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肖像[搬运]》悬勒

42、（四十二）

　　时间永不止息地向前奔驰，它将青春从老一代人那里收回，然后交到年轻一代的手中。1961年秋天，柳芭?奥尔洛娃出嫁了。长辈们热热闹闹地操办了婚事。这是他们的下一代中第一个喜结良缘的。
　　下一代。十一岁的双胞胎玛莎?罗里纳提斯和卡佳?罗里纳提斯，怀着小女孩对新娘特有的向往，专心致志地研究表姐身上的婚纱。十四岁的菲利克斯?罗里纳提斯对这可不感兴趣，他正和表哥安德烈?奥尔洛夫讨论前天电视上的足球赛。在那个悲痛的日子里来到人间的小安德烈，如今已经是十九岁的建筑系大学生了。他那么英俊，那么快活，就像当年的飞行员安德烈一个样……
　　冬妮娅坐在宴席最尊贵的座位上，不时低头抹抹眼泪。席间，她对旁边坐着的弟弟小声说道：“结婚吧，万尼亚……人老了，要是身边没有伴儿，多么可怕啊……”
　　“可是你呢，冬妮娅？”他知道问这话有些残忍。
　　“我有孩子。”姐姐坚定地轻声说，“可是你有什么啊……”
　　直到四十年代末，冬妮娅也还算得上漂亮，如果她真心想再嫁的话，会有人要她的。可是对她来说，世界上唯一的男人，已经在1942年年初的时候，驾着中弹燃烧的飞机撞向了法/西/斯的机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结婚。这些年来，同事们、邻居们、朋友们、亲人们，谁都向伊万提过这件事情。就连十四岁的菲利克斯，来串门的时候也问道：“万尼亚舅舅，为什么还不结婚啊？”
　　菲利克斯才刚到和女孩子递递纸条、看看电影的年纪，许多事情他还不很了解。菲利克斯自己的爸爸妈妈，在1946年就结婚了。那时新婚夫妇到波/兰去旅行，在华/沙的犹/太/人居住区看见了许多门窗紧闭的房子。听当地人说，在纳/粹占领期间，许多犹/太/人从家里被抓走，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房子留了下来，门边依旧有刻着房主姓氏的门牌，就像一座座空坟墓外面的墓碑。
　　有一家门牌上刻着“卢卡谢维奇”，托里斯在这家门口伫立了许久。一年后他当了父亲，娜塔莎答应了他的请求，将这个金发的男孩子取名菲利克斯。
　　现在，莫/斯/科天文台的研究员托里斯罗里纳提斯正和儿子一起，坐在伊万家的沙发上。“万尼亚，结婚吧。”托里斯怜悯地望着伊万，垂下手，轻轻地抚摸着自己那条假腿，“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容易些。要是没有娜塔莎，我会很难……”
　　“你的伤在腿上，可我的伤在神经，在心里。”伊万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外面看来我不缺胳膊不缺腿，可是心里面早就千疮百孔了。托里斯，你明白吗？”
　　“所以才更要有人照顾你，对于伤/残军人来说，最怕的就是孤独终老。这世上还是有贤惠的妇女……”
　　“真羡慕你，托里斯……你爱的人，和你娶的人是同一个……”

　　1962年春天，伊万布拉金斯基教授结婚了。
　　她叫安雅，是莫/斯/科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她是个好姑娘，虽然她已经年过四十，但她确实是姑娘——战争留下的千千万万老姑娘中的一个。他们去民事登记处领证的那天，安雅哭了。“万尼亚，原谅我吧！”她歉疚地擦了擦青春不再的面庞，“我忘不了沃洛嘉……”
　　“我非常理解你，安雅。因为我和你是同一代人……”
　　在安雅的细心照料下，伊万神经损伤发作的次数也少了。就像托里斯说的那样：两个人过日子总是容易点的。尤其是上了年纪后，人们结婚往往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因为需要陪伴。他和安雅相互尊重，相互照顾，相互理解。他允许安雅将藏着的照片挂在墙上，于是他认识了少尉沃洛嘉?科洛索夫，1943年秋天牺牲于库尔斯克郊外。这是人之常情嘛，他自己不也收着本日记……
　　日记，他已经不再读了。也许是因为中/国字太难学，读起来难免隐隐地头痛。那日记里没有他，就像他战前的日记里没有王耀一样。有的只是那一去不复返的无忧无虑、无所顾忌的学生时代。那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的少年记忆：遥远、纯洁，在1941年夏天戛然而止的记忆。他将日记放在书架最边上，于是少年时代的记忆就不再翻开了。
　　时常令他回想起来的是另一种记忆。这记忆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轻而易举地鉴定出每个人的本性。这份记忆最严峻、最残酷。它所蕴藏着的感情，也就最美好、最纯粹。这份记忆有自己的见证，它不仅是一本日记，也是一叠生物观察报告式的来信、一块刻有他们名字首字母的小树皮、一幅画了多年却始终不敢画龙点睛的肖像、一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小白马护身符。
　　护身符一直戴在他胸口。在他四十五岁那年，当他抱着半岁多的儿子雅可夫时，婴儿的小手不慎将磨损了的线绳扯断了。于是他就用另一根细绳将它重新串起。这根细绳已经在他手腕上系了二十多年，就是那永不复还的一夜，他从王耀发间扯下，在手里攥出了汗的发绳。如今它就贴在他的心头，就像那一夜王耀所做的一样。
　　有时候他会将护身符托到眼前，看一看小白马那双乌溜溜的眼睛，然后将发绳贴在脸上。那时他就能呼吸到柔软黑发中氤氲着的芬芳——那是树叶和青草的芬芳，是大地的气息啊。
　　史学家们会写下：卫国战争进行了1418个日日夜夜，损失了2700万人口，1921——1925年出生的苏/联男青年中，只有百分之三活到了战后。
　　史学家们会总结战争的意义，确定着时间的界碑。但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战壕里有过怎样的谈话；篝火边唱过怎样的歌；翘鼻子的狙/击/手怎样一笔一划地在节省下来的卷烟纸上写家信；蓝眼睛的飞行员怎样和自己的战鹰一起化为长久不灭的烈焰，而战友们只能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
　　那刚刚成年就遇上战争的一代，那带着旧伤日渐老去的一代，将永远在记忆里坚强地保存着这些事情，哪怕没有一本史学著作会提到这些，更不会提到：正是在最艰苦的1941 年冬天，伊万布拉金斯基平生唯一一次爱情，像花儿一样绽放了。

　　爱情。只有在青年时代，一个人才能毫无保留地献出心灵的一切力量，为了一份不考虑国籍，不考虑性别，甚至不考虑将来的爱情。
　　……多少年后，但愿还能遇见这样一个人，能够对他说：“你可记得？你可记得？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啊……”哪怕到那时，漫漫岁月已经在身上留下冰冷的疲惫。哪怕到那时，人们已经把绝大部分时间，给了那些不能和他们一起回忆青春的人。
　　1967年5月9日，青年建筑师安德烈奥尔洛夫结婚了。那一天新人和亲眷们一起去了红场，向刚刚落成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事实上，每年5月9日，从前线回来的一代人，都要到红场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很多老兵举着寻找昔日战友的木牌，但这样做的并非都是老兵。比如有一位衰老得不成样子的妇女，扶着一块和她同样衰老的木牌，上面写着：“我找儿子：奥列格彼得罗维奇费奥多罗夫，1941年12月于莫/斯/科保卫战中失踪”。人们都很熟悉她，因为她从1945年起就站在这里了……
　　这回冬妮娅没有哭。可是晚上，大家到她家里吃婚宴的时候，柳芭四岁的儿子好奇地盯着空/军上尉安德烈的照片，稚气十足地开了口：
　　“外婆，外公怎么是那个样子啊？他好年轻哟……”
　　“宝贝儿，外公一直是个年轻人。”已经年过半百的冬妮娅答道。
　　“可外婆为什么不一直年轻下去呢？”
　　“因为一生只能年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