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昭山客

10、第 10 章

　　第十章 天下棺材七尺三

　　一张集体合影结束了朱东峰的高中生活。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
　　1976年7月10日，高中毕业的十七岁少年东峰第一天到生产队出工，参加这一年的“双抢”。他戴一顶旧草帽，那草帽是父亲用过的，起码用了十年，帽檐上印有一排流行的口号“为人民服务”。东峰实现由学生向农民的转身。他对队长陈满爹说：
　　“还是老样子，您随便安排我做什么都可以。”
　　散工后，他去了一趟大队部，将学校开出的党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大队书记陈二苟。他对陈二苟说：
　　“以后我就是大队的党员了，我会按时交党费。开党员会的时候记得通知我。有什么事情随时安排我。”
　　东峰离开后，陈二苟将介绍信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半天，对身边几个人说：“这不可能吧，这么小年纪怎么就是党员了呢？莫不是伪造的？”
　　“朱家那伢子确实表现不错，又勤快又踏实，待人有礼貌。”妇女主任说。
　　陈二苟开了张大队介绍信，一个人去云阳中学了解朱东峰的情况。那一天，天上的云彩变来变去，恍恍惚惚，白茫茫的日光，瓢泼一样的。陈二苟戴了新草帽，跌跌撞撞到学校。接待陈二苟的正好是副校长王老师，王老师还没有离校。他对陈二苟说：“朱东峰是优秀的学生干部，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他入党是学校报经学区和公社党委批准的。”
　　陈二苟大失所望。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但是，他并不觉得唐突，仍为自己的政治觉悟和警惕性而得意。“防着比不防好，万一是假的呢。即便你是党员，使用权还在我呢。”他在心里说。
　　他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有两个人在大队部等他。那两个人自我介绍是地区报社的记者，他们听说了老书记朱世明救人牺牲的事，是专门来采访的。
　　“采访就是写文章表彰他吗？”他正色问。
　　“是的。”一个穿短衬衫的记者说。
　　“救人是真的，但救人两孩子中，有一个是地主分子刘炳忠的儿子。那地主分子的父亲，在土改时差点被人民政府枪毙了。这可能是阶级立场问题啊，记者同志！”他不急不慢地说。
　　两位记者互相对视一眼，不再往下问了，一声不吭地出了门，走上了山道。
　　这时候，太阳像火盆子一样悬在头顶，烧得正旺，小路上青草蔓延，两边正在等待收割的稻田浩浩荡荡，大水一样。有一只青绿绿的蚂蚱忽然从青草丛里蹦出来，蹦到那短衬衫记者的脚上，把他吓了一跳。他们加快步伐往回赶。
　　陈二苟旋即去了趟公社，把记者来采访的事向公社书记程为宝作了汇报。程为宝说：“这件事，你做得对。阶级斗争这根弦，任何时候都松不得啊！”
　　记者来采访的事，朱家没有一个人知道。有一次，章素月问东峰：“你爹算不算见义勇为？”
　　“算。”东峰说，但他没有往下说。他清楚父亲救的一个小孩是清正，是炳忠伯伯的儿子，是地主分子的儿子。程为宝代表的党组织，不会表彰一个救地主儿子而牺牲的共产党员。
　　章素月也似乎感觉出什么，没有再往下问。她和儿子对世明救人能否有什么说法，不抱任何希望。大队有陈二苟，公社有程为宝，他们不借世明救地主分子的儿子送了性命而做什么坏文章，就求神拜佛、万事大吉了。其实再表彰也不能把世明表彰回来，人死不能复生，再多的虚荣对死者和生者有什么意义呢？

　　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时节已是深秋。如果是天晴，田野开阔，清清朗朗。经过春天的骚动，夏天的疯长，秋天的收割，此时的田野，变得沉静安宁，就像辛劳多产的母亲，经历了时光的消磨，难得享受片刻的休暇。
　　日子沉浮，唯有自知。朱家还没有完全从世明意外死亡的悲痛中走出来，天上又有乌云覆盖。奶奶快不行了！
　　奶奶躺在床上，喘气都是呼呼的，眼睛整天半闭着，也不想吃东西，每次都是章素月和东峰把她扶起来，硬往她嘴里灌米汤。奶奶干瘦，瘦得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了，扶着她就像扶一根枯枝似的。
　　有一天，素月把东峰拉到一边，轻声说：“你奶奶怕是不行了。”
　　东峰听了这话心直往下沉。父亲死了还只有半年，眼前奶奶也要去了。这个家一下没了两人，墙上挂着的全家福合影里的七个人，一下就少了两个，这还是全家福吗？好比一口锅砸掉了两个角，锅不是锅，家不是家了。
　　“我们把奶奶送到公社卫生院去？”东峰用征询的口气问母亲。说到这里，他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想到爷爷就是在卫生院里去世的，那是个不祥之地。
　　章素月悲观地说：“怎么去？她不会肯去。”
　　“那我就去卫生院请个医生来。”东峰说。
　　医生请来了。那个医生穿个白大褂，背个药箱。医生四十来岁，瘦瘦的，戴副眼镜，手上有弯曲的青筋。他从药箱里摸出听诊器，用听诊器往奶奶胸前探探，又给奶奶号脉。医生细声细语，问奶奶有什么不好的感觉，闭着眼睛的奶奶听见有人跟她说话，睁了睁眼，摇了摇头。
　　医生没找到奶奶的脉搏，就伸出绽露青筋的手翻奶奶的眼皮，然后一只手握住奶奶的手腕，另一只手切住奶奶的脉搏，脑袋像是要去听似的歪了下去。过了一会，医生走出屋，对素月和东峰说：“老人家是心律衰竭，脉搏很弱了，弱到快摸不到了。”
　　“我奶奶还有救吗？”
　　医生摇摇头，说：“年纪大了，又忧思成疾，难了。你们准备后事吧！”
　　医生走后，素月安排东峰赶紧去隔壁大队把木匠师傅请来，为奶奶打寿器。世明睡了母亲的寿器，送世明上山之后，素月就要东峰把木料买回来了。去买木材时，奶奶特意交代东峰：“要松柏树、杉树或樟树的，不要买柳树的，柳树不结籽，不发后人。我们朱家是有后人的。”
　　“知道了，奶奶。”
　　木料买回来了，是松柏树的，最好的。但木匠师傅不得空，一拖就拖了半年。素月说：“不能再拖了，你求也要把木匠师傅求来。”
　　木匠师傅是在生产队的晒谷坪里打好寿器的，素月没让木匠师傅在家里打，她怕老母亲会受刺激。那木匠师傅打寿器时，东峰去过晒谷坪几次，见那木匠打眼开榫，截榫塑形，组装校准，没用一根钉子，手艺真是了得。但他感觉那寿器似乎比原先父亲睡的那副小一些，短一些。那木匠说：“天下棺材七尺三，这是老话。都一样，怎会小呢，是你人长大了，看物小了。”
　　奶奶虽没有力气坐起来，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但耳朵还灵，微小的声音都听得见。她知道她的寿器已经打好了，可以走了。她准确地预知到自己的死期。她用蚊子一样的声音对东峰说：“你要帮着娘，把几个弟弟带大。”
　　东峰点头答应，眼里流下泪水。他知道这是奶奶的遗言。奶奶又说：“我死了，把我和你爷爷、你爹他们埋在一起。只有我去了，他们就不孤单了。”
　　冬天的阳光从西面的山头射过来，穿过窗帘，洒在奶奶的床上。奶奶恍惚间看见了一个身穿黑色长裙的女人向她微笑，那是死神。死神温柔地微笑，透露出奶奶命运的最后谶语。死神那缕神秘的微笑穿过了夕阳下的空气。在光柱的那些金色颗粒中，奶奶或许领悟了生老病死的忧伤秘密。
　　她曾经温热的身体，一点点变得冰凉，生命从她的眼里、唇上、指尖一寸一寸撤走。她的脸变得惨白如纸，嘴角却依旧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她听不到她的儿媳和她的孙儿孙女的哭喊了。
　　此时，院子里的大香樟树上忽然有乌鸦哇啦哇啦叫，那乌鸦的叫声听起来十分惊心，好像它们看到了过去、现在或未来上演的人间悲剧。“灿烂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我的青春却是黑暗的风暴。”东峰哭得最凶，他哭奶奶，也是哭自己。

　　朱家办完丧事，已是1977年元月，离春节还有个把月的时间。
　　上屋场生产队队长陈满爹和会计王眼镜一早就到了大队部，他们是来找陈二苟汇报的。陈满爹咳着嗽，喘着气，慢吞吞地说：“我老了，脑子和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当队长实在吃力，想退下来算了。”
　　“好啊。革命事业就是一代一代传递的。”陈二苟满嘴革命腔。他把跷着的二郎腿放下来，划跟火柴点燃一支纸烟，吸一口，斜瞥一眼王眼镜，说：“王会计接替你合适。”
　　王眼镜不置可否地笑笑。陈满爹说：“我和王会计商量了，就在我们生产队来个全体推荐，谁推荐上去了，谁就来当队长，这样显得公平。你看行吗？”
　　“行。”陈二苟说。他想的是，要推荐不也是王眼镜吗？几次做工作要王眼镜来当大队治保主任，他不来，原来是想当队长。算了，当队长就当队长吧，毕竟是一队之长。
　　第二天上午，陈满爹、王眼镜和朱东峰一起到大队部来了。东峰当上上屋场生产队的队长了，全大队最年轻的队长，不到十八岁。这消息就像当年他父亲朱世明被免去大队职务的消息一样，迅速传遍了全大队的每一个角落。
　　“谢谢你啊，陈书记。全队的社员都感谢你，是你同意我们采用推荐的方式选举生产队长。我们选出了东峰，东峰在学校就是党员，以后也会成为优秀的生产队长。”陈满爹说。他不喘粗气，也不咳嗽，讲话也利索了。
　　原来，推荐朱东峰当队长是陈满爹和王眼镜的合计。东峰出工半年，勤快踏实，待人友善，男男女女都认可他。更重要的是，东峰虽然年纪轻，却有思想，是全队第一个高中毕业生。他私下征求几个老人的意见，大家都说用东峰好。有一个老人说，老朱家的孩子跟他爹一样，德性好。陈满爹还有一个想法，希望东峰当上队长，驱驱笼罩在朱家上空的乌云。朱家太可怜了，要有一点喜事了。陈满爹找王眼镜商量，这事只有王眼镜出面，大队书记陈二苟那里才通得过。王眼镜是个善良之人，全不似他的连襟陈二苟。朱家连续的丧事，让他充满了朴素的同情，他对东峰的看法好，而自己从来没有当队长的想法，他带不了头。他听陈满爹说了他的打算，就一起商量了一个全队社员推荐的办法，瞒过陈二苟。
　　陈二苟是七月十三出世的老鬼投胎，十分鬼精，这次居然被上屋场的人骗过，气得七窍冒烟，浑身发抖。他的血涌上了双颊，喉咙里像是被一块东西塞住似的，堵住了呼吸道。他抓起桌上的茶缸要砸下去，要发泄心中的愤怒、焦躁、恼恨、好奇交织的各种情绪，但他还是忍住了。“原来这老家伙和王眼镜合起来捉弄我，瞒天过海。这王眼镜还是连襟，狗屁连襟。我要是知道他们想把朱家儿子弄上来当队长，打死我也不会同意什么推荐的办法。”他在心里咒骂。
　　他掏出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又将烟绺子狠狠从鼻腔里喷出来。抽完一支烟，他的情绪稍稍平缓，脸上的阴云渐渐散去。他想，他不能给人留下说话不算数的口实，也不想当着新选出的队长朱东峰的面发火，他毕竟是大队书记，是长辈，气度还是要有的。他故意不理陈满爹和王眼镜，冷落他们，用一双鹰样的眼睛盯着朱东峰，像要在东峰身上找出什么破绽似的。他对东峰说：“你当了生产队长，很好，全大队最年轻的队长。你要继承先辈的遗志，按既定方针办；要深入揭批‘□□’，反击□□翻案风。这样，生产队的事情就会办好，队长就当得好。”
　　他说的话都是大话空话套话，他是通过看报纸听广播紧跟形势，是通过听公社书记程为宝的指示紧跟党。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说这些话一点也不奇怪。但在朴素的老农民陈满爹和王眼镜看来，在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回乡知青朱东峰看来，批了“□□”和批了某些人，就能把生产队的事情搞好，就有饭吃，就可以精神变物质，鬼都不信！
　　但是，他们不能得罪陈二苟，不能驳斥他，只能虚与委蛇，应付他。朱东峰说:“书记讲的话，我们都听了，我们回去落实。”

　　春天带着温暖与香气来到人间。朱家的院子干净整洁，香樟树郁郁青青，像打了绿蜡，精神抖擞。东峰把陈满爹和王眼镜找来了。他说，他想改变队上的出工方式，不按八小时计工分，按干活多少计工分，男劳力做男劳力的活，女劳力做女劳力的活，只要每天把自己该干的活干完了，就可以先回家去。比如说半天干了一天的活，那另外半天时间你自己就可以自由支配，工分是一样的，十分工。
　　陈满爹说：“你有什么打算，我们都支持。你不要有顾虑，不要觉得自己年轻放不开手脚。大家选举你当队长，就是信任你！”
　　东峰就在大树下吹开哨，开第一次社员大会。他宣布了他的出工安排。他说把队上的活干完了，大家就有时间做自己的活了。队上就是春耕、“双抢”、秋收这段时间活多一点，忙一点，其他有大量的农闲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们大家为什么非要耗在一起呢？
　　一个叫李麻拐的单身汉起身吆喝，反对说：“按你说的，那我们男的就不能跟女的一起干活了？可从来都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以后天天跟男的一块，出工有什么劲头呢？”
　　李麻拐的话一落音，立即有人哄笑，有人奚落：“原来你是看着女人干活呀！”
　　“你天天看着我们做春梦吧？你不梦游吧，你想哪一个呀？”
　　“你说说，你是想人家的屁股，还是想人家的胸脯？”
　　“死李麻拐，癞李麻拐，想吃天鹅肉。懒得死，又不到水边照照自己，看女人屁股也要起个早。”
　　大家越说越远了。
　　“天天在一起耗着，出工不出力，哪有先回家去干私活好！”这时有个叫三婶的女人站出来为东峰帮腔。
　　“这样好是好，可回家我们做什么呢？”有人又提出疑惑。说话的是王眼镜的妻子。王眼镜的妻子身胚大，□□大，大家都笑称她为“王大奶”。
　　“回家有很多事情可做呢！婶子，我们可以种菜，可以喂猪。”东峰说。
　　“喂猪有屁用，公社食品站每年只收每户一头猪，喂多了人家不要，没指标。我们又不能杀猪，杀猪要指标。”一个老人接过话，忧心忡忡地说。
　　“喂猪的事我来解决。”朱东峰说，“我只问你们，赞不赞成新的出工安排？”
　　“赞成。”大家的回答稀稀落落。
　　“这样出工就能过好日子？”不知谁转过身嘀咕了一句。
　　东峰装作没听见，因为他无法回答那声嘀咕的疑惑。乡村人把生活叫日子，城里人则把日子叫生活，这似乎是同一人生状态的不同说法，但其本质有天壤之别。日子更多的含意是一天又一天，天天都是那样单调乏味，无奈辛酸；而生活给人的感觉是色彩斑斓，有自由的时间，有宽阔的街市，有明亮的路灯，有饮食店，有文化宫，有电影院。生活可以变化，而日子却冥顽不化，祖祖辈辈都是这样重复。“老祖宗传下来的日子就为什么不能有所改变呢？”东峰问自己，问苍茫的长天。
　　他想把日子过成生活，过成有色彩的生活，过成像城里人一样的体面生活。他想到父亲穿着破鞋弓腰在屋顶捡漏的情形，想到生产队的社员选他当队长的期待，他大声对自己说，又像是对出工的社员们说：“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能把好日子过成好生活！”

　　刘杏芳到东峰家里来了，利利索索的。朱世明过世后，刘家的人都会常来朱家。朱家已没有政治光环，刘家就少了顾忌。而随着主席逝世，阶级斗争的空气稀薄了，喜欢游斗地主分子的大队书记陈二苟也消停了很多。刘家人的头，开始稍稍向上抬；刘家人的脸，开始有了阳光。
　　杏芳来朱家最多，她有时带十来个鸡蛋过来，有时带一竹篮青菜过来。她主动帮东峰娘做事，又洗衣服又做饭，饭做好了，她就回去了。奶奶在时，她也会到奶奶床前，陪奶奶说说话。刘家和朱家的人，都不说世明是因为救刘家的孩子和另一个孩子而献身的，但大家心里都装着这件事。当年刘家收留了讨饭的世明爹，救了世明爹，最后世明也用自己的生命换了刘家儿子的命，刘家唯一的儿子。这两家似乎是扯平了。但世间的情义又岂止是你为我做、我为你做来交换的？如果情义可以交换，可以买卖，那世间岂不是一座黑暗的森林？森林里到处是陷阱，是虚伪，是地狱。
　　他们都不说破什么，小心翼翼地呵护他们之间的情义。他们不说漂亮话，不说空话，只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的真情。他们不是利益交换之人，不是尖酸小气之人，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们纯朴，善良，真诚如无暇白玉。
　　东峰当了队长，最高兴的是杏芳。她心里一直有东峰，一直深深地藏着。东峰的喜怒哀乐，就是她的喜怒哀乐。大家都是可怜人，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哪怕有一丝阳光，她都觉得灿烂。那一天，东峰愁眉不展地说：“每家只有喂一头猪的指标，这是什么狗屁规定？想多喂都不行，还要计划？”
　　“计划经济不就这样吗？我帮你去找王美美，王美美的哥哥是公社食品站的站长。”杏芳说。
　　“真的吗？”杏芳的话如春风吹散了东峰眉间的乌云，他似乎看到了希望。他说，“我去，我去找她。”

　　王美美穿一件红棉被，红晃晃的像点着的灯笼一样。她梳着髻，一脸的笑，见班长来找她，大为诧异。她以为东峰是来向她打听若晨的情况，她知道若晨喜欢东峰。她不等东峰开口，话就像开机关枪似的蹦出来：
　　“我前几天去了县城，若晨好着呢。她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准备就到你们的南塘大队来。如果她来，我也报名到你们大队来。不过，听说政策有些变化，上山下乡的事暂时停办了。”
　　“我不是问她。我是专门来找你的。”东峰说。他将来意告诉王美美。
　　王美美是豪爽开朗之人，东峰通过她来找她哥哥办事，让她觉得有面子，也有一种成就感。她打保票说：“我带你去找我哥哥，你当了队长，我要他答应你的要求。”
　　二十多岁的公社食品站站长王炳仁办事干脆利落，很给自己妹妹面子，他对东峰说：
　　“你的上屋场生产队想送多少头猪，就送多少头猪，我从其他地方调剂指标给你们。还有，每年给你们每户杀一头猪的指标，够吗？”
　　“够，太够了！”
　　东峰要回了“猪”政策，可把上屋场生产队的人高兴坏了，大家像捡到了财宝一样奔走相告。在大香樟树下，德高望重的陈满爹说话了：
　　“这样的好事，你们千万不要对外声张，如果别人晓得了，都去找食品站，那我们的事就会泡汤。记住一句话：把鸡蛋埋在自己的饭碗里吃，别露！”
　　于是，家家户户都悄悄往家里买小猪仔，放开手脚喂猪。王眼镜老婆四十四五了，依然是风风火火的性格，夏天里她喜欢穿自己缝制的大背心大短裤，一对□□在背心里活蹦乱跳。她只有七分工，七分工的妇女们只做七分工的活，比如上山摘茶籽，下地刨草皮。那些重活如犁田之类，是十分工的男人的事，她们不干。等到手忙脚乱地干完队里的活，她们就忙着割猪草去了。王眼镜老婆喂了四头猪，她记挂着她的猪。做自己的事比做公家的事有力气些，上心些，至于茶籽摘不摘干净，草皮刨不刨干净，那是公家的事，猪可不能饿了，那是自家的。在当家的妇女们看来，猪吃饱喝足比人吃饱喝足重要。猪是钱库啊！
　　单身汉李麻拐平常不到朱家来。一天傍晚，大队的大喇叭正播英明领袖□□的最新指示“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李麻拐不知道怎么溜达到朱家来了。那天东峰还没回来，李麻拐进院子就喊章素月嫂子。素月跟他打招呼，说：“稀客呀，怎么转到我家来了。”
　　这时有一只芦花鸡飞跑过来，李麻拐躲闪不及，直直地撞到他的腿上。李麻拐叫苦不迭，素月打趣说：“你来少了，这鸡欺生呢。”
　　李麻拐朝屋后的猪圈走，说想看看喂的猪。他看到猪圈里有四头小猪，说：“你家真的喂了这么多的猪呀。”
　　说完李麻拐就走。章素月也不留他。她不知道李麻拐到猪圈来转是什么意思。等晚上东峰回来后说这事，东峰说：“他是来探虚实的。”
　　果然，李麻拐逢人就说，朱家喂了四头猪，他也要买个猪仔回来。
　　到过年的时候，上屋场生产队的15户人家，除了单身汉李麻拐，家家户户杀了年猪，这是破天荒的，是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有人多的家里喂了五六头猪，最少的喂了三头，这些猪被食品站一收购，就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于是，队里家家添了新衣服，户户买了鞭炮。他们手头活泛了，脸上由菜色变成油光。
　　吃了猪肉，熏了满灶堂的腊肉，他们想到为他们带来这一切满足的东峰。
　　“东峰还只有十八岁，就这么有本事。”
　　“还不是因为我们有眼光？选举了东峰当队长。”
　　当时东峰买回小猪仔的时候，东峰就跟母亲说：“以后，您就别出工了。您只负责喂猪，这是我们家的财库啊！割猪草的事您也不用管，我跟南峰和西峰说了，由他们放学后割猪草。”
　　东峰心里有个想法，就是等喂猪赚钱了，要把家里的旧房子拆了，重新建一栋房子，娘一间房，他和弟弟妹妹一人一间房。他还要有一间书房。他的眼前总浮现父亲在下雨天捡漏的情形。这房子太破旧，每年捡漏不是个事。他要让娘和弟弟妹妹都住上好房子。
　　母亲章素月的眼角有了更多的细密的皱纹。丈夫去世之后，她里里外外地操心，忙老的，忙小的，一天到晚像时钟一样不停歇地转动，喘气的声音像拉动的风箱声。她的身体大不如前，但她强撑着，不让儿女们看出什么来。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一个人心酸流泪。现在，东峰当上了队长，带领全队的人在创造富裕的生活，她开始用从未有过的目光端详自己的儿子，看到儿子已像他父亲生前一样强壮，一样孔武有力，一样受人尊敬，欣慰的神色从眼中流出。
　　儿子长大了，把她身上沉甸甸的担子，悄悄地挪到自己的肩膀上去了。儿子不让她去田地里忙活，宁愿在农忙时请几个帮工，只让她做做家务，喂喂猪。她好像一下轻松了许多。人轻松了，日子似乎比以前好多了。“或许，这是自己的辛劳得到的酬谢吧！”她想。

　　东峰不声不响，就让队里人的生活变得比以前好。从乡邻们信任的目光里，他受到鼓舞，乡邻们的喜悦神情，就像中学里王老师对他的肯定一样，使他有一种成就感。他希望能有人分享他的成就。他对自己的乡邻，对自己的家，怀抱新的希望。
　　那一天，雨后天晴，日色嫣然，他站在院里，站在香樟树下，有风轻拂他的脸庞，风儿摇曳树枝，簌簌作响。他想到了跟若晨一起读过的俄国诗人勃洛克的诗：

　　风来自遥远的地方
　　带来歌唱春天的预兆
　　天穹露出了小小的一角
　　看着明亮又显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