很好，那个小孩应该觉得当初的一切都值。”

　　他楞了一下：“我提到是我了吗？”

　　“可您说到那些事的时候，明显是替自己在愤愤不平啊。而且如果有人在纽约读书，怎么会回来当司机呢？”

　　他笑了，评价我道：“说聪明也聪明，说蠢也蠢。”

　　后来我才知道，他司机确实是他国外读书时的同学，他们甚至在一个班里上课。

　　但当时我有点不高兴，“你也骂我了。”

　　他手指在桌子上点点：“你老板骂你那么难听，没听见你吭声半句，我却说错一个字都不行？”

　　“他付我工资。”

　　“我送你咖啡馆。”

　　“我不要你的咖啡馆。”

　　他西装笔挺，靠在咖啡台上却有一种悠闲的好看。

　　“说说你为什么不要？”

　　“我的家庭教育让我不能无缘无故收别人这么大一份礼物。”

　　“这不是礼物，这是赠予。”

　　“有什么区别吗？”

　　“礼物是有目的的，赠予却没有目的，不图回报。”

　　“那我就更不能收了。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现在很流行的，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茨威格《断头王后》。断、头。这就是代价。”

　　他似乎对我还特意报个书名出来的学生气觉得好笑。

　　“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那你想要什么？”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要，除非你一定要我收下什么。”

　　我们目光僵持着，突然他转开视线，从被我理得整整齐齐的餐巾纸上挑起最上面的一张。

　　“如果你不想被赠予，我们也可以交换。”他把那张方形纸巾推给我，“那你写，一个代价。署名。我为你的书法买单，你把合同收下。”

　　他命令似的语气，说明他很习惯对人发号施令。

　　我说：“听起来就很奇怪，我才不会写。”

　　“好吧，”他挑挑眉，“那我就把它还给你老板。我已经付过钱了。最高兴的恐怕就是他，天上掉了笔横财，却什么都没失去。”

　　想到老板一贯对我的嘴脸，我咬住嘴唇，内心在争斗。

　　这时候手机响了，我看了眼来电显示没有第一时间接。但响了几秒，我还是接起来了，老板像往常似地在电话里骂我。

　　“还是贱骨头兮兮，不骂不开心。打了这么久才接起来，夜里新老板要来看店里，你打扫打扫干净，不要给我拆烂污，我等会来跟你结清工钱。接下去还要不要用你就不是我说的算了，看新老板还要不要你。要我说嘛，十六块钱一个钟头站着肯定是不值的，其他嘛还可以谈谈价。耳朵听清楚了没？听清楚了就应一声，一点不主动，又不是让你在床上叫。”

　　也许因为是最后一次电话，也许他对我不满已久，所以他骂得格外肆无忌惮。

　　我性格中很不好的一点就是冲动，我当下对着话筒说：“我就是这个新老板！”

　　然后挂了电话，立马签了合同和签下了那张“一个代价”。

　　支维安撑着额头，一手抚摸着咖啡杯。

　　我不知道他全程听见了多少。

　　我写完就后悔了。那“一个代价”的字迹写得快速潦草，颇有草书风范，可我知道我又不是书法家，我写的四个字怎么可能值一个临街店铺。

　　餐巾纸压在我写字的笔下，我迟迟没给他。

　　他这时已经喝光了那杯美式，从我手中扯走那张餐巾纸，黑色水笔在纸张的拉扯下划下长长的墨痕。

　　我脸色苍白，霍然起身，准备从他手里抢回来。

　　他却看都没看一眼，只把它反过来擦了擦嘴角，然后揉成一团，丢进了吧台边垃圾桶。

　　我呆站了很久，最后走到垃圾桶旁边，竟然有捡出那张餐巾纸的冲动。

　　我在半个月后卖掉了那家咖啡馆，然后把一张银行卡随着一杯美式递给周三前来的支维安。

　　他坐在老位子上，我站在老位子上。

　　他是顾客，我是店员。

　　我说过了这是一家生意冷清的咖啡馆。

　　收入还不够付水电费加员工工资。

　　唯一的好处是商铺是自有的，不是租的，老板留着它就是为了将来拆迁的时候好拿更多补偿。据说这里两年后就会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老板很相信。

　　要让相信会拆迁的老板这么快同意转让，这得开多一个多大的价钱。

　　我想这是穷学生的我没法想的。

　　我希望银行卡上那个数字，不要和支维安付出的价格相差太远。

　　但我已经尽力，我花在这件事上的时间，让我请了五次其他打工的假，让我比我预定的复习计划延迟了一周半的进度。

　　我考上大学后第一次延误学习计划这么久。

　　支维安按着那张卡片却在浅笑，然后把它夹在两指中间。“这还是除了我母亲外，第一次有女人给我银行卡。代价已销毁，店员小姐，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

　　我实话实说：“我付不起每个月的水电和店员开销。”

　　“你知不知道这里再有半年就会拆。”

　　我摇头，我没时间再花半年时间在这件事上面，我还有《法理学》要看，还有每天200个单词要背。

　　“是我考虑不周了。”他对我颔首，似乎很绅士地在表达歉意。

　　我退回到了咖啡吧后面。

　　一尘不染的黑色大理石台面上模糊地映出我的脸。

　　我在想，支维安莫非也觉得这张脸好看，就跟咖啡店原来的老板一样。

　　我长得极像我的母亲，有一半的人觉得她极美，有一半的人觉得她也不过如此。

　　不过有一点，大家是达成一致的。就是她是个连累我们镇上最出名人物涓豪生倒台的狐狸精，是涓豪生八个情妇中跟他最久的一个。

　　我母亲事发之后，所有人都说她是靠躺下站上去的，那时候我才小学，搞不懂人怎么可以又躺又站，可站在那一群邻居身后的父亲脸色煞白，吓得我没有敢问出口。

　　但他沉默地拉着我的手很大，很暖和，连一丝颤抖也没有。

　　就连我母亲的尸体顺着暗色河道飘过来，被警察捞起后，让我们去辨认时，他的手也没有一丝颤抖。

　　他带我回家，给我路上买了个葱油黄桥烧饼。

　　在我舔着嘴上芝麻的时候跟我说：“赵远优，你要争气啊，下周就要期中考了，这次能不能争取全部及格？”

　　我和母亲的关系一直都不怎么样，因为从小基本都是父亲带我，所以很奇怪的，她的死并不让我很痛苦。

　　但痛苦的是另外一些，我们家的房子一下就变小了，其他小孩不爱跟我玩了，他们父母看见我总是点点戳戳。

　　我也不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以前我妈偶尔带我出门时，总任我买许多玩具和零食，给我单独开一个宾馆的房间。我在里面，像小小的国王，尽情地吃着东西和看动画片。屁股垫着羽绒枕，把龙虾条和怪味豆撒得满地都是。

　　等到她回来，我们再带着吃剩的零食和玩具回家。

　　我只有一次注意到她口红花了，奇怪地问她：“妈妈，你的口红怎么会在你领子上？”

　　她拿出小镜子照照，然后拿湿巾纸小心地擦了。点点我的额头，有点娇俏地说：“你这个小机灵鬼。”然后拿出口红补涂。

　　我有点开心，因为我妈很少夸我，更很少摸我，所以我想更讨她喜欢，我就说：“妈妈，你涂着口红可真好看，就像动画里的花仙子一样。”

　　她把她涂的那只玫色口红在我脑门中间按了个红点，跟我说：“等你长大了呀，给你涂上口红，你也会很好看。”

　　我记得我那天很开心，后来也偷偷想过我长大后涂口红的样子。

　　可直到我上大学，宿舍女生都学会了化妆，我也没买过一支唇膏，我觉得恶心。就跟我妈当时留在我额头的那个湿哒哒、很难擦掉的印渍一样，让我恶心。

　　咖啡店老板见到我之后，表示他家兼职工资比其他家高，愿意出16块钱的小时工价。

　　我来了后，老板经常想约我出去喝一杯咖啡，我闷声不响假装听不懂，其实已经在找新的兼职。

　　如果周三那天支维安没给我合同，我是打算那天晚上辞职的，我只是想，临走前再看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