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之六零》烟柳醉了

4、咖喱青春（上） 第三章：

　　第三章：
　　咖喱青春

　　12、父亲的烟火

　　那年师范毕业和“双抢”无缝衔接。
　　刚放暑假，我爸说我弟招工进了城里了，他才满16岁，虚报了2岁就到省城当工人去了，更重要的是我爸自己已经无力下地了。原本城里的表姑的需要找个人给她的小作坊包书皮。马不停蹄完成所有任务，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十元。我虽然还想去勤工俭学，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双抢”，这是没得选。
　　和表姑说明情况，表姑说回去吧。
　　父亲只能吃流质食物，甚至流质也很困难。他慢慢地把实物含在嘴里，像鹅一样伸长脖子瞪着眼用力一咽，喉结动了一下，然后三四秒钟定格似的，才轻轻低下头，看自己的碗里。我眼泪很快泛出来，只好埋下头吃。尽管这样，父亲还是在院子里翻晒稻谷。
　　打稻子是个力气活，没有一个女人出现在打稻机前面。我家没有男劳力，是我舅舅来帮忙的。每回舅舅走后，我妈就会叨叨：“你看你们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你病成这样，哪个来帮过我们？你还说这个好，那个好，你让他们好一个给我看看，是来帮我们打过一天的稻还是帮我们种过一把秧？还不都是我的娘家人吗？”我爸低着头不说话、
　　我感谢我舅舅，我也恨我伯伯姑姑他们有事就找我爸，去给他们家做这个做那个，但我们家有事没有一个人来出一点点的力，甚至我伯伯前年还把我家山上的毛竹私自砍了，卖了。我恨他们冷漠无情，但这并不是父亲的错，红萝卜上了红蜡烛的账，我心里对我妈很不满。
　　所有的稻子全部收割完了，秧也已经种好了三亩多了，再种三亩，我们家的“双抢”就基本结束。分配还没消息，我开始盘算着等种完田就再去城里做个临时工，赚点零花钱。家里，累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压抑。我心里难过，我想逃离。
　　那天早上，父亲没吃早饭，他说他不饿。他叮嘱我，累了就歇会儿，别太不管不顾的干活。他还说，你要照顾你弟弟，他还小，要照顾你妈，工作了，要听领导的话。他还说是他给我们家添了麻烦。我很疑惑地看看他，点点头。我想去把灶上的碗筷洗了再出门，我妈说别洗了，我爸会洗的。我爸使劲点点头对我挥挥手，我就放下来手里的抹布出门去种田了。我妈也出门了。
　　中午还没收工就出事了。
　　我小姑狂奔而来，说我爸出事了。我和我妈扔了手里的秧苗一路狂奔回家，父亲已经没了气了。
　　他安静地躺在竹榻上。
　　他给自己换了一件普蓝色干净的中山装，领子上虽有个补钉，是做客时才穿的衣服。我妈嚎啕大哭，我却在想这么热的天，我爸他热不热。
　　我小姑说，今天我爸特意到她家里，对她说：“以后不要再跟你嫂子吵架了，有空多来家里坐坐，要照顾好自己。”这一类话，我小姑听得莫名其妙。我爸走后，我小姑觉得有点不放心，就跟过来看看。
　　小姑也哭了。
　　但我一直没哭。我就坐在我爸身边。我脑子里似乎被掏的空空的。我什么也没想，似乎有很多无缘无故的奇异的念头杂乱无章的跳着窜着。但我就是没哭。我想哭的，但哭不出来。我感觉到解脱的轻松，我想，我爸再也不用那么苦了，也不用想那么多了。好好歇歇吧。
　　我看着坐在灵前的姑姑、伯母们都在哭，哭的声音很响很响，还喊着我爸的名字。她们一边哭，一边还能和别人聊天说话，我更诧异了，我盯着她们的嘴，盯着她们的眼睛看。
　　奶奶也哭进门来了。她哭得像唱戏。但是唱得真奇怪。我想认真的听，但总是走神，我听不清唱什么。
　　父亲还没入殓，奶奶就和我妈又吵起来了。奶奶说今年要给到她的稻谷现在就得给，儿子已经死了，她怕我妈不给。后来小队的队长做了保证，她才算安静下来。
　　舅舅带着人上山造坟，家里又吵开了。伯父和小姑嫌我妈买的棺材不好，我妈一抹眼泪：“钱呢？我们家还有钱吗？”伯父质问我爸活着的时候挖黄沙卖黄沙的钱呢？后来生产队里有几个人悄悄掏了钱，事情才平息。
　　我轻轻地对我爸说：“爸，咱们别理他们，他们要唱戏了就唱吧。”然后我把凑钱的人名字报给我爸听，我觉得我爸能听见。
　　入殓的时候，我一直站在旁边。我不明白我爸活着的时候，200斤一麻袋的稻谷能扛在肩上，怎么现在竟变得这般瘦小，这般轻飘飘的样子。我听到有人在提醒我妈多注意一下我。我有什么好注意的？是我爸才需要引起大家注意。我对他们的话不以为然。
　　出殡的时候也没有哭声震天，当我爸的棺材塞进坟洞，他们开始用砖块封堵的时候，我突然站不稳了。那个给我讲故事，那个在我妈打我的时候护着我，那个肯让我骑在他脖子上，那个到学校给我送生活费的慢慢枯萎的人永远不再来……他永远不会回来了，他再也不能慈祥而悲悯地看着我了，再也不会教我做人要诚实要说话算话，再也不会指着车牌说“二伯伯吃酒……”我的心像正在被刀割，疼痛弥漫全身。疼痛竟来得如此沉重而剧烈。
　　我的眼泪突如其来地涌出来，像漫天的大雪，无声无息。
　　我想起那一回，我一个月没回去，父亲来到学校看我。他向人问路，好巧，被问到的正是我的美术老师。教美术的季老师向来比较喜欢我，我能感觉到。季老师就和父亲攀谈起来，知道了我父亲的遭遇和我家的经济状况，还知道这回是父亲特意来给我送生活费的。李老师亲自带着我爸找到我，告诉我我的父亲真好。是的，我的父亲真好。可是我却无能为力。
　　父亲没喝一口水，回头就要走了。我知道他怕影响我学习，也怕自己手术后怪异的模样吓到我的同学。他为别人全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想过自己长途奔波有多辛苦。
　　临走的时候，父亲突然显得有些局促：“孩子，家里有人给你说了个媒，是我们公社，是乡党委书记的儿子，他们家看上了你，我来问问你的意思。”
　　我心里的温情，被父亲的这一句话打碎了。我还不到18岁。我有些恼怒有些生气还有些难堪：“不要不要，我才几岁，我要读书，不要和我说这种事！”父亲像做错了事一样连声说：“好好好，我去说我去说。”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父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思来说这个话题，现在看自己的孩子大了似乎懂父亲了，可是太迟了。
　　这世上唯一能护着我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过了头七，我义无反顾的又来到省城。和我妈大眼瞪小眼，我不愿意。我跟我妈我舅舅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就走了。
　　我找到表姑。表姑没有把我带到那个堆满笔记本的小屋子，只是问我家里的情况。我一五一十说完，她叹口气，告诉我已经有人在做我原来要做的工作了，她说她知道出门右转马路边都是小饭店，有很多饭店在招临时工。
　　我拎起行李走出来。刚走了十几步，听到身后哐当一声，是碗打碎的声音。我愣住了，刚想回头，听得身后表姑大声喊了我爸的名字说：“你走好！”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回头，最后还是头也不回走出了小巷子。我知道那可能是一种风俗，但我就是说服不了自己，过不去这个坎。我知道这辈子我再也不会踏入这里。
　　我在一家小饭馆洗盘子端盘子洗菜搞卫生，我每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10点，午饭一般2点才能吃上，我饿得能吃下一头牛，但我只能吃一口草——老板娘凶巴巴的盯着我，生怕我多吃一口饭似的；饭还没吃完，老板娘就接二连三地在给我派任务了。
　　坚持做满半个月，已经八月十八号了，我回了家。我估计分配通知也该到了。
　　我分配到了我们县最偏远的山区，就叫大山。
　　我当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女教师。

　　13、山里的女教师

　　八十年代，农民和居民，城乡地区差异都还很大的。分配到那么远的山里，我妈埋怨我不去找找门路。也许我妈是想说找那个为儿子保媒的乡镇书记。我有自己的打算，懒得和她说。
　　我妈有埋怨起我初中的班主任，我初中班主任已经升任校长了，我妈觉得老师帮帮自己的学生天经地义。当年老师对我的关爱，母亲未曾念及，而现在老师没主动帮我，母亲耿耿于怀。且不说一个校长能不能干预到分配这件事，就算有这能力，为什么一定得帮？难怪有“斗米仇升米恩”之说。
　　离家远点也挺好。
　　只是在这之前，我不曾知道世上大山深处还有这么个犄角旮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从我的家到达工作学校。
　　我纠结而忐忑。舅舅来了，他说他开拖拉机送我去。
　　拖拉机真颠簸啊，那时正在修路，砂石黄泥路上浇筑沥青，尘土飞扬，我被震得肝肠寸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到：大山里一小片凹地，中间一条碎石子路就是大山的街道，两边几乎都是破旧的矮平房，灰白的墙红漆的门，还刷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标语，这就是大山深处的文化政治中心。看着这七零八落的房子，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里的时间是不是比山外慢十年八年？
　　左边岔路是一条四五米宽的泥路，百来米后就看到两排砖瓦平方，左边的门口挂着一块白底木牌，写着“大山中心小学”右边也有一个门，牌子上写的是“大山中学”我翻出报到通知，没错，就是这里。
　　两排房子都是静悄悄的。走过门洞，我发现对面还有一排同样的房子，中间是一片泥地，两头有两棵树，没有显出枝繁叶茂的样子。
　　对面一楼的最后一间门开着，一个老人正在看报纸。我敲敲门：“老师您好，这是大山中心小学吗？我是来报到的，请问是在这里吗？”
　　老人回过头，他打量着我有两三秒：“报到？你有介绍信吗？”
　　“有！”我走进去递上介绍信。
　　老人戴上眼镜仔细地读着。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眼镜，站了起来：“你这么早就来报到了？我怎么不知道？庄校长没跟我说过。”他又看看我，走到门口看到了我舅舅和我的行李说，“那你先把东西搬到楼上去，放到楼上房间里再说吧。”说着回头去拿了一串钥匙，让我们跟着他上楼，这是一个极清瘦的老人，目测个头1.68左右，脸上几乎没肉，高高的颧骨支棱着一张皮，脸色苍白，没有什么斑点，只是颌骨深深凹陷，仿佛里面没有牙齿似的。他的咬字很重，口音明显，带着极其显著的古越嵊州发音特点，这地方村民大多祖籍都是嵊州绍兴的。
　　老人告诉我他姓董，我叫他董老师。
　　董老师打开一个房间，那是一个筒子间，大约二三十个平方，中间半隔断，房间墙壁粉刷成下面蓝色上面白色，还算干净。董老师让我暂时把行李放着，他看看手表说：“现在学校没人烧饭，要么在我家里吃点？”
　　“不了不了。”我看看舅舅，摆摆手。
　　董老师说：“那随你们。你们刚才来的时候经过街道，那里有点心店，还有一家小饭店的。”
　　舅舅带着我谢过董老师，开上拖拉机到街上，我们在街上吃了一碗面条，舅舅就开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的返回了。
　　在这条不足百来米的街上，乡政府旁边有一幢彩色二层楼，说是彩色，因为它的墙壁涂抹粘附了一些有色小石子和深绿色玻璃碎片，旁边是一个小小的菜场，搭着棚子，有两三个老人还在摆摊。街道路面一半已经浇筑水泥，一半还是泥石子。
　　我买了两包方便面就回到了学校。
　　庄校长已经在学校了。这是一个瘦高个年轻人，眼睛不大，透着精干，说话喜欢擦一下鼻子。他说开学还有四五天，没想到我这么早来报到了。他向我介绍上午的董老师其实是学校的老校长。庄校长也有一间宿舍，和我的宿舍隔开一间。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本地的。书记住在隔壁中学宿舍，另外几个中年女教师都是本地的，每天往返学校。
　　隔了一天，书记带着夫人过来转了转，问我有没有困难，有需要可以找他们。接着几天，我就在房间和办公室看书，画画。有时我会站在走廊远眺。
　　开学第一天，学校安排食堂阿姨烧了一顿晚饭，所有老师一起聚餐，以示对我和幼儿园刘老师的欢迎。小刘是本地人，和我同岁，当时她读的幼师定向分配，但暂时不设编制。
　　聚餐就在教室里，几张课桌并排一放就成了大餐桌了。校长书记轮番敬酒，还好他们并不要求我每次都得一饮而尽。校长书记挨个介绍同事，可惜我当时晕晕乎乎，一个也没记住。恍惚中听得一位老师在说，我的酒量肯定没有去年调出去的那个老师好。
　　我以为我是唯一的科班毕业分配生，后来才知道，有一个早我两三届的同门师兄被借调到了旁边的中学；校长是三年前定向分配来的，只是不同学校，刚刚调走的是个女老师，也是科班出身。但是说起这位调走的女老师，这些同事们说一句留一句，然后很有默契的彼此看一眼。有几个民办老师转正的。
　　学校五个年级五个班，我教四年级。这个班28个孩子，没有一个家境特别优渥的，二猛同学冬天连一双棉袜也没有，但是他们个个眼睛乌溜溜的，可爱得就像顽皮的宠物。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有一个家长到学校找我，有时孩子淘气或者不认真，我一通输出，并没什么担心害怕的。那时罚他们抄写生字，一罚就是十遍二十遍，孩子们想到的办法是一手握两三支笔同时开工，但怎么也不敢回家告诉父母，怕再被父母暴加一顿重型输出。
　　班里有一个最大的孩子比我只小了四岁，读了几个月就辍学了，后来我离开大山，有一回在新陶街上，他拽住我说是我的学生，问我借100元。难得师生情，我毫不犹豫就给了，一年后有人告诉我这学生进了监狱了。
　　还有一个学生姓赵，特别机灵的那种，挺能说会道。二十多年后我们买房子遇到了法律问题，那时双休日偶尔会陪傅蓉荣他们几个官太太打打牌，傅蓉荣就向我推荐了这位赵姓学生，说他已经是律师了。我联系到了这位学生律师，赵律师告诉我他很忙，但老师的事情他会不遗余力。他带我去超市买了万把块钱的礼品，又让我包里一个5000元的红包，都交给他，说是要送给法院的院长。好巧不巧，这个院长竟是我同学的爱人，一来二去，赵同学的谎言别揭穿了，我没为难他，也没去问他要回钱物，但他倒是把我拉黑了。一年后傅蓉荣说赵律师也被请到里面去了。
　　九月下旬，我第一次回家。
　　回家，也是要到古窑转车。有两个班车，大山站是途径的一个小站。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汽车常常经而未停，我只能望洋兴叹；下午班次，因为有人下车，汽车停了下来，但我却挤不上去，朋友和车站买票师傅熟悉，他们合力让我踩着肩膀从车尾翻窗而入，我感觉自己像包裹一样被递了进车去。
　　因为古窑出发的班车也是定时定额的，有时要等两个多小时。后来有人出主意，让我在岔路口拦拖拉机。我拦过几次，拖拉机师傅很好，但是拖拉机实在太颠，我都没时间担心肝肠震断，却怕脑髓震碎了。我这么笨，不得不怀疑是乘坐拖拉机震坏了脑子。

　　14、豆蔻桃李

　　物以稀为贵。人也一样。
　　80年代后期，在这大山深处，有居民户口的人还是不多，居民户口的未婚女性更少，有文凭国家分配的未婚女性凤毛麟角，所以我的到来就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礼遇。
　　国庆节全乡镇要搞文艺汇演，书记就把我推荐上去——其实我在学校选修的不是音乐，但是文化站长亲自指导并给我伴奏，我就这么被隆重的推到了舞台中央，就算我唱得五音不对，掌声还是会有的。那个借调到中学的祝老师，也一起参加演出。
　　算起来祝老师应该是65年生人，个子不高，人不胖，略清瘦，眼睛长而上翘，眉眼脉脉有情，后来从书上知道这就叫桃花眼——不过桃花眼仿佛是女性的专利，他有两撇小胡子，有时喜欢摸着胡子说话。他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娓娓道来，和庄校长不同的风格。我没看到他和庄校长有过谈话之类的交集，也不知道第一次会餐的时候，祝老师是不是也在座。山里基本没有什么娱乐，书记怕我一个人住在学校无聊，知道我喜欢读书，向我推荐了祝老师的藏书，并亲自带我到了祝老师宿舍，于是我向祝老师借过书，后来祝老师曾主动推荐过一些好看的大部头，还帮我从古窑的文化馆借了两套外国文学名著。
　　有一次我去还书，祝老师邀请我参加一个民间文学团体。我怕生，不善交往，也不是很感兴趣，很不好意思的拒绝了，就不好意思去借书了。后来祝老师给我送了本书，说很好看，又问我怎么不去借书，我觉得自己的格局太小了，想起以前同学常说的一句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概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因为演出，祝老师有一次到我寝室楼下等我一起去彩排，书记和他夫人隔天晚上就来找我谈话，他们告诉我，祝老师正在和代课老师小羊谈恋爱，有人看到过某一天清早，小羊是从祝老师寝室跑回家去的。要知道，那个年代未婚同居不是一件说得出口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书记夫妻提醒我，祝老师生活作风有问题，我一个小姑娘得离远点。
　　第二年，祝老师从中学被遣返回小学，小学的庄校长又把他遣送安置到离中心小学六七里外的完小，传说是因为他声援当时的大学生搞的一些活动，发表不当言论。祝老师居然是愤青？
　　书记夫妻来我寝室聊天时透露，祝老师想要始乱终弃，所以才让祝老师到偏僻的完小好好反思，也便于修复祝老师和小羊的感情。小羊哭着发誓：生是祝老师的人，死是祝老师的鬼。我也想不通，小羊长得挺好看的，脾气也很好，祝老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怎么就想当陈世美了呢？
　　那年的五四青年节文艺演出时，祝老师竟对我说，小羊和外面一些人在说祝老师和我在找对象。怎么可能？我不可思议的看着祝老师，满心的懊恼，这以后我就尽量对祝老师绕道而行。
　　元旦那天，书记组织，带领学校的一众老师们到我家吃饭。书记不知那里找了辆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我家。
　　我妈招呼大家坐下，一边给大家泡茶，一边嘱咐我马上去医院何医生家借几张凳子。我有点纳闷，为啥不问邻居借呢？我妈说她已经和何医生说好了，何医生夫妻都在家等我去搬两张长条凳。
　　好久没走进医院了，几乎没什么变化。何医生是个高高胖胖的老太太，小时候没少骂我们姐弟，她总是乜斜着眼看我们，我有点怕她。她老远就招呼我，把我带进他们家里。我第一次到他们家。房子分成内外两层，外面应该是烧饭吃饭的，我正要搬凳子，何医生拦住我说：“你别急，我这里还有个客人你见一见。”说着撩起门帘让我进到内间。
　　内间有张大床，床边的沙发上坐着两个年轻男子，看到我们进来，站了起来。何医生指着一个中等个子长得非常漂亮的小伙子说：“这个就是我们王书记的儿子志军……”何医生接着说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我脸腾的一下烫起来，低下头不想去看对方。我心里异常排斥：干嘛骗我？还偷偷摸摸！书记很了不起吗？
　　我和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扛起凳子就回家了。后来我妈告诉我，书记的儿子对我非常满意。这我知道，因为后来，这小伙子隔两天就写一封信，写了有厚厚一摞，可是我没有回过一封信。
　　其实我不是排斥对方，而是排斥相亲，特别是我母亲安排的相亲。我脑海里封存着一个名字，很重要。志军很漂亮，那种特别清秀的超过女孩子的的俊气。但好像只是想赞叹，不是心有悸动的感应；我隐隐觉得跟着志军走，可能就会和那个名字走岔了。
　　但是，这真那么重要吗？无聊的时候我就想着从记忆深处把她挖出来晒晒，却觉得越晒越发霉了。如果这张照片霉到无法拈起来，我是不是还要坚持？镇党委书记，其实在我们能接触的层面里已经是个不小的“大官”了，何况他儿子那么俊秀。
　　我对自己说，他如果坚持到写够十封信，我就答应见面。
　　王志军的信，基本上一个星期能收到一封。这样的速度，那时的邮政大约已经尽力了。我发现有点幽默，因为他在信里说：“我发现邮局好像对我特别不友好，不知道总是不把我的信送到你手里，还是每次都把你写的信弄丢了。”我想问是不是该写一封回信呢？可是提起笔，转了半天的笔杆，我还是觉得无话可写，只好作罢。
　　周六一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回家，给了我妈15块钱。我一个月的工资89元，我给自己定好目标，每个月得先存上30元，给我妈10—20元，剩下自己花。那时一斤猪肉才一块钱，在大山里，这点钱够花。我妈说，我弟可能会招工进城里上班了。
　　星期天下午回到学校，董老师爱人告诉我昨天有人来学校找我，留下一袋苹果交给我。是谁呢？我不知道。
　　周一上午，董老师到办公室叫我去校长室接电话。电话竟是王志军打过来的。他告诉我周六他来学校看我，没想到我回家了。我有些错愕，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的话。
　　“你在听吗？”
　　“是的，在。”
　　“不怪你，我没有提前跟你说，怕你不答应。这个星期天，你有没有空？去爬径山，好吗？”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其他人，要是还有人，那就好。可是我本能地觉得这样说不好。只好又不说话。
　　“我给你写了信，我过两天再给你打电话，你再告诉我去不去，好吗？”
　　我大大的舒了一口气。
　　回到办公室，办公室的目光都投射在我脸上。高个子乔老师说：“这个学期我们学校好像特别热闹，小伙子们进进出出好像很多。”
　　董老校长的爱人沈老师看看我，笑笑说：“花开得好看开得香，蜜蜂啊、蝴蝶啊，就来了。”
　　大家都笑了。我有些转不过弯来，只好不做声，心里想：“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呀，我也没搭理过他们的。”
　　董老校长也凑过来：“昨天还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来找我们林老师，可惜林老师没在学校。”
　　“是谁呀？林老师他没跟你说好吗？”王老师说。
　　我有些不开心，但又找不到反击的话，低着头批作业。这个王老师，也是下放的知青，但她和我小学的高老师太不相同，她身材高大魁梧，眼睛很小，脸上的肉似乎有些横着长。
　　有一回王老师班的一个男生和我们班一男生闹矛盾，学生告诉我之后我就立刻赶到教室，护着自己班级的学生批评六年级的闯入者。没想到这孩子很倔强，竟不买我的账。我一回头看到他们的班主任王老师抱着双手站在办公室门口居高临下，冷眼旁观。我更觉得下不了台，硬着头皮坚持要男生道歉，男生也看到了他们的王老师，见自己班主任不发话不批评，就像有了靠山；旁边沈老师走出来对王老师说：“你快去处理一下，那个是你们班的学生。”
　　王老师冷笑着说：“她不是很能干的吗？，她在处理，还要我去干什么？”说完竟转身走了。学生看自己的老师拂袖而去，就更不服我了。我又气又急又羞，忍不住哭了。
　　书记知道了，晚上和他爱人一起来我房里，告诉我怎么有智慧的处理问题。人就是这么不断地摔跤不断地长大；不摔一摔，很难真正成长。
　　星期四，收到了王志军的信，信不长，内容也不多，无非所见所闻所想，重点是希望我能去径山玩。我还在犹豫，电话到了。我问径山有什么好玩，他告诉我山上还有些年代久远的东西，传说中能传音十里的大钟残片还可以找找看。我问径山在哪里？怎么坐车？
　　王志军说，周六他来带我。我心里想，到大山来是何其麻烦的事，等他到我们学校，都下午了，那几点到山上，什么时候下山？会不会需要留宿？留宿在哪里？单身女孩是不可以在外留宿的。这么一想，就萌生怯意。
　　王志军仿佛在电话那头就看到了我脸上的犹豫，很快说：“星期六，我9;30到你们学校，我来接你。”
　　星期六，在忐忑中到了九点钟。我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无非一个包一个皮夹。门外有人走动的声音，我预感到什么，就去开门，果然是王志军已经在走廊上。他看到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走过来，递上一包零食：“你，林秋月！我是那个，那，王志军，我来早了，这个给你，是一些零食。”
　　本来还想装作很大方的见过大世面的样子，可是不争气，我的脸一下子火辣辣的。隔壁老校长打开门，探出脑袋来看看，又把门关上了。
　　“要不你先进来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好。”王志军进来后，我把门打开到最大，恨不得把整面墙都拆下来。他打量了一下我的房间，跟着我走进内间。我更不好意思了，赶紧从里面拿了一只方凳转身出来，放在门口。王志军愣了一下，他的脸也红起来，接过凳子说：“好的好的，我坐一下。”
　　我拿了包急忙出来，王志军指着墙上的画问：“这是你画的吗？”这是一幅没有裱过的国画人物。我点点头：“画得不好，我们走吧。”
　　“你真厉害，画的真好！好的，走吧。”我看到他眼里是真诚的钦佩。
　　走出学校，门外的小坡地上，停着一辆吉普车，王志军打开车门，让我坐在副驾驶室。我非常意外，他竟然开车过来。这是他父亲借给他的公家用车吗？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私家车的概念，自己开车出行，比现在开直升机出门还拉风。
　　“你会开车？你上次也开车来的吗？”
　　“是的。来你这里乘长途车挺麻烦的。车可能有点颠。”一路上王志军不断找话题，但他显然也不算能说会道，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小小的车里，气氛不仅仅是暧昧，更多的是尴尬。
　　车到铜桥，零星有些人家。远山无尽，烟霭远近。王志军把吉普车停在一处人家屋边，我们沿着时有时无的山道攀登，幸好不陡，时不时还有石级。我走走停停，有时王志军想来拉我，我躲开了。我们在近山顶的一处亭子歇息。王志军去拔了把野草细枝条，当作扫帚给我清理出一个座椅，我们隔了一人间距并排而坐，王志军给我讲他的家庭他的工作。我只是听，不插嘴，也不说我的情况。当他问我的感觉，我其实没什么感觉。
　　下山后我们在一饭店吃了饭，他点了四个菜。我吃的不多，这是第一次和异性在饭店吃饭，我很拘谨。他把我送回来的路上，王志军犹豫着伸手来抓我的手，碰到我的手指，我触电一般的缩了回来。我有些不忍心，可是又不愿意妥协。王志军的眼睛闪亮闪亮的，对视了一阵：“下个星期我来接你去古窑玩好不好？”看我没回答，又说：“要不，你回家的时候，我来接你。”
　　他想到我房间去，我想到老校长的眼睛，说：“太晚了，你回到家还有很多路，还要好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