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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漫长的押送和童年的老栗子树 在我的 ...

  •   在我的身份信息被录入之后,事情的发展变得异常迅速和蹊跷。
      大约是因为女性医疗兵的身份,我被单独关押在简易帐篷中,我只是知道队友们还有人活着,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撑到了现在。我眼罩已经被取掉,但是双手依然被绑着,大约到了晚上,原本守外面的士兵突然开始慌乱起来,脚步声在帐篷周围急促地响起。我从昏睡中惊醒,跪坐在帐篷的角落,忍着疲惫和眩晕,侧耳倾听帐篷外的声音。他们的声音不大,但是语气中夹杂着紧张和疑惑。
      不一会帐篷被从外面猛的掀开,一股冷风也随着灌了进来。
      他走了进来,是一名精壮的大胡子军官,深色战术作战服,衣领高扣,袖口也收的非常紧,肩部只缠绕了一圈红色臂带,除此之外,肩头空无一物,没有任何用来识别身份的编号或是军衔。
      他的脚步停在我面前,目光从我脏污的脸上掠过,我本能地低下头,一阵不适的寒意顺着脊梁骨滑下来。我感觉到他审视的眼神像是在确认某件货物,可当他真正看清我的脸时,神情又略显得有些异样。
      他没说话,只是低头又看了一遍自己手中那张已经被揉搓到边角打卷了的打印文件。
      “安娜塔西娅·莫罗佐娃。”他低声念出名字,手指在卷边来回摩擦。“你要转移,后方有人要见你,命令是天亮之前必须离开前线。”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到:“我不清楚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也不是我该问的。” 他将手中的文件重新卷起来,塞进口袋,:“但这是我接过的最荒唐的命令了,我给你的建议是不要试图逃跑,也别耍花样。咱们还要相处好些日。”
      “我要见我的队友,作为医疗兵,根据日内瓦公约我有权为他们进行治疗” 我深长脖子倔强的说到。
      “在我这里,日内瓦条约没用的。”说罢他不等我出声就随即转身离开。
      很快有两名全副武装,穿着跟刚才的大胡子相仿的士兵进来,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编号标识,头戴作战头盔,他们利落地割断了绑在我手上的绳索,并示意我跟上。我的手腕因为长时间的捆绑早已勒出了红痕,血液重新流动时,那些麻木的痛感像针扎一样涌了上来。
      让我意外的是这次并没有粗暴的推搡,也没有言语上的威胁,甚至仿佛还带有点礼貌和客气。
      人在屋檐下,总是要低头的,只是这种异常的待遇,让我的心里很是不安。可现在也没有什么选择。
      我在他们的指引下上了一辆看不清型号的履带式装甲车,车身低矮,贴着泥和树枝,几乎与丛林融为一体,上车前我还偷偷留意了一下,押送队伍是个大约20多人的组成的,好几辆装甲车,整装待发,非常安静,但是神色满是戒备。这些人并不是刚才跟我们交锋的俄方士兵,无论从制服到装备都完全不同。
      难道这些人都是专门押送我的?我感觉到很是疑惑。
      行程极其漫长,从黑夜行驶到天明,慢慢的我逐渐意识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战俘转移,而更像是对待特殊人群的高级别押送。中间我鼓起勇气尝试询问要去哪里,谁要见我,他们没有告诉我目的地,士兵们也始终没有主动跟我交谈,同车的俄军士兵只在必要时礼貌而简洁地提醒我休息或吃些东西。他们递给我的水和面包都是干净的,甚至车队每行驶几个小时都会停靠一段时间,并允许我下车稍微活动一下身体,仿佛是专门为我而停靠的一般,只是黑衣服的士兵们始终严密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这种既礼貌又戒备的状态,让我逐渐意识到,我是特殊的。特殊在哪里我不得而知,我只是无数乌克兰普通平民参军中的一员,这场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士兵之间的战争,而是我们所有乌克兰人的。
      我靠着车厢冰冷的内壁,闭上眼,强迫自己不去回忆爆炸那一刻的嘶鸣,车厢里只有装甲履带压过泥土的闷响,渐渐地我在颠簸中沉沉睡去。
      梦境中,没有战争,只有一颗高大的栗子树,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的脸庞上。
      我不是生来就活在战争里的,我曾拥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宁静童年。
      直到现在,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会很思念我的爸爸妈妈。
      我出生在2000年6月24日,在一个连Google地图都要放大三次才看得见名字的小村庄——文尼察农庄村,村子在文尼察州的边缘 ,四面是大片田野和几条无名的小河 .
      我们家住在靠近主街的一座红砖小屋里 ,主街也并不宽,那是条坑坑洼洼的碎石路,路边有一棵巨大的老栗子树,夏天的时候,它的树荫能盖住我整个童年。
      我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总是跟在我屁股后头跑,他总是喊“姐姐、姐姐” ,声音黏黏的,让我觉得又烦又好笑 。我们家院子里有个摇摇晃晃的铁皮秋千,那是我和弟弟最初的“战场”。我们会一起在村子边的田里放风筝、掏鸟窝 ,在小河边欺负别人家里的大鹅,或者被大鹅欺负。
      我们曾以为最坏的事情不过是冬天下雪太多,上学太冷。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克里米亚,也不知道什么叫前线。
      2006年我上了小学,妈妈是我们村诊所的医生,她总是穿着一件褪色的白大褂,胸口缝着一个用红线绣的十字。我小时候经常坐在她诊疗室的角落,看她给村民正骨、缝伤口、配药粉。她动手的时候,从不说话,表情也很平静。有一次我和弟弟偷吃了路边的紫果子,半夜拉肚子拉到抽搐。她没骂我们,只是拿了几片晒干的叶子泡水给我们喝下,味道苦得我哭了。但是转天我就好了。
      从那之后,我开始偷偷记下那些是“能救人”的草,那些是能害人的。
      我的父亲是教中学历史的老师,课余时间给我讲乌克兰如何在废墟中挣扎崛起,讲哥萨克,讲波尔塔瓦战役,讲一条条被抹去再重新刻写的疆界线。
      我承认我对历史很感兴趣,那时候我以为历史只是课本里的东西 ,远得像星星,亮却摸不着。
      2014年,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我十四岁,我领了自己的居民护照,开始真正成为“乌克兰人”,成为被国家编号的人。我的弟弟,那个整天缠着我“姐姐姐姐”的男孩,在跟邻居去卢甘斯克探亲的路上失联了。那时候人们还不愿说“战争”这个词,叫它“事件”、”分裂 ”,“冲突”。可我知道,我的世界,在那天塌了一块角。我找不到他,连尸体都没有 ,我还是会梦见弟弟。有时候梦见他长大了,带着卢甘斯克的腔调,问我:‘姐,你还在找我吗?
      我开始写日记。第一本的封面上,我自己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乌鸦。丑得要命。可它像极了我那时的心情:很乱、并且死气沉沉。后来我开始习惯了独自旅行,去找弟弟。多年后我一个人去了卢甘斯克,带着弟弟的照片去了几间警察局,其中有一个警察的一句话我至今还记的,他说这里每年这样丢失的孩子太多了,社会动荡,丢个孩子尤其是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连他来没来过都无法确认,是不可能找的到了,接受现实吧。
      弟弟失踪后,母亲患上慢性病,整宿整宿的失眠,她治得了别人却治不了自己。父亲兼职帮出版社校对历史教材 ,眼睛被灯光照得通红,我的第一次暗恋在学校图书馆发生,也在收到弟弟失踪通知的那个星期结束。
      2018年我上了大学,学的是历史档案管理。很多人说这个专业很无聊,但我喜欢这种被灰尘包裹的沉默感。它们就静静躺在那里,等着人们翻开、或遗忘。毕业后,我在文尼察州档案馆工作,日子一成不变,却安稳。有时候我觉得,那些旧卷宗上,泛黄的纸页、失踪的文件、模糊的签名,每一个都像极了另一个版本的我:活过、记录过,但没人记得。
      2020年,疫情来了。我几乎每周都听到有认识的人死去的消息。母亲照顾病人也病倒了,那几天她睡得很多,喘不上气,小村子的医疗环境本就不好,我握着她的手,那段时间我怕极了。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么清楚地意识到,‘死’不是一个遥远的字,而是你身边的人可能明天就消失。好在后来她挺过去了。我还能吃到妈妈做的饭,爸爸还能陪她晒太阳。
      那段时间,我又觉得生活是幸福的。
      我以为一切可能慢慢回到正常。
      直到战争,再次来敲门。

      我醒来的时候,车还在路上,士兵一如既往沉默无言。
      童年的影子已经随车轮碾过,被留在林道后的尘土里。
      行驶到第二天的黄昏,车队停留在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废弃村庄,押送部队很快将我带下装甲车,我以为只是例行入厕休息,但没想到他们直接让我走向另一辆早已经等待在此的车辆,那是一辆轮式封闭运输车,银灰色的表面用泥浆粗糙地涂抹着伪装痕迹,这次大胡子也随我一同登车,上车后,后门从外部被紧紧锁死。车内就像是个密封的铁盒子,一盏昏黄的小灯嵌在车顶,墙面被垫了软质材料,车厢最里面放置了一张军用折叠床,大胡子示意折叠床是我的,并顺手丢给我一张毯子。这种优待让第一次当俘虏的我,有些不安。
      原本应该是交火风险极高的地带,却都被悄无声息地绕开。车队像是有意在避开所有人的视线,哪怕是他们友军的岗哨。途中几次车辆放缓,时快时慢,渐渐地的我在颠簸中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行程一直延续了几天的时间,中途再次更换了几次车辆,车队越过平原、丘陵、以及河流,后面途径几个戒备森严的检查站,有一次在停车检查时我听见士兵简短的汇报:“特殊任务,最高优先级,目的地保密。”
      最终当车辆驶过一个高度设防的检查站时,车厢内的气氛悄然发生了改变,和我同车的坐在角落的大胡子军官缓缓舒了一口气,从一路上紧张的神情放松了下来,他看着我,表现出一种如负重释样子。另外一名沉默寡言的特战队员拉下了帽兜,擦了擦头上的汗水,也不再频繁的看表了。这是我这几天以来第一次看到他们集体放松,我猜测是抵达了目的地。
      一种不安的预感在我心底浮现,甚至还有一丝丝的失落感,我确定俄军肯定是搞错了,我不是什么大人物的女儿,也不是谁的情人,更不是什么泄密者。但是看着一路上他们那么紧张的样子,我还是会抱有或许真的会有人来救我希望。
      就在这时我听见前排无线电操作人员低声的交流:“抵达塞瓦斯托波尔 ,准备交接。”
      我终于知道,我被带到了哪里。
      塞瓦斯托波尔。
      我一瞬间睁大了眼镜,不是因为陌生,相反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如今或许所有的乌克兰人都知道这个地方,这是俄军黑海舰队的总部,一个被夺走的地方,却成为用来轰炸我们港口的母巢,是失地,也是耻辱之地。一种无名的愤怒在我的胸膛升起,随即又被残酷的现实压下去了。

      作者注释:塞瓦斯托波尔简介
      塞瓦斯托波尔(44.6167° N, 33.5254° E)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西南端,濒临黑海,是一座拥有多个天然深水海湾的重要港口城市。其港口地形复杂并且全年不冻,自十八世纪末以来长期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使用。它曾是俄罗斯帝国与苏联时期黑海舰队的核心驻地,历史上多次成为战争焦点,包括克里米亚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2014年起,塞瓦斯托波尔的地位引发广泛国际争议。目前,该城市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但多数国际组织仍将其视为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
      军事上,塞瓦斯托波尔被广泛认为是黑海舰队的战略中枢,驻有多艘大型舰艇、潜艇基地与指挥中心。是黑海沿岸最具战备能力的军港之一。
      此处仅作为地理与军事背景参考使用,小说所涉及内容纯属虚构,与现实立场无关。

      作者注 2:哈尔科夫前线与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的距离
      从哈尔科夫前线到克里米亚半岛西南端的塞瓦斯托波尔,陆路距离约 800 公里,需横穿乌克兰大片平原与丘陵,沿途多为森林、泥地与战区交界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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