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之六零》烟柳醉了

3、我命由我（下） 7、记忆仅

　　7、记忆仅限于此
　　吃晚饭了。
　　我端着碗看着原木色的方桌，想，这就是当年父亲做手术的台子！我不由得悄悄抬眼看向父亲，他的脸下半部分左右明显不对称，只是现在看他吞咽，勉强还算正常。我心里又难受起来。
　　父亲以为我热，把电扇朝我这边掰了一点。我看看母亲连忙说：“不用，我不热。”
　　这是一台和我个子差不多高的立式电扇，是这一年我做板刷挣的，母亲托板刷厂一女工花了15元钱买的零部件，父亲自己组装出来的。父亲没读过中学，没学过物理，居然用了不到一个下午，就完成了那么多零件的组装，插上插头，习习凉风扑面而来，这个夏天的闷热因为有了电扇而变得傲娇起来。
　　洗好了碗筷，我走进自己的房间——这个不足10平方的陋室是父亲对我的馈赠。这个夏天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开始用毛竹片编了好多脚手架片，编完后刷上石灰浆，晒干后父亲把它们立起来，在灶间旁边围出一个小小空间，正好可以摆放一张竹床、一个桌椅，然后接出一根电线，装上灯泡，我竟然有了独立的私人空间。我很高兴，以后可以静静学习了。
　　我也可以把我妈关在门外。即便重生，我的心依然无法和母亲靠近。
　　我后来想，也许苦难并不是阴影，但是我的母亲，她在我童年里留下的阴影，才是难以自愈的苦难。长大后的我曾一遍遍告诉理智：这一切不怨母亲，是生活条件太苦了。“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生活的淫威，摧残的人都没了好脾气了。但感情和理智并不是完全兼容。
　　就像打扫卫生，还是有想不到的犄角旮旯和打扫不到的隐秘角落，除非搬空房间的所有物件。
　　记忆里这些年我的成绩一直还稳定的，而且比班长好，可是我觉得除了叶老师，大家喜欢的是班长。但是第二年叶老师走了，大家说叶老师要去考大学。大学，好远啊！
　　也就在那年是暑假，我要去种田了。那可不是“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生产队组织十一二岁以上的孩子学习种田，不但给工分，还有一两角钱的现金奖励。我妈就带着我来到田头。并排很多块田畈，所有的田都被黄黄荡荡的水覆盖着。妇女们弯着腰在种田，秧苗从黄泥水中探出小半个羸弱的身子，中间有一口田的田埂上站了我们八九个孩子，最大的也才读中学。
　　生产队长量好了一个个秧道，妇女队长下田做示范。我们下到了田里，学着妇女队长的样子，像绣花一样小心翼翼地插下第一株秧，第二株，第三株……才种了几捆秧苗，汗水已从睫毛上滴下，我用手背一擦，眼睛进了泥沙，使劲揉了揉，我直起腰喘口气，又接着弯下腰。
　　我妈站在田塍上说：“我女儿种的还好的。”旁边的妇女乜斜着我妈说：“比你强，你怎么今天又不出工了？”我妈笑笑。我不喜欢她们和我妈说话的样子，有点没安好心，但她们从不这么说我爸，我父亲虽然已经动了两次手术，但他还是牛一样的吃苦，牛一样的忍耐，牛一样的温顺。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爸早就去打稻了。打稻是个力气活。
　　我已经没了说话的念头了。我转过头往后看，还有好多呀！越看越觉得“雄关路漫漫”啊。但我得坚持，农村的女人不会干活就等同于又懒又笨，是要被耻笑的。
　　好不容易等到队长说收工，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跨上田塍。田塍边是一条浅浅的水沟，我正想去找脱在田塍上的鞋子，突然发现腿肚子上趴着一个差不多半根手指粗细的黑黄相间的蚂蟥，我大叫起来，跺着脚连滚带爬地哀嚎：“蚂蟥，蚂蟥，妈呀，蚂蟥……”旁边的妇女都笑起来。我哭着问：“大妈妈，怎么拔？”
　　“一扯就扯下来了。”
　　我哆哆嗦嗦的伸出手指，那东西软软的，一碰到我头皮就发麻了。没人帮我，我流着泪闭着眼，竟扯不下。我看看周围的人，他们洗手的洗手，洗脚的洗脚，有的已经走远了。我狠狠地一咬牙，我就当这两根手指不是我的，使劲扯，扯下来的蚂蟥蠕成一团，我放开手指，竟无法甩脱；情急之下我抓起一块石头把它从我的手指上刮下来，立刻跳起来逃开去。再看脚上，一股鲜血从蚂蟥叮咬的伤口流下来。我用手擦了一下，还是有血流出来。我顾不得这些，赶紧检查两条腿，果然又发现了一条。虽然个头略小，但过程一样艰辛。
　　回到家，我妈像是没有看见我腿上的两条血渍，我爸倒是问了，他说要是有水田袜就好了。我妈说：“犯得着买吗？你开刀的钱还着欠大队里。”
　　我爸不说了。过会儿说，大队里要种茉莉花了，像他这样的不知道能不能照顾。我妈说有多少工分？好的话轮得到吗？
　　下午收工的时候，队长给我们开了个短会，给我们评工分，还发钱给我们。我把钱交给我妈，我妈很高兴，听到我评了8分，我妈问我伯父家的孩子评了几分，我说好像8.5，我妈表情很僵硬的样子：“偏心！”
　　春天到了，我爸就去大队种茉莉花了。一起的还有伯父。
　　我放学后也总是先到我爸的塑料花棚。花棚很低，我爸是全程佝偻着身子，或者蹲着伺弄；我也不能站直身子，弯着腰提着洒水壶，轻轻地给花洒水。我爸总让我轻一点，再轻一点，但我已经很小心了。
　　初夏花开的时候，矮矮的塑料棚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浓香熏得我头昏脑胀，以致于我越来越不喜欢茉莉花。后来有首歌“好一朵茉莉花”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熏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茉莉花香。由此可见，喜欢一样东西，是需要和当时的处境结合起来的。
　　五年级换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姓刘，不知为什么我很怕他。因为怕刘老师，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怕数学。那年我没被选上三好学生。我妈就去找刘老师。我不知道她跟刘老师说什么了，刘老师当天就来家访，刘老师要我当着我妈的面回答是不是同学投票的，我说是的，刘老师又问我他是不是公正的按照大家的投票决定的，我说是的。我妈不再说话，刘老师也不说话了，就看看我。我更怕刘老师了。
　　后来我数学成绩就快速掉下来，曾经数学成绩遥遥领先的我，每回考试只能六七十分，连累语文也下降了。我心里很着急，可又没办法。
　　我变得不爱说话，下课总是孤零零的看着别人玩。我想努力提高成绩，但是回到家我想复习的时候，我妈总让我去打猪草、放鹅、养兔子、洗衣服……
　　这时候，隔壁竹器厂来了新面孔，他们把旧的设备，改成了板刷厂。
　　因为是计件制，我妈也去做板刷，大的五分钱一个，小的三分。在均匀打孔的竹板上“种上”猪毛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做好也不容易，特别是尼龙线又细又韧，得用力拉扯，一个板刷牵拉几十到上百次，一天下来上万次，几天下来，尼龙线像薄薄的刀片直割到手指关节的肉里。每个做板刷的女工，手指上都缠着纱布或者橡皮膏，有的橡皮膏也勒出了深深的辙，直到肉里，想撕下这层橡皮膏，得有多大的狠劲，忍受多钻心的疼痛。
　　放学后我妈喊我过去学做板刷。我很快上手了。一个板刷做完，我妈交给师傅检查，师傅用力一扯说：“这个不行，全拆了！”我妈递给我：“难怪你做的那么快。”
　　我只好全部拆除重新开始。
　　天色渐渐暗了。我妈说晚饭后再去做板刷。我想读书写作业，我妈说费电！
　　板刷厂有个中年师傅姓洪，洪师傅瘦瘦的，他的儿子女儿也在这个厂里，女儿生得高大壮实，她谈了个男朋友，个子小小的，据说家境也不好，洪师傅两口子反对，但女儿坚决要和男朋友一起，说不答应她宁可去死。洪师傅的女儿在我的眼里，俨然就是现实版的崔莺莺、牡丹小姐，勇敢追求爱情而藐视门第蔑视贫富差距。只不过那男的长得真的不咋地；洪师傅的儿子瘦瘦小小的，有点随洪师傅，初中读了两年，死活不去了，就跟着洪师傅来板刷厂做工。我觉得洪师傅很有文化，他还有很多藏书。他有时给我们讲包公的故事，讲皇帝的野史，每次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就像小时候听我爸讲故事那样。洪师傅看我很喜欢听故事，就夸我。他告诉我可以把这些故事书借给我看。我在洪师傅这里接触到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三侠五义》，我被展昭、白玉堂深深吸引，想象着他们出神入化的武艺，更迫不及待地探秘包拯的世界。我如饥似渴的读着故事，沉迷在书里废寝忘食。
　　后来洪师傅又借给我看了《水浒传》、《东方欲晓》。虽然我手指上缠的橡皮膏一层一层，已经无法揭下来了，但是有书做伴的板刷厂，不再那么难捱。
　　那时小学只有五年，小学的课程只有语文数学，我们的书本书包虽然不高级。但都不重，不存在减负的需要。
　　我盼望着早点读中学。
　　看来我的黄泉路上没有泅过滚滚的忘川河，那么我有没有遇到孟婆呢？我想大约这孟婆工作也不太尽职，煮的汤掺杂了太多广告，所以才让我没有彻底和过去切断吧。可是这以后的记忆呢？我想得头疼，可还是隔了一层浓浓的迷雾，怎么也剥不开。我瞬间遗憾起来，传说那一路上的彼岸花如火如荼，我竟不知道有没有看见。所幸我记得我的父亲，我的家人，我记忆的角落里还锁着一个符号：赵耀轩，它是我梦魇，是这个梦魇带我回到这里。
　　《金刚经》好像有说过“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说的是要放下执念。“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既来之，则安之，除此以外也没别的办法，不过也好，我可以拉着那个梦魇来看看奈何桥下的血色波涛。

　　8、还是选师范

　　这年的暑假最重要的是“双枪”，很辛苦，这是承包到户的第一年。
　　每天跟着父母出门拔秧的时候，天还没亮，我弟还在酣睡。等太阳升高时，我们已经把拔秧苗的任务完成了。对我来讲，最苦的还是割稻。不但一不留神镰刀会割到手指，稻芒的锋利无处可躲。一开始还能感受到背上的太阳照得火辣辣的灼热，时间一长，只觉得汗水模糊了视线令人烦乱。
　　我妈不放心我弟一个人在家，就把他带到了田边。我弟拿着镰刀在田塍上玩得又热又无聊，我妈不停地向他保证给他买棒冰。骑着脚踏车载着棒冰箱的果然来了，我弟立刻站了起来，问我妈要了钱就飞快地追过去。他心满意足地舔着赤豆棒冰回来了，我妈招呼我也去吃棒冰。我看看果然还是白糖棒冰，想嘀咕还是忍住了，免得惹我妈生气。我爸看看我：“燕林，买赤豆棒冰钱不够，白糖棒冰也一样，姐姐不要跟弟弟计较了。”呵呵，我还没说什么，父亲的话还是记忆里的样子。我累得连感叹的力气也没有。双抢，须抢在7月底前结束抢收抢种，不然错过节气，是要影响收成的。
　　其实人也一样，因为苦和累错过了耕耘的季节，收成是会打折扣的。
　　双抢才结束，板刷厂又在召唤。我知道前世我在贺师傅这里借阅了《三侠五义》《东方欲晓》等长篇小说，这回，我还借吗？家里没有一本课外书，温故而知新，再读一遍会读出不一样的味道吧。我一边用审视的眼光继续读书，一边盘算着哪一条，那个一起做板刷的最漂亮的大姐姐将告诉我“你还有机会，读书是给自己读的。”这回再听这句话，不是醍醐灌顶，因为这个道理我已明白，我现在只是在等自己长大，所有的苦，都是历练。
　　进入初中，我先把数学成绩提上去，不管数学老师喜不喜欢我，我知道是为自己学的。前世因为太敏感，数学老师的不待见，导致我从数学尖子生跌落为困难生，看到数学就像我看到数学老师那样战战兢兢。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因为班长不喜欢我成绩比她好，让全班同学不和我玩，评选优秀学生没有一个人选我。我妈就直接去找班主任数学老师，当晚数学老师就来到我家，要我当着我妈的面回答选举的时候是不是同学投票，同学不选我是不是我没有和同学团结。我点头了，老师走了，我妈骂我了，我打心里怀疑起我自己。从那以后，我看到数学老师就很害怕。
　　现在不管谁怎么看我，我只管做好最重要的事。圆圆和阿梅还是那么优秀，但是我不急，我控分能力不强，但是多数还是在她们俩之后，偶尔得个第一第二，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不要成为所有人的目标。我很努力，晚上看书有一回我妈催了两遍我没关灯，结果我妈怒气冲冲的关了电闸。我爸给我买了个手电，让我晚自修回来的时候可以照一照脚下，我有时悄悄打着手电在被窝苦读，我要确保拿到考中专的资格，我要离开这个家，做农民太苦了。重点是我如果考不进中专，我妈说过不会供我读高中。我弟弟不同，我妈求着他，他也对读书提不起一分的兴趣。但我没有时间去羡慕。
　　例假来了。
　　我得让我妈给我买卫生用品。我妈听了，显得有点错愕。去年我跟她讲胸部有个硬块，她啥也没说，只是后来给我买了一件背心。就一件，夏天的时候，晚上洗，第二天早上穿，她从没问过我什么。现在看她的表情，我心底不由得又涌起不满。好在母亲去街上买来了我要用的物品。没有人告诉我例假期间要注意什么，前世暴雨中我不远躲到空的坟墓里，血水顺着裤脚流到田里，以致落下来病根。这回我得对自己好点，算准日子，双抢的那几天，我都带着伞。那几天，宁可被我妈骂我娇气，我也记得不时地提醒自己直起腰歇一歇。反正我怎么努力，我妈也不会满意的。她的观念来自于灵魂深处，我没能力去改变她。
　　初中毕业考后，我毫无意外的获得了参加中专考试的机会。
　　前世中专考，我漏做了一页数学卷，这回不能漏做了，至少得超分数线50分，这样我可以选其他学校，比如电力学校、药剂师学校等等。
　　我真的不报考师范了吗？那么我就不可能遇到培文，也不会再有赵耀轩妈妈，我不想弄清楚原因了吗？
　　我的心揪起来了，有些窒息的疼。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对自己说，先把考试这一关过了再说，别漏做，那个高一点的分数再说吧。
　　考完试，我跟着高老师的女儿去她家洗了个澡。高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她是省城下放的知青，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在我童年里是一种鹤立鸡群的存在。在那个年代，有个大澡盆，能用上香皂，对我这样的农民的女儿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我只是想舒服畅快的洗个澡，回到家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没有漏题，但是初中毕业和“双抢”还是无缝衔接。我依然埋头在烈日下的田间，只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在家的最后一个“双抢”，我多做一点，我的父亲就可以少辛苦一点。当双抢进入尾声的时候，我爸把我考上中专的喜讯带到了田塍。我关注的是我的分数，很快我的班主任也来了，她告诉我，我超过分数线61分，我是全县第一，我第一次大大方方地超过了圆圆和阿梅10分以上；我是不是可以从此改写我的命了。
　　看着还在插秧的我，班主任担心我的身体状况。这一阵我虽然尽力不让自己过度辛劳，但农田的劳作基本上是身不由己，我不敢确信自己在肝肿的问题上能不能过关，还有就是我的视力，这个真的无解。
　　我妈我爸让我不要再下田了，都干了十来天了，也不在乎这两三天。只是我发现我妈偷偷打量我，和我说话温和了不少。当周围的人向她祝贺的时候，她的眼角嘴角都是笑。我伯父伯母说，是不是我爷爷的坟风水被我一家占了，我妈回来就气势汹汹地指着我爸问什么意思，我爸笑笑挠挠头说，是我们女儿争气，燕林争气！
　　这个分数，我有极大的选择机会。那么选什么？
　　我怀揣着犹豫参加体检。结果肝肿两指半，近视450，体检结束后，志愿填报通道也同时结束，我能选择的学校一下子就大幅缩水。班主任说，报考师范护士学校比较保险，或者电力学校也可以报报看。我想，护士是要上夜班的，工作是很繁琐的，我不喜欢；电力工作，以后基本就是在大厅里做接待做统计，我能胜任吗？我知道以后教师的社会地位慢慢提高，工作的挑战也随之加强。这么想来，发现还是做老师适合我。也许潜意识里我还是倾向于当老师。
　　最重要的是，赵耀轩妈妈在那里。
　　转了一圈，从原点出发。

　　9、农村的师范生

　　九月，父亲送我去学校报到。学校在省城，我们必须坐长途车到省城再换乘电车。
　　离我家不远有个小小的车站，有一个很凶很凶的矮老头在车站卖票管理。我和父亲提前一天去买票，那女人听说我考进了中专去城里读书，难得声音不那么尖锐，还朝我看了两眼，“青眼聊因美酒横”看得我内心澎湃，我爸大约也是觉得好有面子，回到家跟我妈嘚瑟半天。
　　乘车是个力气活。
　　车还没来，排队的人却前心贴后背了。车来了，停下的一霎间，队伍有了骚动，后面的人使劲推挤，车门口的喊着：“别推我，别推我，我挤不进去！”父亲在我后面推着我，我终于挤了上去。但是手里的网兜被挤在门口一动不动。网兜里是我的一些换洗衣服和简单的洗漱用品，父亲背着的蛇皮袋里是被褥脸盆之类的。我使劲拽拉，网兜的尼龙绳都已经掐到肉里，还是纹丝不动。我急得哭喊起来。突然一松，网兜提了上来，原来还是父亲在下面用力。
　　等父亲挤上了车，车门艰难地关上，开始向城里出发。
　　车开出不久，我突然发现我的眼镜不见了，我又大声叫起来：“爸，爸，我的眼镜不见了！”我爸挤到我跟前，摸摸我的脸，又看向网兜，他的脸急得成了绛紫色：“大家帮忙看看，我女儿的眼镜套不见了，有谁看到了？帮帮忙！”我急得要哭，突然有个女人喊起来：“在这里，在这里！”原来我个头矮，眼镜被挤掉了，落在一个老人的肩膀上。我破涕为笑。
　　学校在省城的风景区，依山傍水。父亲走得急，他要找人打听地址，我拉住父亲，指指前面说：“爸，走慢点，就在前面，很快到的。”
　　“是吗？”父亲将信将疑。我指着路边草地上一株又一株的桂花树说：“爸，月亮里的桂花树是不是这样的？可惜还没开花。”小时候乘凉的时候，父亲总给我们讲吴刚砍桂花树的故事，很多年后我都在想，吴刚为什么要看桂花树呢？
　　路上碰到了小个子的生活指导楚老师，我没有问，她大约是看我们大包小包的就主动问：“是一年级新生吧？你叫什么名字？看看你在哪个寝室？”
　　我知道在山脚下最西边的那间大寝室，但是我还是告诉了她名字。楚老师指着不远处的墨绿色房子，说进大门后左转到底。
　　我的床靠窗，也没有什么需要整理，父亲帮我擦了擦床板，铺好床铺就算完成了。我不确定食堂现在能不能提供吃的东西，回家的路不容易，我让父亲赶紧回去，反复提醒父亲记得路上吃碗面条再走。父亲有点依依不舍，走到门口又转身回来，把10元钱塞在我的手里。
　　寝室里的人多起来，都是由父母送过来的。我静静地看着，淡淡的笑笑。我的上铺是城里女孩魏芳，她父母大约从我寒酸的衣着上就猜出我是乡下农民了，她母亲说上铺好，父亲说下铺好，方便又安全，他让魏芳睡下铺。我坐着不说话听夫妻俩争论。最后魏芳父亲直接说：“哎，这个同学，你睡上面去，下铺我们要了。”我笑笑看看魏芳，我想不用我拒绝，也许魏芳会反对的。果然，魏芳说：“爸爸，我要睡上面，上面干净，我不要下铺。”
　　我起身掸了掸床板上的草席，不紧不慢地走出了寝室。这个点，我可以去看看食堂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第二天我们在教室集中。
　　班主任讲台偏门口一侧，他个子不高，戴着眼镜，黑发浓密，显出局促的样子，他介绍自己姓林，叫家安。第二天，几个城里学生就把这位年轻班主的底摸了个门清：省城本地的，刚刚大学毕业，24岁，我们是他的第一届学生。然后反应极快的“小华”同学就捣鼓着给他起了个绰号“□□”。
　　我们班44个同学，男生只有14人，前面14个学号的是像我一样的乡下人。我目光一一扫过他们，青涩稚嫩的脸庞，一切皆有可能。那个清秀得超过最漂亮女生的男生就是“小华”——华建文， “小华” 是城里女孩给他起的绰号，她们说以前写作文的时候写的最多的人物名字就叫“小华”，那个坐在小华斜对角的就是“老夫子”老杜，一个学期后，他和“小华”将因为文学上的突出表现被大家冠以“华杜双骄”，灵感来源于“绝代双骄”。小脸圆鼓鼓的是文敏，她的细致周全让她当了三年的生活委员。
　　林老师指定了临时班委，瞿利群是班长，余勇威副班，另外还有文艺委屈、体育委员等5人，只有文敏是前14号的农民子弟。
　　不管他怎么变化，我自个里如如不动。我把过去的路重新走一遍，走得踏实坦然一点。重新抱起书本，发现很多都忘记了。所以我不必在意别人如何，读自己的书，让别人走自己的路。
　　第一次考试，我没有悬念的遥遥领先。对别人投来的目光，我淡淡一笑；他们问我，我微笑回应，她们不说，我也不主动搭讪。我留心到罗志祥，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男同学，没有“小华”的机智，没有老杜的妙语，没有余勇威的高大，和我类似，话不多，存在感低，可是于我，有一种安全的亲和力。
　　现在我们这个班的焦点不止一个，但没有罗志祥的事，当然也没有我的份，以“小华”同学为首聚集了一波粉丝，以班长瞿利群和团支部肖玉梅为中心吸引了一众眼光，两拨人大有交集，都是积极活泼，言辞犀利，可以说代表了我们班级的特质。我的漫不经心游离于圈外，很快看出了少男少女们懵懂的青春荷尔蒙在发酵。
　　荷尔蒙在操场上奔跑，在教室喧嚣、在桂花树下徘徊，于是男孩子每到月底，饭票用尽。“小华”有时就问肖玉梅等几个女同学求救。大多数女生25斤定量是吃不完的。吃不完，期末可以退换成菜票或者抵价券，购买学校食堂或者小吃部的食品。学校小吃部的锅贴真好吃。那时锅贴一毛钱三个，我们经常排着队购买。好不容易轮到了，就急着把饭盒递进小小的橱窗口，生怕那头的人听不见大声喊：“大妈，三只！大妈，三只！”或者“大妈，一毛！大妈，一毛！”那时并不觉得这么说有什么不妥，事后回想起来，禁不住拊掌失笑了。
　　有一天晚上，文敏在寝室里说，以班委的名义倡导女生给男同学捐饭票。芹和李如萍、袁静等立刻表示支持。我虽然家庭经济拮据，但也不反对互助，只是为什么只是在我们寝室宣传？班级活动可以在班级里大大方方讲呀。我问：“是明天在班级里交给你，还是现在寝室里就给你？”
　　“现在给我吧，我统一分配给男同学。”
　　芹第一个把饭票交给了文敏，我看寝室里差不多一半人参与了，我也交了饭票。至于文敏给了哪几个男生，她没说，我们也不问，应该是顾虑男生面子吧。但我知道，其实有些女生也许是愿意一对一帮扶，只是这样的话，“小华”会得到更多“救济”。
　　因为路远不方便，我每个月回家一次。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并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想家，想看见我妈我弟弟。但他们是我的至亲，我觉得这样想是有罪的，是罪恶。我想像别人一样想家，但是浮现在脑海里的是我爸苍老的忍辱负重的笑容、和他一样风雨飘摇的老屋、老屋前孤零零枝楞楞的苦楝树、灰暗的天空，以及看不到头的水田。我甚至会想起蚂蟥、盘踞在房梁上的白蛇，但是我害怕面对我妈的脸。
　　周六周日我留在学校弹琴画画看看书。以前狼吞虎咽的名著再读一遍，读累了就翻看些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读物。我也去琴房，以后用得着，但我的钢琴还是练不好。有一个周末，同学几乎都回家了，寝室里只有我一个，晚饭后我想着再去买二角五分的椒盐桃酥。天色已经黯淡，星星稀疏地爬上了夜幕。我一手拿着一本薄薄的琴谱，一手是一包椒盐桃酥，心满意足地往回走。路灯显得醉眼朦胧，没什么风，路边的桂花树一动不动。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从身边穿过。忽然，一辆自行车在我身边急刹停下，我诧异的回头望着车上的男子，那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小个子男人，他猥琐地盯着我笑：“小妹妹，你的XX真性感，真漂亮！”说完邪魅的咧嘴一笑，砸吧了一下嘴迅速地跨上自行车飞驰而去。我惊恐地本能地把琴谱档在胸前抱住自己。
　　我呆呆地站在路边，差不多石化二三十秒，才如梦方醒，我告诉自己，别害怕，这变态不敢！但脚下还是飞快地往学校跑。跑进学校大门，慢慢平静下来。我把琴房的门插上锁销，低头看看自己，我觉得问题在我自己。发育之后，我妈给我买过背心，我一直就内穿这个；我也曾注意到别人里面穿的不是背心，而是有肩带的内衣，但我不好意思问，也不好意思要我妈买，何况我妈也只是穿背心的。我还曾听我妈嘲笑穿那种有肩带的，都不是正经的女人。
　　怎么办？我啃着椒盐桃酥。我若有难题了就，最好的疗愈就是吃。嘴里有吃的，人就会慢慢平静放松。我不知道城里的百货商店哪里有卖这个内衣的，也不知道怎么卖，又不好意思问这么私密的问题，但我知道不可以再拖了。学校附近没有卖生活用品之类的店，我考虑再三，决定等同学回来后，让我上铺帮忙。
　　隔天我把想法告诉了上铺阿芳，她爽快的答应了。那时她也没问我尺码，过了几天就给我一团小小的用黄纸包着的东西。我像做贼一样快速塞进床铺。晚上熄灯后，我就摸出内衣开始穿戴工程。黑暗中，我不知哪面是前哪面是后，也不知道怎么穿上去，躲在被窝里一遍一遍的尝试，又害怕弄出声音，简直是一部扣人心弦的谍战大片。我也不知道过了过久，失败了几次，出了多少汗，最后感觉大约就是这样的，终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躺平睡觉。
　　我不知道寝室里是不是只有我才会这些微不足道的苟且。
　　第一年的暑假回家，我照样参加“双抢”，只是心态有所不同，我弟也来帮个忙。但是他帮忙就和他读书一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为了求他能把初中读完，我妈每天给他准备好零食哄着，下田干活，割了两株稻，他就嚷嚷着累坐在田塍上看云看天看卖冰棍的自行车什么时候来。最苦的还是我爸。去年，父亲第四次去做了手术，身体每况愈下，嘴巴更歪了，吃东西总是漏。以前，一大麻袋的稻谷他扛起来就走，现在得把它们分装在两个蛇皮袋里，扛在肩膀上的时候还会跌跌撞撞；每次父亲和我们一起吃饭，他总是吃的最慢，最慢的，他吞咽困难，他咽不下去，每当这时，我都不敢看他。我妈说，医生说我爸得大动手术，不然会恶化，但是手术费得成倍涨，我爸坚持选择手术费便宜的那种。
　　但是他，双枪结束后，他还去大溪里挖沙卖沙。挖沙需要力气，没有病痛的人干不了两天也吃不消了，但是我的父亲，一天都没歇过。我爸从不在我们面前呻吟。邻居对我妈说，让我妈劝劝我爸，说我爸这样的干活，会把自己累垮的。我妈叹口气说：“随他去吧，家里给他看病欠了很多钱，孩子读书也要用钱，没办法啊。”
　　我偷偷大哭，可是当家里把一块、两块、五块的纸币交给我的时候，我还是接过来了。我恨自己。
　　父亲是我的软肋，不是我的耻辱，但贫穷，却并不是值得炫耀的。他眼里的悲悯让我难过：如果你不在了，这世上还有爱我的人吗？

　　10、懵懂的青涩
　　我的一篇练笔，深得老师欣赏，推荐到了学校的校刊。校刊刊登后，在学校引起了一阵共鸣，主编找到了我，我成了校刊编辑部的主要成员。那年是师范第二学年。
　　我能成为主要成员，并不是我有多少才华，而是我这个农民的女儿肯吃苦。
　　那时，刊物全靠油印，油印前，得先在蜡纸上刻写出文字稿，这是个艰苦的工程。大量的文字投稿，主编选定稿件后，就会把稿件交给我，我得在规定时间里把所有的稿件刻写在蜡纸上。刻写没有什么技巧，和平时写字相比，第一，书写的笔不同，是一支笔尖锋利的刻笔，二，书写纸张换成了油光光的蜡纸，，须稍微用力，不然刻痕太淡影响效果，仅此而已。刻完后，最麻烦的是油印。所谓的油印机，大小和样子有点像制作豆腐的那个方板，只是多了个可以反复开合的盖，把蜡纸铺放在盖子内侧，得反着铺放平整，不能有一丝皱痕，盖上盖子，在盖子上用力刷油墨，使劲，用力须均匀，不然油印出来的文字墨迹浓淡不均。印一张，刷几次，开盖，换纸，循环往复，劳神劳力。这差事，城里姑娘可干不了的。
　　有时，主编会过来看我干的怎么样了，但他教会我后几乎不再帮我，我也不指望，能做事，而且是在我看来不是所有人能干得了的事，我怀着一份自豪，一份敬意的。也正是这一段经历，毕业后分配在偏远山区工作，印考卷的事，我信手拈来。
　　校刊编辑部和学生会合用一个办公室。我经常在这里碰到学生会主席。这是一个我高攀不起的青春期。
　　主席姓洪名亮，高个子，偏瘦，但很挺拔；镜片后的眼睛闪亮得贼溜溜的，嘴唇薄薄的，妙语连珠。他有时就看着我咔嚓咔嚓的油印，也不知道是被我吵到了还是吸引到了。不过坦白的讲，我不漂亮，也不妖娆，更没有百灵鸟一样的笑声，除了自恋，还有些不可言说的暗恋。
　　我偷偷的看过洪亮主席，有时也会大大方方地看，反正只是被荷尔蒙吹散的风。我把他写在了我的日记里，锁住，但有时却跑出来，所以毕业前，我找洪主席写毕业赠言，其他的就是全班同学的留言，青春的驿动被压成薄薄的书页。
　　那学期班委组织了一次秋游活动，时间是周六，去爬省城西南边的南山。
　　前一周开始报名，有好几个城里的女生嚷嚷着参加，但一直没正式报名，我们这几个乡下人，也就我报了名，反正我不回家。我知道那几个女生也和城里人一样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回家，她们这是在观望。
　　周四晚自习的时候，“小华”和老杜在讨论，老杜说：“你去那我也去。”小华问肖玉梅，肖玉梅说这是她们班委组织的，她们肯定参加，小华就说：“那我报名，给老杜也报上。”
　　一会儿，芹也报了名，文敏也报名了，然后阿梅、静等，一下子报了十多个，后来又有些同学也报了名，截至周五，参加的有37人。
　　星期六我们一早出发了。南山海拔不高，沿着竹径石阶上去，几百米后有两个岔道，下山或者继续攀登。约好汇合地点后，“曲大大”带着一部分同学就从另一石径下山了，我们十六七个同学颇有点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思，小华问罗志祥，罗志祥说山下就是他们村，他带路没问题，于是，小华一声令下，我们继续上山。
　　山路不陡，几百米后都是当地村民上山的小道。再走，小路变得时有时无，我们得钻进矮灌木穿行。小华和肖玉梅远远落在后面。我们就休息一会，等他们赶上。一会儿，先看到芹和静上来了，又过好一会儿，小华看到我们大声问：“罗志祥，你到底有没有来过？你别把我们带到狼窝里！”
　　“狼窝？这是不可能的。”罗志祥着急地说。他抬头望望远处，眼里闪过些许疑惑不安。
　　芹也附和：“我们会不会迷路？”
　　静和肖玉梅问：“迷路的话就麻烦了，我们现在就走不动了。现在返回还来得及。”
　　“不会的，我记得爬到顶再往东走，就又有路了。”罗志祥挠挠头。
　　我走上前说：“要下山的就下山，想继续探索的相信自己，罗志祥你走前面吧，开路！”
　　我怕上第一个山头后清点人数，只剩下九个人了。站在山顶，远处是城市，脚下的山依然连绵不断，脚下无路，路在脚下。罗志祥显然有点懵，可是我们都是第一次怕南山，我们给不了正确的意见。有几个同学累了，开始后悔嘀咕“早知道刚才就下山的。”
　　我看罗志祥脸上那种不好意思的歉意，说：“同学们，‘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我们方向对，就很快会到目的地。不过东是哪个方向？ ”大家看我竟真的没有方向感，都笑起来了。我们在笑声中跟着罗志祥往东边探索。
　　将近三点，我们看到了汇合地点，只有班长曲大大一个人还留着，她说其他同学在肖玉梅和小华的率领下早就回学校了，他们说还要回家，就不等我们了。星期天晚自习，小华听了我们这一小分队成员的历险记后，说：“我看情况不对，罗志祥这家伙纯粹大吹牛，我还是赶紧撤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是明智。”
　　罗志祥不服，就争论起来。论口才，罗志祥完全被小华同学碾压，何况好多人站在小华这一方，罗志祥很快落于下风，但显然委屈又无奈。我很佩服小华极快的反应和伶牙俐齿，其实女同学里边，欣赏加暗恋的不在少数，我不是不喜欢，只是不愿意在异性面前放弃自尊，何况不属于我的就别凑上去讨没趣。我看着小华的得意，很是不服不满，也为罗志祥不平。我等乱哄哄的声音渐渐静了，转过身说：“第一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你的亲戚十年没看见你，面对面碰到都不知道你是谁，自然界山山水水也一样；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几经曲折，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没看到的风景，尝到了坚持到底的味道，很值得！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说完我就起身上洗手间了，我不在场，随他们怎么反驳都不关我的事。但我能想象大家的惊讶，特别是想到小华措手不及的样子，我心里就特别解气。
　　这学年有个见习周。
　　见习结束，班主任要我们写总结。我正想着校刊的事，开了个小差没听清截止时间。结果我没按时交作业，第二天晚自习，被班主任批评了，我心里虽有点不服气，但还是低着脑袋不做声。这时罗志强站了起来说：“老师，林秋月主要是为了校刊，我想应该不是她偷懒不做，也不是故意不做作业，，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批评一个女孩子。”
　　全班都一起看向他，我没有转头，但我心里感谢他。
　　班主任很恼怒：“就你知道？”
　　我立刻站起来：“老师，是我的问题，我马上完成交给您！”坐下的时候，我快速回头看了眼罗志祥，也记住了这个肯为我这个农村女孩解围的男同学。

　　11、走向毕业季

　　第二学年暑假的时候，学校提供勤工俭学的岗位，包吃包住，还有二三十元的收入。这么好的事情，我问过我爸妈以后，选择参加学校组织的暑期勤工俭学活动。我们整个年级只有寥寥几人报名。我们几个人住在一个风景美丽的疗养院宾馆，给大学的招生办提供零碎闲杂的后勤工作。事情不多，我们有时还能看看书看看录像，还能跟着“老板”出去长长见识 。我们第一次跟着分管我们这些学生的王老师去接招生的老师，等候的时候，王老师给我们每人一罐可口可乐。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并喝到了可乐，味道竟像中药，还能让人打嗝。有人告诉我，这玩意儿是进口的。我兴奋不已。
　　除了我们几个女孩子，疗养院里还有三四个来自警察学校的男生也在勤工俭学，一来二去就熟识了，傍晚的时候，有个姓李的男生，教我打羽毛球。我打得不好，老是去捡球，就越来越没兴趣，倒是听他说说警察学校怎么训练的，有点神往。可惜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一个月就好像一眨眼。勤工俭学结束前一晚，这个未来的警察李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张明信片，上面还有他亲手写的一句名言。
　　师范的最后最后一个学年开始了，出来学习，我继续我的校刊工作，除了油印，我还跟着去拜访小学生读物的编辑。在我咔嚓咔嚓油印的时候，我们班团支部委员的春，向市属某刊物写了篇报道，录用了，虽说不足百字，但是成了真正的铅印的，是何等荣耀！接着他被聘为该报刊的报道员。我当时不知道其意义，但日后就明白了；漂亮才子小华和“老杜”较这劲，比着谁发表的文章多，到毕业前小华已经小有名气了。这也帮他在毕业分配中得到了加分项。我暗忖要不要为分配活动一下。最后选择放弃，因为我没有可用资源。
　　资源真的送上门来了。
　　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去附小实习。
　　实习是在四月中旬。附属小学的校长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教育专家，晚上，“小华”来问去不去拜访校长。大家都说好。我想了想，大家都去，那我就随大流吧。
　　我八九个人围坐在校长周围，我只记得校长态度亲切，兴致不错，侃侃而谈；说了点什么，我都忘了，也许当时就没认真听。但我记得除了我，每个人都有问题，校长都微笑着解释；我还记得，小华、晓雯等几个显得很虔诚很活跃，他们的话最多，校长对他们不住微笑，不住点头。走的时候，还是校长把我们送到楼梯处。一群人争着大声地和校长说再见。路上，小华在和晓雯等三四个人说，主人送客，在楼道门口挥手致意即可。我不由得看了他两眼。
　　第一天睡上铺的小陈就发现少了钱，15元，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寝室里几个城里人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慢慢地矛头开始有所聚焦。生活委员小敏也在上铺，也在和她们一起分析“案情”显然只有我是作案嫌疑分子。因为我家里穷，是农村来的。前世这件事让我愤懑难受很受伤，现在我只是旁观，我也不盼望出现奇迹：小陈突然惊喜的叫起来“菜金在这里没丢！”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奇迹。
　　小华和老杜的脸出现在我们寝室门口。小华说：“听说你们寝室发生了失窃事件，我们来看看需不需要福尔摩斯。”
　　“是的是的，”上铺的女生争先恐后的说，“15元呢，就这一个上午没了，肯定是用钥匙开门进来的。你们说说看，会是怎样的人做的这事？”
　　不等华杜双骄回复，有人已经在嚷嚷：“绝对不会是我们城里人，我们不缺钱的。”
　　小华笑着说：“那人肯定缺钱了，爱心资助。”
　　“对！这个人拿了就算了，你等会儿悄悄还回来，我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要是等会儿不还回来，我们就找老师，找警察。”晓雯用眼角瞥了我一眼，看着天花板说。
　　“是的是的，等警察来了，事情闹大了，查出是你拿的，那就不是拿，是偷了！要想清楚。”这是小晨和盈盈的声音。
　　班长也来了：“等会儿悄悄还回去就算了，不然等警察查出来，还能毕业啦？自己要想清楚！”
　　他们每一句话似乎都是有针对性的。但是我就像看戏一样看着听着，我告诉自己不急不怒不自己找罪。
　　等她们讨论声讨得差不多了，我站起来，掸掸衣服说:“丢了钱，要么告诉老师，要么告诉警察，这么讨论，你们觉得有用的话就继续。我要去学校准备星期三的第一节课了，我是第一个当班主任的。还有啊，要翻看谁的床铺的话，记得看完后恢复原样，不然有麻烦。我走了，有没有要我带口信给老师的？”
　　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觑。我微笑着走了出来。我要备课，得把教案给实习老师看，但是我可不会再像四十年前那样自作主张去家访，然后再跟着实习老师第二次踏进同一学生家里二次家访，那才是尴尬。
　　我不知道后来小陈的钱有没有找回，也不知道她们怎么处理，反正等我再回寝室，谁也没有再次提起。
　　实习结束后，我父亲到学校，他找到我塞给我10元钱。我捏着这张10元的钱，有些纳闷。父亲说：“别太省了。”我送父亲回去的时候，父亲几次欲言又止，最后说：“燕林，我们乡镇的党委书记有个儿子，比你大两岁，他们家看上了你，想问问你的意思。”
　　什么意思？我才19岁。我有些恼怒又羞愧不已。我本能地想拒绝，但是这可关系到分配。我咬着牙，沉默了好一会儿，说：“爸，我还小，等毕业了再说。”
　　“但是他家的意思是你要是答应了，分配的事他们会管，会让你分配到我们乡镇的小学里，不去山里。”
　　分配回家乡并非我的首选，我果断地拒绝了。父亲叹了口气走了。
　　我依旧不闻不问，做好自己的事。我没有争取什么机会，机会也没来争取我，我的毕业分配比蒸馏水还干净。
　　毕业联欢，一曲《小草》唱的荡气回肠、唱得泪如泉涌。许多年后，我们真正成了一棵小草后，再也唱不出那样的缠绵悱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