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沟传》画窗子的人

3、柳沟传（3）汉民之死

　　暮色苍茫，我转头向着村子东头望去，看到了一棵光秃秃的老梨树。

　　那棵梨树是大刘庄春天一道别样的风景。我们叫它老梨树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像人一样走向生理的下降期，五六十岁对于一棵树来说可能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所以它高大挺拔，春天梨花盛开时真是玉树临风，雪肤花貌。

　　春天开花的时候，树下常常站着一个脸黑个子高的女人。奶奶说：“汉民媳妇真能干！汉民搁外面挣大钱，一年到头就回来一趟，地里的活都是汉民媳妇一肩挑。”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当着我妈的面说。

　　因为我妈身体不好，干活慢。

　　关于汉民媳妇最早的印象发生在六岁时我快要上学的那个暑假。我记得那是傍晚时分，西边的天空像酒后上了脸的新娘，绚丽的火烧云变幻着不同的形象，成群结队的红蜻蜓和黑蝙蝠在村子的泥瓦屋顶之间飞来飞去。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大梨树下玩玻璃球，抬头看见一颗颗小梨子像葫芦娃一样诱人。我们找到一根竹竿，一顿乱棍，打下了好几个。捡起来之后我们迫不及待的往嘴里塞，又全都吐出来了，“好涩啊！”又打了几个，尝了尝，还是不甜。

　　“我家的梨子是苦的吧？”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我们抬头一看，汉民媳妇扛着鹤嘴锄正笑着往梨树下走来。

　　我们齐刷刷的看着突然下地回家来的女主人，都没敢说话。

　　“我打了药啦！打的敌敌畏。”

　　一听到梨子打了药，刚刚还在为梨子苦涩的味道迷惑不解的我们一下子惊慌失色，纷纷扔掉手中的梨子，吃进去的使劲往外吐，有的还捂着肚子，哇哇哭起来。

　　这个时候，这个黑脸的女人把锄头靠在墙根上，弯下腰神秘兮兮的说：“别害怕，这个有解药的。”

　　我们听说有解药，赶紧用哀求的神色睁大眼睛看着她。

　　她不紧不慢的说：“你们要发誓不跟家里人说。谁说谁是小狗。”

　　我们都争先恐后着说：

　　“我发誓，我说了就是小狗。”

　　等我们一个一个的发誓完了。她凑近我们，像传授秘方似的说：“你们赶紧回家喝醋。醋喝的越多，解毒效果越好。”然后用笃定的眼神一一看着我们，“可千万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我们都捂着肚子赶紧往自家厨房跑。我来到厨房，看见奶奶在烧饭，就往土灶的锅台里侧瞅，只有半瓶酱油。“奶奶，咱们家的醋呢？”“昨天扮凉粉了。明天逢集再去买一瓶。”

　　我捂着越来越疼的肚子赶紧往雷子家跑。半路上碰见了捂着肚子往我家跑的雷子，“你家有醋吗？”我们几乎同时脱口而出。互相确认了否定的答案，我们一起去找楠楠。楠楠正满脸愁容的站在院子门口捂着赤裸的肚子。我们给楠楠使了个眼色。他跑了出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却不好意思地说：“我已经把家里的半瓶醋喝光了。”

　　“那你喝完了，为什么还捂着肚子？”

　　“我也不知道，就感到肚子里空空的，胀胀的。很难受。”

　　“那我们俩咋办啊？你咋不给我俩留点？”面对我们的质问，楠楠的脸涨红了。“咱们去找世世妈吧。我们去求她。”楠楠像是将功补过似的说。世世妈就是汉民媳妇。

　　我们到了汉民媳妇家，像砍倒了樱桃树的小华盛顿，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来意。汉民媳妇听完，慷慨地从厨房里拿出了一瓶刚拆封不久的陈醋。我和雷子你争我抢着喝起来。看着我们像喝汽水一样喝完了一瓶醋。汉民媳妇嘴角咧开说：“回家睡一觉，就没事了。记得晚上不要吃东西，要不然就失效了。”

　　那天晚上，我的胃酸分泌得异常旺盛，想吃东西，又怕耽误解毒，只好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半夜里起来喝了好几碗凉水。连做梦都在吃红烧肉。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偷过她家的梨子，我们坚信她家的梨子打了药，要不然怎么会是苦的呢？

　　我刚上高中的那年暑假，有一天看见一群小孩在梨树下流口水，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说：“现在还没熟呢！不能吃，苦的很。”我突然想起九年前的这段经历，不禁哑然失笑。那时候汉民坟头清明节插活的柳枝已经碗口粗了。

　　我记得汉民，他是个高大粗壮的汉子，虎背熊腰，像个相扑运动员，面相凶悍，说起话来声音浑厚响亮，像头拖着犁子耕地的黄牛发出的哞声。

　　他总是出现在我童年最早几年记忆中的春节那几天。我记得那时候总有一辆蓝色加长卡车出现在大梨树下。卡车的轮子比我们还高，我们在卡车车斗上爬上爬下，像玩一个大玩具。

　　九十年代的农村，长途货车司机还是一份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业。一辆大卡车要七姑八姨左邻右舍东拼西凑才能攒起来。基建狂魔诞生初期和市场经济转型催生的巨大需求让第一批买得起长途货车的车主兼司机成了九十年代的农村新贵。

　　大梨树下，一群大人围着汉民。汉民掏出一包乡下人从没见过牌子的香烟一一分给男人们。他们打听着外面的世界。汉民说起他去过的一个个繁华的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广州……他认识的那些有钱而精明的“南蛮子”老板们，语气里流露出见多识广的骄傲神气，听的那些从没出过县城的农村人惊叹不已。

　　最有意思的是他开车在夜间遇到的那个找死的劫匪路霸。

　　“正开着，前面有人挡在路中间，我停下车，他冲我副驾驶上说抢劫手里晃着一把小刀子。我愣了一下，说我给你拿钱，然后从屁股后头拿出一把扳手，一扳手朝他脑门子黑下去，再一脚踹飞门外。”汉民说的时候就像景阳冈打死了老虎的武松。众人一起啧啧称叹。那是一个土匪路霸横行的时代。汉民这种长途货车司机就是一块块最令土匪路霸流口水的肥肉。

　　又有一年，梨树下停了两辆大卡车，一辆旧的，是蓝色的，还有一辆红色的，新的。

　　人们围着汉民打听着新车的价钱。汉民一边散烟，一边用貌似谦虚的口气说：“也就二十来万。”那一年，村子首富易主了，八十年代靠亲戚关系走运的大楼家被九十年代第一个下海跑运输的汉民家取代。汉民的大侄子佳佳成了那辆红色卡车的司机。“生意怎么样？外面的活好找么？”有人问。

　　“货多的很，车都拉不过来。”汉民吐着烟圈说，“现在路好了，前几年都是走国道，现在都是新修的高速公路，路好的很，想开多快都管。”

　　“高速公路讲的快修到咱县里了。”

　　“开春就修。从蚌埠到阜阳，从咱县南头过。”

　　“你过罢年正月十几走？”

　　“初九就走。好几个老板催货。耽误不起。往年都是出了十五复工，现在竞争激烈的很，去晚了生意就被别人抢走了。”

　　长途货车司机的内卷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计划经济时代悠闲的工作节奏从此成为历史。

　　“翔子今年初中毕业，过年也想去上海打工。你这车可管带人？”

　　“我小舅子跟小姨子也去上海，两辆车总共四个座位都占完了，翔子要是不嫌憋屈，车座子后边还能侧躺一个人，查车的时候别出声。”那个时候交通法规的执行还不像现在这样严格规范。

　　“都管，只要能到上海就管。翔子上学不好好上，看了电视上讲的外面多好多好，就想出去打工，这回让他好好尝尝吃苦的滋味。”

　　翔子爸满脸的感激，搓着手，想了想说：“你可有认识的老板，可能给翔子找个活？”

　　“有个老板要我介绍靠得住的老乡。饭店里端盘子，一个月600块钱，管吃管住。”

　　“管！管吃管住好，挣得都是净剩的。比搁家里强，我搁工地上做小工一天才十块钱。这回多亏了你！”

　　“老乡帮老乡，应该的！”汉民说话的口气像极了当时热播的金庸剧中的乔帮主。

　　短短几年，汉民就靠着勤劳敢闯取代坐吃山空的狗蛋爸成了村子的新首富和社交新贵。

　　我记得那一年的春节，汉民家放了很多烟花，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大年初八临别的那个晚上，一天都没停过。

　　大人们站在自家门口看烟花，我们这些小孩听到烟花响就像战场上的士兵听到号子一样从村子的各个角落集合在大梨树下，紧紧盯着眼前的烟花盒就像盯着一件价值千金的战利品，全然无心看烟花，专门等最后一枚烟花弹升空，穿着笨重大棉袄的我们像北极熊扑食一般一起扑上去抢烟花盒。

　　烟花盒是纸做的，能卖钱。

　　烟花照在梨树上方，绚烂耀眼，就像梨花盛开了一样。梨树下汉民媳妇穿着汉民从大城市买来的红色羽绒服，像新嫁娘一样满脸通红，冲小孩们喊：

　　“别慌抢，还没放完呢！小心冲了眼。”

　　汉民的儿子世世是从来不会去跟我们抢烟花盒的，因为汉民总是给他带回大城市的高级玩具——能打气球的玩具枪、能遥控的汽车、会说话的奥特曼。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世世家玩。世世拿出了一个又一个奥特曼，给我讲每个奥特曼的名字和绝招，然后模仿他们的绝招又蹦又跳，还要我扮演小怪兽接他的各种绝招。他蹦哒累了，跑到厨房里拿出一个像秋葵又比秋葵大许多的黄色水果吃起来，吃之前还跟我说这个是热带水果，广东那边才有的。“你瞧，这个从屁股上看像五角星，你知道这种水果叫啥名字吗？”

　　我羡慕地摇了摇头，眼巴巴地望着金黄诱人的热带水果，咽了咽口水。

　　“这个就是杨桃。”

　　“哦，有篇课文叫画杨桃，画的就是它呀！”

　　“你光知道书上有，你吃过吗？”

　　我又摇了摇头，咽了咽口水。

　　然后他在我的羡慕和口水中大快朵颐地吃起北方乡下水果摊绝对买不到的热带水果杨桃。

　　图片
　　我上小学时的一篇课文，至今记忆犹新。

　　他正吃得高兴，他爸从里屋里出来了，他看着世世说：“你怎么一个人吃起来了，去厨房给海生拿一个来。”

　　世世刚开始还不愿意，在他爸的眼神直视下，又到厨房里拿了一个给我。

　　汉民摸了摸世世的头说：“这还差不多，像老爸，为人不能太小气！”

　　我横竖端详了一会儿，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水多，甜中带酸，真好吃！

　　汉民家那年还杀了一头猪。杀猪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我们都去围观。先把猪捆住前后双腿，村里的屠夫大根和汉民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捆好的肥猪架到我爸做的新案板上，案板的一侧下方放着一个大塑料桶，汉民一个人摁住大肥猪圆滚滚的身子，大根抄起一把新磨得蹭亮的杀猪刀往猪脖子上狠狠捅进去，在惨烈的嚎叫声中，大肥猪拼命的滚动挣扎，汉民像守寨门的典韦一般稳稳地镇住猪身，鲜红滚烫的猪血像高压水枪喷出的水柱一样直直地流到大塑料桶里，冒着腾腾热气，一会儿功夫，滚烫的猪血在数九寒天中凝聚成一桶红色的豆腐。

　　汉民双手的猪血往梨树上一抹，掏出两支烟，一支递给大根，一支塞到嘴里，用一个地雷状的打火机点起后，狠狠的抽上一口，然后挥着烟杆像挥着一根指挥棒，慷慨的对围观的老少爷们说：“猪血想要的自己拿盆过来盛。”

　　那个春天，梨花又开了。有天下午放学，佳佳领着世世挨家挨户地磕头，两人头上系着白布，佳佳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递给我爸：“世世来给您磕头了。”我抬头看见世世的眼睛，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好几岁。

　　等世世走远了。狗喜哥扶着门框感伤地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汉民开车从广州拉货去上海，开了一天没休息，夜里困得睁不开眼，疲劳驾驶，跟另一辆货车撞一坨了。两个人都没救活。汉民临死眼珠子睁得像头牛，血红血红的。”

　　出殡那天，一向爱笑的汉民媳妇哭成了过江的菩萨。她趴在坟头久久不肯离去，一边抹眼泪鼻涕，一边跟死去的男人说：

　　“初八夜里我跟你讲家里钱够花的，开车不是下地干活，路上到处都是危险，不能抢时间。”

　　“你说今年过年买小轿车，我说我又不会开，你也没时间开。买那干啥？你说要带我跟世世去上海旅游。你哄人！”

　　我走在梨树下，突然意识到这个比我爷爷晚死五年的我父亲的同龄人是中国城市化的无名烈士。我在杭州的时候从来没有意识到，东部沿海城市的每一条老城区的路汉民的卡车都走过，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当地居民都有可能吃过汉民的卡车拉过的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