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people turn it off》酵素酱鸡

2、02 你坐过

　　你坐过绿皮火车吗，离家出走都要坐商务舱的少爷？它周围是很吵闹的，你很难在上面集中精神，所以我准备睡觉。方思明在喝水，也不说话，他就这么时不时看看我，大姨则是一直看着我。

　　哦，他们是害怕我像之前一样，又因为嫌邻座的乘客太吵，直接把杯子里的中药泼在别人身上。那种事我不会再做了，之后乘务员把我拉走教育了一顿，一点效率都没有。而且我也同样不喜欢被人看着。我从包里拿出来一个小密封袋，里面是海绵耳塞，是我帮别人写作业换的。塞上耳塞，我跟他们说：“安静很多了，别担心，我睡觉了。”

　　现在不睡之后还哪有时间睡觉，我要保证我的睡眠，让我的身体能有效运转。

　　“有用啊？这样就可以了？”

　　“嗯，安静很多。”

　　我把笔和作业收拾了，靠在车窗上半眯着眼睛。

　　“哥睡着了？好痛啊妈妈，呜呜，”方思明立刻开始哼哼唧唧，大姨也没管我是不是真睡了，上下其手从包里拿点东西出来。

　　方思明晚上绝对是睡不着觉的，他并不能吃太多的止疼药。大姨会用尽各种手段，哄他安慰他，最好是能让他睡了，不过大部分时候，都只能让他不那么疼罢了。一般来讲，我会帮帮大姨，不然方思明真的话太多了。

　　你说你话也很多？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你知道你在我工作的时候和我说话，我多想和以前一样把你赶出去？没这么做只是因为我……我，我，我都被你带跑偏了。

　　今天、明天后天，都得耗在充斥着消毒水和哭声的走廊里。我不讨厌消毒水，但是医院实在不是个好的学习场所，有些人觉得要亲身经历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然而他们却意识不到，过于吵闹、充满不必要的人情世故的场所，它从来都不是培养学术的最佳温床，反而会滋生不必要的欲望，为了我的研究，我后来也离开了临床医学。

　　方思明趴在大姨背上出站时，天还是黑的。上海的冷和村里不一样，是种钻进骨头缝的铁锈味，冷酷的判刑者。

　　他左腿空荡荡的裤管晃着，右腿被肿瘤撑得不成形的部位，隔着棉裤也能看出鼓胀的轮廓，真可怜，他之前腿脚很好，比我小四岁，但是跑步比我更快。

　　大姨背着他，喘得厉害，汗味混着廉价雪花膏的香，让我很反胃。她这样颠着，对方思明的病一点也不好，可惜我背不动方思明，不然她一个人背着，动作太慢了。

　　我看向自己的手，我很瘦小，这一点也需要改变，我得有坚实的体魄，这样才不会被疾病阻拦。

　　什么，你说我在英国完全不是这样？前人思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要不省点钱，坐公交吧。”大姨发出愚蠢的声音，站在那里踌躇犹豫。我没听她的，伸手拦了辆出租，把他们推进去，跟司机报了医院的名字，让他尽快到。

　　大姨嘴唇动了动，没吭声，费力地把他往上颠了颠，塞进车里。她这样磨蹭，只会耽误更多时间。

　　进出租车前，我看了眼外面的月亮，白惨惨的，没有生气，一如……算了我不想说。

　　进了医院，大姨背着方思明，我跟在他们后面，方思明一直在喊疼，还让大姨把他放下来，在她背上乱动，这时候倒是很有生命力了。大姨拗不过他，想把他放在地上。她要开始教育他了，这样又会消耗很多时间，他的病是可以拖得吗？

　　我快步拿起户口本，也不管他们了，直接去挂号、取号，取完号这母子俩还在那里拉扯。

　　我随口撒谎：“快点，过号了医生就不看了，挂号费20块钱。”大姨听了，骂了方思明几句，背着他去了诊室，再办理住院手续。

　　我真不想呆在这里，看到方思明哭我就很烦。

　　什么叫真的是烦吗？你又在说什么。

　　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独自在家照顾自己的能力，这让我有点焦虑。

　　医院的白炽灯都是非常亮的，也没有影子，里面的人可不是如此。

　　流程像预演过无数次一样推进：挂号、缴费、量体温、抽血。护士捏着方思明的胳膊找血管，他的手臂里面也出现肿瘤了，扭曲的病态肢体，看起来很恶心，像一条被钉死的虫子一样。血抽出来，是鲜红色的，方思明哭得更大声了，眼泪鼻涕满脸都是。大姨掏出手帕给他擦脸，一边说着别哭别哭。可惜这么说了也没用。

　　我靠在瓷砖墙上，冬天的瓷砖，手贴上去是冰冷的。我拿起缴费单来看，大姨半文盲，写的字非常丑，缴费单上那串天文数字，蚯蚓一样爬进方思明已经烂光的骨头里。大姨多年来都在苏州烫羊毛衫，二万五千件，她至少要烫两万五千件。够我三年学费了，如果这笔钱是我的就好了。

　　你说我太冷血了？也许吧，还是那句话，这是必要的苦痛。

　　要做手术了。我被迫和大姨一块送方思明进手术室，在一块等他出来，这期间只能空等，要浪费我多少时间。大姨在我的旁边一直絮絮叨叨，会成功吗，还能活吗，没事吧，呜呜呜小明怎么这么苦啊。

　　期间有年轻的医生和我聊天，是看我可怜吗？好烦啊。他问我以后想干什么呢？

　　“我想取代你。”他听见了，然后什么也没说。

　　方思明被推进去前，眼睛突然死死盯住我，爆发出他不该有的力量。他的额头上全是冷汗。“哥…” 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

　　护士在看向我，我只能走过去。“嗯？”

　　“疼…” 他嘴唇哆嗦着，眼神涣散，却又像抓住救命稻草，“…比上次…更疼…”

　　“打了麻药就行。” 我干巴巴地说，抽回被他汗湿手指攥住的衣角，我不喜欢汗水，有点恶心。麻药会过去，然后他会接着疼，肿瘤切掉了，却会长得更大，钱就跟白天添进去的柴一样，全部都会烧光，变成余烬，人也总会死。这是无法改变的吗？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我看着他被推走的背影，右腿盖着的白单子下，那团丑陋的凸起格外刺眼。

　　等待区塑料椅的冰冷透过薄裤子往骨头里钻。大姨坐立不安，一会儿搓手，一会儿神经质地啃指甲上开裂的倒刺。

　　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说不上讨厌，只是觉得气闷。

　　不知过了多久，手术室的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医生，是个脸色不太好的护士。“方思明家属？术后送ICU观察。” 她语速很快，“右腿肿瘤切除部分，但肺部情况不太好，上了呼吸机。先去办手续缴费。”

　　ICU，更多钱了。大姨的脸瞬间褪尽了血色，像被那惨白的灯光漂洗过。她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好滑稽。

　　“家属？家属，没事吧，还有希望的……”

　　大姨悲痛地蹲在地上，护士也去安慰她。我接过单子，转身去缴费处。

　　肿瘤肺转移了，其实从他咳出血来，这个结局就写好了。医生说他们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我的心空落落的。

　　缴费的队伍很长，里面的医生看到我是个小孩，还疑惑了一会儿。等我捏着厚厚的收据回来，方思明都已经进icu了，大姨就跟石像一样杵在ICU那小小的观察窗，死死盯着里面，脸都贴上去了。

　　我走过去，顺着她的目光。

　　方思明躺在众多仪器中间，像个被线缠住的破布娃娃，身上插满管子。呼吸机的软管在他脸上随着机器的节奏一起一伏，他一条腿都没有了，人很小，像个诡异的活物。机器在一声一声报着血压血氧，听起来就和硬币掉在地上的声音一样。

　　大姨没回头，声音像是从地缝里挤出来的：“…护士说…他醒了一下…喊冷…”

　　冷。这个字像根细针，猝不及防扎了我一下。我想起灶台后面烘烤冻疮的暖意，想起从他脚底下抽走的热水袋，想起绿皮火车上他抱着牛奶罐子却还是发抖的样子。

　　他一直都冷，不是吗？一种陌生的、尖锐的东西猛地戳破了那层名为“旁观”的薄膜，刺进深处某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被命运愚弄的小孩，什么都做不到，真麻烦，真讨厌，烦。一束浓烈的情感从我心中升起，我感到生气，我感到愤怒，却无处宣泄。

　　他在第三天凌晨走的。医生出来通知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不清楚。

　　大姨竟然没哭，她只是直挺挺地瘫坐下去，后背撞在塑料椅上发出闷响，和死尸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像生锈的机器一样，慢慢转过头，看向我，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她的脸扭曲起来，和怪物一样，让我毛骨悚然。

　　然后她去开死亡证明了。我呆在办公室里等着她。天快亮了，城市的轮廓在灰蒙蒙的光线里一点点显现。冰冷、坚硬、高效运转。

　　大姨的人生是失败的，她被命运打败了。而我，我要离开这里，我必须离开这里，我要战胜命运。这个念头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更坚硬。

　　只是胸口那块被“冷”字刺中的地方，残留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带着血腥味的钝痛，像个不合时宜的淤青，提醒我那个麻烦的、吵闹的、终于不再喊冷的拖油瓶，真的消失了。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好像也终于盖过了记忆中那若有若无的、劣质牛奶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