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城》石小鱼

5、（五）

　　星期六，一天安稳。
　　我们都很努力，不把气氛搞得太暧昧，不把情绪弄得太悲凉。本来就是素昧平生，还算融洽地生活了两个多礼拜，大家的初衷都是想画平行线的，一不留神，手抖了，线歪了，在某一点交汇了，可再怎么都没有重合的可能，永远没有。

　　周日下午，何一鸣拖着我的箱子，送我去我的新家。房东老太太问我，是不是决定了。我点头，在合同上签字，付押金和四月份的房租。她交给我钥匙，让我亲自开门，然后领我去厨房，指给我两扇柜门，说我可以放自己的调味品和食材，又说冰箱的倒数第二层和最下层右边的抽屉归我使用，各种厨具、碗碟是公用的，只要用完洗净就好。
　　房东告辞，何一鸣帮我把箱子拎上楼，我打开自己的那扇屋门，请他进来，坐下。我去烧水，闷声不响的，就好像两个多礼拜以前，我第一次到他那里，他也是这样对我的。
　　我忽然跟他说：“你是不是该打电话了？”然后就打开箱子，慢慢的把衣服往柜子里挂，再把其他杂物安置在写字台和五屉柜的抽屉里。他一直默默的看着，不出声，不帮忙，连烟都没抽，当然，也没去打电话。
　　我整理好一切，坐在床上，看见身边放着的被子，突然想起我新买的被子和枕头还在他家，我忘了拿。屋里很暗，我开了灯，转身下楼，去看帖在过厅小黑板上的汽车时刻表，回来跟他说：“回去吧，这儿不好坐车，今天礼拜天，40分钟才一班。你要是没赶上50的28路，就得等到七点半了。”
　　他目光温和，声音也温和：“那我七点半走。”
　　“现在就走吧。”我转过身，靠在五屉柜上。逐客的架势应该是这么摆吧。
　　他终于还是起身穿上了风衣，把手搭在门把上，侧头跟我说：“别送了。”
　　“嗯。”
　　他开门，下楼，我听见公寓的门咔嗒一声，我心里也跟着咔嗒一声。我冲出房门，跑去厨房，那里的窗户正好对着门口那条窄窄的马路，我看见何一鸣的影子在灯光底下晃，终于在路的尽头转了弯，我再也看不见他了。
　　回房，我坐在写字台前，拧开台灯，在面前摊开一本书。坐了一会儿，我又去厨房烧水，给自己泡茶。我不自觉地站到窗口，看那条没人的，窄窄的马路。我回到屋里，重新整理抽屉，直到我认为它们已经不可能更整齐了才停手。然后，我给席薇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找到了房子，我谢谢她为我安排的一切，请她在方便的时候替我谢谢何一鸣。我去洗澡，洗连日来换下来的衣服。我又想给自己做点什么吃，可是我忘了，我空手过来的，什么也没有。我努力的让自己忙着，让自己不得清闲。

　　十点，手机响了，何一鸣的号码。我一直没把他的号码存进电话薄。
　　“喂——”
　　“你的被子和枕头忘了拿了。”他说得很平静。
　　“先放你那儿吧，新房子有配被子和枕头，等我什么时候收拾得差不多了再过去取，反正现在也没地方放。”
　　“你晚上吃了吗？”
　　“不饿，中午在你那儿吃多了。”
　　“明天买点东西回去，不能总饿着。”
　　“好。拜拜。”我立刻按了挂断。
　　就应该是这样吧？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往不同方向延伸的线了，就算我忍不住偶尔回顾交点，也仅仅是因为我还没有适应，过两天，一切都会好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很快办妥了银行卡和保险。我去了趟火车站，在印度人开的电话亭里给我妈打了个历时一个半小时的电话，汇报我自搬家以来清澈见底的生活。
　　我每天作息规律，除了早上，不常碰到我的邻居，八点以后我就能尽情地用厨房，浴室和厕所。中午，我坐四站车，去附近的超市买吃的，只买当天的分量，再坐四站车回来。我在每天下午，去附近的树林里散步，快日落的时候站在厨房的那扇窗户前，看那条总是没人经过的马路，看马路对面的菜地，看那种“草色烟光残照里”的样子。我一丝不苟地给自己做饭，一丝不苟地看书，背单词，做题，一丝不苟地让自己的思路被各种跟德语有关的东西填满。我努力制造声响，读书，走动，吧叽嘴。我发现，原来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能那么轻松地制造回音。
　　我没有告诉我妈，我总是把手机放在身边，不管看书，吃饭，走路，还是睡觉。我爱有意无意地去看看信号好不好，是不是还有电。我跟自己说，这没什么，我没网，没电视，没收音机，这是我和外界联系的唯一媒介。我用了五天的时间，或者更短，理解了何一鸣说的那种状态。只是我有没料到，原来寂寞这么长，它会无限延伸，能与时间平行。

　　礼拜五，电话终于又一次响了，看时间应该是他刚刚下班。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适应了？一个人生活？”
　　“嗯，既健康又规律。”
　　“席薇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让她谢谢我。”
　　“对呀，应该谢谢你，留我住了那么长时间，还管饭。”
　　“你要不要现在过来吃饭？”
　　“今天？不了。我过去就得六七点了，再做完饭，吃完，我怕赶不上末班车回来。”
　　“折叠床我没还呢。”何一鸣说得语气平淡，坦荡得让我脸红。
　　“今天不了。”我拒绝。
　　“是今天不了，还是以后都不了？”
　　“啊？”一定要这么直接吗。
　　“我问你，是今天不过来了，还是以后都不过来了。”
　　“那礼拜天吧，上午我过去。”
　　“好，我等你。”
　　我没跟他说再见，又一次匆匆地挂了电话。
　　那个晚上，我一直听见有人在问我：“是今天不了，还是以后都不了？”一遍一遍的，不厌其烦。

　　礼拜天，我从冰箱里拿了一盒昨天买的鸡翅，两根西葫芦去赴约，这些本来是我买给自己星期天的口粮。
　　到何一鸣家还不到十一点。我进门，何一鸣没什么变化，这间屋子也没什么变化。
　　“明天就上课了吧？准备好了？”他的声音不温不火，表情不咸不淡，笑容若有似无，好像关心又好像无意。
　　“就是背背单词，做做题，我其实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我懒得去分析他，索性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微笑：“我带吃的来了，你做还是我做？”
　　“聊会儿，不急。你饿了？”
　　“还好。就是先把准备大吃一顿的姿态做出来。”
　　“这个礼拜没好好吃饭？”
　　我摇头，“我最一丝不苟地做饭和吃饭就是这个礼拜。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过得既健康又规律。”
　　电热水壶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响，开关终于弹起来。
　　“我帮你沏茶。”我走向灶台，放茶叶，把开水注满杯子。
　　何一鸣走过来，站在那扇帘子外面：“其实，在N城，我们彼此认识，互相打个电话，偶尔过来坐坐，不算过分。”
　　“嗯，当然，我不是来了嘛。”是不算过分，可好像还是有点儿那个。
　　“我没跟你开玩笑。”他掀了帘子进来，伸直胳膊，把我的身体扳过来，让我面向他。这个动作另我浑身紧绷，我们真的已经熟到这个地步了？“我确实不想让你走，可是我不觉得我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你没必要那么急着挂我电话，我就只是问问你，就只是让你过来坐坐而已。”
　　“嗯。”我应了一声，妄图脱离他的控制。
　　他的手上加了力道，“你忌讳什么，我知道。”
　　我终于还是抬起头看他。他的手就搭在我肩上，他的脸在我一尺以外的距离，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和热度。我对他说：“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你说，你在忌讳什么。”
　　“我忌讳自己一头栽进去，万一还是一厢情愿。”勇气是从哪凭空冒出来的？
　　由于我的过于直白，他愣住了。我相信，我说的并不是他预先设想的，而他显然也不知道要如何应对。这一个礼拜，我避免分析我的现状，不去追究前因后果。此刻，我终于站在他面前，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了我的答案——我怕自己栽进去。对于这个答案，我也始料未及，仿佛从心底直达声带，绕行了大脑。我把他的手从我的肩膀上放下来，“行了，玩笑。”尽管我知道，我的口气一点儿也不像玩笑。

　　屋子里是长久的安静，只能听见我洗洗涮涮的声音。
　　饭要好的时候，何一鸣也过来帮忙，之后，我们并排坐在床上，就着小茶几吃饭，谁都不去理会刚才的对话。
　　“你做饭蛮好。”他对我说。
　　“我发现，你心情好了就会夸人了。”
　　“为什么一直跟你姥姥住？你父母不在北京？”
　　“在，一直都在，就是我姥姥怕他们把我养死。据说，我能活到今天挺不易的。”
　　他呵呵地笑，显然不相信这种说法，孩子可以被父母养死。
　　“我仨月的时候差点死了，已经下了病危通知，肺炎，高烧，抽疯。那时候还真是我爸我妈都不在。我姥姥死死抱住我，说如果不扳住我，抽过去我就完了，还说我当时要是在我妈怀里，我也完了。然后，她抱着我去隔壁院子找人，开车送我去儿童医院。那时候找辆车哪像现在这么容易啊。我三岁的时候好像还有一次，也是就我姥姥在，不过情况没那么严重。”
　　何一鸣夹了个鸡翅膀送到我碗里。
　　“怎么？可怜我劫后余生？其实，我爸我妈特疼我，我知道。可能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真的不长，所以总显得有点儿生疏，特别是跟我爸，他不爱说话，我妈暴脾气，太粗线条，我跟她沟通不畅。而且我小时候，只要一回去就出状况。有一次，我妈蹬着圆桌去关后窗户，我就过去扶那个桌子，结果圆桌塌了，正好砸到我大脚趾。天热，我妈又胖，她那个气啊，差点没揍我。后来看我不像无病呻吟，就带我去医院了，可是她说，你自己走，我不背着你，也不抱着你。到了积水潭医院，照片子，骨折了。后来等好了以后，右脚拇趾比左脚的长了那么一点点。我现在买鞋都是按右脚的号，比左脚大一号。那次，我妈可能哭了，我忘了，反正是她背我回的家，好像还跟我说，她真是我亲妈。我从小就不会说讨好别人的话，不会哄人也不会劝人。”
　　何一鸣认真地听我说话，目光专注。
　　“还想听？”我笑着问他，又再说下去：“还有一次，下雪，我爸骑车带着我，我的脚掩进车轱辘里的，脚踝那里，露骨头了。现在还有疤呢。”我撩开裤腿，把袜子往下褪了褪，给何一鸣展示我的疤痕：“我姥姥说，这姑娘不会叫，要不然也不会伤得这么厉害。可是，我当时好像没觉得疼，要不应该会叫吧，可能是我痛觉不敏感。那次还真是在床上呆了好长时间，就只能在床上跪着爬。据说特可怜，好多人去看我，可是我就记得我姥姥来过。”
　　“你还真是多灾多难啊。”
　　“嗯，我小时候不太顺，上重点中学保送名额被我们学校老师的外孙女抢了，高三老师瞧我不顺眼，变着法儿地整治我。不过，都是以前的事了，我上大学以后，一直到出国，还都算顺利。我一直想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这人是内向的乐观主义者。”
　　何一鸣端起茶杯，看着我，颇有深意，“永远顺利！”
　　我端起饭碗，跟他轻轻碰了一下。

　　不到三点我就起身告辞了。
　　何一鸣要送我回去，我拒绝：“不用了，来来回回的估计得三个小时，什么事都耽误了。”
　　“反正呆着也是呆着，不如活动活动，去看看你那儿的小树林。”
　　“你——，”我停了一下，还是把话说了：“我以为你是每礼拜天下午打电话的。”
　　我记得我住在这里的那两个周日，何一鸣都是站在院子里讲的电话，他进屋以后跟我说，一般周日下午会给家里去个电个话，到院子里讲，不是怕我偷听，只是不想影响我看书。我想到了“打电话”，毫无征兆的，而且，上个礼拜，他帮我搬家的时候，我也想到了。
　　“送你去车站吧。”他真的不再坚持了。
　　车要进站的时候，我跟何一鸣说：“以后你来电话，我不急着挂了。要是想让我过来入伙，我会仔细考虑。”我们互道再见，我不再转头看他，背着身凌空跟他摆摆手，上车，离开。
　　吃饭时的好心情忽然荡然无存了。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直来直往了？我忌讳的，岂止是一头栽进去这么简单。第一次，我在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上挣扎，我该做好人还是该做坏人？下一次，我要怎么面对何一鸣，是春风和煦，还是三尺寒冰？一路上，我在纠结的情绪里无所适从，只觉得唯有置之不理，置若罔闻才是正途。我侧头靠在车窗上，有很好的阳光照过来，可还是冷，不是都已经四月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