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之六零》烟柳醉了

2、我命由我（上） 第二章、我

　　第二章、我命由我
　　5、遇见少年的我
　　我睁开眼，映入眼帘的一张苍白的脸。这张脸离我如此近，两只眼睛直直的盯着我，眼里盛着不解、不安和不知如何是好的复杂。这是我妈的眼睛！？
　　我扭动了一下身体，四下张望，竟是在池塘边的草地上，我浑身湿漉漉地躺在地上，旁边还有两个三四十岁的人，似乎有点面熟。这是怎么了？突然，一口水喷出。旁边的人似乎松了口气：“好了好了，水吐出来了，这下没事了。”
　　另一个说：“好了好了，燕林，跟你妈回家换件衣服，没事了。”
　　我看看自己：难不成是溺水了？不对，我是跳河溺亡吧，可我怎么成了小孩子模样？
　　穿越了？我惊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顺带把跳到嗓子眼的心咽了回去。
　　我去！这是真的！这是我妈，她年轻时就这样，那两个好像就是邻居沈伯伯和丽阿姨。
　　我记起来了，我12岁小学毕业那年，我跳过池塘。
　　我的搜索着记忆里着母亲逼着我剪头发的片段，耳边还轰鸣着母亲高深怒喝：“你个J货，剪！B子，剪不剪！？”但怎么发生的，我脑海竟是雾里看花一般似近还远。
　　后来在我弟的叙述里，终于还原了大致：
　　那时小学只有五年，五年级考试结束后，母亲问我考了几分，又问伯父的女儿得了几分。伯父有两个孩子，女儿叫秋芳。秋芳比我大了一个月，我们一起进小学，在一个班读了五年，她的成绩没有我好，但她的朋友比我多，很多同学都喜欢围着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的。
　　母亲知道我的分数高，她就没说话，不久就出门了。回来的时候跟我说，秋芳听了伯母的话，把长头发剪短了，她说：“你也把头发剪了吧。”
　　我从读一年级开始都是自己梳头的，偶尔头上长了虱子，让我妈用敌敌畏浸透毛巾，然后裹住整个头，就这时需要母亲帮忙；即便长了虱子，我都从没想过放弃我的长发，今天为什么要剪掉陪了我这么久的头发呢？
　　母亲去找剪刀，我坐在凳子上流泪。看到母亲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大剪刀，我想着我的头发很快就要和我分离了，我控制不住的抽噎。母亲很生气：“哭什么？又不是死了爹妈！”
　　听了这话，我的哭泣声竟大了起来：“妈，求求你，不剪行吗？”
　　母亲大怒：“今天一定要剪！敢不听？你个J货，剪！B子，剪不剪！？”
　　我哭着抱住头发。母亲命令我放开手不许哭，我做不到。母亲怒气冲冲地举起剪刀对着我的脑袋，但她还是改成了奔到灶壁间捞起一根手指粗的竹条，冲着我劈头盖脸打下来。我的屁股像粘在凳子上一样，只是扭动着身体躲闪，我的肩上、背上、甚至后脑勺都挨到了。我妈打破了一根竹棍，我记不得疼还是不疼，那时只想我的头发。
　　我妈见我还护着头发，气急了，拿起剪刀从我后背卡嚓卡嚓的就把我身上的衣服剪破了。衣服要掉下来，十一二岁的我已经懂得羞耻，我用一只手去拽衣服，。我妈怒极而骂着“你个讨债的J货，B子，你个B子生的东西！”骂着就要来剪，我躲闪，哭声更响了。
　　邻居听到声音过来，拉住我妈，让我赶紧跑。可我不动。我的衣服破了，我的脸面也碎了一地，我倔强大哭。我妈又要冲过来打我，邻居拽住我妈，从门外晾衣杆上随手扯下一件衣服给我，说：“你这样是要打死人的！燕林，快去找你爸！”
　　我跑了出去，我妈提着竹梢追来。她骂我的声音越来越近，眼前就是那个过年生产队过年抓鱼的大池塘，水清清的，一圈圈波纹轻轻的。我来不及回头看我妈一眼，也来不及想一想，扑通就跳了下去。
　　我不会游泳。
　　是邻居救了我。也救了我的长头发。
　　我这一跳河，竟有这样的奇缘？这是为了让我重新选择生活，才又重新演绎了当年吗？
　　我摸摸自己的头发，还在。我的头发历劫而活。暑假就在这场风波中开始了。
　　父亲卖了茉莉花后回来了。他肯定听说了，但他什么也没说。
　　看到父亲绛紫色的脸，我的泪水磅礴而出。儿时的一切我瞬间都想起来了。
　　我妈说，我出生于农历68年12月，她在当时的公社医院里疼了半宿，早上六七点才把我生下，那个公社医院，现在应该叫社区卫生院，离我家只有两三百米，医院里的男男女女，不管是看病的还是打针的，大家一律尊称为“医师”。
　　在我记忆里，我们公社的医院是我儿时见过的最高级建筑，它的墙很高，不是烂泥墙，刷了洋灰的——爸爸和奶奶说这叫“洋灰”，长大后才知道它大名叫水泥。顶上盖的是瓦片，是不会漏雨的，我家是烂泥墙、稻草顶。每年夏秋季节，我爸都要坐在门口编草扇。晒干的稻草收拾整齐，父亲用草绳子把稻草扎在一根两三米长的竹子上。这样的草扇父亲从早编到晚。编够了，就爬到屋顶上，换下烂掉的草扇。稻草屋子不好，一下雨，草屋里很多地方滴滴答答淌下酱油样的雨滴，我爸妈就用盆盆罐罐接漏水。有时候漏到床上，我们晚上就从这头换到那头，换来换去还是没法睡。长大后感叹文人笔下的雨竟是“像牛毛，像绣花针”“昨夜一霎雨，天意苏群物。”没有遭遇“茅屋为秋风所破”才有力气想象。儿时的雨，令我厌烦。
　　我还记得医院里有个虞医生，不胖不瘦，高高的，很多病人都喜欢找他，他每回路过我家门口，我就跑过去叫他一声文斌伯伯，他都会温和地答应一声，不像医院里另外几个医师，我们小孩子满心崇拜的带着谄媚地叫他们，他们总是爱答不理的，他们用眼角乜斜着看我们，我很想讨好他们，可是又怕他们白眼里冷漠的像针尖，让我惴惴不安，生出些畏惧。
　　医院里还有一个个子高高体态丰腴的女医生，专门管生孩子的，母亲让我们姐弟喊她“月娥孃孃”。在我已经模糊的记忆里，月娥孃孃白白净净，说话嗓门也不大，月娥孃孃在我眼里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有一回，月娥孃孃骑着脚踏车从我家门口经过，我爸爸说：“你们看见了吗，月娥脚上有没有穿洋袜？”
　　“没有！”我想也没想就说。
　　“你不知道了吧，她是穿洋袜的，她的洋袜不是你们过年穿的那种洋袜，她穿的洋袜像水一样透明的，我们看不出来的，叫尼龙丝洋袜，只有居民户口的工人阶级才能穿得起。”
　　我对月娥孃孃脚上的“尼龙丝袜”充满了想象，对工人阶级更多了一份崇敬和向往。后来我读书了，有一回月娥孃孃看我在门口长条凳上写字，夸我字写得好，我非常骄傲，仿佛她这一夸，我就不再是农民了，我也变得与众不同了。
　　医院有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两三棵梨树，开白色的花，还会结果。但那是医院家属和孩子的，他们不许我们进来，大约是怕我们偷摘了梨子。医院里的孩子只和居民户口的孩子玩，他们只有在我父亲讲故事的时候才屈驾降尊和我们农民家的孩子呆在一起。但是我是多么期待他们能让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里啊！
　　医院后面有片桑树地，桑树不高，但那时我太矮小了，春天我总是跟着我的小姑一次次的到桑树下采桑果吃，小姑只比我大了六岁，她和我一样瘦。采桑果的时候她总骂我没用。桑树林里，男孩子爬到树上，坐在树杈儿中间，那些挂在高处的桑果又大又黑，馋得人口水直流，可是我不会爬树，只能采还没熟透的红色桑果。红色的桑果是酸酸的，我的心也是酸酸的。大人也来这里，他们采的是桑叶，采回去喂蚕宝宝。
　　我跟着我妈去生产队里看她喂蚕宝宝。生产队的房子是盖瓦片的，我大伯家也是瓦片房，所以我奶奶看见我大伯就很亲热，对我大伯母说话也是很客气的。瓦片房真好！
　　桑树地旁边是我家的自留地。靠近大溪。我爸在地里种番薯种豆子。爸爸让我把蚕豆、土豆之类的放进他挖好的一个个小坑里。我很快就嚷嚷着累了。父亲也不责备，只说：“好好好，旁边坐着吧。我给你讲故事。”
　　听父亲讲故事，是我最大的乐事。而且父亲讲故事在我们小孩子里边很有些名气。他给们讲什么游击队的故事，将抓特务的故事，特别是有个抓“黑大个子”的故事，好像有讲不完的续集，连医院的那些大小孩子也慕名而来。看这么多人围在父亲身边，我满心的欢喜和得意。
　　种完了地，父亲就去大溪里挑水，然后用长柄大木勺子一点一点浇到小坑周围。有时候，我就在大溪边玩水。大溪的水好深啊，溪水里满是墨绿色的水草，袅袅的在水里婀娜着，有的叶子宽宽的，像我妈买回来泡在水里的海带那样的，有的像柔嫩无骨的小树杈。我很想从水里拔几条出来，可惜我太小够不到，有一回我觉得那水草好像挥舞着手臂在招呼我，我就伸手去抓，差点掉进水里。父亲就用他的扁担给我捞上来几根。离开了水的水草，一点不好看，没有了亭亭玉立的仙气，拿在手里滑溜溜，扔在沙地里蔫不拉几，我大失所望。原来好看的水草是需要水的加持，就像现在的网红和明星，没了滤镜和追星族的加持，若把他们和民工一起扔在荒岛上，他们什么也不是，远不如民工。
　　我问父亲，这水草能不能吃，父亲说不能。我悲悯地看它们一眼离开了。对我而言，吃是大事。能吃的才是好的，不能吃的就是不好的。
　　有时父亲干完活了就会给我们在河沟边草丛里找茅草针，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只知道当它嫩嫩的鼓鼓的时候，拔出来，剥开裹在外边的粉绿的叶子，就能看到白色的毛绒绒的嫩芯，这是可以吃的。父亲说甜的，我一点都没吃出甜味，但至少嘴里有东西可以塞了；另外有一种荆棘，嫩嫩的茎也是可以吃的。还有一种就更奢侈了，那是一种小小的红红的野树莓，酸酸甜甜的，因为成熟在四五月种田插秧的时候，所以父亲说它叫“种田红”。长熟了的种田红一旦发现，大人小孩都抢着去摘，带刺的叶子和茎都护不住它们自己。
　　而另有一种及其艳丽的小蘑菇，橘红色，喜欢歪着脑袋在雨雾里打量着我们。我也打量着它问父亲，父亲说不能吃。有两个比我大点的小孩警告我，不能用手指去指着它，不然手指就会变成蛇头。我吓得都不敢看，快速把手指都塞进嘴里。不能吃也就算了，为什么还那么歹毒呢？
　　还有一样解馋神器叫“老鼠屎”，偶尔父亲给我一两分钱，就忍不住带上弟弟去街上的供销社副食品店买一小包。我弟弟出生于农历正是71年2月。
　　“老鼠屎”要花钱买。我妈说我吃鸡屎也能长大。他们告诉我，我小的时候，他们要去生产队里干活，我没人带，就只好把我放在床上。中午我妈回家给我喂奶，却找不到我了，和我父亲一通找，发现我在床底下了。床下有鸡屎，我饿得用小手抓鸡屎往嘴里送，一嘴一脸黑乎乎的都是鸡屎。我从没看到我弟吃鸡屎，所以我不信。再说我不是有奶奶吗？我奶奶住在我家隔壁。所有人都知道我奶奶喜欢我大伯家，但是大伯大伯母没让奶奶住在他们的瓦片房子旁边，奶奶就和我们一起住草房子。
　　一说起奶奶，我妈的声音就变得极其尖锐：“她怎么会来管你？她抱过你还是给过你吃一口饭？”这倒的确没有。如果我没记错——但是奶奶偶尔会给我弟弟吃过东西，有时甚至姑姑给奶奶的糖水罐头，我奶奶也会给我弟弟吃一口。她只是不给我吃。
　　我妈说，她生下我当天，奶奶去医院走到半道，听说我妈生了个女儿，径自转身回家了，也没有伺候过一天的月子，奶奶说：生了个丫头片子，还坐什么月子？当农民的，哪有那么娇贵？我妈大概就是因此和我奶奶结下仇怨的。我无数次看她和奶奶骂仗干架，最后倒霉的是我爸爸，会被我妈骂上好几天。
　　我妈说我奶奶不喜欢我，我觉得我妈更不喜欢我。我弟弟老是在我妈跟前告我“黑状”，他一告状，我妈不问青红皂白随手操起竹竿门栓就揍我，边抽边骂我：“你个犯贱的讨债鬼，怎么不去死？”那种竹条不易折断，抽在身上死疼死疼，我妈经常打我打到竹条断了。
　　有一回我妈给我两角钱让我去兜老酒。所谓的兜老酒，就是买散装的酒，买酱油就叫兜酱油。营业员用不同容量的铝制或者铁制的勺子，有一两、二两、半斤的，从酒缸里舀起一勺，倒进漏斗，注入空瓶子。那回我和我弟抱着酒瓶子，攥着两毛钱。路过一条水沟，我弟说：“姐姐，我们给爸爸兜一角钱的酒，回来再灌一点水，剩下的钱我们买东西吃吧。”我有点害怕，禁不住我弟的央求同意了。我弟买了五分钱的糖和饼干，还留着五分钱。他买的东西我没吃，我害怕，本能的觉得不好。
　　吃饭的时候，我爸我妈一喝酒就发现了问题。我弟说是我让他灌水的，我特生气，一五一十坦白了，可我妈不相信，说我弟那么小，怎么会想出这么坏的办法，说着就打我。我弟还在一边嚷嚷：“打姐姐，就是姐姐说的。”我爸不让我弟再说，我妈就更生气；我妈越打越火，就从灶间抄起一根手指粗的柴棒劈头盖脸打，我爸来拦，她就骂我爸，我妈还骂我“B子”。不知怎么，我的鼻子流血了。也许是一脸是血的样子有点恐怖，我妈终于不打我了，扔了木棒，一把拽过我，从水缸里舀了一勺水，拧了毛巾给我擦洗了一下，这总算逃过一劫。
　　我妈打我的时候骂我“B子”。月娥孃孃听到了，对我妈说：不要这样骂自己的女儿，那么小的孩子。 “B子”是什么意思？村里人吵架的时候高频率出现，似乎很解气的，于是和小伙伴吵架的时候我无师自通，也这么骂，结果被对方告状到我爸那里，我看到我爸不断地陪着笑，还作势要打我，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好。后来我妈知道了，指着我爸骂：“小孩子知道什么？她家小孩子不也是这么骂人的吗？”我很怕我妈骂我爸，以后再也没说过这个词了。
　　六七岁的时候，我家也盖瓦片房了。挖墙脚，砌泥墙都是父亲在苦干，偶尔“文伯伯”“蔡伯伯”来帮忙，一截特别粗大的木桩，两边各有两条绳子做抓手，两个人喊着“一二三”，抬起木桩使劲捶，一次又一次，还“嘿哟嘿哟”地喊着口号，把土夯实了。我妈把一簸箕一簸箕的土递上去，我帮着往簸箕里装土，我爸笑眯眯地说：“我女儿力气大的。”
　　我妈责问我爸：“你哥造房子，你天天去帮忙，你妈也去，我们造房子，你哥你姐你妈为什么一个人都不来帮忙？”
　　房子就这样盖起来了。瓦房真高啊，我怎么跳都够不到顶。瓦房真好啊，现在下雨就不会漏了。以后我爸编的草垛子就只盖在猪圈上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爸让我坐在他的肩上带着我去大队里开会，我看到有个人被反绑住双手，脑袋被往下按，头上还戴着白纸糊起来的尖尖的高帽子。接着大家喊口号，我不知道他们喊什么，喊着喊着，那个戴高帽子的被拉出去了，再后来大家就散了就回家了。
　　快过年了，我家旁边的池塘开始抽水，生产队要抓鱼过年。招呼声喧嚣成一片，把寒冷的西北风都吓退了。有的鱼从男人手里挣脱了，泥水溅了一脸一身，岸上的人就哄笑起来。晚上就到生产队里去分鱼。我们穿梭在密密麻麻粗粗细细的裤腿缝隙里，大家都兴高采烈。
　　我们小孩子最盼过年。过年我妈会烧一钵的油豆腐烧肉，放在米缸里冻起来了。客人来的时候挖一碗热一下。我偷偷打开米缸盖子，偷一个油豆腐就往嘴里塞味道真好，我无法忍住，又挖了一个，吃完惊呆了：那钵子的油豆腐留出来两个小洞，像两只黑生生的眼睛看着我问：现在看你怎么补这俩窟窿？
　　我年年盼望有一条棉裤，像我弟弟穿的那条一样的。

　　6、家蛇之兆

　　憨厚的父亲苦笑着摸摸我的头，我的眼泪还在奔涌。我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父亲，他脖子左侧可以看到长长的刀疤，这个厚道男人，这个吃尽苦头的男人，是他温暖了我的童年少年，没有他的呵护，我不知道能不能长大。都说我长得像他，瘦瘦的，脸小小的。我弟长得像我母亲，我母亲虽然也瘦，但是她脸盘大一点，两条腿并不长。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的嘴有点歪，这是他第一次动手术留下的后遗症。
　　父亲的病，似乎和蛇之间有着某种因果。
　　住上瓦房第二年，天气特别闷热，我家房顶中央竟盘踞了一条蛇！那是一条有我手臂粗的白蛇，比我的个头还长好多，盘踞在屋顶横梁上一动不动。我和我妈都吓坏了，我直哆嗦，我怕它调转蛇头向我扑过来。
　　奶奶来了。
　　奶奶跪在蛇下面的堂屋，她手里拿了一把米，白花花的米洒向空中，又抓了一把黑乎乎的茶叶，也撒向空中。奶奶磕了几个头，嘴里念念叨叨，再接着拜，又轻轻地扬扬手：“走吧，走吧！”不一会儿，那条蛇竟慢慢地游走了。奶奶说，那是白蛇娘娘，是家蛇、灵蛇，不能动它。
　　可是后来不久，我妈说在家里的米缸里也发现了蛇，我爸听到了，立刻过来把蛇打死了，还说可以吃蛇肉。
　　奶奶知道，赶了过来，她责骂我爸怎么能把蛇打死，打死家蛇是有灾难的，要遭报应的。她要我爸把蛇埋了，我爸后来是把蛇埋了还是扔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害怕，家里怎么突然间一次次出现蛇呢？它会不会哪天在我睡觉的时候游到我身边咬我？这么一想，晚上我都不敢闭眼。
　　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燠闷的夏夜，我们全家就把竹椅子搬到院子外面乘凉。父亲点燃艾草，烟很浓，熏得我呛呛，父亲说能驱蚊，不过我还是被蚊子咬得不停地挠；母亲的蒲扇给弟弟扇凉驱蚊；弟弟有时会跑到奶奶的躺椅上，奶奶有一把竹躺椅，光滑沁凉，已经透出暗红色，那是奶奶的龙椅，大伯的孩子和我弟弟可以坐，奶奶不许我坐，我只能又羡慕又嫉妒地看。但是我更多的是看天上的星星。星星真多啊。父亲有时候就指着月亮给我们讲月亮里的吴刚，他在砍桂花树，饿了就去吃饭，吃完回来，树又长回去了。我歪着脑袋使劲地看，使劲看，怎么也看不到。我就纳闷：吴刚为什么要砍树呢？他就不能砍完了再吃饭吗？嫦娥不管吗？桂花树是怎么样的？我盯着月亮看，看不到答案。
　　半夜热醒了，发现已经在床上了。四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我浑身都是汗。翻个身，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夏天也有特殊的福利，就是看电影。
　　电影是在公社的露天空地上放映的。空地一边有两棵大树，大树中间挂起白色幕布，就向方圆十里八乡宣布今晚将在此放电影了。这一天，吃过午饭，我就会迫不及待的搬一条长凳子去露天空地占个位置。占了位，就得守在凳子旁边，不然那些霸道的大男孩来了会把我占的位置抢去。
　　就在着一年的，夏天快过完的时候，公社又放电影啦！那天白天家里就有些反常，医院里有几个医生来我家，不知道和我爸妈说些什么，我听到他们在说月娥孃孃在省城大医院里当医生的儿子。省城，那是怎样的地方呢？我想象不出来。
　　那天晚饭吃的特别早，刚吃了晚饭，我妈就让我早早带着我弟弟去公社占位置，但是不让我拿家里的长条凳。父亲问我奶奶借了一条凳子——我奶奶和我小姑住在隔壁的两间房里。奶奶破天荒答应了。
　　我们到公社露天电影场，日头还明晃晃，和电影银幕一样的白。慢慢地，场上的孩子多起来了，天色也渐渐浑浊起来。这时来了几个凶巴巴的男人，他们把我们赶出了放映场。
　　我在门口等，门口有个大池塘，月亮已经掉进池塘里了，还不时的抖动一下，就像刚上岸的鸭子抖动一下羽毛；来看电影的人多起来，我央求他们带我，大伯伯大妈妈叫了好几个，终于有个阿姨带我进去了。
　　天已经全黑了，电影开始了。可是我爸妈还没来。我忘了电影放什么，我我弟弟要睡觉了，我使劲把我弟弟摇晃醒来：“看，快看，秋瑞，醒醒，秋瑞，日本鬼子进村了，打起来了！”
　　电影结束，随着人流，扛着条凳回到家，家里亮着灯，虞医生伯伯、邻居伯伯坐在家里聊天，妈妈在旁边，爸爸不在，妈妈说我爸睡了，让我们不要吵他。我总觉得家里哪儿不对：桌子洗得干干净净，能看出木头原来的颜色了，黑黑的地面也好像冲洗过，我妈一直舍不得开灯，说费电，这回灯开得煞亮晃眼，还有……空气里还想有些怪异。我去看我爸，帐子垂着，我妈不让我打开。
　　后来我才从我妈和邻居以及奶奶小姑断断续续的话语里，拼出来大概：那天晚上，月娥孃孃的儿子从省城回来给我爸开刀动手术。手术台是两张吃饭的桌子，一张是我家的，一张问邻居借的；我家的灯是15瓦不够亮，从医院接了一盏很亮的灯，大约是50瓦，也许100瓦吧。虞医生伯伯做助手，我爸躺在吃饭的桌子上，他们就把刀开了。
　　把脖子切开，痛不痛呢？之后的很多时间里我都在纠结这个问题。我打了个寒噤；地面湿哒哒的，是冲洗血迹吗？就像过年的时候杀年猪，院子里的猪毛猪血，都得打扫干净是一样的吧！只是，只是哪儿还是不对，为什么要开刀呢？父亲说他脖子上长了个东西，去省城要很多钱，是虞医生伯伯帮忙请省城大医生回来帮忙的。
　　那为什么不在医院里开刀呢？那么近，但是父亲没说。
　　后来我还在想，开刀痛不痛呢？我去割草的时候，拿起镰刀在自己手上割了一下，好痛！我扔下镰刀跳起来。流血了。我怕妈妈问我，我知道有一种草，长在水边，叶子圆圆的平平的，我们叫它复活草。有时候我们抓青蛙蝌蚪玩，青蛙蝌蚪死了，我们就把这种叶子盖在它们身上，不一会儿，青蛙就会活过来，一蹦跳走了，蝌蚪能不能复活，我倒是记不清了。我想我在手指上盖上几片复活草就不会流血了，我妈就看不出来了。
　　没几天父亲就又下地干活了。我只是发现他的头发白了很多，他还不到三十。母亲说，父亲小伙子的时候就有白头发。
　　天气凉下来，晚上吃了饭，父亲就用双轮车去旁边竹器厂装了满满一车毛竹车，穿上父亲自己亲手编的草鞋，再带上一双，黄昏出发，走到省城。我不知道省城有多远，只知道第二天下午父亲拉着空的双轮车疲惫的回到家，天还没黑他就睡着了。我妈说这一夜拉车，能赚几块钱。就这几块钱，也不是能经常有机会赚的。父亲的头发一天天的白起来。
　　我妈说我们家盖瓦房还欠着钱。后来父亲第二次去省城开刀，欠着大队的钱。现在我读完五年小学，父亲应该已经动过了两次手术了。
　　我可怜的父亲。
　　次年我八岁，读小学一年级了。
　　我爸带我到大队的小学校。我的老师姓高，她个子也是高高的，我爸说，高老师是省城的下放知青，难怪与众不同。
　　高老师发给了我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数。我把它们郑重的放进书包，书包是用我姑姑用碎步片拼起来的一个布袋，铅笔盒是我爸问医院里讨了一个装青霉素的纸盒子。我的同桌是个男同学，像只调皮的猴子，他在桌子中间刻了一条线，警告我若超过这条线，他就会打我。
　　后来转来了一个姓谢的新同学，白白净净的，比医院的那些小孩子还漂亮。高老师给他换过来和我同桌。我特高兴：这么干净的人居然是我的同桌。
　　我是小学生了。从那天起，我就自己动手梳辫子。我妈说过求人不如求己。
　　天凉起来的时候家里又发现了大蛇，还挂在房门上，吓得我不敢回到房间去，这天我就蓬着头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我还是不敢靠近房间。
　　我看到比我大的学生，手臂上带一个红袖章，还有“□□”三个字，我很羡慕。但是我爸说要先当了红小兵，在长大了才能当□□。红小兵只有到六一儿童节才能评，我就天天盼六一儿童节。
　　高老师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评上的，读书成绩要好，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就很听话的，特别听高老师的话。
　　六一儿童节还没到，但是我爸又病了。这次。他去省城治病。
　　我妈陪着我爸一起去了，把我和我弟托给我奶奶——我还睡在自己家，但是三餐到奶奶家里吃。
　　但是没几天就出事了。
　　早上奶奶在盛稀饭，饭稀得能照得见人。我和我弟饿得嗷嗷叫，伸手去抓，结果手臂烫得起了褶子。
　　第二天，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到奶奶房里，围着奶奶的两把暗红色太师椅、一对暗红色箱笼柜子和那张大床转来转去，这里敲敲，那里拍拍，我好奇地问奶奶这些人是干嘛的，奶奶不耐烦地把我赶到外面，要我去割猪草。
　　后来我觉得奶奶屋里和以前有点不同。但是哪里不同呢？奶奶又把我轰了出来，我很快就忘了这事。
　　我爸我妈回来了。我爸戴着帽子，脖子上又是白纱布包着。我妈她一眼就看到弟弟的涂了紫药水的手臂，就跑到奶奶屋里去问我奶奶怎么回事，说着说着不知怎么的又吵了起来，骂得好凶好凶，一个拍大腿，一个拍屁股；一个拍巴掌，一个跺着脚。
　　我不知道她们骂什么，只听得奶奶在对邻居说：“我儿子的病是癌，是医不好的。我儿子死了，媳妇是要嫁人的，我的这些老家具是我养老的本，我不卖了留给她带走嫁人吗？”我恍然大悟，是奶奶屋里的那些死沉死沉的暗红色木头家具变成薄薄的木头家具了，而太师椅变成了一把藤椅。
　　我妈把我爸从屋里拉到屋外，拍着手掌说：“你看看，你还没死，你妈已经把你的家卖空了！你孝顺，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妈用，现在看到了吧，是你妈在咒你死！这日子怎么过？我给你拼了！我死给你们看……”
　　我爸只是叹气。
　　我妈和我奶奶不知怎么的冲到了一起，她们互相揪着对方的头发，我爸使劲也没把她们分开，我小姑冲过来踢我妈，我妈松手去抓我小姑，我奶奶腾出手抬起手臂就是两耳光，啪啪的响；我妈冲过去被我爸挡住了。这时邻居也来劝架。
　　我妈被劝回家就躺在床上哭着骂我爸，骂完我爸又骂我没管好弟弟。我不知道她骂到几点停歇，因为后来我和我弟都睡着了。
　　六一儿童节到了，我们有三个同学可以挂上红领巾成为红小兵了，我是其中之一。那天我妈竟给我买一双白球鞋，穿上一件白衬衫。衬衫很大，我妈说要穿好几年，。我挂着红领巾回家给我妈看，我妈没说什么，我爸摸摸我的头。我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期末考试是其他学校的老师来监考。我记得第一大题是听写，监考老师念念有词：“若吓，若吓”我完全吓晕了，高老师从没有教过这个词语。高老师回来告诉我们，答案居然是“熟悉”。
　　那一年，周总理逝世了，毛主席逝世了，在哀悼声中，我哭得泪流满面。我妈也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哭，我爸叹着气，大家手臂上都缠着黑纱。太阳还升起来，但是我觉得它不再是以前的温暖明亮了。我想，毛主席没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没实现“四个现代化”，没了伟大领袖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换了一个数学老师，姓叶。我爸说叶老师高中毕业的，我爸他小学还没读完，但在我眼里他似乎什么都会：下地能种田种菜割稻犁田，下河会扎猛子捉鱼挖黄沙，上山他抡起斧头能伐木砍毛竹，他识得哪些能吃的，他还会编篮子，我上学前，他教我算24点，偶尔看到汽车开过，他指着车尾部挂着的车牌说：“你看这车，这几个数字是：二伯伯吃酒。”我顺着我爸的意思一读，还真的是：28879，用这办法立刻记住了。最神奇的是他会做竹笛竹箫，还能吹好多曲子。他做竹笛，截一段最匀称的竹节，用绑着细麻绳的钻孔锉刀在竹管上钻孔，用他粗糙的手摩挲，小心翼翼地从竹子上揭下一片极薄的膜，贴在小孔里就大功就成了。父亲把竹笛放在嘴边试了试音后，就开始吹出完整版的曲子，《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铁道游击队》等。父亲没有曲谱，曲子都在他心里。我就这样听得如痴如醉。父亲教我，我连声音都吹不出来。
　　学校里不教这个。学校里有一架风琴，高老师坐在前面用一只手弹琴，还有一只手挥舞着指挥我们。我觉得我们唱的都没有高老师唱得好听。
　　我对唱歌兴趣一般，我喜欢叶老师的数学课。每天放学，我们的班长就带着我和另外几个女同学躲到学校旁边的稻草垛后面抄我的数学作业——我的数学作业总是第一个完成，而且从来不会有错误。叶老师说要让我跳级，让我问问我妈。我有些害怕，又有点向往，但是最后跳级的事还是不了了之，我也没明白为什么。
　　这事后，班长带领全班的女同学不理我了。下课她们跳绳不让我参加，我只能眼巴巴看着。我央求她们，大家看着班长果断地拒绝了。后来连男同学也不和我说话了，他们说是班长说的，谁和我说话，全班都不和他好。我心里特别难受，成绩也掉下来。
　　为了讨好班长，我搬来梯子，爬到屋顶去偷我妈做好准备过年吃的番薯片。我妈把它们挂在房梁上。班长收了我的贿赂才答应让我和她们玩。
　　但我偷番薯片的事我妈还是知道了。我妈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用竹条打，后来还是月娥孃孃拉开了我，她对我妈说，都这么大的女孩子，还脱光衣服站在路中间打，多不好！我身上被打的竹条痕四五天后渐渐退下去了，但是心里的竹条印子却烙下了一生。我也知道那时贫穷，但是理智是理智，理智早就释怀了，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却是不受理智控制的，即使我长大我老去，我对我母亲仍然控制不住的畏惧和疏离。
　　我记得，很多年后，母亲老了，她所遭遇的难，我虽然努力去解决，但那都是出于责任和道义，而非感同身受的心痛——我和我母亲之间难以达到母女连心的同频同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