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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二章 杨家屯-陶姨娘(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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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战事似乎离杨家屯越来越近了。
村里偶尔就听得到隐约的枪炮声,偶尔就有飞机从天上或低或高地飞过。
乡下闭塞,没人说得清到底是谁在和谁打,但命总是要惜的,谁都怕飞机扔炸弹。不少人家一看见有飞机来,就躲进冬天存放白菜和土豆的地窖里,有人甚至夜里也在地窖里睡。结果还没等飞机真来轰炸,先就有好几个人在地窖里闷死了。
杨家的地窖还是连升在的时候挖的,连升走后这几年也没有人修缮,窖底不知是进了雨水还是渗了水,早就烂成了一滩稀泥,根本没处下脚。
“死生有命,贫富在天,咱们就听天由命吧。”杨老太太叹着气说。
黄氏、杨宝琴和桃子姑娘都怕得不得了,每晚睡觉时都穿得整整齐齐,甚至把鞋子都放在枕头边,随时准备逃命。
福姐儿和寿姐儿还不知道害怕飞机,但也跟村里的娃娃们学会了一首关于轰炸的儿歌——“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一想起来就要念诵几遍,拦都拦不住。
杨宝凤当然也担心飞机来头顶上拉粑粑,但对于不能像别人家那样躲进地窖里避险,她却没觉得有多么遗憾。她认为一旦飞机来轰炸了,无论是待在房子里还是躲进地窖里,差别其实都不大,因为地窖的顶棚大多是用旧木板和破炕席搭起来的,单薄得使劲儿踩一脚都会塌。
再说了,炸弹到底什么时候会落下来,谁也说不准。她有更近在眼前的事情需要担心——已经到了阳历八月,战事不断,她不知道九月初还能不能正常回学校去念书。她还有一年就要从师范学校毕业了,她很期待毕业的那一天。
真的,祖母当掉那支金簪子换回来的钱,除去交了她最后一年的学杂费,剩下的也只够勉强维持家里这一年的吃穿用度。一旦她毕了业,她就要在县城的一所学堂里谋一份教职,最好还能在业余时间再找一两份家庭教师的兼差。如果这一切都顺利的话,她就不仅能挣钱养家,而且还有可能把家从杨家屯搬进县城去。她虽然不知道战事的前景会如何,但本能地觉得县城里总比乡下安全些。
父亲故去后,按照风俗,她要在娘家守孝三年,也就是说,她最早也要在二十岁那年才能出嫁。
再过两三年,谁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她总是这样想。
至少在这两三年里,她可以凭一己之力,帮助家里度过难关。
没过多久,炸弹还是毫无征兆地落下来了,在人们都沉入梦乡的深夜里。
杨宝凤惊醒的时候就已经被埋在废墟下了,身上有几处很疼,但她试着活动一下四肢,奇迹般地,居然都还能动。身边传来福姐儿的声嘶力竭的哭声,她伸手划拉一下,把福姐儿拽过来,手脚并用,拼命从废墟中往外爬。
终于,一只手拉住了她,她抬起头,看见了星空下母亲的脸,苍白得像一张在风中凌乱的糊窗纸。
“娘,你伤着没有?家里别人呢?”杨宝凤站起身问。
“东厢房没塌,你姐震晕过去了。”母亲蹲下身子,搂住福姐儿,呆着脸说。
杨宝凤这才仔细看了一下四周。
夜幕下,东厢房果然还很突兀地立在原地,所有的窗格子都被震飞了,两个窗口像两只瞎了的眼睛,黑暗而空洞。
堂屋塌了大半边,幸好是在夏天,杨宝凤带着福姐儿睡在炕梢,房子的大梁落下来时,硬是被炕梢靠墙放着的那一排楠木矮柜和摆在炕中间的红木炕桌给搪住了,才没砸在杨宝凤和福姐儿的身上。很多年后,每当杨宝凤在电视上看到对中国古代榫卯结构的介绍时,心里就无比激动,不仅是因为它有多么巧夺天工,更主要是因为它曾经在战争年代救过她的性命。
福姐儿的头上磕了一个鸡蛋大的肿包,流下来的血糊住了半张脸。黄氏搂着她,撩起衣襟给她轻轻擦着。杨宝凤觉得那多半是屋顶上落下来的瓦片砸伤的。杨家已经好些年没钱翻修屋顶了,屋瓦残缺,为了不漏雨,只好盖上很厚的茅草,把仅剩的屋瓦都压在茅草上面,以防茅草被风吹走。前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雨,茅草又湿又重,既没有被炸弹点燃,又垫住了落下来的屋瓦,没有直接砸伤人。
杨老太太睡的暖阁儿已经完全塌了,成为平地上的一堆瓦砾。杨宝凤的心猛地痛了一下,不敢想象瓦砾之下的奶奶成了什么模样。
西厢房更是完全不见了,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很深的大坑。
杨宝凤两腿一软,坐在地上,眼泪哗哗地流了满脸。
她无助地仰头看天,漫天星光在泪水中蓦地洇开了,闪闪烁烁,透出十六岁的她难以全部理解的严酷与苍凉。
直到回县城的师范学校上学后她才知道,那夜在杨家屯投下炸弹的,是日本人的轰炸机。
战争真真切切地开始了,而她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子,就以这样惊心动魄的方式走入了战争中。
县城的街道上一时间多出了许多日本人,穿军装的、穿便装的都有,叽里哇啦地说着日语,杨宝凤听得半懂不懂。
学校里一直开日文课。此前,未经世事的杨宝凤所认识的日本人,就只有教日文的女教师藤田惠子。
这位藤田老师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虽然鼻梁塌,眼睛小,个子矮,双腿还微微有些罗圈儿,但人长得挺白净,身材很娇小,说话的声调也是柔柔弱弱的,中文说得基本流利。在班上讲课的时候偶尔说起,她幼年丧母,跟随父兄来到中国,哥哥在军队里服役,父亲是个生意人。她对学生一向很和气,礼貌也十分周到,每逢课前学生们向她鞠躬问好,她必定一丝不苟地鞠躬回礼。杨宝凤起初还有点儿喜欢她。但自从遭到了日本人的轰炸,杨宝凤再看到这位日本老师,总觉得她白净的面皮下包藏着巨大的祸心。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点头哈腰的日本女人,虽然看上去似乎完全人畜无害,但骨子里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侵略者。
杨老太太死了,尸体在轰炸后的第二天上午被黄氏和杨宝凤从堂屋暖阁的废墟里扒出来,勉强擦洗干净,停在东厢房的墙根底下。
炸毁杨家大宅的那颗炸弹正落在西厢房的屋顶,很可能穿透屋顶,落进了屋子里。寿姐儿和桃姨娘不仅被炸死了,而且被炸成了碎块儿。屯里的乡亲们来帮着清理,根本找不到一点儿能辨认出来的尸骨,最后只好把能捡起来的碎肉都装进一只腌咸菜用的旧坛子里。
杨宝琴苏醒之后,抱着坛子哭得死去活来。
杨家屯在这次轰炸中一共死了十八口人。伤者不计其数。
天气太热,尸体不能停放太久,各家各户一时又弄不到那么多口棺材,最后都只好草草掩埋了。
黄氏央求屯里的乡亲们在杨明礼坟墓右上一丈远、与杨明礼父亲毗邻的地方又点了一个墓穴,把杨老太太的遗体安放在一只樟木大柜子里落葬了,坟头立了一块木牌作碑,由杨宝凤亲手写下了“杨门太夫人洛氏之墓”九个隶书黑字。
黄氏在墓碑前长跪叩头,流着泪说:“娘,媳妇对不起您,没能把您与爹合葬,只能这样把您葬在爹的墓旁,等日后天下太平了,再给您二老并骨吧。”
杨宝凤跪在黄氏身后,想到遥遥无期的天下太平,想到祖母生前的恩德与慈爱,也跟着母亲哀哀痛哭。
自从失了寿姐儿,杨宝琴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不是昏睡不醒,就是自言自语,说着一些疯疯傻傻的话,一天到晚拉着福姐儿的手,只要有一刻看不到,就连哭带喊地非得找回来不可。
黄氏愁得没法儿,却也只能跟杨宝凤商量。
杨宝凤就说:“娘,要不咱们给寿姐儿埋个坟、立个碑吧,一来让寿姐儿入土为安,二来也让我姐有个念想儿,你看行不行?”
黄氏犹豫道:“理是这么个理,但老辈传下来的规矩是,没成人的小孩儿不能埋坟立碑,更何况寿姐儿姓李,算不得杨家人,不能埋进杨家的祖坟。”
杨宝凤就叹道:“如今世道都成这个样子了,哪还有心思管什么姓杨姓李?再说了,要真这么论起来,我姐和我也算不得杨家人。咱们家已经没有男丁了,就剩我姐和我两个人还姓杨,谁还计较这些个。”
“咱们家是没男丁了,可是族里的人还在呀,少不得会说三道四。”黄氏忧心忡忡。
杨宝凤想想母亲说的也是,就不言语了。毕竟自己过些天就要去县城上学,家里只剩下母亲、姐姐和福姐儿了,孤儿寡母的,少不得要靠族人照应,哪一家都得罪不起。
经历了那场轰炸之后,杨家大宅只剩东厢房一间屋还勉强可住人,黄氏、杨宝凤、杨宝琴和福姐儿都挤在一铺炕上。
这东厢房原是杨明礼、黄氏和桃子姑娘的住处,这天,福姐儿小孩子家闲不住,在装针线的笸箩里乱翻,竟翻出两只一模一样的羊脂白玉手镯来,得了宝似的,套在手腕上笑嘻嘻地给大人们看。
杨宝凤见了,认得这是桃子姑娘的东西,心里忽然一动,自言自语道:“嗯,看来也只有这么办了。”
“娘,”她把黄氏拉到门外,在一堆断壁残垣中对母亲说,“就算寿姐儿入不得杨家的祖坟,那桃姨娘总可以吧?她可是老太太亲口许诺给爹做小的,名正言顺。”
“那倒是,可这跟寿姐儿有什么关系呢?”
“你糊涂啊,娘,桃姨娘和寿姐儿死在一块儿了,尸骨已经分不开了,要葬也只能葬在一个墓里,写在一个碑上,这样寿姐儿不就入土为安了吗?要我说,这事儿还是早些办了吧。过些天我就要回县城上学去了,我姐早一天好起来,我也早一天放心,你也早一天省心,对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杨家的族人都知道桃子姑娘是杨明礼的妾侍,如今死得这样惨,要入土为安,没人有任何异议。
于是,屯里的本家亲戚在杨明礼坟墓右下一丈远的地方又点了一个墓穴,杨宝凤就把那只装着桃子姑娘和寿姐儿尸骨的坛子放进去,让杨宝琴亲眼看着,把那两只白玉手镯用寿姐儿生前的小衣服包裹了,压在坛子底下。
写墓碑的时候,杨宝凤为难了——没人知道桃子姑娘姓什么,桃子只是一个使唤的小名,总不能在碑上写‘杨门桃子’吧?她想了又想,最终提笔写道:“杨门如夫人陶氏及外孙女寿儿之墓”。
寿姐儿落葬之后,杨宝琴果然渐渐安稳了,基本上不再胡言乱语,偶尔还能帮黄氏料理一点儿家务,只是依然整天拉着福姐儿,不许她离开自己的视线半分。
九月初,杨宝凤返回县城的学校去读书了。
临行前,她再一次来到杨家的墓地,站在陶姨娘和寿姐儿的墓碑前。她的心里充满感慨——自从十岁那年见到陶姨娘那天起,她就一直想找机会和她好好说说话,但一直到她在那个轰炸的夜晚猝然消逝,她们之间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过。
她不知道她的家乡父母,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知道她经历过什么,盼望些什么,更不知道她在世上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战争让生命变得如此卑微,如同蝼蚁,无声地隐入尘埃。
如果有一天能不再打仗就好了,她默默地想。
她不知道世界上此刻还有没有和平的地方,如果有,那也像月亮一样,离她无比遥远,与她无缘。
关于陶姨娘的一切,已经没有人知道,仿佛她从未活过,从未到过这世上。
可是她真的曾经来过呀,我可以作证,九十岁的杨宝凤仍在这样想,她曾实实在在地生活过,眉眼弯弯,嘴角边有一粒小小的胭脂记,微微一笑,正好落在酒窝里。她曾那么年轻,那么美丽,那么坎坷,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