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肖像[搬运]》悬勒

41、（四十一）

　　伊万布拉金斯基是在柏林迎接胜利日的，那一天他将步枪里剩下的子弹尽数射入了天空。当他回到故乡的别廖扎村时，只有爸爸一个人从家里出来迎接他。
　　妈妈已经在一个月前去世了。那时姐姐在莫斯科上班，妹妹也跟随部队调回了国内。姐姐赶回来的时候，遗体还没有变凉；妹妹赶回来的时候，棺材还没有入土。如今她们都已回莫斯科去了。谁也没有写信将噩耗告诉他，因为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他快回来了。
　　四年来，阵亡通知书一直没有放过别廖扎村。1941年夏天，它给波琳娜宣判了寡妇的命运；1945年春天，它又向弗罗霞告知了独子的死讯。谁能告诉布拉金斯基家的妈妈，她收到的下一封来信是什么？是日思夜想的“您的万涅奇卡”和“您的娜塔申卡”，还是避之不及的“……英勇地牺牲了”？向来身体很好的妈妈，就这样被折腾出了心脏病。对儿女们的可怕的思念，将她活活折磨死在了胜利前夕。
　　桌边放着几大桶家酿酒，爸爸和他相对而坐，从中午一直喝到繁星满天。老头儿先是絮絮叨叨，忽然就扯着嗓子唱起了歌，接着用世间最恶毒的话破口大骂，最后就趴在桌沿痛哭起来了。
　　“给！”爸爸醉醺醺地从橱柜里拿出一封信，“前几天寄到家里……寄给你的……”
　　尽管伊万也醉得差不多了，但他一眼就认出了信封上是王耀的字迹，是5月9日那天从莫斯科寄出的。颤抖的手指好不容易才展开信纸，上面只有一句话：
　　“我回妈妈那儿去了。”
　　他像父亲一样，以醉汉的方式大哭起来。刚到家就被噩耗震得神志恍惚的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他自己再也没有妈妈了。

　　这个夏天，伊万留在故乡陪着爸爸，帮家里干农活。他也去帮邻居们干活。邻居们常常请他到家里去，讲一讲前线的故事。她们希望从他的讲述中，能够想象出自己牺牲了的丈夫或儿子，在前线是怎样生活的。
　　杰米扬莫罗卓夫留下了三个小莫罗卓夫，最大的才十一岁。阿纳托利恰普林留下了一对八岁的双胞胎。若拉维尔比茨基留下了新婚不久的妻子。米什卡沃尔科夫只留下了一些旧课本和一个孤苦伶仃、不再哭泣的娘。老太太唯一的安慰是：和那些牺牲在远方战场的人不同，参加了游击队的儿子是被侵略者绞死在自家村口的。她还可以将他埋在家乡的土地上，时常去看看他。
　　“万涅奇卡呀！好孩子。”有一回她对伊万说，“别人家里都是儿女牺牲了，撇下妈妈。你们兄妹几个都活下来了，我简直都想把玛特廖娜从墓地里叫起来，让她看看你们啊……”
　　农闲的时候，伊万常常到妈妈的墓地上去。他将头枕在隆起的坟丘上，将身躯隐没在高高的青草中，好像婴儿卧在摇篮中那样，出神地望着头顶那一钩银色的新月。它犹如一柄被割草人遗忘了的镰刀，落在田野般苍茫的天穹深处。
　　大地在他身下继续着自己永恒的事业，接纳死亡也孕育新生。她承受人间一切战火硝烟，以青草般柔韧而广袤的心灵去化解和平息它们。他感觉得到大地深处生命萌动的声音。但这并不是他直接听见的，而是他的心通过另一个人的心感受到的。
　　那个人必定熟悉大地的一切。因为那是个年轻的生物学家。那个人和他一样，都是“大地上的工作者”。那个人和他一样都是生命本身。那个人曾经躺在他的怀抱里，跟他说过：大地是母亲。如今那个人已经回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了。
　　伊万将胸前挂着的护身符托到眼前。他履行了诺言，在胜利的那一天拆开了外面裹着的小布袋。最初拥有这护身符的小姑娘，也许祖上是骑马打仗的游牧者。那是个极为精巧的小白马挂坠，就像他的科斯嘉一样漂亮，尤其是那双乌溜溜的眼睛……王耀把这象征着幸福和平安的小白马送给了他，于是他果真活到了胜利与和平的日子。可是他给了王耀什么呢？一幅肖像。他到底忍不住画上了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于是画龙点睛的传说就变成了现实，因为他的心上人是从不说谎的啊……
　　“我一定能再找到你，因为伊万想要找到的人，没有找不到的。”

　　1945年9月，伊万回到了莫斯科的美术学院，继续自己的学业。时而发作的眩晕、头痛和胸闷，迫使他到医院去体检。从1944年春天起潜伏在他体内的神经损伤被证实了，它将伴随他的余生。
　　战争结束了，可它所造成的伤痛，将永远留在他这一代人身上。不少人由于战时旧伤的复发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可是伊万却带着这永久性神经损伤，从二十四岁一直活到九十岁。他活得比别人长，因而他受的罪也比别人多。
　　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竟能活那么久。那时他只是打定了主意要勇敢地活下去。四年来他在前线上见过的一切，都在内心深处向着他的双手呼唤着：“把我们画下来吧，万尼亚！让将来的人们都看一看，大地上曾经发生过怎样的事情。”
　　他非常想念王耀。他开始想象王耀回国后怎样战斗、怎样生活。这时心绞痛就会一阵阵发作起来。于是，当心上人的模样儿在笔端慢慢现出的时候，他觉得这聪明俊美的黑发青年，就在他的身边。
　　只是那清秀的眉宇下面，始终是一片云山雾罩。

　　谁都曾年轻过，美好地、不可重温地年轻过。对于相爱的人们来说，那时彼此所承诺的一切就是彼此的将来。那时彼此最愿意说的话就是：“我一定能再找到你……”
　　杰出的战争题材画家、美术教授布拉金斯基也年轻过。后来他就慢慢变成中年人了。年轻时他以为，从战场上回来后，自己将会无所畏惧。但是日益增长的年岁告诉他：比战争更大的考验，就是生活本身。
　　教授不是没有到新中国访问交流的机会，但他总是神经质地将填好了的申请表撕了个粉碎。只要去了中国，他就完全可以找得到王耀。这一点他心知肚明。1956年，他偶尔在科学院主办的生物学期刊上，发现了这个永远铭刻在他心头的名字。论文后面还附有作者的通讯地址。教授对着自己看不懂的生物学术语默默思忖了许久，最后竟得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这位生物学家已经结婚生子了。
　　其实这结论正常得很。三十来岁的人了，大有作为，要是还不结婚，那才不正常。照此说来，他自己就不大正常。于是见面就成了一件大可不必的事情。想见，闭上眼睛就见得到，见到的也永远是1941年那个英俊、聪明、温柔的年轻人。
　　给王耀的信还是要写的。但是他每写完一封，就在发作起来的胸闷和头痛中将信纸撕个粉碎。终于有一次，他抢在自己发神经之前糊上了信封。可是当他走到邮局的时候，才忽然想起来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那时已经到了1961年，苏/中两国关系已经破裂了，这信寄不出去。
　　这些年他始终保存着一本极普通的学生日记。差不多二十年前，年轻气盛的他挥着它跟王耀开玩笑，想要知道自己的心上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可那时他一个汉字也不认识。战后，对于一个神经受过损伤的成年人来说，学一门语言并非易事。可他花了好几年工夫，到底学会了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抱着一本汉俄词典，吃力地读着这本日记。于是王耀在莫斯科度过的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就这样向着他展开了怀抱。
　　他看见王耀在节日里将同学们迎进宿舍，于是这小小的房间里就响起了笑声、歌声和手风琴声；他看见王耀取得了生物竞赛的第一名，年老的任课教师问：“王，你将来愿意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吗？”他看见王耀激动不安地准备着毕业晚会上要穿的衣服，希望能和可爱的同桌女生列丽卡一起跳舞……
　　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后来爆发了战争。
　　这本日记的最后一页，就是在1942年2月15日清晨，王耀不辞而别之前，给熟睡的他留下的那一段话。确切地说，就像王耀给他读过的《白马篇》一样，是一首诗：

　　曾伴浮云归晚翠，
　　犹陪落日泛秋声。
　　世间无限丹青手，
　　一片伤心画不成。

　　教授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查字典，总是不太明白。毕竟，他已经四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