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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第八章 省城-罗树(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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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到了星期日,杨宝凤起个大早,连饭也没顾上吃,搭第一班长途客车回到杨家屯。
太阳还没升上树梢,清晨的雾气也没散尽,村里的沙土道踩上去微微有些潮。不少人家都正在烧早饭。一路闻着柴禾香,她觉得自己越来越饿。
走到自家的篱笆外,却见东厢房关着门,屋顶的烟囱也没冒出炊烟。
怎么回事啊——是都没起来呢,还是已经吃完饭了?
她刚这样转了一下念头,却听屋里突然爆出一阵尖叫声。紧接着,房门嘭一下弹开了,杨宝琴抱着哇哇大哭的禄哥儿直冲出来。
杨宝琴刚跑了六七步,门里就嗖一声飞出一把撮炉灰用的小铲子,旋转着正砸在杨宝琴的小腿上。
杨宝琴扑通一声跌倒在地,却仍把禄哥儿紧紧护在怀里,边哭边喊:“他是我儿子,管我叫娘!没吃你的,没喝你的,没招你,没惹你,你凭什么总打他?……”
这时,罗树的上半身从门里探出来,福姐儿的双手牢牢掐在他的腰上,死命把他往屋里拽。
猛烈挣扎之余,罗树还不忘伸出一只手,戟指怒骂:“他是白狗子!反动派!卖国贼!我见一次打一次!……”
“你净瞎说!”杨宝琴哭道,“他才这么点儿大,能干什么坏事儿?能有什么坏心眼儿?他管你叫哥,你怎么就忍心下得去狠手,往死里打他?”
“啊呸!谁是他哥?他是白狗子!反动派!卖国贼!……”罗树仍然不依不饶地跳着脚喊。
一时间,杨宝凤完全蒙了,脑子好像被水洗过了一般,一片空白。
她在栅栏外呆立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发疯似的冲进院子,双手叉腰,大喝一声:“都给我住口!喊什么喊?怕别人不笑话咱家吗?都进屋去!”
罗树乍一见母亲现身,心里终究还是怕的,下意识地闭了嘴,被福姐儿趁机拉进屋。就连禄哥儿也被吓住了,从哇哇大哭改成了一抽一抽的低声啜泣。
杨宝凤把杨宝琴和禄哥儿从地上拉起来,一手抱起禄哥儿,另一手搀着杨宝琴向屋里走。
屋子里,黄氏歪在炕上抹眼泪;福姐儿累得浑身冒汗,张着口直喘气;禄哥儿的鼻子流了血,杨宝琴一只手帮他捏住,另一只手忙着往他的脑门上拍凉水;只有罗树一动不动地站在门边,黑着一张脸,手指头狠狠抠在门框上,恨不得把房子抠塌。
杨宝凤一个一个看过去,最后把目光落在罗树脸上,只说了一句话:“罗树,你马上收拾东西,我这就把你领走。”
“我不!”罗树使劲儿一梗脖子,“我死也不跟那姓马的住一块儿!”
“用不着死,我这就送你去省城找你姑姑!”杨宝凤斩钉截铁地说,“但是罗树,你给我听清楚——你姑姑要是不收留你,你也不能破裤子缠腿!就得乖乖跟我去县中学念书!你放心,你在学校住宿舍,用不着跟马永康住在一起。”
罗树没料到母亲会这么说,抬眼看了看她,又扭头看了看福姐儿。
福姐儿抹了一把脸上的热汗,喘着气说:“树儿,你去吧,这是好事儿。你快想想都要带些啥,姐这就帮你收拾行李。”
虽然刘云上次来时留下过联系电话和地址,但杨宝凤其实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用到。
她带着罗树来到县邮电局,心里想的却是今天是星期日,打电话很可能找不到刘云;即便碰巧找到了,人家多半也会婉拒。这样一来,罗树就会断了去省城的念头,转而跟她去县中学住读。
不料,长途电话没几分钟就拨通了,接电话的就是刘云本人。
杨宝凤始料未及,只好结结巴巴地对着话筒说:“首……首长,我是杨宝凤。”
“啊,宝凤妹子呀,”刘云在电话里笑道,“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杨宝凤头一回被刘云称作“宝凤妹子”,一时窘住了,握着话筒不知该如何开口。
罗树却上前一步,把母亲挤到一边,对着她手里的话筒大声说:“姑姑!我是小树!我要到省城去找你!”
杨宝凤正要把儿子推开,却听刘云在电话里说:“行啊,你俩能打上长途电话,肯定是在县城里呢。要是没别的事儿,今天就坐火车过来吧,我去车站接你们。”
“行!姑姑,我这就去火车站!”罗树大声说。
事情竟然就这样成了,顺溜得让杨宝凤有些不知所措。
刘云果然等在省城火车站的出站口外。
她既没穿军装上衣,也没戴军帽,而是穿了一件家织布对襟小褂,蓝底白花,已经洗得褪色了,齐耳短发梳得很平整,还勾下了几丝刘海,虽然仍穿着绿军裤和黄胶鞋,却一扫初见杨宝凤时的英姿飒爽,看上去十分温婉柔和,样子很像随便哪一家来城里走亲戚的乡下媳妇。
“姑姑!”罗树兴奋地跑上前。
刘云就拉住他的手上下打量,向杨宝凤笑道:“这孩子,比我上次见的时候长高了,长得可真快!”
“首长……”
杨宝凤刚一开口,就被刘云打断了。
“小树都叫我姑姑了,你叫我什么?噢,我上次好像跟你说过了——我属羊,比你大一岁。”
“云姐……”杨宝凤红着脸改了口。
“这就对了嘛,”刘云笑着一摆头,说,“走吧,到家里去。”
杨宝凤窘道:“首……那个……云姐,你住的地方远吗?我临时决定来的,没跟单位请假,今儿还得赶回去,不能耽误明天上班。”
“那就不行了,我们驻地在郊区,远着呢。”刘云盘算了一下,说,“宝凤,要不这样吧——咱们先去售票处买好你回程的车票,然后找个地方吃点儿饭,说说话,等把你送上火车,我再带小树回家。”
在火车站对面的一家小吃店里,刘云买了三碗炸酱面和一笼酸菜馅包子。
杨宝凤看一眼小吃店墙上的挂钟,都下午三点半了。她从一早起来就没吃过东西,折腾了大半天,着实饿得不轻。
刘云是吃过早饭和午饭的,见杨宝凤吃得香甜,就把自己的面条儿又分了她半碗。
“宝凤妹子,其实就算你和小树今天不来找我,我也打算过几天去县里找你谈谈。”刘云说,“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让小树转到省城来上学,等中学毕业了,或者考大学,或者参军。”
杨宝凤没想到刘云会先说出这样一番话来。还没等她开口回答,罗树就在一旁说:“姑姑,我愿意。我什么时候能来上学?”
刘云就看着他笑道:“要我说呀,你这次来,就住下吧。再过几天学校就开学了,我先送你去咱们驻地附近的小学念六年级,明年去城里上省实验中学。”
“省实验中学”这五个字,很精准地击中了杨宝凤的内心。
她在学校工作多年,很清楚那是省内最好的中学,每年都有一大半学生考上大学。而她工作的县中学,每年只能考走十来个中专生。
她由衷地向刘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罗树就这样去了省城,皆大欢喜。
小学毕业后,他果然升入了省实验中学,高三那年,考上了省内一所很好的工学院,念完大学,就直接留在省城工作。
自从离开杨家屯后,罗树就没再回来过,逢年过节也不例外,只肯每个月写一封信寄到县中学给母亲。
罗树的来信让他严重地想起了多年前的罗根生——这父子俩同样一去不返,同样每个月寄来一封家书,甚至信纸上的字也是几乎同样的“瘫炕体”。
罗树不回来的理由永远是刘云需要他的陪伴。
杨宝凤只好偶尔就到省城去看看他和刘云。
她也看到了罗树所言非虚——刘云的确需要他的陪伴。
其实,当年刘云与罗根生新婚不久,罗根生就牺牲了。三年后,刘云再婚过,嫁给了省军区的一位团长,因此离开了野战医院,调到省军区后勤处工作。可惜没多久,那位团长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她又变回了孑然一身。
她从没对杨宝凤说过自己跟罗树有多亲,但一直很周到地照看他。杨宝凤隐隐觉得,她心里已经把罗树当成儿子看待了。
罗树也从没对杨宝凤说过刘云对他有多好。他念小学六年级时住在刘云家里,上中学后住校,每逢星期日都回来看刘云,工作后也是如此,就连他和曾启珍谈恋爱,也是第一个带给刘云相看的。
刘云家里一直有一个房间是给他住的。
杨宝凤隐隐觉得,刘云在罗树心里其实已经超越了她,成为另一个母亲了。
1966年,刘云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受到冲击,被免了职,下放到附近的农场劳动。但罗树依然每个周末都带着曾启珍悄悄去看她,给她送吃的和日用品。
在罗树和曾启珍结婚前一年,刘云患肝癌去世了。
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罗树和曾启珍都陪在她的身边。
那些年里,杨宝凤从没问过刘云到底为什么要照顾罗树,更没问过她究竟是不是昔日的翠花。
她觉得,问了反而尴尬。
一切既然已经如此了,是与不是,还有什么关系吗?
杨宝凤和马永康的婚姻,不咸不淡地维持到了1967年。
那一年,一向老实巴交的进宝不知怎么想的,像中了邪一样,站出来揭发了杨宝凤与王吉途那段不堪的过往。
不久,禄哥儿的身世也受到了怀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仍成了村子里的牛鬼蛇神。
杨宝凤在县城里被定义成“坏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臭情妇”,隔三差五就被揪出来,脖子上挂着两只用麻绳拴起来破鞋,跟其他坏分子站成长长一队,一起游街示众。
马永康受不了,跟她办了离婚手续。杨宝凤净身出户,没有住处,夜里只好睡在教研室的椅子上。
没过多久,县中学也不收留她了,逼她办了退职手续,把她扫地出门。
杨宝凤领了两千块钱退职金,回了杨家屯。
她其实也不是很悲伤——终于不用再挨批斗了,她打算拿出一部分退职金盖房子,以后就住在杨家屯,给母亲养老送终。
她雇人拆了那间已经东倒西歪的东厢房,在杨家老宅的旧址上一东一西起了两座正房,各自砌了围墙,成了两个独立的院落。
西院给杨宝琴带着一儿一女住,福姐儿和禄哥儿都姓李,他们仨以后就是单门另户的老李家了,不再受杨宝凤牵连。
东院由她和黄氏住着,黄氏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在村子里算辈份很高的老人了,没人会去为难她。这样一来,以后就算再有什么风吹草动,也都由杨宝凤一个人扛着了。
盖房子的时候,她悄悄把当年罗老爷传给罗树的那只宣德炉,以及王吉途留给儿子的那三根金条一并盘进了东院的炕里。
夜里躺在炕上,如果有月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来,把窗格子的暗影映在她的被子上,她就会把双手都放在月光中,心里一首接一首地想着从前教过的那些与月光有关的古诗。
那千年不变的床前明月光啊……
再沧桑,也寻常。
罗树和弟弟偶尔来入她的梦。
黄氏总说,梦是心头想。
虽然她知道他俩都已经不需要她了,但她仍然想念他俩,只不过每次想起的,总是他俩小时候那可爱又可怜的纯真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