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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万物平等，解生存危机才能立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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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了点头，“天生万物，本不该有这高低贵贱之分，更不该存在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就像单个普通人很难猎杀老虎，但若几人协作、借助工具便能成功，可若据此就说人类对老虎拥有主导权，显然违背了自然常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社会性的差异：动物的社会性源于生存本能，而人的社会性则基于个体对群体的认知与接纳。人类的社会性因有了意识认同的优势，得以拥有其他动物无法比拟的优势，但这并未改变人与老虎的本质关系——在自然面前，万物平等。”
“没错”，墨凡显然也认同这一观点，接话说道：“人与人之间更应如此。同为父母所生，吃五谷杂粮长大，同样是两手两脚一颗头颅，所谓差异，不过是群体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认知罢了。社会地位的不同，体现的是社会分工上的差异，绝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社会地位与权力的匹配，是一种社会法则，并非自然赋予人的属性。可那些身居高位者，却因群体的认知而自视甚高，摇身一变成为仁爱或仁政的施予者。”
“在人格层面，本不该有这种施予与被施予的分野，一切差异都应仅体现为社会分工——这正是兼爱的本质。它是人类自然属性在社会属性上的本质要求，具有无差别的特征。这种爱，并非狭义上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间基于亲情血缘的爱，而是一种平等的、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于个体的关系本质。”
墨凡说完这番话，末了仍觉得意犹未尽，又补充道：“自周以来，大小诸侯无不为了利益相互攻伐，战争不过是各国进行利益分配的手段罢了。可战争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战败者十室九空，幸存者寥寥；获胜者看似占了便宜，实则早已元气大伤。用这种方式分配利益，既不高明，也绝非良策。”
“是啊，所谓‘伤敌一万，自损八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顺势接过话头，“这也是我不打算对中行月那条从大汉向匈奴转运商品的通道下手的原因。若是把这条商道连根拔起，只会激化矛盾，解决不了问题。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面对食物，饥饿本身就成了伤人的利爪。在生存本能面前，任何道德说教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先解决了生存问题，人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思考道德的需要——这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
“我找不到反驳你的理由，只能赞同你的想法。”墨凡颔首，话音刚落，他像是忽然又想到了什么，眼神变得复杂起来，凝视着我问道：“照你这么说，墨家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也是有前提的？”
“当然。”我点了点头，语气笃定地回应道，“我刚才已经说过，无论是自然界的老虎，还是身处社会中的人，生存都是自然赋予的第一需要。只有先解决了生存问题，人才能有余力去谈论道德需要。从思想与行为统一的角度来看，兼爱与非攻无疑更具社会实践的价值，但这种实践的前提，是人类不再面临生存的威胁。”
“就像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若是连生存的根基都不稳，又拿什么去修身、齐家？更谈不上治国平天下了。所以，无论是为了战争而舍弃道德，还是为了利益而背离道德，往往都是因为人们正在经受着生存的胁迫。”
“墨家思想本就扎根于百姓之中，若是能为百姓解决生存问题，而非一味地进行道德说教，兼爱与非攻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种道德共识、一种行为准则。严格来说，不能帮百姓解决生存困境，却只空提道德要求，其实也是一种愚民之举。”
“匈奴之所以不断侵扰华夏边关，并非为了争夺城池与土地，归根结底是为了能活下去。无论是周时的燕、赵、韩、魏等国，还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国，都没能找到匈奴入侵的真正根源，反而选择了一种永远无法解决问题的方式——战争。可战争终究只是一种生存手段，并非生存的目的，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
“我明白了！”墨凡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兴奋地点头说道，“汉匈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为了争夺生存所需的物资。当一个国家的物产不足以支撑生存时，战争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要么通过战争夺取能生产物资的地域，要么直接抢夺别人已经生产好的物资。数百年来，匈奴选择了后者，而华夏各国始终没能找到最有效的应对之法。你是想以非战争的方式，让匈奴放弃用战争掠夺物资的念头？”
墨凡的确聪明，一语便点中了关键，但还需进一步引导。我心念一动，想到墨家在算学上的深厚造诣，便问道：“巨子觉得，大汉能否彻底击败匈奴，让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对大汉构成威胁？”
墨凡几乎没有思索，当即回应：“若是不计任何代价，以大汉五千万民众的体量，击败匈奴并非难事。只是那样的代价，恐怕也是大汉难以承受的。”
冷兵器时代，人的力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而战争的代价，不用数字便难以说清。于是我接着说道：“好，咱们来算一笔账。假设大汉能派出 30万大军，花了一年时间彻底消灭匈奴。先不算人员伤亡，单看战争耗费，大汉付出的代价就难以想象：一名青壮年士兵，战时一天需消耗至少6斤粮食，一个月便是180斤，一年下来就是 2160斤。三十万人一年的粮食消耗，总计64.8亿斤。再算上军粮运输的损耗、战马饲料等开销，总消耗要超过120亿斤以上。按十五税一的税制计算，要产出 120亿斤粮食，需动用 2.4亿亩土地；若人均耕种20亩，就得投入 1200万劳动力——这样的代价，大汉根本承受不起。”
“换种思路：若大汉将 64.8亿斤粮食送给匈奴，再加上他们自己生产的肉类，足可供养 100万人。用这些粮食换取他们的牛羊、皮毛等物产，既不用牺牲战士性命，又能得到大汉稀缺的物资，还能节省近 60亿斤粮食。更重要的是，原本参战的30万壮年劳力若回乡务农，至少可以耕种 600万亩土地，产出24亿斤粮食。”
“两种方式一对比，得失天差地别。一进一出之间，代价悬殊到惊人——即便大汉有五千万人口，也经不起这般消耗，更何况匈奴总人口尚不足百万，就更承受不起战争的损耗了。”
墨凡沉默了好几分钟，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桌面，最后缓缓地吐出一口长气，声音里带着几分释然，又藏着些许困惑：“每到寒冬，匈奴骑兵就会频繁的袭扰大汉北部边郡，说到底，不过是为了熬过冬天的温饱。你说的道理我懂，也知道症结所在，可具体又该如何化解？”
“解法，恰在墨家学说之中。”我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与其他学说不同，墨家学说最鲜明的特质，便是极强的社会实践性。若能将学说中那些具有实践价值的部分发扬光大，用以破解现实中的困局，让兼爱与非攻真正成为大汉与周边诸国相处的底色，才是墨家学说应有的价值。试想，若墨家能将实践精神推向极致，不断精进，立志解决社会痼疾，成为公认的核心思想，那董氏儒术还能有立足之地吗？”
墨凡没有立刻回应，眉峰紧蹙陷入了沉思——他显然需要时间消化这些想法。我便不再追问，只补充道：“你不妨慢慢思考这个问题。另外，今日所说的一切，还请暂且保密。”
说到这里，我顿了顿，又将那尘封的秘密托出：“最后告诉你一件事，当年老子将月光之门交付山阳齐家时，曾留下了两句话：‘墨纲法纪国之根本，王权不锢天道无存。’”
说完，我看了一眼仍在沉思的墨凡，轻轻带上房门，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刚才那些观点，并非我一时兴起信口开河，而是经过反复斟酌的结果。来高都花了四天，我并非在游山玩水，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问题。
这就像现代社会的美国，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让西方国家都唯其马首是瞻。把这种现象放到大汉来看，同样有参考价值——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增强大汉国力，以经济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未必不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然，历史的经验也时刻警醒着我：大汉国力急速衰落，根源便在于汉武帝数十年穷兵黩武。他不仅耗尽了文景二帝积累的财富，更是透支了大汉未来几十年的财赋。而不受节制的皇权，加上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让数千万百姓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最终沦为门阀大族田地上的附庸。
其实早在汉武帝前期，土地兼并就已出现加速的趋势，汉初开垦的大量土地，早已悄然集中到门阀士族手中。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国家强大的根基永远是百姓。当百姓没了田地，只能在地主的盘剥下苟活，生产积极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挫伤，更别说什么创新了。如今，大汉衰落的苗头，其实已经隐隐显现。
针对这种情况，我梳理出大汉若想发展壮大需着重关注的几个因素：
其一，促进人口增长。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没有充足的人口资源，便无从谈及建立强大的国家；
其二，土地的质量。农耕时代，土地即是财富的根基，增加土地不能盲目追求数量，更要配套完善的农业灌溉系统，正如都江堰造就了天府之国那样，让土地真正发挥出价值；
其三，是以手工业为支撑的商品经济。尽管受限于科学技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未能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但它却是国家技术创新、推动进步的源泉，更是国家获得长久影响力的根本保障；
其四，是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一点实施起来难度最大，却也最为关键；
其五，是构建由国家主导的金融制度。其实历经数千年演变，金融的本质从未改变，大汉当下已有相应的货币金融制度，只是尚未形成体系，也不够科学；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通过教育开启民智，提升全民的知识水平。我将这些告诉墨凡，便是希望他能意识到，墨家的学术储备在这些方面完全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土地、人口与生产技术是大汉强大的硬实力，而社会制度与社会管理则是不可或缺的软实力。若想让大汉强盛且国运绵长，就必须在法律与制度层面多下功夫。目前最紧迫的，便是以限制甚至杜绝土地兼并为目标，规范土地交易，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几十年后大汉走向快速衰落。
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固然是大汉衰落的原因之一，却并非根本原因，土地兼并才是主因。农户一旦失去自己的土地，依附于门阀大族的土地之上，连养活自身都颇为艰难，自然无力承担算赋、口赋等人头税，哺育子女的意愿也会大打折扣。正因如此，几十年后，大汉人口从景帝末年的近六千万人，急剧缩减至不到两千万人，曾经强大的汉帝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丧失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天不知不觉亮了。墨凡显然是一夜未眠，我推开房门时，见他正立在院中，仰望着天际出神。良久，他才缓缓地叹了口气，声音带着几分沙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昨晚你走后，我辗转反侧，直到天光大亮才幡然醒悟——当年创建墨学的先祖墨翟仙逝后，墨家学说的继承者们，竟渐渐地走入了死胡同。我们口口声声宣扬兼爱非攻，却始终没能系统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路径；战国年间，墨家虽做过许多止战的尝试，终究没能探明战争的真正根源。先祖开创的实践学说，本该光照四海，如今却找不到发扬光大的门路，反倒成了墨家安身立命的‘奇淫机巧’，失了那份匡扶天下的胸怀与行动啊。”
我望着眼前的老者，他眉宇间凝着浓重的倦意，眼下泛着青黑，心里不禁泛起一丝不忍。自己不过是站在几千年历史长河的对岸，随口道出这些观点，出发点纵然是好，可谁又能说，这不是在为难两千多年前这位心系天下的老者？
“唉——”墨凡又重重地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怅然，“如此一来，墨学又怎能担得起先贤智者的厚爱？又拿什么来作为国家的立世之纲？此刻想来，心中唯有惭愧罢了。记得数月前，我还曾笑话管陶，说他法家固守一家思想，抱着一套理论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如今看来，反倒是我格局太小，没能参透组织与制度才是力量之源的真正含义……惭愧，实在是惭愧！”
“巨子不可自轻。”我望着他说道。但是转念一想，不过短短几个时辰，墨凡便能想通这许多关节，可见他平日里对这类问题早已思虑良久，只是始终没寻到合适的切入点。一旦有了全新的视角，他便能立刻洞悉墨家与墨家学说潜藏的症结，这般勇于自我剖析、自我批评的姿态，实属难得。假以时日，他定然能为墨家找到更优的发展路径——这便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一种与时俱进的品格。
于是我继续说道：“事物的发展本就需要过程。站在结果的端点回望来时的路，自然会发现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却不能因此便断言这些经历毫无意义。自有人类以来，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绝非坦途，其间既藏着进步的可能，也面临着倒退的风险。每一步前行，都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或促进或制约的影响，即便是那些被后世证伪的错误，也并非全无价值——至少让我们知晓了何为歧途。就像汉匈之间连年征战，不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别样的印记？所以，你不必因此便觉得墨家做得不够好，眼下更该思量的，是比反省更紧要的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