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美好结局》藏羚羊织布

77、HM1 松卿2[2026新春特别篇] 就喜欢谈恋

　　春末，马上就要到夏天，厦门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子卿盘算着要扯几匹布回来做个连衣裙，他是艺校的老师，又是党员的家属，自然不能少了体面的衣服。
　　现今个，连衣裙是最潮流的，子卿作为艺校老师，看着周边的小姐妹们个个都有了一条连衣裙，自然是羡慕的，可年前发的布票，连着去年剩下的裁了件新衣后就不剩多少了，还有七匹的票，布票按人头算，一年一人就18匹，子卿身量中等，又高，做衣服花的要比其他人多，虽在艺校，单位淘汰下来的戏服可以自己改一改当日常衣服穿，但她的布匹压力还是大。
　　算了，就算不买，也得去看看料子，小侄子谢卫东也得换新衣，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衣服没多久就小了。
　　本来子卿想着，东东的衣服，自然要嫂嫂出面买，可嫂嫂是杏林街街道办的妇联干部，上班管别人家的事，下班管自己家的事。这不，今天早上饭都没吃就被妇联的同志叫走了，也不往街道办事处走，而是往杏林街末走，还叫谢大哥等会儿把孩子放到街道办事处的托儿所里，他们俩是双职工家庭，平时孩子都是往他们俩单位的托儿所放，晚上和周末会特别邻居家的黄阿姨过来帮忙带着，他们俩的母亲都走的早，家里没有长辈可以帮忙，这个做法算是双职工家庭里最普遍的一种。
　　这天是五一前一天，还要上班，但子卿一天也就上4节课，工作比较弹性。
　　昨天下午，几个年轻演员在搬运道具时，板车的一个轮子突然卡在石板路的缝里，车一歪，车上那扇巨幅山水布景滑了下来——那是剧团唯一的“大件”，画的是武夷山，用了七八年了，每次下乡演出都带着。布景的木框当场摔断了，画布也被划开一道半人长的口子。
　　1970年的剧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像现在，道具坏了打个电话就能订做。那会儿，一件重要的道具往往是剧团里多少年的老物件，坏了就是坏了，修不好，换不了，整个演出就得停。
　　所以，没办法，团长给演员们放了假。
　　知道明天是51，又不用去剧团加班加点的排练，子卿只需要上今天早上的班，下午就能结束了，51的时候她倒是挺想约松影去中山路逛逛的，想到这，子卿就高兴，骑车的速度也快了些。
　　子卿现在在厦门一中教书，他和松影的命运都有些波折，他们俩都是大革命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子卿大学时考上的就是集美师范学校，松隐则是考上了福建中医学院，都是上了两年学就遇到大革命，高考暂停，大学的生活也中断。
　　松隐只读了两年，但在这两年期间，他读的是扎扎实实的系统化教学，他也学完了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课程，还拿过全校的解剖课第一，后面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他自己个儿不愿意放弃医学，就在杏林街找了一所老医馆上班，随后，就因为履历出色，被郑老先生看中培养。
　　而子卿幸运的多，她是乐理班上的尖子生，她的琵琶和月琴都是一位姓杨的老先生教导的，算是名师一对一指导，大学停课之后，她经历了两年的宣传队生活，就在大哥的人脉推荐下，到了厦门一中教书，厦门一中那时急缺一位懂乐理的老师，她自身条件过硬，就这么顺顺利利的应聘上了。
　　她每天早上七点整推出那辆自行车。凤凰牌的，二八大杠，大哥托人弄的票，车擦得锃亮，车杠上缠着细细的塑料带，缠成菱形的花纹——她自己缠的，缠了一下午。从梧桐街出发，穿过那条窄巷，拐上杏林老街。青石板的路面，骑起来一颠一颠的，车铃铛叮铃铃响。
　　路过林婆婆杂货铺时，铺子刚卸下门板。林婆在里头扫地，抬头看见她，喊一声：“谢老师，早啊！”
　　她点点头，笑一下，没下车，继续往前骑，骑到杏林老街口，她习惯性地放慢速度，往巷子里看一眼。
　　医馆的门刚开，他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拿着扫帚，正要扫地，抬头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她也点点头，脚下没停，骑过去了。
　　骑过街口，就是杏林海堤。清晨的海风吹过来，咸咸的，湿湿的，带着海腥味。堤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早起的渔民挑着担子，赤脚走在堤边。海水拍打着堤岸，哗啦哗啦的，和自行车链条的咔嗒声混在一起，过了海堤，进入高崎，路宽了，人多了，骑自行车的人一个接一个，铃声此起彼伏，有认识她的，喊一声“谢老师早”，她点点头，继续往前。厦禾路很长，从高崎一直骑到文灶，要骑半个钟头，路边有工厂、有商店、有学校，有挑着担子卖早点的，有排队等公交的，有背着书包跑着上学的孩子，骑到文灶路口，她放慢速度，往杏林老街的方向看一眼。其实什么也看不见，隔着一个海，隔着一道堤，隔着那么远的路。
　　再往前，文园路，两边的凤凰木长得很高，叶子密密的，遮出一路阴凉，骑到厦门一中那棵大榕树下，她就到了，下车，锁车，拎起挂在车把上的布包。包里有教案，有学生的作业本，还有那把琵琶——杨先生留给她的那把，用旧布包着，她每天带着，走进校门，有学生喊“谢老师好”。她点点头，往教学楼走。
　　下了课，子卿就提着他那藏青色的小帆布包，慢慢悠悠的，往中山路走。
　　不对劲，很不对劲。
　　松隐今天早上去医馆上班，还没看一会呢，人保组就来了两个公安同志，说是要调查事情。
　　那辆公安同志松隐还不咋认识，他们应该是就警察部的人，一个穿着草绿色军装，红领章、红帽徽，胳膊上套着红袖章，上头印着“人民保卫”四个黄字。另一个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袖子上没套东西，但腰板挺得笔直，眼神扫过来让人不敢直视。那个年代的人保处还没有正统的衣服，但人一看就知道是公家的。
　　松隐本来在坐堂，给来的病患把脉呢，见到他们来，虽然疑惑，但还是起身相迎。
　　“大夫。”人保组的人先是出示了证件。“我们是人保组的，来问个话，同志，你怎么称呼？”
　　“李松隐，你喊我李大夫就行。”
　　“好，李大夫，您是这的负责人吗？”
　　“负责人是郑先生，您问的是哪方面的？我只管一些日常的事儿，像学徒的排班，出勤这些是我在记。”
　　穿军装那个点点头，不知道从哪摸出一本笔记本开记，或许是看松影态度良好，他的语气也缓了些道：“那正好，有一个叫阿旺的学徒，是不是在你们这干过？”
　　“有的，叫黄阿旺，他和他哥阿宝在这干过，不过这个黄阿旺三个月前就没来过了，他哥黄阿宝现在还在这做。”
　　“有没有记录？是哪天来的？哪天走的？”
　　“有，您稍等。”
　　宋
　　松隐站起身，从坐堂抽屉最下层拿了出勤登记簿出来，他翻了好几页，翻到了黄阿旺最后一次出勤的记录。
　　“您看，1月15号，春节前一个月，他就结清工钱走了，后面再也没来过。”
　　“春节前结清工钱的？他有说他去哪吗？”
　　“没说他去哪，但咱们猜应该是回他泉州的老家了。”
　　穿灰色警服的人瞧了瞧四周，对李松隐道。
　　“李大夫，咱们要不进去说？”
　　这就是在说这阿旺干的事情比较大，要私密调查了，身体看了看外头的人，对两位同志道：“同志，您二位要不先去后头的堂屋候着？我这后面还有两个病患要看，您着急吗？”
　　“不妨事，我们只是调查不紧急的。”松隐的态度良好，再加上两位同志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在那儿坐着的几个脸色不大好的病患，也就同意了，再说医馆的堂屋可比站在外面吹冷风的强。
　　松隐看完这两个病患，也就往堂屋走，一进到堂屋，松隐也就有些哭笑不得了，只见两个警察拿出了做笔录的纸笔，正一脸严肃的瞧着他，活像是审犯人。但在此之前，松隐先叫来了伙计小林，叫他去喊一喊周大夫过来换班。
　　“李大夫，你别紧张，我事先和您说好，医馆是医馆，黄阿旺是黄阿旺，他出的事不关医馆的事，您就如实说，若是不说实话，以后出了大事，你们脸上也不好看。”
　　“我明白，您问吧。”
　　“那个黄阿旺从什么时候来你们医馆的？”
　　“去年春末4月份左右，跟着他兄弟黄阿宝过来的，再干几个月就满一年了。”
　　“平时都干什么事？”
　　“平常就抓药，碾药，出去跑腿，给别人送药，学徒干的事情很杂，忙的时候会医馆外面轮轴转。”
　　“平时干活怎样？”
　　“抓药方面倒还好，没出过大毛病，就是人有点毛躁，出去跑腿容易跟别人吵架，急眼。”
　　穿军装的那个顿了顿，换了个语气：“李大夫，咱们实话实说。这个阿旺，在你们医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
　　松隐有些疑惑，抬头看他。
　　“比如说，”穿军装的把声音压低了一点，“偷东西？或者……对女同志有什么不规矩的举动？”
　　松隐一听这话，说了句“稍等。”，就忙起身把堂屋的窗子关了，怕别人听见。
　　“我没见过他偷东西，只是听几个活计在背后说过闲话，至于不规矩的举动…有一回，我瞧见阿旺在后院晾衣裳的地方转悠，他说是在找扫帚，但当时院子里就晾着几件女眷的衣裳，而且……是小衣裳，医馆后面就是住宅，就连着别人家后院，人女同事家里，晾衣服的地也就这么大，我们也没办法，就只能我们医馆的男同志避着走。咱们的扫把怎么可能放到人家女同志的院子里？我当时瞧见了，但毕竟是人家女同志的后院，我也不能过去把他赶回来，打发了他几句，就让他快走，以后也别靠近那个地方。”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去年10月份吧，秋老虎最烈的时候。”
　　“还有其他的吗？”
　　“倒是有一件，结尾和梧桐街相交的地方，有间杂货铺掌柜的叫林婆婆，她闺女嫁出去了，国庆的时候回来探望，碰巧阿旺去给林婆婆跑腿，林婆婆家的闺女就在门口，他当时就找借口留在那，直勾勾的盯着人家闺女，我去找她，他才跟回来，在那估摸着看了也有半小时。后面林婆婆家的闺女陪她妈妈过来医馆，嗯……阿旺也就这样看着，还想凑上去搭话来着，但林婆婆的闺女是个体面人，觉得她是医馆的学徒，也没说他什么。后面林婆婆的闺女回来，在我们这的纺织厂上班，上班时间和医馆的时间错开了，我也就不知道后头的事了。”
　　“这些您怎么不报上来？”
　　“我当时没证据，也不好说什么，私底下找黄阿旺说了几次，又跟他哥哥黄阿宝说了，叫他盯着点他弟弟，国庆之后，他就老实了，一些勾当也没再做了，我就以为他改邪归正了。”
　　“叩叩叩。”
　　敲门声响起，堂屋的门被敲响了。不轻不重，三下。
　　穿军装的那个说了声“进来”，门推开，谢家大嫂站在门口。她今天穿着藏蓝色的干部服，头发拢得整齐，手里拿着一叠纸。看见屋里坐着两个穿军装的，目光扫过，最后落在穿军装的那个脸上。
　　“人保组的同志？”
　　穿军装的站起来：“您是……”
　　“街道妇联，谢主任。”她走进来，把手里的材料放在桌上，“听说你们在查阿旺的案子。受害妇女的材料，妇联这边有备案，我送过来。”
　　穿中山装的接过材料翻了翻，抬头看她：“谢主任，坐。”
　　谢大嫂在方桌边的凳子上坐下。位置离松隐隔着两个人，不近不远。她看了松隐一眼，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松隐也点点头。
　　穿军装的问：“这些受害妇女，谢主任都接触过？”
　　“接触过。”大嫂的声音不高，但清楚，“张家媳妇的衣裳是三月中旬丢的，报案后妇联去安抚过。林婆婆家闺女的事，是四月初——她没报案，但跟林婆婆说了，林婆婆又跟我说了。”
　　她顿了顿，目光转向丈夫：“李大夫，你这边有什么情况？”
　　松隐看了一眼穿军装的，这是能说的吗？穿军装的点点头，示意他说。
　　松隐把刚才那两件事说了——阿旺在后院晾衣裳的地方转悠，还有盯着林婆婆家闺女看的事。
　　谢大嫂听完，没急着开口。她手里还捏着那叠材料，指节轻轻叩了两下桌面。
　　“李大夫，你刚才说的这事，具体是哪天？还记得吗？”
　　松隐想了想：“十一月初吧，清明前后。那几天林婆婆家闺女刚从工厂下夜班，天擦黑的时候从医馆门口过。”
　　“你亲眼看见阿旺盯着她看？”
　　“亲眼。”丈夫说，“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药包，眼睛跟着人家走。那闺女走远了，他还探着身子看。”
　　大嫂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又问：“那闺女当时什么反应？”
　　松隐说：“她走过去了，但后来我听见林婆婆跟人嘀咕，说她闺女从那以后下夜班都绕道走，不从医馆门口过了。”
　　谢大嫂抬起头，看了穿军装的一眼：“这条线索妇联之前没有。受害人没报案，林婆婆也没跟我说。”
　　穿军装的点点头：“现在能找林婆婆核实吗？”
　　谢大嫂站起来：“我现在就去。林婆婆杂货铺这个点已经开了。”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丈夫说：“李大夫，你刚才说的那些，回头人保组的同志可能还要找你做笔录。你该说什么说什么，不用顾虑。”
　　松隐点点头：“我知道。”
　　谢大嫂推门出去了。
　　“同志，今天就到这里吧。”人保处的同志到：“之后若是还有情况，我们还会上门的。”
　　“好的，我明白，我值早班，您早上过来就能见到我。”
　　早上经历了这么些污糟事，说实在的，松隐只觉得浑身的气都被抽走了，中午回家，母亲又在家里办公，也正常，她是商业局的顾问，再加上腿脚不便，上班都是在职而不坐班，平时就是在家里工作，电话办公，偶尔才去单位开会。
　　家里一般是小红做菜，松隐回家，在饭桌上就竹筒倒豆子和母亲说了今天的事，母亲对这种事也是见怪不怪了，只是说道：“你这些事可别外传，对人家女同志名声不好的。”
　　“我当然是知道啊，只是觉得有些犯恶心，这种人常在身边，真是让人犯恶心。”
　　“那你下午去中山路一趟吧。”
　　“啊，这二者之间有任何联系吗？”
　　“要到夏天了，喝茶的时间，供销社的茶叶不好。你去中山路那家华侨商店，用侨汇券买罐好的。”
　　南洋那边按月寄回来的侨汇，到银行兑成人民币时，会按比例搭给几张侨汇券。家里攒着这些券舍不得用，一年到头就指着它换点计划外的紧俏货——比如李玉霞同志那罐“黄罐”老枞水仙，七十年代一罐要六十二块钱，顶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还得耗一张侨汇券，能从华侨商店买回来，这就叫体面。
　　这会没了，玉霞腿又不好，自然是让松隐去。
　　“小红——”
　　“下午我要去开会，小红也得跟着我去。”
　　“好吧。”
　　“哦，还有，等你和子卿确定恋爱关系，我就收小红做义女，到时候就是你的义妹，在家住着也不尴尬。”
　　其实要收小红做义女是早就要被安排好的事儿，只不过玉霞同志要把这件事儿提前了。
　　“行。”
　　吃完中饭，松隐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中山路那一片，骑楼连着骑楼，从鹭江道口一直延伸到新华路，灰白色的廊柱底下，人影憧憧。一楼的门脸一间接一间，招牌挤着招牌，卖布头的、卖百货的、卖药材的，还有那家华侨特需供应店，门口总有人进进出出。路上跑的是那种老式通道车，车厢里座椅都是木质的，坐上去硬邦邦的，走起来哐当哐当响。骑楼下的人行道不宽，挑担的小贩侧身挤过去，上班的人推着自行车慢慢挪，偶尔有穿列宁装的女干部拎着黑色手提包匆匆走过。太阳西斜的时候，整条街的骑楼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铺在柏油路面上——那条路是1956年修的，厦门第一条柏油马路，黑亮黑亮的，被几十年的脚步磨得发着温吞的光。街角卖花生汤的小摊冒着热气，甜腻腻的香味混着海风，从鹭江那边一路飘过来。
　　本来松隐是只想去华侨商店看的，但是手上正好有现钱，就想去外头的小吃摊瞧瞧，买点蜜饯什么的。
　　谁知道就这么一去，就在女人街里遇见了子卿。
　　子卿当时在看雪花膏，友谊牌的和百雀羚的，她只用过友谊牌的，对于子卿这样子的年轻教师来说，一些保持体面的东西是必备的，比如说化妆。雪花膏做打底，在皮肤吸收后打一层淡淡的鹅蛋粉，用眉笔细细的描一遍眉毛，在用自己从剧团剩下来的眼影自制的眼影里沾一点，她的眼影是浅棕色的，看上去不打眼，只是稍稍的描摹一下眼型，其实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大胆的操作了，最后涂上上海牌口红豆沙色的，这就是他的化妆步骤，因为职业原因，子卿几乎每天都带妆。
　　而且她这人比较喜欢居安思危，时不时的囤一些雪花膏，鹅蛋粉也正常。女人街正式的名字叫做局口街，因为街道比较窄，两边贩卖的都是一些女性用品，所以得到了这个名字，而同样的，这儿的女同志比较多，所以松隐贸然走过去不好，他就站在旁边路口等着子卿，会不会瞧到他。
　　但没有，子卿在美华小店看了很久，没注意到松隐，松隐没办法，只能先去华侨商店换了妈妈要的茶叶。
　　换完茶叶，他就在想要不要去大正参行买书，刚进的龙溪专区（漳州）革命委员会民政卫生组编辑出版了《实用中草药》，全书793页，收录310种中草药，每种都配有彩色图片，详细介绍地方名、形态特征、药用部分、性味功能、适应症等。这对于松韵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物，必须要去买一下的！
　　想到这，松隐抬脚就往那走。
　　另一边，大正参行的隔壁就是同英布店。
　　子卿正在看布。
　　大同路与横竹路交会处，那栋三层老骑楼就是同英布店。推门进去，一股棉布浆水和老木头混着的味儿扑面而来。靠墙的架子上，布匹从地板码到天花板，店员踩着木梯爬上爬下取布。柜面是整块老木板，磨得油光水滑，镶着黄铜尺。布的花色就那几样——深蓝、藏青、灰布的素色在最显眼处，往里走有细格子、大格子，还有蓝底白花的印花布。七十年代初刚兴起的的确良摆在柜台中央，薄、挺、不皱，颜色也鲜亮，年轻姑娘总要摸一摸，又摸着布票不够走开了。店员多是中年妇女，手里攥着木尺，量好布，剪子剪个小口，两手一撕——“嘶啦”一声，布就齐整整撕开了，叠好，纸绳捆上。柜台上搁着账本，开票、交钱、交布票，算盘噼啪响。靠门边两条长凳，给等着的人坐。门外大同路上人来人往，车铃叮当响。
　　“小姑娘看，这一批怎么样？”
　　同英布店的老板娘姓许，五十来岁，剪着齐耳短发，常年穿着蓝布工作服，袖上套着深色袖套。她站在柜台后面，看见妻子进来，眼睛往她身上一扫——那件浅灰色的罩衫，干干净净的，腰身收得正好——心里就有了数。
　　“姑娘，做裤子还是做褂子？”
　　“给小婴儿做衣服，六个月。”
　　“啊，这个好啊，小姑娘，你等等。”
　　老板娘，把店铺里卖的最好的，最适合小婴儿的布拿了出来，子卿只看了两下就确定了要这块布。
　　“啊，还有，您这儿有没有适合裁裤子的布？”
　　“有啊！”
　　老板娘点点头，从架子上搬下几匹布，摆在柜台上。一匹是深蓝色的劳动布，厚实，耐磨，工厂女工最爱扯这个。一匹是藏青色的平纹布，比劳动布薄些，软些，穿起来舒服。还有一匹是灰褐色的，耐脏，就是颜色老气些。
　　她一边拍着布匹一边说：
　　“这个藏青的好，细平布，软和，不起球，你年轻姑娘穿正合适。劳动布太厚了，你又不干粗活，穿着箍得慌。那个灰的你别看，那是老太太穿的。”
　　她把藏青色的那匹布打开，让妻子摸。妻子伸手摸了摸，确实软，比身上那件罩衫的料子还细些。
　　“多少钱？”
　　“一尺三毛八，布票两尺。”
　　子卿心里算了算——做条裤子得七尺左右，三块多钱，加十四尺布票。她摸了摸口袋里的布票，今年剩下的那点，刚够。但如果想做条连衣裙，就得八尺往上，布票就不够了。
　　“做裙子要多少？”她问。
　　老板娘看她一眼，笑了：“姑娘，想做裙子？”
　　“就是问问。”
　　老板娘重新拿起木尺，在她身上比了比：“你个子高，做连衣裙得八尺半到九尺，看款式。收腰的省点布，散摆的费点。怎么，想做？”
　　子卿想了想自己剩下的布票，又想了想衣柜里那条穿了两年的旧裤子。
　　“先做裤子吧。”她说，“裙子……再说。”
　　老板娘点点头，没再多问。拿起木尺走到她跟前：“站着别动，我给你量量。”
　　她把木尺在子卿腰上比了比，又蹲下去量裤长，一边量一边念叨：
　　“腰身二尺一，臀围三尺，裤长……三尺一，够了。七尺布，宽幅的，够做两条裤腿还富余点。”
　　她站起来，又看了看子卿的腿型：“你个子高，裤腿稍微收一点好看，别做得太肥。”
　　子卿点点头。
　　老板娘收起木尺，拿起剪子在布上剪了个小口，两手一撕，“嘶啦”一声，藏青色的布就齐整整撕开了一条。她三下两下叠好，用纸绳十字捆上，递给妻子。
　　“回去找裁缝做，就说我说的，裤腰加两寸贴边，以后胖了还能放。”
　　子卿付了钱和布票——七尺布票，两块六毛六——接过布，走出店门。
　　站在大同路上，她往街那头望了望。阳光从骑楼缝隙里漏下来，落在青石板上。她想起刚才老板娘问“想做裙子？”时，自己那句“再说”。
　　再说，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说的意思，现在布票多难攒啊！出门时，松隐终于是等到了子卿，上前和他打招呼。
　　“你怎么在这儿？”
　　“哦，过来给我妈妈买茶叶。”松隐指了指手上的茶叶罐罐。
　　子卿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是在华侨超市买的好货，心里不仅有几分艳羡，他们华侨家庭都有从外面来的侨汇券，买什么东西，只需要侨汇券就好了，还能买到海外经销的东西，就连在那卖的布都比在这些本土的布店卖的细好软。”
　　“那你……”
　　“啊，我来给东东扯点布做衣服。”子卿晃了晃手上的布。
　　“那你车停在哪？”
　　“在我学校。”
　　“我车也停在附近，要不咱们走一段路？”
　　“好啊。”
　　春末夏初的天，渐渐的开始热了，又是厦门，稍微走一走就有些热，子卿把布收到帆布包里，还拿出来自己的布票数了数，他们俩是一前一后的跟着，时不时搭两句话，松隐瞧见子卿数布票，疑惑问道：“给婴儿，扯布还要拿这么多布票吗？”
　　“哦，不是，东东扯布的布票是嫂嫂出的，这是我自己给的布票。”
　　“那你怎么没买东西？”
　　“布票不够，我本来想裁剪连衣裙的，店老板说我身量太高了，若是再矮一些，这七尺的布就够了。”子卿比了比尺寸。
　　“这样啊。”松隐心里念着道。
　　一回到家，松隐就扭扭捏捏的跑过去问妈妈：“妈妈，今年过年的时候，爷爷是不是寄了几匹好布过来呀？”
　　“干啥？”李玉霞同志写着报告呢，头都没抬一下。
　　“我……这个……不是……”
　　“有屁快放。”
　　“子卿她想做条连衣裙，但是她长的布票不够同音布垫，那里的布料又不咋好……”
　　“所以你就盯上我的布了？”
　　“妈妈……”
　　“松隐，我告诉你，这可不行，你爷爷寄过来的料子都是顶好的，是子卿买不到的，别说子卿了，咱们这的华侨商店都不一定能买得到，要是子卿穿这个料子出去，别人会怎么想，会怎么问呢？这个布的来头不明不白，她自己的家庭又没有可以接触到南洋商人的道路，到时候被别人盯上了怎么办？说她作风不好，是资产阶级情调，或者和南洋的人还有勾搭？”
　　“天我没想到这一层。”松隐低头。
　　“那块料子是红色的，虽然材质很不错，是顶好的料子，但颜色太花了，我不喜欢，留给子卿，等她真要做我们家媳妇时，婚礼前再给她送过去，裁一件婚纱穿，你要现在想给她做……你去妈妈房间把那个匣子拿过来。”
　　松隐照做了，玉霞同志将匣子打开，里头是李玉霞同志的侨汇券，小年份的话，外头会给玉霞同志寄200元，如果是大年份，那就寄500元，同时还少不了布料和食品。
　　而夹在一堆侨汇券里的，就有一张20尺的布票。
　　”你拿着这个去华侨商店选一个不出挑的颜色，或者是子卿自己个儿喜欢的颜色，小红来咱家也快一年了，你也得表示表示，你去柜台也扯七尺的布回来，到时候一同送到老裁缝那里，叫他给我们裁两件出来，子卿裁一件连衣裙，小红呢裁一件短袖罩衫就好了，小红喜欢豆绿色，你可别挑错了。如果有盈余，还剩个四尺五尺的，你就把这些全扯回来，我还得做一件坎肩呢。”
　　“我知道啦！”
　　本来松隐和子卿就已经约好了51那天下午也去岛内逛逛。
　　但变故总是很突然。
　　五一那天早上，医馆刚开门，就出了事。
　　阿宝，就是那个医馆里还在干的学徒，阿旺的亲哥哥。阿旺跑路后没回老家，一直在厦门游荡，昨晚半夜摸到医馆后门，敲了阿宝的窗户。阿宝心软，偷偷把他藏进后院堆放药材的杂物间，想着避两天风头就送他走。
　　谁知道人保组的人早就盯着了。早上七点半，两个穿军装的人推门进来，二话不说往后院走。阿宝脸都白了，想拦，被一把推开。
　　杂物间的门被踹开时，阿旺正缩在药材堆里发抖。人被按在地上，手反剪到背后，铐上了。
　　阿宝也被带走了——包庇罪，少不了关几天，要松隐说他也是糊涂，不管这个弟弟不就好了，天生要掺和这么一脚。
　　医馆里乱成一团。病人没见过这阵仗，有的吓得溜了，有的站在门口张望。松隐刚给一个老太太号完脉，站起来时，诊桌上的脉枕被碰掉在地上。
　　郑先生从后院出来，脸沉着，跟人保组的人说了几句话。等人走了，他扫了一眼空荡荡的候诊室，冲松隐摆摆手：
　　“今天没法看了。你回去歇着吧，下午也不用来了。”
　　松隐愣了一下：“那您……”
　　“我收拾收拾。”郑先生弯腰捡起地上的脉枕，拍了拍灰，“那间杂物间的药材，得重新归置。”
　　结果刚出门就遇到了子卿。
　　同一天上午，谢子卿在谢家帮着照看卫东。大嫂一早去街道办开会，大哥也不在，她一个人又是泡奶粉又是换尿布，忙得脚不沾地。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她坐在床边轻轻拍着，一摸他的额头——贼拉烫手。
　　她赶紧翻出体温计，夹好等了一会儿，取出来一看：三十九度二。
　　她倒没慌，手脚麻利地用小被子把卫东裹得严严实实，抱起来就往杏林医馆赶。
　　医馆里人不多，李松隐正在柜台后头整理，准备下班。一抬头，就看见她抱着孩子匆匆进来，脸色白白的，额角还挂着细汗。他愣了一下，手里的药碾子当即就停了，快步迎了上去。
　　“怎么了？”
　　“卫东发烧了。”她把孩子轻轻往前递了递。
　　他接过孩子，先探了探额头，又看了看舌苔，抱着进了诊室，放在小床上。她站在一旁，安安静静看着他拿出听诊器，又拆开一个小药包，手指在孩子身上轻轻按按点点。
　　“多久了？”
　　“早上还好好的，刚才一摸就烫手了。”
　　他点点头，包了一小包退烧药，又提笔写了个方子。
　　“先吃这个退烧，一会儿再把这副药煎了，少量喂给他喝。”
　　她接过药，心里那根绷紧的弦才算松了半分。这才猛地想起，下午跟人约好了要去中山路。
　　她站在原地，犹豫了片刻，小声开口：
　　“那个……下午我可能去不了了。”
　　他抬眼看她，没说话。
　　“卫东烧成这样，我得在家看着。”
　　他轻轻点头，把药包递到她手里：“我知道。你先顾着孩子。”
　　她又补了一句：“怕你白等，特意过来跟你说一声。”
　　他看了看她怀里的卫东，又看了看她，忽然淡淡一句：
　　“下午我还是去中山路。东西我买好，给你送过去。”
　　她一下子愣住，整个人都有点没反应过来。
　　他没再多说，收拾收拾也准备下班了。
　　然后中午,松隐就经历了一场女人街大冒险！
　　那天中午从医馆出来，李松隐先回了一趟家。他推开自己屋的门，从抽屉里拿出那几张侨汇券——200元面额的主券，还有配套的布票小票。他把它们叠得整整齐齐，揣进贴身的口袋里。
　　然后他推上自行车，往中山路去。
　　他先去的华侨商店。布料柜台在商店最里面，靠墙的架子上码着一匹匹布料，货色比同英布店要好上一大截。
　　售货员跟他已经熟了——前天刚来过。看见他进来，笑着搭话：“今天还来扯布？”
　　他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布票小票，指着那匹浅灰色的料子：“这个，八尺五。”
　　售货员从架子上搬下那匹布，铺在柜台上，木尺一量，剪子一剪，“嘶啦”一声利落撕开，叠好用纸绳捆得扎扎实实。
　　他又指了指旁边那匹豆绿色的：“再来七尺，做短袖罩衫的。”
　　售货员照旧量好裁好，两捆布摞在一起，用大纸包得方方正正，递到他面前。
　　他付的不是现金，是侨汇券里配套的布票小票。售货员在票上剪下相应尺寸，把剩下的还给了他。
　　他把大纸包夹在腋下，转身又往糖果柜台走。
　　玻璃柜子里摆着花花绿绿的铁盒，方的圆的都有，上面还印着洋文，松隐一看到洋文就想到了不好的经历，那些被洋文折磨的日子还历历在目。他想起她从前没吃过进口糖果，歌舞团里有人从上海捎回来过，她分着尝了一口，说“咋这么好吃？”。
　　他指了指那盒最大的圆形铁盒，盒盖上印着一朵鲜艳的红花。
　　“这个多少钱？”
　　“一块八。”
　　他又指了指旁边那盒方形的、个头小一点的。
　　“这个呢？”
　　“一块二。”
　　他说：“都要。”
　　售货员看了他一眼，心想这小伙子是咋了？咋突然这么大方呀？不过捏他没多问，从柜台下拿出两盒，仔细用纸包好。
　　他又看向巧克力柜台——一小盒一小盒码得整整齐齐，褐色的纸盒上印着一颗可可豆。
　　“这个呢？”
　　“一块五。”
　　“要了。”
　　三样东西一并包好，他付了现金，一共四块五毛。他把这些也塞进装着两捆布的大纸包里，瞬间鼓囊囊的，沉甸甸一大包。
　　从华侨商店出来，他推着车往局口街走。走到街口把车锁好，夹着那个大纸包往里走。
　　两边小摊挤挤挨挨，卖发夹的、卖耳钉的、卖梳子镜子的、卖雪花膏的。姑娘们三三两两凑在摊前说说笑笑，一见他这么个斯文男人夹着大包进来，都忍不住扭头多看两眼。
　　李松隐硬着头皮往前走，眼神都不知道往哪儿搁，堪称大型社死现场。
　　一个卖发夹的摊子前，他停下了脚。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嫂，正给姑娘包东西，看见他站在那儿，热络地笑：“同志，给谁买呀？”
　　他愣了一下，轻声说：“给……妹妹。”
　　大嫂点点头，放下手里的活，从摊子上拿起几个发夹：“妹妹多大啦？”
　　“二十出头。”
　　“脸型呢？圆脸还是尖脸？”
　　他脑子里闪过谢子卿的模样，说：“偏瘦，尖脸。”
　　大嫂挑了三个发夹递过来：一个墨绿色，一个深蓝色，一个带一点点小白花。
　　“这个墨绿的显白，衬皮肤白净。这个蓝的素净，平时戴最合适。这个带花的，过年过节戴，体面又好看。”
　　他接过来瞧了瞧，忽然想起那天在局口街，她拿起那个墨绿色发夹问他好不好看，他当时说：墨绿衬你。
　　没错没错，就是很衬你！！
　　他当下把三个都攥在手里：“都要了。”
　　大嫂笑得开心：“行，一块二。”
　　他掏了钱，把三只发夹小心放进纸包，压在糖果盒旁边。
　　又往旁边卖耳钉的摊子挪了挪。
　　卖耳钉的是个年轻姑娘，看见他过来，也笑着问：“给妹妹买？”
　　他点点头。
　　姑娘打开一个小盒子，里头整整齐齐摆着十几对银耳钉——有素圈小小的，有带一粒银珠的，还有坠着一小片叶子的。
　　“素圈的最耐看，天天戴都行。带珠的稍微俏皮点，小姑娘都喜欢。带叶子的秀气……”
　　他伸手，依次指了那对素圈的、带银珠的、带叶子的。
　　“这三对。”
　　姑娘愣了愣，抬头看他：“都要？”
　　他点点头。
　　姑娘一边包一边笑：“你妹妹可真幸福。”
　　“那肯定！”
　　他没说话，那句“那肯定”也只是在心里怒吼一下，数好钱递过去。三对耳钉的小纸包，也被他轻轻塞进那个越来越满的大纸包里。
　　从局口街出来，路过正大参行。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柜台里的伙计认识他，笑着招呼：“李大夫，今天抓点什么？”
　　他想了想，说：“党参，来一小包。”
　　伙计称了二两，用纸包好。他付了钱，把这小包也塞了进去——这算是给家里买的“正当理由”，万一路上碰见熟人问起来，也好说自己是去参行抓了药，顺便……
　　他从参行出来，站在大同路上，往同英布店的方向望了一眼。门口人来人往，他想起前天站在布前的她。
　　低头看看怀里那个鼓得快塞不下的纸包——两捆布、两盒糖果、一盒巧克力、三个发夹、三对耳钉、一小包党参。
　　他嘴角轻轻动了动，把纸包重新抱稳，往停车的地方走去。
　　傍晚时分，梧桐街口。
　　他推着车站在巷口，安安静静等了快半个钟头。
　　天边渐渐泛起红霞，她才从巷子里走出来。看见他的那一刻，她愣了一下——他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纸包，这回松隐可还是学聪明了，他把东西分成了两包，一包呢布料上面有党参压着，让人看不出来里头是啥，一包则是他给子卿带的东西。
　　他走上前，把纸包轻轻递到她手里。
　　她一接，差点没托住——实在太沉了。
　　他轻轻指了指下面——两盒糖果，一盒圆的一盒方的；那盒巧克力，小小的褐色盒子；还有两个小巧的纸包，一个装着三只发夹，墨绿、深蓝、带花；一个装着三对银耳钉，素圈、带珠、带叶子。
　　她抬起头看着他，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你……”
　　他站在那儿，没说话。
　　她又低头看了看那些东西，轻声问：“这些，都是今天买的？”
　　“你喜欢吗？”
　　“我很喜欢。”
　　“那就好了。”
　　松隐露出个笑。
　　回家后，松隐就把今天扯到的布给了妈妈。
　　“挺麻利的呀，零花钱又要没了吧？”李玉霞同志打趣道。
　　“那也不至于这样……”
　　“行，你知道子卿的身材不？”
　　“这我哪知道啊！”松隐被妈妈这不正经的模样闹了个大红脸。
　　“哈哈，好了好了，一边去，这种事情还是妈妈我来吧。”
　　第二天下午，谢子卿在谢家陪卫东玩。卫东刚睡醒，她抱着他在院子里晒太阳，卫东现在烧已经退了，但整个人还是有点蔫蔫的，像一颗榨菜一样。
　　小红过来了——李玉霞让她送一篮子新摘的豆角，这豆角可不老呢！
　　卫东咿咿呀呀地伸手要抓豆角，小红逗了他一会儿，两个人在堂屋里坐着说话。
　　小芳看见谢子卿身上那件浅灰色罩衫，忽然说：
　　“姐姐，你这件衣裳做得真好，腰身收得正好。我想给我那个妹也做一件，你站起来我比划比划，看看大概要多少布？”
　　“你妹妹？她也要来厦门啊？”
　　“呃……对呀，她说她也想做传帮带的人，想着来厦门务工呢！”
　　谢子卿没多想，站起来让她看。小红用手在她腰上、肩上、背后比划了几下，嘴里念念有词：
　　“腰二尺一……肩一尺三……衣长二尺二……”
　　比划完了，小红又坐了一会儿，才拎着空篮子走了。
　　小红回到李家，玉霞同志正在堂屋里翻报纸。小红走过去，压低声音说：
　　“姨姨，今天在谢家，我顺手量了量谢姐姐的尺寸。腰二尺一，臀围三尺，衣长二尺二。”
　　玉霞同志点点头，没说话，把那几个数字记在心里。
　　她从柜子里拿出那三块布料——浅灰的连衣裙料、豆绿色的那块、还有给自己留的一小卷藏青色坎肩料。看了看，又放回去，心里跟明镜似的。
　　上午，玉霞同志拿着那三块布料，去了杏林老街东头的老裁缝家。
　　老陈师傅正在案子上裁一件旧衣裳，听见敲门声，抬头看了一眼。
　　“李姨来了？”
　　李玉霞同志把那三块布一一展开：浅灰的、豆绿的、还有那一小卷藏青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数字：
　　“这一块，连衣裙。腰二尺一，臀围三尺，衣长二尺二。款式你看着办，要收腰的，裙摆别太大。”
　　老陈师傅接过纸，看了看那料子，又看了看那几个数字，没问是谁的，只说：“行。”
　　他又指了指豆绿的那块：“这件呢？”
　　“罩衫，短袖的。1米55的个子，偏胖。姑娘家，做鲜亮点。”玉霞同志指了指最后那一小卷：“坎肩，我自己穿的，藏青色就行。”
　　老陈师傅盘算了一下：“裙子七天，罩衫三四天，坎肩两天。您什么时候要？”
　　李玉霞同志琢磨两下：“裙子先紧着。罩衫三天后来取。坎肩不急，跟裙子一起拿也行。”
　　老陈师傅点点头，把那些数字记在一个泛黄的旧本子上。
　　三天后的傍晚，小红去老裁缝家，取回了那件豆绿色的短袖罩衫。
　　料子是她心里想了很久的那个颜色，像夏天院子里刚浇过水的青菜叶子，鲜鲜亮亮的。款式简单——翻领，袖子刚过胳膊肘，腰身收得刚刚好，不紧也不松。穿在身上，她在镜子前站了半天，有点不好意思，又忍不住多看两眼，心里美滋滋的，笑得脸都要僵了。
　　晚上吃饭时，李玉霞同志看了一眼，点点头：“这颜色好，鲜亮。”
　　李松隐在旁边没说话，但嘴角翘了一下——那是他买的布，这小子心里门儿清，不知道为啥，看到自己选定的好东西，被别人这么喜欢，就是很开心。
　　小红低头吃饭，耳朵尖红红的。
　　四天后的下午，李玉霞同志去老裁缝家，取回了那条浅灰色的连衣裙和那件藏青色的坎肩。
　　老陈师傅用包袱皮把裙子包着，叠得整整齐齐。坎肩单独放着，也叠好了。
　　递给她时，他只说了一句：
　　“好料子，好尺寸。”
　　玉霞夫人接过包袱，没打开看，揣进怀里，慢慢走回家。
　　那件藏青色的坎肩，她顺手也拿回来了，收进自己柜子里，等着秋天再穿。
　　那条浅灰色的裙子，被她放在堂屋的桌上。
　　晚上李松隐回来时，看见那个包袱，愣了一下。李玉霞同志指了指：“拿走。”
　　他没说话，抱起包袱，揣进怀里，往外走。
　　走到门口，李玉霞同志忽然说了一句：“天黑透了再去。”
　　那眼神，摆明了是过来人。
　　松隐愣了愣，点头，无比感激麻麻的超绝敏感力，那天晚上，歌舞团有排练。
　　五一演出虽然取消了，但新节目还得排。谢子卿下班后直接去了团里，一忙就忙到八点多。散了场，她推着车慢慢往回走——剧团到梧桐街不远，骑车也就十分钟，但她今天不想骑，就想慢慢走，毕竟都累了一天了，可不想在结束之后还要做有氧运动。
　　天已经黑透了。路灯隔老远才有一盏，昏黄的光照不了多远。她推着车，走在熟悉的那条路上，脑子里还想着今天排练的那段曲子。
　　走到梧桐街口时，她放慢脚步，往巷子里望了一眼。
　　这一望，她愣住了。
　　巷口站着一个人。
　　高高大大的，怀里抱着一个包袱，站在那儿，像是在等人。
　　她认出了那个身影。
　　他也看见了她，往前迎了两步。
　　她推着车走过去，在他面前停下来。
　　他没说话，把那个包袱递过来。
　　她接过来，借着路灯那点光看了看——是个布包袱，叠得方方正正，看不出里头是什么。
　　“这是什么？”她问。
　　“回去再看。”他说。
　　她抬头看他。他也看着她。路灯太暗，看不清表情，但两个人就这么站着，气氛安静得有点甜，好像浸在了啥蜜罐子里面一样。
　　站了一会儿，他说：“那我走了。”
　　她点点头。
　　他转身往杏林老街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她已经推着车进了巷子，背影被黑暗吞没了。
　　谢子卿回到家，关上门，把那个包袱放在床上。
　　打开，是一条浅灰色的连衣裙。
　　她愣住了。
　　她把裙子拿起来，对着灯看——料子软软的，泛着柔和的光。收腰，过膝，小翻领，每一针每一线都整整齐齐。
　　她忽然想起半个月前，小芳在她身上比划的那几下。
　　又想起那天傍晚，李松隐在梧桐街口递给她那些发夹、耳钉、糖果时，手里还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纸包。
　　她那时没多想。
　　现在她知道了。
　　合着从量尺寸到买布，人家早就一条龙安排明白了。
　　她把裙子抱在怀里，在床边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大嫂看见她穿着那条新裙子，愣了一下：“这裙子哪儿来的？”
　　她低着头，没说话，但嘴角翘着。
　　大嫂看了她一眼，没再问，但心里明白了。
　　哦哟哦哟，人小情侣两个应该要进入下一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