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约的你》舾

34、十年 我

　　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那天，妈妈正站在灶台前忙碌，手里攥着锅铲。听闻消息，她的眼泪骤然滚落，一滴砸在油腻的灶台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你是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她哽咽着，声音发颤。

　　爸爸坐在门槛上，指间夹着烟，一言不发。可我分明看见，他那只常年劳作的手，正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直到一支烟燃尽，他才缓缓起身，沉声说：“我去借点钱。”

　　“不用。”我脱口而出，“我可以打工。”

　　我将那张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上面印着我的名字“苏栀”，下面写着一行字：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

　　随后，我把通知书小心翼翼地塞进书包最内层，与那张旧火车票放在一起。昆明到苏州，2014年9月1日，背面那行字依旧清晰——“林薄，我们一起去。”

　　他没能赴约。但路还在脚下，我必须往前走。

　　九月，我独自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漫长而枯燥。窗外的风景从南国的翠绿渐变北国的金黄，山岭化作平原，绿意褪去成苍黄。车厢里喧闹如常，有人酣战扑克，有人高声闲谈，时不时传来孩童的哭闹。我靠窗而坐，戴上耳机，循环播放一首老歌。那是他从前常哼的调子，软软糯糯的，像极了江南的评弹。

　　我摘下手腕上的银色细手链，捧在掌心。在车厢冷白的灯光下，星星吊坠闪了一下。戴了三年，链子已有些发黑，光芒也黯淡了许多。可我始终舍不得摘下。我怕，一旦松开，我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

　　火车抵达北京时，是凌晨四点半。我背着书包走出车站，伫立在广场上。天尚未破晓，满城灯火却已璀璨：高架桥上的长灯、大楼上的霓虹、广告牌的亮光，交织成一片晃眼的星河。风很大，干燥而凛冽，刮在脸上像小刀子。我裹紧外套，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我不知道该往哪去。北京太大了，比我长大的县城大上百倍。我站在人群中，像一颗被风吹落的种子，茫然不知终将落于何处。

　　大学四年，我是在书本与汗水里泡过来的。白天上课，晚上去学校北门的川菜馆端盘子，周末发传单，寒暑假做家教。室友们逛街、看电影、谈恋爱的时刻，我正坐在灯下算账、背单词、写作业。

　　那家川菜馆生意极好，我每晚五点半到十点半，不停歇地端菜、倒水、擦桌子，一小时十二块钱。从餐馆跑回宿舍要十五分钟，每每赶不上宿舍熄灯，我便摸黑洗漱。

　　有一次，我端着一盆滚烫的水煮鱼，脚下一滑，盆翻了。油汤泼洒一桌，溅到了邻座女人的身上。她瞬间尖叫起来，厉声呵斥：“怎么干活的？眼睛瞎了吗？”我垂着头，连声道歉，浑身颤抖。老板闻讯赶来，赔了钱，还扣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躲进后厨的墙角，将脸深深埋进膝盖。没哭，只是蹲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拍拍衣角，继续去端下一桌。

　　回到宿舍已是十一点半，室友们都已熟睡。我轻手轻脚地洗漱，爬上床。躺下时，浑身像散了架，腿肿得厉害，腰酸背痛，手指甚至弯不回来。我再次摘下手链，放在枕头边。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那颗星星上，它闪了一下，仿佛在对我说些什么。

　　“苏栀。”心底似乎响起他的声音，轻得像一缕烟。

　　我闭上眼睛。明天还要上课，还要打工，还要继续往前走。

　　还有一次，在图书馆看书时，窗外下起了细雨。细细绵绵的，像雾一样。和中考那天一样，和他离开的那天也一样。

　　我忽然想起他站在雨里，焦急地问我：“你考得怎么样？”想起他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想起他那双亮亮的眼睛，比雨水还要清澈明亮。

　　我趴在桌上，终于忍不住哭了。无声的泪，一滴一滴砸在书页上，将字迹晕染开。哭完，擦干眼泪，我又拿起书继续读。图书馆里很安静，只有翻书的沙沙声，和窗外淅沥的雨声。

　　“你没事吧？”对面的同学递来一包纸巾。

　　“没事。”我接过，轻声道谢，却没舍得用。我把它攥在手心里，带回了宿舍。

　　毕业那年，我不仅拿到了会计学学位，还考下了注册会计师证书。我进了一家投行，从最底层的分析师做起。公司那年只招了两人，一个来自清华，一个来自北大。而我是第三个，来自云南，一所从未在名校榜单上出现过的大学。

　　入职那天，我穿着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西装，站在写字楼前。大楼高耸入云，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同事们闲聊着本科的名校、研究生的导师、暑假去哪个国家旅游。我坐在角落，沉默不语，默默打开电脑开始看资料。看不懂的单词，一个个查；搞不懂的公式，一个个问。加班到凌晨是家常便饭，地铁停运了就打车回家。周末别人休息，我泡在考证的题库里。

　　第一年，我升为分析师；第二年，升为高级分析师；第三年，我坐上了副总裁的位置。

　　公司楼下有一家便利店。每到深夜加班，我都会去买一瓶牛奶，站在门口喝完。北京的天很高，星星却很少。不像老家，夏天的夜晚，一抬头就能看见璀璨的银河。

　　我老家在云南，一个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县城。那里有山，有河，有金黄的稻田，有挂满果实的柿子树。那里有一个人，他欠我一个解释。

　　我把那张火车票郑重地贴在床头，用透明胶带粘牢四个角。昆明到苏州，2014年9月1日，背面那行字触目惊心：“林薄，我们一起去。”

　　每天睡前看一眼，早上醒来第一眼也是它。这成了一种仪式，提醒着我别忘记曾经的约定，也提醒着我，那段独自走过的岁月。

　　可有时候，我又会想，忘了多好。忘了他，忘了苏州，忘了那张票，忘了那些年。忘了就不用再等了，忘了就不会再疼了。

　　可忘不了。

　　林薄的十年

　　林薄的十年，是从工地上的汗水与泥灰里开始的。

　　他爸出事那天，他正在上课。班主任走进教室，脸色阴沉得像块铁，把他叫出去。他爸站在走廊尽头，低着头，不敢看他。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薄子，”他爸声音沙哑，“家里出了点事。”

　　“什么事？”林薄心里一沉。

　　“做生意亏了，欠了很多钱。”

　　房子卖了，车子卖了，亲戚朋友家也借遍了，还是不够。他爸说，我们搬去外地，找你表叔。他在工地上包活，能给你找个事做。

　　他没参加高考。没来得及跟她说一声再见。

　　坐在搬家的车上，他从后窗往外看，县城的影子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消失在视线里。他低下头，摘下手腕上的银色细手链。星星吊坠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那是他攒了三个月生活费买的。为了买它，他每天少吃一顿饭，少喝一瓶水。他曾看过别的，戒指太贵，项链太贵，只有这个，他才买得起。星星很小，只有小指甲盖大。可她说好看，她戴上笑了一下。那一下，他记了很多年。

　　他把手链攥在手心里，攥得生疼。

　　车子颠了一下，他睁开眼。窗外是陌生的路，陌生的树，陌生的房子。他把手链戴回去，不摘了。这辈子都不摘了。

　　他们去了南方一座小城市，投奔表叔。表叔在工地上包活，给他安排了一份搬砖的工作，一天一百二，包吃住。

　　第一天，他的手就磨破了。血从指缝里渗出来，染红了红砖。他没停，不敢停。一停下来，就会想起她，想起她会不会哭，会不会恨他，会不会等他。一想，心就比手上的伤还疼。

　　晚上回到工棚，躺在硬板床上，浑身疼得睡不着。工棚是彩钢板搭的，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汗臭、脚臭、烟味混杂成一股难闻的气息，闷得人想吐。

　　他摘下手链，对着月光看。银色的链子被汗水浸得发黑，可那颗星星依旧亮着。他把手链贴在嘴唇上，凉凉的。

　　“等我。”他轻声说，声音轻得没人听见。

　　他开始自学。买了一本《建筑工程基础知识》，白天搬砖，晚上在工棚外借路灯的光看书。工友们笑他：“搬砖的还装文化人？”他不理，继续翻书。看不懂的就上网查，网速慢，一个页面加载半天。他不急，等着。一个字一个字啃，一道题一道题做。

　　工头看见他看书，问：“你想干这行？”

　　“想。”

　　工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第二天，递给他一本《施工员手册》：“看完这个，能看懂图纸。”

　　他如获至宝。每天收工后，别人打牌喝酒，他坐在工棚里看书。累得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书掉在地上，工友们会默默捡起来，放在他枕头边。

　　他爸也在这个工地上扛水泥，看他熬夜看书，叹了口气：“薄子，别太累。”

　　“不累。”

　　“你这样……能行吗？”

　　“能行。”林薄看着手里的书，眼神坚定，“一定能行。”

　　他第一次去北京，是到工地的第二年。

　　攒了些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座火车票，二十多个小时的路程。他没告诉她，甚至没想好要不要见她。他只是想离她近一点，想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按李梨朋友圈的定位，他找到了她打工的餐馆。她穿着服务员的制服，端着盘子在店里穿梭。她瘦了，头发剪短了，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站在马路对面，看她给客人倒水，看她弯腰捡筷子，看她被老板骂得低头不语。他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生生忍住。

　　他想冲过去，想抱住她，想告诉她“我来了”。可看着自己满是老茧的手，看着灰扑扑的鞋子，他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转身，走了。

　　坐在返程的火车上，他一夜没睡。他摘下手链，捧在掌心。星星在灯光下闪了一下，不亮了，像他现在的人生，灰扑扑的。

　　“苏栀。”他在心里喊她的名字，无声无息。可他知道，她听见了。

　　第二次去北京，是他拿到自考大专文凭那年。

　　他换了新工装，剪了头发，站在她发传单的路口。她站在烈日下，把传单往路人手里塞。有人接，有人摆手，传单掉在地上，她弯腰捡起。太阳很大，晒得她脸颊通红。

　　他站在街对面，看了她一下午。想走过去帮她发，想告诉她别干了，我能养你。可算过存款，不够。不够在北京租一间房，不够让她安稳度日。他站在那儿，直到太阳落山。她收工背着书包往出租屋走，他隔着一条街跟在后面，看着她走进那栋老旧的居民楼。六楼的灯亮了，他站在楼下看了很久，直到灯灭了才走。

　　回去后，他更拼了。白天上工，晚上看书，周末上课。他考下二级建造师，又考下一级建造师。从小工到大工，从大工到小工头，从小工头到项目经理。

　　第三次去北京，她在超市上夜班。他在门口等了一夜。她出来时，眼睛红红的，像哭过。他差点冲上去，又硬生生忍住。

　　第四次去北京，她换了新工作，穿着西装从写字楼出来，精神好了很多。他在楼下站了一夜。

　　第五次去北京，她升了副总裁，办公室在十八楼。他站在楼下，抬头望那扇窗，太高了，看不清。

　　这时的他，公司年营收已破亿，在行业里有了名气，有了地位，有了站在她面前的资格。

　　这一次，他没有转身走。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李梨的号码。

　　“李梨，同学聚会，什么时候？”

　　他决定了。这次，他要走到她面前。

　　李梨的十年

　　李梨的十年，是从一场漫长的等待开始的。

　　沈让之走后，她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她没去深圳，奶奶身体不好，她不想走太远。沈让之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声音低沉：“你不是说来找我吗？”

　　“我奶奶一个人，我不能走。”

　　“那我等你。”

　　“别等了，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多久都等。”

　　他每周五晚上八点，准时打电话。雷打不动。她有时在改作业，有时在备课，有时陪奶奶看电视，手机一响，就立刻跑出去接。

　　“李梨，想我没？”

　　“想了。”

　　“我也想了。”

　　他每月寄东西来，零食、衣服、书，她都收着，放在一个盒子里，压在床底。搬了三次家，那个盒子她一直带着。

　　她成了县城小学的语文老师，孩子们喜欢她，叫她“李哈哈老师”。她爱笑，上课笑，下课也笑，孩子们说老师笑起来真好看，她就笑得更开心了。

　　可只有苏栀知道，那笑不一样了。以前的笑是圆的，暖的，像太阳；现在的笑是扁的，薄的，像一层纸，一戳就破。

　　苏栀在北京，偶尔给她打电话。

　　“李梨，你还好吗？”

　　“好着呢。”

　　“他还打电话？”

　　“打，每周都打。”

　　“那你等他？”

　　“等。”

　　“多久？”

　　“多久都等。”

　　和苏栀问的一样，答的也一样。她们都在等，一个等林薄，一个等沈让之；一个在北，一个在南，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

　　沈让之回深圳后，从业务员做起。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才回家。跑客户、谈合作、盯出货、跟工厂，他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他从业务员做到销售经理，从经理做到副总，又从副总做到总经理。后来他自己创业，做人工智能，公司估值破了十亿。

　　他打电话说：“李梨，等我。等我回来接你。”

　　她说：“好。”

　　她等了八年。

　　第八年，他出差。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