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山下》NEM

7、第七章 年轻人

　　（7）

　　这一阵子的生活，倒也不算难熬。

　　林念知和林思颖像是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却彼此间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礼貌、克制、不多余。林思颖依旧过着她的日子，拎着香奈儿去上课，泡健身房，在IG上和朋友们交换新买的包和手链，偶尔带着酒气回家，随口问林念知一句“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然后在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之前，就已经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

　　而林念知，也没有特别在意她的行踪。她一周只住三天，剩下的时间，她的世界里没有她，安静得像从来没有这个人。

　　文敏还是偶尔会来客厅聊天。她比林思颖亲和，也比她更懂得察言观色——如果她察觉到林念知不想说话，就会适当地转移话题，不像林思颖，永远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又像是有意无意地让你知道，她其实什么都看在眼里。

　　这种女孩，现在让她觉得很无趣。

　　她的世界充满了可以被随意挥霍的时间，她们的生活像是某种精心调配过的鸡尾酒，恰到好处地带着甜味和微醺的轻盈感。她们为选哪款香水烦恼，为某家新开的法餐到底值不值得去尝试犹豫，为某个派对上的男生是不是在对她们放电而互相交换眼神。她们过得比谁都悠闲，却又偏偏装作日子过得疲惫不堪，好像这座城市对她们施加了多大的压力，让她们不得不靠派对和shopping来喘息。

　　林念知知道她们也有自己的烦恼。林思颖有时候会在凌晨一点回家，身上带着酒气，妆没卸，躺在沙发上发呆，手机屏幕亮着，群聊的消息一条接一条弹出来，她却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像是在某种虚空里徘徊。文敏会在深夜对着电脑写作业，一边咬着笔一边在房间里骂自己拖延，一边又忍不住刷IG，看着别的女生在日本泡温泉，在巴黎的咖啡馆晒着秋天的阳光，嘴里嘀咕着“什么时候轮到我”。

　　她们是无聊的，可她也无聊。她们烦恼着如何把时间填满，而她烦恼的是如何活得更省一点，如何才能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感。她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困在自己生活轨道里的人，只不过她们的世界更轻盈，而她的世界更沉重。

　　但她仍然讨厌她们那种轻易地把一切都视作理所当然的态度。比如林思颖，她还是会时不时在客厅里用那种无意识的口吻问林念知：“欸，你有空的时候会不会去铜锣湾看看？最近Dior上新了哦。”

　　林念知低头改论文，头也不抬地回她：“不会。”

　　她靠在沙发上，翻着杂志，懒懒地笑了一下：“也是，你好像对这些没兴趣。”

　　林念知没有回答。

　　她说得对，林念知确实对这些没兴趣，但她的语气里，始终带着那种淡淡的、温吞的、不带恶意的优越感，好像她知道林念知不会去，也知道她去不起，但她还是要象征性地问一句，让这层微妙的差距在空气里漂浮着，不至于太过明显，但又足够让她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

　　她不会真正恶毒，但她足够冷漠。她不是刻意要让她难堪，只是她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贫穷”这个概念。

　　她可以睡五万的沙发床，却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念知当初连一万九的租金都得反复计算。她的LV包和YSL高跟鞋堆在客厅里，散发着昂贵的皮革味，而林念知洗衣服时，手里拧着的是从淘宝上双十一淘的特价衣服，连洗涤剂都要精打细算着用。

　　林思颖的世界是不需要去思考这些事情的。

　　她的无聊，让林念知有些嫉妒，也让她恶心。

　　但她不会说出来，也不会让林思颖看出来。

　　林思颖依旧是那个偶尔会带甜甜圈回来、喝醉了就倒在沙发上的女孩，而林念知是那个和她合租、表面相安无事、内心毫无波澜的人。

　　她们的生活不会有交集。

　　不会。

　　［镜头切换］

　　访谈地点：中大研究室
　　受访者：陈嘉莹（Kary），22岁，港大经济系本科毕业，家境优渥，父亲是银行高管，母亲是大学教授

　　——

　　陈嘉莹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思考了一下，然后慢慢开口。

　　“我觉得，香港啲经济结构，依家仲未恢复到疫情前嗰种状态，特别系中产阶级，压力其实几大。”
　　（我觉得，香港的经济结构现在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尤其是中产阶级，压力其实挺大的。）

　　林念知看着她，调整了一下录音笔的角度，平静地问：“点解你会咁讲？”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你睇下，疫情果阵，啲大企业、金融机构撑得住，基层虽然辛苦，但政府有援助，反而系中产，负担重，收入跌得快，但冇得拎补贴。”
　　（你看看，疫情期间，大企业和金融机构还能撑住，基层虽然辛苦，但政府有援助，反而是中产，负担重，收入下降得快，但又拿不到补贴。）

　　林念知点点头：“咁你自己屋企呢？你觉得有影响吗？”
　　（那你自己家呢？你觉得有影响吗？）

　　陈嘉莹轻轻笑咗一声，语气唔算苦，但带住少少无奈。
　　（陈嘉莹轻轻笑了一声，语气不算苦，但带着一点无奈。）

　　“影响唔大，我爸爸系银行做管理层，收入稳定，但我屋企有朋友，搞生意嗰啲，真系好惨。”
　　（影响不大，我爸爸是银行管理层，收入稳定，但我家有些做生意的朋友，真的挺惨的。）

　　“疫情前，佢哋送小朋友去英国读书，生活几好，但疫情一搞，旅游零售一落，铺租照交，员工工资照出，啲现金流断晒，啲人开始收缩开支。”
　　（疫情前，他们送孩子去英国读书，生活还挺好，但疫情一来，旅游零售业直线下滑，铺租还是要交，员工工资还是要发，现金流断了，人们开始缩减开支。）

　　“你知啦，香港好多‘假中产’——住豪宅，开靓车，但无几多流动资金，一遇到风险就顶唔住。”
　　（你知道的，香港很多‘假中产’——住豪宅，开好车，但流动资金不多，一遇到风险就扛不住。）

　　林念知挑眉，重复了一遍：“假中产？”
　　（假中产？）

　　“系囉，我见过啲人，住红山半岛，驾Tesla，但其实全家得一个人供紧楼，供到尽晒cash flow，生活方式好似上流社会，但实际资产系高杠杆，唔可以出事。”
　　（对啊，我见过一些人，住在红山半岛，开着Tesla，但其实全家只有一个人在供楼，现金流压到极限，生活方式看似像上流社会，但实际资产都是高杠杆，不能出事。）

　　“疫情一搞，股票跌，生意差，突然间供唔起，甚至要卖楼转小单位。”
　　（疫情一来，股市下跌，生意变差，突然就供不起房子，甚至要卖掉换小单位。）

　　林念知想了想，问：“咁你觉得，疫情之后，香港仲算唔算一个适合中产搵食嘅地方？”
　　（那你觉得，疫情之后，香港还算是一个适合中产发展的地方吗？）

　　陈嘉莹顿了一下，思考几秒，然后笑了笑：“睇边个类型啲中产啦。”
　　（要看是哪种中产了。）

　　“如果你有稳定工，做金融、律师、医生，香港始终系亚洲金融中心，有市场，机会仲系多。”
　　（如果你有稳定工作，做金融、律师、医生，香港始终是亚洲金融中心，有市场，机会还是多的。）

　　“但如果你系做生意、创业，或者传统行业，中产就真系愈来愈难生存。”
　　（但如果你是做生意、创业，或者传统行业，中产就真的越来越难生存。）

　　“香港地贵、人工贵，竞争大，营商环境又唔稳定。对基层，香港可以系向上流动嘅地方，但对某啲中产，其实香港系向下流动嘅地方。”
　　（香港地价高，人工贵，竞争大，营商环境又不稳定。对基层来说，香港可以是一个向上流动的地方，但对某些中产来说，香港其实是一个向下流动的地方。）

　　林念知安静地听完，按下暂停录音键，手指摩挲着笔杆，目光沉思地停留在访谈记录上。

　　“所以，对你自己嚟讲，你仲会想留喺香港发展，定系出去试下？”
　　（所以，对你自己来说，你还会想留在香港发展，还是出去试试？）

　　陈嘉莹笑了笑，眨了眨眼：“你睇下我读咩科就知啦——经济系，好多人毕业都走咗去伦敦同新加坡。我自己都未决定，但如果香港继续咁，可能都要睇机会啦。”
　　（你看我读什么科就知道了——经济系，很多人毕业都去了伦敦和新加坡。我自己还没决定，但如果香港继续这样，可能也要看机会了。）

　　她的笑容带着点看透现实的轻松感，像是对这个城市有感情，但也没有绝对的留恋。

　　林念知看着她，心里想的却是——她们的“去或留”，是一种选择；而她的“去或留”，可能只是生存的本能。

　　［镜头切换］

　　访谈地点：中大研究室
　　受访者：赵成宇（Kevin），24岁，复旦本科毕业，2019年来港读研，现于本地科技公司工作

　　——

　　赵成宇靠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思考了一下，然后开口。

　　“我觉得，2019年之后，香港的社会气氛变了。”

　　林念知调整了一下录音笔，平静地问：“怎么个变法？”

　　“更安静了。”

　　赵成宇低头笑了一下，语气带着点复杂的意味：“2019年来的时候，香港很吵，真的很吵。新闻、社交媒体、街上，哪儿都在讨论政治，人人都有立场，就算你不想参与，也会被迫听见，甚至被迫表态。”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桌上的水杯上，手指轻轻摩挲着杯沿：“但是疫情来了，抗争结束，气氛突然降温了。像一场巨大的潮水退去，世界安静了很多。”

　　林念知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以前，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是对立，是撕裂。疫情之后，大家不再吵架了，反而是陷入了一种无力感。很多人离开了，留在这里的人，要么沉默，要么开始想办法生存。”

　　“所以你觉得，疫情对香港人的影响，主要是心态的变化？”

　　“不只是心态，还有阶层固化。”

　　赵成宇直起身，语气认真了一点：“香港以前是很讲求‘努力改变命运’的地方，至少在中产以下的人眼里，读好书、进大公司、买房、移民，是可以规划的路径。但疫情之后，这种信念崩塌了。房价没有跌多少，物价飞涨，中小企业倒了一片，大企业裁员，年轻人一毕业就是失业。过去还能拼一拼，现在连‘拼’的门槛都提高了。”

　　他顿了一下，语气带着一点自嘲：“2019年，我来香港读研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可以在这里扎根。那时候，银行、科技、金融，都缺人，港漂的身份还是优势。可疫情三年，工作机会少了一半，工资涨不过通胀，身份红利也没了。你现在去试试，别说港漂了，连本地年轻人都在找不到工作。”

　　林念知轻轻“嗯”了一声，想起她认识的几个本科毕业的朋友，有的回内地考公，有的被迫接受远低于预期的工资，留下来的，很多人都不再期待能买房、能融入、能留下。

　　“那你呢？你还想留吗？”她问。

　　赵成宇沉默了一会儿，笑了一下，靠回椅背：“你知道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特别。”

　　“特别？”

　　“对啊，那个时候的港漂都很骄傲，觉得自己是精英，觉得自己是国际化人才，觉得香港需要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创造更好的未来。”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语气里带着点疲惫：“但现实不是这样的。香港不需要我们，我们也没办法改变香港。疫情三年，我看到的是——哪怕你在这里待了五年、十年，你的普通话口音、你的身份，还是会让你被默认成‘外人’。社会经济环境不好，本地年轻人都在挣扎的时候，港漂只会更难。”

　　他抬头看着林念知，笑了一下：“所以你问我想不想留？我不确定。我可能会在这里工作几年，但如果有更好的机会，我会走的。”

　　“那你还会推荐别人来香港吗？”

　　赵成宇沉思了一下，缓缓摇了摇头：“如果你家里没有钱，又没有强烈的目标和抗压能力，我不会建议你来。香港现在不再是那个‘有机会就能翻身’的地方了。”

　　“那它现在是什么？”

　　赵成宇低头笑了一下，语气轻飘飘的，带着点说不清是无奈还是冷漠的意味：“一个中转站吧。”

　　“适合那些有背景的人，拿完身份就走；适合那些本来就有钱的人，进来消费、投资；适合那些已经在这里站稳脚跟的人，继续享受资源。”

　　“至于其他人？”他耸耸肩，“只是过客而已。”

　　……

　　录音结束，访谈完毕。

　　林念知按下暂停键，手指在笔记本上敲了敲，心里却没有真正的波澜。

　　她的受访者不止一个赵成宇。

　　过去的几个月，她听到的故事太多了。有人考了几年试，最后回内地做编制；有人拿了身份后直接去了加拿大；有人在这座城市兜兜转转，却始终没有归属感。

　　“这里不是给普通人留下的地方。”

　　至此，二十个受访者，已经完成十七个了。

　　林念知合上笔记本，揉了揉太阳穴。电脑屏幕上，Excel表格已经整理得差不多，每个访谈对象的年龄、职业、经济背景、来港年份、对香港的看法，全部整整齐齐地列在表格里。她翻了翻访谈记录，标注出几个需要补充的点，接下来只要再多查点文献，把定量数据和定性访谈结合起来，基本就可以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报告，跟导师沟通下一步的写作方向了。

　　她点开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浏览最新的关于疫情后香港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数据。几个学术机构的报告显示，近几年，香港的社会流动性明显下降，特别是年轻一代，收入增长跟不上房价和物价，晋升机会减少，中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变低，基层向上爬的难度更大。

　　这和她的访谈数据完全吻合：她的受访者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在描述一个趋于固化的社会。本地年轻人普遍觉得“香港以前可以靠努力上升，现在不行了”；港漂年轻人觉得“身份壁垒始终存在，疫情后工作机会更少了”；至于已经进入职场、经济稳定的人，他们则有更强的安全感，但普遍倾向于“能留就留，能走就走”。

　　她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关键词：

　　“疫情加速了香港社会阶层的固化。”
　　“年轻一代的经济焦虑比上一代更强。”
　　“港漂的身份红利逐渐消失。”

　　这些观点，她并不意外。

　　她的访谈对象里，有些人曾经对香港充满期待，现在却只把这里当成短暂的落脚点；有些人本来就对这里没太大归属感，毕业后直接离开；甚至连本地的年轻人都开始怀疑，“香港是不是已经不适合普通人生存了？”

　　她想起导师之前提到的一个观点——“一个社会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人对它的信心。”

　　那么，香港的年轻人，还有信心吗？

　　她盯着屏幕，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

　　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送风的声音。

　　林思颖今晚不在家，文敏也有自己的事情，整个公寓只有她一个人。客厅的落地灯还开着，昏黄的光线投在地板上，透着一种难得的寂静感。

　　她站起身，走到厨房倒了杯水，靠在吧台边，看着窗外的夜景。红磡的高楼依旧亮着灯，万家灯火，角落里维港的水面映着灯火，平静而冷漠。

　　她想起自己曾经问过的一个问题——“我来香港，是为了什么？”

　　以前，她总会告诉自己，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机会、一个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可现在，她越来越不确定了。她把水杯放下，深吸了一口气，回到书桌前，继续整理访谈数据。

　　电脑屏幕闪了闪。

　　再完成三个受访者，就可以把初稿交给导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