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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4 章 北方女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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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亚罗一直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一来是他个子高一些,二来,据他自己判断,丁老师不太喜欢他。有次他和焦军课间玩儿久了,进教室迟到,正好是丁老师的语文课。他们两个同时喊报告,丁老师让焦军进去了,却把江亚罗留在门口,让他一个人杵在那儿站了十几分钟。这让江亚罗觉得丁老师对自己有偏见,越是有这样的感觉,他就越是有种想要跟老师作对的劲头。
江亚罗的前排是刘念北,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孩儿,笑起来圆圆的脸蛋上会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顺直的头发垂到后背,眼睛虽然不是很大,却像豌豆角一样清澈而灵秀,鼻子微微上翘,嘴唇稍稍撅起,江亚罗觉得那个侧面特别像他家里书桌上的那个日本瓷娃娃。
刚开始江亚罗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刘念北,因为学习好的女生是不会搭理他这种差生的。刘念北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兼文艺委员,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她的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对他这种差生自然是不屑一顾的。江亚罗虽然学习不怎么样,但在气势上可不想输给这样傲气的女生,尤其是受了丁老师的气,他连带着对那些好学生也有些反感。
早自习的时候,刘念北常常会带着同学一块儿朗读语文课本。这天早上是朱自清的《春》,她声情并茂地开始领读:“盼望着,盼望着,春天的脚步近了。”稚嫩的声音非常清澈悦耳,标准的普通话里带着北京味儿。江亚罗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甜美的声音,尤其是这样的口音让他觉得很洋气,可他偏偏扯着嗓子操着一股椒盐味儿的□□故意大声地捣乱:“盼望zuo,盼望zuo,cun天的jue步近了。”每个怪异的发音都被他加重了语气,在一群朗读的声音里显得格外突兀,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刘念北扭过头,愤怒地朝他看了一眼,他的目光毫不示弱地迎上去。可是小姑娘又能说什么呢,除了翻个白眼儿,只能硬着头皮接着往下读。好好的晨读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闹剧。
看到语文课代表一脸嫌弃的样子,江亚罗却觉得特别得意,他心想:怎么样,你能把老子啷个嘛?!嘿嘿,这感觉真提劲!他甚至有些亢奋起来,琢磨着要搞点更有意思的活动。
上课时,刘念北常常会往后靠,头发自然地垂在江亚罗的课桌前面,江亚罗会用手指按住其中的一根发丝,等着刘念北往前倾。她背一离开课桌,那根发丝就扯得头皮一阵刺痛,刘念北每次都不吱声,只是默默地回头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下。看到一个成天一本正经的傲娇女孩儿被自己惹恼,江亚罗从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快感,一张清秀的脸上浮现出狡黠的微笑。
刘念北被后面的捣蛋鬼惹得不胜其烦,只有尽量不把头往后仰,但是有时注意力放在了课堂上的内容而忘却了背后的危机,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往后靠,江亚罗就把铅笔头往课桌边伸出一点点,刘念北一靠课桌,就被铅笔头顶一下。“咝——”小姑娘身体激灵一下弹出去后背挺得笔直,却压抑着自己不敢叫出声来。虽然不是很疼,但是感觉挺烦的,老影响人家上课嘛。
有时刘念北从教室外面进来要回自己的座位,江亚罗故意把桌子使劲儿往前推,抵着让她进不来,刘念北瞪着他也不说话,两个人会僵持好一阵子。有的时候,江亚罗会爬到树上去摘个毛毛虫趁着课间刘念北不在教室里悄悄放到她的文具盒里,等上课的时候小姑娘打开文具盒时,江亚罗会听到如期而至的惨叫声,他心里爽快极了。但是刘念北的性格却如此温顺胆小,每次江亚罗搞这些恶作剧,她都默默忍受着,从来没有举手报告过老师。江亚罗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他不断创新、开发,让恶作剧的手段层出不穷。
私下里,江亚罗经常手舞足蹈得意洋洋地向练矿炫耀自己的各种小把戏,练矿眼睛睁得更大了,一脸向往的样子,第二天到学校他也将逮来的昆虫放进同桌苗艺群的文具盒里,让教室里响起一阵上海口音的尖叫声:“哎呀,哈斯特宁啦!”苗艺群父母是上海人,虽然平时说普通话,但是情急之下常常会冒出上海话来。后来这样的尖叫声常常会响起,引来班里的一阵哄笑声,每每这时,练矿就会对着江亚罗一阵挤眉弄眼。
初夏的深夜,已然能听到蝉鸣蛙叫。刘念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起这些天来遭遇的种种骚扰,不由皱起眉头。这个江亚罗,总来拿她取乐,去告诉老师吧,她想丁老师肯定会处分江亚罗的,她有点于心不忍。虽然江亚罗学习不好,又捣蛋,但毕竟没做什么特别恶劣的事情,恨不起他来。对于她这样衣食无忧的女孩,她甚至有些同情地质队的这些小孩儿,他们衣食住行可都比地仪厂的孩子差远了,他们的父母经常外出,生活都靠自理,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洗衣做饭。刘念北听班长牛晶晶描述过她到江亚罗家看到两兄弟打地铺时的情形,刘念北听了还曾心生同情。唉,这既可怜又招人讨厌的人!我该怎么办?直接跟他发脾气吧,我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些事儿,怕其他的男同学起哄把这个当成笑柄;可是任由他这么捣蛋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刘念北心里就这么矛盾着,渐渐进入梦乡。
作为地仪厂职工的子女,刘念北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父母是从北京地质仪器厂抽调到重庆来的技术骨干。离开北京的时候,母亲已经怀她5个月,为了响应国家的三线建设大构想,和北京上海众多的家庭一样,毅然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来到了重庆郊区,工作生活在这个偏僻的小山包上。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身不由己的成分,在那种大形势和大时代的背景下,一个人的意愿是由不得自己选择的。
刚到厂里的时候,松堡山上的筒子楼还没有建成,他们就被安置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她出生的时候,正好也是在十月二十五号,和江亚罗竟然是同一天,只是比他晚了一年。重庆十月底的气候也已阴冷潮湿,艰苦的条件加之当时的物质极度匮乏,父亲又因为忙着投入到重庆厂的建设,无暇照顾产后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孩子,母亲在月子期间一切都只能靠自己,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落下一身的病,最严重的就是困扰了她一生的风湿性关节炎。而刘念北也是从一出生就体弱多病。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实际情况的艰苦程度还是大大超出父母的预想。重庆气候非常潮湿,北方人很难适应。厂房在山脚下,居所在松堡山上,每天都要爬上爬下很多趟。父亲在厂里经常要参与技术攻关的会战,晚上加班到12点以后是家常便饭,母亲只能一个人抱着孩子山上山下地跑,她常常要忍受着膝盖的疼痛,咬牙行走在那一百零九级台阶上。为了给老婆和孩子买几个鸡蛋增加营养,父亲要蹚过好几公里的乡间泥路,去村民家收购,自己回来一个也舍不得吃,工作的繁忙加上营养的缺乏不久后让他得了肝炎。母亲既要照顾孩子还得照顾父亲。
那个时候的产假只有56天,很快就结束了,之后母亲每天都要把孩子送到厂里的育婴室,然后急匆匆去上班。不管女儿是发烧还是感冒,每天必送,因为家里没有人照顾。育婴室里其实早已婴满为患,家家都是这样的情况,而看护孩子的阿姨只有两位,因此根本照顾不过来,只能任由那些孩子疯狂啼哭。所以后来这一拨孩子几乎个个都有一副金嗓子。刘念北是这些孩子里最能哭的一个,每天躺在育婴室的床上啼哭不止,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流到耳朵里,因此很快患上了中耳炎,母亲又不能为了她耽误工作,只能每天把她送到育婴室时在她的耳朵里塞上棉花。
随着女儿降临,生活的各种艰辛繁杂以及自己身体的状况百出,母亲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她给女儿起名念北。她知道,他们这些被国家抽调到三线建设的人想要回归故里,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让孩子考回故乡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