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之六零》烟柳醉了

8、职场烟舞（中） 21、暗恋

　　21、暗恋培文

　　开店的压力大，培文每天奔波30公里，风雨兼程得早出晚归让我很是心疼，我没法为他分担他的压力，我能做的是家务和照顾孩子的事我一个人扛。所以偶尔他带一下孩子，我就心生感激，慢慢地，我感到他的脾气和我在家里的地位成反比了。我没时间去想：谁的爱多一点，谁就卑微一点。我想到的是我能做就做吧，两个人哪来那么多计较？
　　几天后，孩子睡着后，培文给我看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非常娟秀，打开，署名部分被涂掉了。我疑惑地看了眼培文，开始读信。
　　这是一封情书！是一个女性对培文表达爱意的信。她夸赞培文的英俊，褒扬他的品格，称赞他的睿智，她告诉培文，她爱了他很久，培文如不同意，她就默默地爱他一辈子，培文若也喜欢她，有没有名分她都会陪在他身边。信的最后还提到，她想给培文买个BP机，这样可以多听到他的声音。
　　我看得心跳极速。我手软得都无法握住这薄薄的一页纸。我的眼泪在打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培文看我这样子说：“我都把信拿给你看了，说明我和她什么事也没有，你不要多想。”
　　我想想，好像是这个道理。我问培文真的没事吗，培文反问我：“你说呢？”我想，要是要是培文也存了这样的想法，怎么可能把信给我看呢？在九十年代末，虽然暴发户有钱后找小三的事情不再是爆炸新闻，但也没有像现在那么普遍，轻易到就像握个手那么平常。我想我们这些年的风雨同舟，我不该怀疑。
　　但是那封信让我惦记上了BP机。BP机的出现已经不止一年了，那时，但凡有点钱有点能力的人腰间别个BP机，是身份的象征：一群人里，谁的BP机滴滴滴地响起来，主人掏出了一看，再端着它到附近电话亭回个电话，就好比现在开个法拉利保时捷，引来羡慕的眼神。
　　我的丈夫，他需要的东西，是我做妻子的责任。我就在我和孩子的伙食上克扣，加上先前积攒的，等第二个月工资发下来后，我就对培文说，咱也去买个BP机吧。
　　刚到一小，我的压力还有来自于学历的困境。说到底我们就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生。90十年代末的中专毕业生已经毫无含金量了，通常学习成绩中下学生，都能去考中专。才短短几年，计划已完全赶不上变化了。我迫切的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历，不然我会被淘汰。
　　有的同事报考参与的是函授。函授只要交够了钱，基本上都能拿到文凭，但问题是钱，数目还不算小，那时学校是不给报销的；另一个就是自学考试。每门课交上十多元报名费，自己学习，考试的时候，考场纪律完全复制高考，能不能考过，全看你自己的学习能力，难度可想而知。对于像我这样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人来说，考验是严峻的。可是我有选择吗？囊中羞涩，还对外美其名曰：挑战自己考验自己。
　　我去成人学校报了名，接下来就是积极备考，感觉又进入了初三学习状态。所幸，第一次报考的三门课程竟都通过，其中一门堪堪60，好险！
　　第二学期开学初，听说要在小河对面造三小了。我看看对面，好几处打桩机在施工，不知道是哪个地方。
　　早听说要建一个三小，当时还没开始动工。破土动工的时候，正是发生“大字报”事件那个学期。后来我听说事故的男主角竟然是我们汤校长。据说，前两年，邵副校还是大山中心小学的一个普通一线老师，被学校派到到一小听课学习时认识了汤校长。后来就有了联系，第二年，在汤校长的努力下才把邵副校调到了古窑镇一小。到一小的第一年，邵副校就做教研组长——不过那时教研氛围全没有现在那么足够重视，然后第二年被调进教学处，担任副主任。从教研组长到副主任，大家都有点意外，但是这点意外相比邵副校取得成绩，也就没意外了：这一年，邵副校上了n次公开课，重点是邵副校这课上的的确有一套，还被推荐到市里，并获得了很不错的名次，有人觉得这是她勤奋努力的回报，也有人一撇嘴说，如果学校肯给他（她）这样的机会，他们照样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但这也仅限于坊间私传。半年后，邵副校直接成了邵主任，而原来的主任去当了一名班主任。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去问原主任谢老师，谢老师笑笑说：“教学处这是个小池塘，邵老师更适合，我更适合做个班主任教教书。”
　　关于这事，民间版本在几年后才不断冒出来。等我调进一小的时候，邵老师正式荣升副校长，这回大家反应倒是平静了，仿佛已是不足为奇了。
　　这正副校长一个办公室，第一年就有了“大字报事件”，不可靠消息说是汤校长老婆气急而为。传到邵副校丈夫耳朵里，两人大吵一场，还动起了手，一个脸上猫爪挠过一样，一个一边眼圈成了蓝紫色，就像眼影用过度了。
　　后来，校长室用屏风隔断，一分为二。那时三小已建设得差不多了，上边就在琢磨谁去当校长。汤校长是不愿去三小的，虽然仅仅只是隔了一条河。汤校长大概是和邵副校说起过自己的盘算，不久，邵副校去教委开会，和分管认识的领导相谈甚欢，欢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说得清。
　　培文重新开了一个店，专卖化妆品，批零兼营，我很担心，他说都是厂家来铺货，他主要是店面装修和营销。我问他需要找个帮手看店吗，他说这家化妆品店和瑜的店面对面，他和瑜说过了，他不在的时候，请瑜帮忙看一下，等他找到合适的营业员。培文说，瑜的小店，也没什么生意，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和瑜谈谈，看看能不能请瑜兼顾一下，大不了在店的一角放瑜的那些商品。为了运送货物，培文卖掉了那辆破三卡，换了一辆二手的小面包车。培文爱车，刚买回来的时候，是一辆脏不垃圾的旧车，在培文手里，越开越像新车了。我有一次问他，老婆和车子，你爱哪个多一点。他说肯定是车子。看我不高兴的样子，他笑着说，车子不对它好点，半路上它一发脾气就开不动了，所以必须对它好点。
　　但是面包车还是偶尔会发脾气罢工，而他的店，也如他的面包车一样，并没有日行千里的生机勃勃。
　　帮我带孩子的阿姨要我重新找人，这事让我们很为难。
　　我听说二十里外有个全托的幼儿园，而且收费特别便宜。我和培文商量后，就把儿子送了过去。
　　这是一所民营托幼，校舍还是很大的，有一幢三层楼的教室宿舍用房和一排辅助用房，中间是一块足够宽敞的活动场所。接待我们的是一对年轻夫妻，他们是老板，正聊着，一个面相不算很和善的老太太过来，把我们的儿子带了进去。儿子还有些好奇，看周围都很新鲜，小家伙是完全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什么。
　　开头几天，我心里忐忑不安。培文一脸不屑：“就你儿子金贵，幼儿园里还有那么多孩子呢，人家为什么要欺负你儿子？”
　　周六，我不时地催促培文去接孩子。到了幼儿园，还是那个老太太把我们带到一间教室里，只有我儿子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他仿佛被粘在凳子上一样，呆呆的样子。看到我们，儿子不敢挪动，也不敢喊我们，只是盯着我们看。老太太走过去叫他，他才向我们走来。老太太把一包我儿子换下来的衣服交给我，我就抱着孩子上了车。
　　在车上，孩子好像是冻僵的小狗回暖了，他开始抱着我的头，抱着我的脖子不放，然后又把我当成梯子往上爬。我们问他在幼儿园乖不乖，他一会儿说乖，一会儿摇头往我怀里蹭。我不停地亲着孩子。我闻到一股若隐若现时浓时淡的怪味，我想，是这破旧老爷车的问题还是我的鼻子问题？
　　晚饭后，我想给孩子洗澡换衣服，这一下，我惊呆了：儿子穿的裤子上，一堆变形了耙耙粘在裤子上已经发干变硬了。我还有点不敢相信，凑近嗅了下，没错，就是耙耙。我翻转儿子的身子，小屁屁红红的长了很多小点点了。我大声叫培文，培文看了眼，说我大惊小怪。我不想跟他多说，一边给儿子擦洗身子，一边流眼泪，儿子的小手按在我的眼睛上，我哽咽得无法自已。
　　我问培文还送儿子去那个托幼园吗，培文说：“不送过去，你带吗？”培文安慰我：“说不定人家也不知道。”几天都没发现正常吗？
　　有钱人才感叹：“钱不是万能的。”我们这样没钱的才不得不接受事实“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若有钱，我的孩子不必送到那么远的全托学校。也是因为钱，前两天胡金来胡老师不会因为拆迁问题和妹妹一家的矛盾带到了学校里。90年代末，第一波的拆迁开始改变相当一部分人的命运，亲情和利益被摆到了天平的两端，考验人性。事后，有些同事在胡老师面前说他妹妹没付过分，但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谁知道呢？
　　星期一早上我急着上班，我走的时候孩子还在熟睡中，我轻轻地亲吻孩子，深深地自责。午餐时，看着学生吃得开心，我想这时我的孩子吃了吗？吃的是什么？我还在想培文会怎么和幼托园的校长老板说。下班后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和那个女老板说过。培文说，保育员是老板的妈妈，幼儿园是他们家的，去说有用吗？万一他们拿孩子出气，吃亏的是我们儿子。孩子没事就算了。我想想，好像也只能这样。
　　好在我这人没心没肺，走上讲台那一刻，就能全身心面对学生，自动屏蔽一切影响和干扰。不过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容易走火入魔。那时年轻，事儿还挺多的，闲下来的机会似乎不多。
　　我想请假周五就去接儿子。培文说算了，别搞得很特殊。我就只好埋头吃饭。过了一会儿，培文说：“其实我也心里不好受。你没有送过儿子你不知道，每次一上车，小家伙叽叽喳喳的能跟我聊天，车子一拐进乡道，小东西就嗅到了苗头，闭嘴不说话了，我怎么问他逗他，他都不说话，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到了幼儿园，我把他送进大门，和他说再见，他也不回应我，就那样孤零零的站在教室门外看着我，不哭也不闹，有一次我快走到车上回头看他，小东西还站在那里看着我，我心里也难受啊。哎……”
　　我眼前出现儿子孤零零站着目送培文离去的画面，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培文说不告诉你，就是怕你这个样子。
　　我就算工作做得再好，课上得再好，又怎样？
　　我不能把儿子弄丢了。

　　22、评优的经历

　　我在一小工作的第三年，三小终于竣工招生了。那年，我儿子三岁了。
　　儿子两周岁的时候，我把孩子从那个寄宿制幼托学校接回来送到古窑镇上的公立幼儿园，离我们学校直线距离不到500米。接送孩子理所当然是我一个人的事。可怜的娃每天早上跟着我很早起床，吃早饭的时候眼睛还是闭着的。但是他很懂事，早饭我吃稀饭咸菜，他也跟着吃，从没有说不要吃，有时拿着小调羹竟睡着了，我拍拍他，他也不闹，他知道爸爸在睡觉，不能发出声音吵到爸爸；他也知道我急着上班，他努力想让自己快一点。去幼儿园，基本都是孩子自己走，倒是我怕迟到嫌他走得慢还会呵斥他，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这个母亲做得是多么不称职啊！
　　三小落成，汤校长移驾三小。我们几个得跟着汤校长过去。有人说汤校长被贬黜出了京师；有的说是邵校长过河拆桥，技高一筹；也有说汤、邵二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
　　但是我没有乐，也没有不乐。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学过一句话：“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我就往哪里搬。不惧困难不畏艰险。”现在我调进一小才两年，学校给了我很多荣誉，我要知恩图报好好干，领导需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就走吧。只要年轻，一切还有无限可能。对我们一线老师来说，只要通勤方便，到哪里都差不多；但是对领导来讲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了。我们猜汤校长是不愿意挪窝的，但调令来了，汤校长就挑了七八个老兵走了，邵副校转正当了一小的一把手，大家背地里说什么的都有。
　　和汤校长一起到三小的还有易老师和亦然。易老师是一个教学能力特别厉害的人，她不论和谁平行班，她教的班级数学成绩一定是第一的，她脸上几乎没有肉，看起来让人心生畏惧。曾有个学生说，他只要一看到易老师，一听到易老师的声音，腿脚就控制不住的哆嗦。
　　跟着汤校长过来的吴老师被安排到教学处，二小调过来的汪老师在德育处，两个小伙子年纪相仿。在学校，特别是小学，男性教师人数少，大约不会超过总教职员工的1/4，属于少数人群，但是他们所占有的机会却是绝大多数，但凡情商高一点的，大概率会被提拔到中层以上的领导地位。易老师教学成绩再怎么出色，想要超过男老师获得提升机会，“蜀道难，难以上青天。”
　　吴主任推荐让我担任教研组长。教研组长是个什么头称？不管是什么，我不知道除了正常教学工作，我还该干什么。但是我还有最后几门课要考试，家里忙不完的家务，儿子还那么小，我虚应了这个组长之责，几乎没做什么。期末要交教研组材料，我加了一个班填完材料算了事。
　　到三小第一年，我带的还是五年级，正是袁航他们班。
　　这年恰逢市教坛新秀评选推荐周期。
　　那年，我虚岁三十，正是教坛新秀限定的年龄点。我以为到了过期的这个临界点了，就无需扑腾瞎操心了。
　　可能是没有人报名，学校宣布只要在三十周岁以内的不必报名一律参加。吴主任拿着花名册核对，我没有能够成为漏网之鱼。
　　接下来统一时间校内选拔。选拔内容按顺序是：同一时间地点设计当场指定的教学内容；按自己设计的教案上课；按照得分推荐两个名额参加上一级评比。
　　教学设计考那天，我因为送学生去医院我迟到了。赶回学校，大教室里只有最后两三个老师在收拾东西。我看看时间，心想能少写点就少写点，下回课堂上，我能少说就少说点。奔着这个宗旨，我灵机一动，设计了一堂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案。结果上课那天课堂气氛异常的好，听课的领导的热情也被孩子们点燃了。汤校长露出久违的笑脸。
　　上世纪末，课程活动化的教学模式还是个新事物。我的课被推荐参加上一级评比。放学了，吴老师已经走了，我正在收拾，汤校长走了进来。
　　“校长好。”
　　“嗯嗯，我看看。也来告诉林老师一个好消息。”
　　“啊？什么好消息？”
　　“今天刚刚在教委开会，教研室主任和我说起我们市有几个名额可以报送上省市教坛新秀，我就为我们林老师争取了一个机会。”
　　我有一秒钟短路黑屏了，只是“啊”了一声，接着开心又激动地说，“谢谢，谢谢校长！”
　　“怎么谢？”汤校长拍拍我的肩，“不过主要还是林老师自己水平过关，不然就算我要帮你，也帮不上，林老师你说对不对？”
　　我不知如何接话，只是一个劲说：“没有没有，谢谢谢谢！”
　　汤校长轻轻的拍拍我的后背：“哈哈，林老师要注意劳逸结合，你们年轻老师也要注意休息，我看林老师都瘦的这样了。”说着，汤校长的轻轻地拍了一下我腰背，我下意识的一让，汤校长笑着转身朝门外走去，“下班了，林老师还要接孩子吧。”
　　望着校长背影，我愣在那里。走出办公室，学校里偶尔还有被老师留下来补作业的学生和搞卫生的学生走动的声影。桂花树下洒落细细碎碎的金黄，空气中有香甜的静谧。我顾不得欣赏陶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培文。
　　我的课推荐上去后，有好评，也有质疑。为此，学校还特地承担了一次研讨活动，省地市十几位教研员参加点评，最后这节课还是一直过关斩将，我也在上世纪末的最后一年，获得了教坛新秀荣誉。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培文，培文淡淡地，没什么反应，我有点索然。
　　只是后来吴主任调离前无意间透露，原来教坛新秀人选是内定好的，内定名单里没有我，但是我上的课实在太有个性和前瞻性，学校为此召开会议讨论，最后校长拍板，临时换人。主任说校长是挑了担子的，还好我争气，一路过关斩将，直杀进省教坛新秀评审。
　　我问吴主任原定的是谁，吴主任笑笑不说。
　　我想想后怕，如果我半路被涮下来了，那我情何以堪？岂不是成了学校的罪人了吗？这事还不如不知道的好。
　　培文越来越忙，和他说话总说不到一块，他动不动就是嫌弃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们以前吵架不过夜，现在两三天不说话是经常有的，每次都是我找机会与他和解，不然，可能一个星期都不会和好。我很怀念以前。学校里有时候同事们也会聊起他们夫妻之间的摩擦，女老师们炫耀的是他们的老公主动讲和——很多女人大约就这么点追求吧。我也是。
　　我很少去培文的店里，双休日，我有忙不完的家务，可是培文很不屑：“就这么点地方，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吗？你骗谁呢？”我很委屈，报账似的说给他听从起床开始要做哪些家务，可是培文不要听。我知道培文的店经营现状并不乐观。那时我的工资虽然涨到了近两千，但一个家的开销也不少，每次他和我说起钱的问题时，我只能暗暗叹气。
　　学校里的工作也越来越忙。那次批了一半作业，突然想起幼儿园的儿子，一看手表已经四点多了。我来不及收拾桌子，急急忙忙跑出去。门卫安师傅笑呵呵的，知道我每天都在这个点去接孩子，从不为难我，他笑着说：“林老师，今天好像迟了。”我笑笑：“是的，忘记了。”
　　回到学校的时候，碰到了汤校长。我有些不好意思，对孩子说：“宝宝，叫一声校长伯伯好。”汤校长点点头，摸了一下我儿子的脑袋，没说什么，我心里有点忐忑，可是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中午，午间管理的时候，汤校长叫我去他办公室。
　　汤校长示意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转椅上。汤校长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我不敢出声，屏息等待。
　　汤校长终于写完了。他把笔盖子拧好，放在一边，合上笔记本，身体微微往后一靠，看着我说：“林老师，怎么样，工作还能适应吗？”
　　我微笑着小心翼翼地回答：“还好，还好。”除了这两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林老师上课是很认真的，所以我们打算把你放在教学处锻炼锻炼。有困难很正常的，有困难可以和学校说，和我说。”
　　“谢谢校长。”
　　“你老公在哪里工作？”
　　“新陶镇。”
　　“他每天早出晚归吗？难怪，接送孩子都是你的吗？林老师你也是辛苦的。”
　　“还好还好，校长辛苦。”
　　“哈哈！是应该多关心一下老师们的生活，你说对吧？”汤校长说着站起来，看校长走过来，我赶紧站起来。汤校长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有困难告诉我，林老师。”汤校长的手还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一动不敢动，尴尬地笑着说：“好的，哦，没事，谢谢校长。”
　　走出校长室，我心里还是有些疑惑。校长不会无缘无故把我叫到办公室，那很有可能就是我提前去接儿子的事，汤校长是不是借机提醒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是最大可能。
　　那以后怎么办？
　　我和培文商量，培文说他不可能每天都那么早回来的。我想想，让他这么早下班赶回来接孩子也不现实。我给儿子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老师是个小个子大眼睛年轻女孩，她笑得很简单，说：“小徐妈妈，没关系的，我们经常有家长会迟一点来接孩子的，我和姜老师会轮流留下来等家长的，如果实在太迟了，我们会把孩子带到保安室里，你就不用上楼来接孩子了。”多好的老师，和那个冷漠的保育员是那么的不同。我虽然没像现在的家长那样去投诉，但是对那个保育员，我一直耿耿于怀。
　　我千恩万谢，老师说：“没事没事的，我们都这样的，有困难您随时和我说。”我心里暖乎乎的。我不能把人家的好当做理所当然的。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深深记在心里了。
　　培文最近工作的压力比较大。他和我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体量小的批零兼营店，厂里发货的价格没多少竞争力，个体户小型店铺越来越多，他想先关闭其中的百货店。大浪淘沙，历史的车轮谁也挡不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都无可奈何。
　　我问他要不要我一起去帮忙，培文问我去能干什么。他心情不好，我也不敢多说话。
　　培文把店里的多数商品低价处理了，还剩下一部分，问我要不要挑一些给我妈我弟家里送去，我说好的，周六，培文在旧面包车里装了两个被套、两个枕头、一口电饭锅、两把热水瓶两双鞋子以及其他一些零碎东西。我妈看到这么多东西很高兴，继父喃喃道：“又浪费钱啊！你们省着点花。”我告诉他们都是培文店里的东西，不花钱。继父说那也是用钱买回来的。我不说话。我妈看着给我弟一家的东西告诉我：“你们好心，你弟媳不是这么想的。”
　　原来前年在弟媳月子里，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侄儿和弟媳买了一大堆东西，包括婴儿车、小自行车和孕妇营养品，后来等我们走后，弟媳就和我妈大吵一场，起因竟是她认为我买的东西是故意要把她娘家人送的礼给比下去的，我是有意的，不然，就应该直接把这些东西折价给她包个红包，她从我骂到我弟我妈，越骂越气，拿起榔头把那辆小自行车砸了。我妈说她当初是冲着我弟城里户口追我弟的。那时文文气气亲亲热热的，现在凶得随时会杀人。
　　我妈总跟我说这些让人心里不痛快的，我宁可不知道。
　　我们又去了培文老家。继母现在不再做枕芯加工了，她说太辛苦了，她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免费提供原材料，她也赚不了几个钱。我们给她的那批材料做完她就不干了。
　　学校有推荐优秀教师的名额，中层会议上，汤校长说就推荐我，让我好好写材料。散会后，汤校长让我留下来，要跟我说一下怎样写材料。我的眼皮开始跳，我忘了老人们说的，到底是左眼跳灾还是右眼跳灾。
　　汤校长讲的注意事项里没有什么重点和秘密武器，倒是有一句话，让我心惊肉跳：“林老师，你怎么感谢我啊？”
　　不会是要我以身相许吧。那我宁可不要。
　　那天晚上，培文还没回到家，汤校长来电让我去酒店大堂陪几位朋友领导喝茶。
　　“我……”我飞快地思索，“我家儿子才四岁，一个人在家没人带，我能不能带来？”
　　那边电话挂了。我长长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