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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垛子 ...

  •   故事发生在03年的冬天,那年夏天,我们刚刚经历完非典,而我正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三。
      那天是冬至,我爸妈不在家,我放学之后就到了姥姥家,我家在的村子跟我姥爷家只隔了一块田跟一个小池塘,甚至于从我家过去姥姥家比去我们村西头的奶奶家还更近一些,因此,我小时候一遇到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就总喜欢去姥姥家吃饭甚至过夜,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想听姥爷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吧。
      那天姥姥正在准备晚饭,住在姥爷村子西头的一位张大爷突然拎着一只鸡还有两包红糖到了我姥爷家,说是求我姥爷办点事。
      张大爷兄弟两个,跟我姥爷是一辈人,大哥叫张青柏,弟弟叫张青松,兄弟俩的老爹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没了,老娘还健在,快90岁的人了,每逢夏收秋收的时候,还经常能看见她挎着个小篮子去拾麦穗捡玉米。
      张青柏一辈子没娶媳妇,独自奉养老娘,张青松只有一个儿子张俊兰,张俊兰接连换了好几个媳妇,碰巧都是不能生育的,一直拖到40多岁了还没后辈,兄弟俩下一辈恐怕就要绝后了。
      终于,张俊兰新换的才20岁的云南媳妇儿在03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怀上了娃娃,估摸着春节前应该就能给他们这一房生下来这一辈的第一个娃娃来了。
      这云南媳妇儿操着一口“蛮话”,平时沉默寡言的,在村子里只跟那几个从四川过来的小媳妇儿有话聊,听说她们都是家里兄弟姐妹多,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混口饭吃,不知道为什么就留在我们这嫁人了。
      村子里的孩子都有点怕张老娘,因为从小就被家里人叮嘱,路上单独碰见了张老娘,一定得绕路走,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见到张老娘绕路走已经成了村子里的孩子共同的习惯。
      听说,张青柏和张青松本来还有个妹子,老爹不在了,老娘一个拉扯两儿一女,连吃饭都艰难,尤其是□□的时候,抢树皮草根都抢不过别人,孩子们经常因此饥饿而哭得声嘶力竭,有一天张妞妞突然就不哭了,也不出来找吃的了,当然后来也再也没有哭过,也没有见他们埋过。
      张老娘跟着张青柏住在村西头第一户,张青松一家住在后头。
      张青柏当时平时跟村子里的人很少来往,他来找我姥爷的时候,我正在厨屋里给姥姥烧火。
      隐隐约约听到张大爷对我姥爷说:“大哥你帮帮我们家吧,我们是真没办法了。“
      姥爷:“你把东西拿回去,你这事我帮不了。“
      后来他们又拉扯了一段时间,模模糊糊听不太明白,只隐约听到几句“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有病看病”等等。
      最终张大爷带着鸡跟红糖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姥爷:“大姥爷是有啥东西找不着了吗?是不是来求您帮忙找的,您平时不是很爱帮人吗,为啥这回不帮呢?”
      姥爷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我那个时候还听不太懂的一句话:“东西能找回,良心找不回。”
      没过几天,张大爷这一大家子,在同一天同时死了三个人。
      张老娘,张二爷,张二爷的儿媳妇突然早产出生的小娃娃,如果那个可以称之为小娃娃的话。
      尤其是张家还差两三个月才足月的小娃娃,突然就早产了,都没来得及送医院,媳妇上个厕所出来,也没滑倒也没摔跤的,莫名其妙孩子就生出来了。
      据说从隔壁村请过来去帮忙接生的产婆说:那娃娃连人形都没有,跟葡萄串一样,每一颗葡萄上都有一颗小脑袋,隐隐约约觉得,那些小脑袋长得又像他们家里人,又像外人的,把接生婆都给吓尿了,从那之后就一蹶不振,再也没有给人接生过。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其实皖北农村到00年左右还有“接生婆”这个岗位的存在,在90年之后很多人生产其实还挺依赖接生婆,我是89年出生的,因为难产加早产,再加上我父母都多少读过些书,才送了县医院,我得以顺利出生,老妈也保住了一条命。
      但是我弟弟91年出生的时候依然是请了接生婆直接在家里生的(这是我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的一件事),一直到05年之后,我们当地才逐渐开始有很多人意识到生孩子要送医院,生孩子要做产前检查等等
      如果说现代女性生孩子是走了一遭鬼门关,那么,那个时代的妇女生孩子简直是在鬼门关进进出出,尤其是那种6个姐姐1个弟弟的家庭,妇女从20来岁嫁人之后,肚子就没有闲下来过,人也没有闲下来过,种地、喂猪、喂大一家人,照顾孩子,而男人可以出门闯荡,农村的孩子就好像地里的野草,风一吹就忽然自己长大成人了。
      我那会十三四岁,正是什么事情都很好奇的年纪,知道张老娘、张二爷几个人的死讯之后,就追着姥爷问张大爷一家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姥爷有个习惯,他从来不跟孩子们说“小孩子不要问”、“等长大了就知道了”这样的话,他会尽量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耐心告诉我们那些发生在成人的世界里,我们不太听得懂的事情,并且给我们讲一个,我们从小就应该去懂的道理。
      张大爷一家的事,还要追溯到破四旧时期,我姥爷小时候读私塾的时候曾经有一位隔壁村的同学,人很聪明,读书也好,挺有出息的,后来人去了北京,研究历史还是什么的,跟我姥爷一直有书信往来。
      后来有一天,应该是1966年的秋天,姥爷那位同学突然带着媳妇从北京回来了,那时候我姥爷已经不在私塾教书,开始做村书记了。
      家里来了从北京回来的同学,自然热闹,姥爷也很开心,老同学的媳妇当时大着肚子,已经四五个月了,再过几个月就要生了。
      老同学爹娘是早不在了,本来在隔壁村的老家还有一个妹子,老同学去北京之后,妹子就嫁到了外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慢慢就断了联系,也不知道人是死是活。
      然后冬天突然来了,差不多也是在冬至的时候,有一队十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找到了我姥爷家,说是有什么人跑掉了,根据一些来往的书信,怀疑人藏在了我们村子里。
      当时全村的男女老幼都被叫到了村头的场院上,家里也都被翻了一遍,没找到他们所说的那人,领头的人有些生气,对着我姥爷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准备要走。
      就在这时候,当时十几岁的张二爷,朝着队伍领头的人使了使眼色,朝场院旁边的几个堆得又高又大的草垛子里指了指。
      领头的人会意,果然在草垛子里找到了姥爷同学夫妻两个,当场就带走了。
      那天的夕阳很红,把草垛子也染得红彤彤的,跟泼了血一样。
      后来姥爷再也没有收到老同学的书信,也不知道老同学是否还尚在人世,那个还差两三个月就要出生的孩子,是否顺利出生了呢?
      后来我姥爷就不做村书记了,但是还是坚持让我舅舅姨妈和我妈妈他们多读书,只要他们自己肯读,能读多久就多久。
      后来大舅做了我们当地小学的校长,二舅做了村书记,三舅娶了女知青,小舅也有一技之长,连我妈妈都读完了初中,而且成绩一直是前三,如果不是因为教育突然改革,在她初三那年突然加上了英语,凭我妈妈的成绩一定能考上高中,也许就没我爸跟我啥事了。
      这里有点扯远了。
      至于张大爷为什么想到来找姥爷帮忙,可能是因为姥爷这个算命先生的身份,也可能是带着某种莫名的情绪吧。
      姥爷“算命”的技能完全出于对于《周易》这本书长达几十年的钻研,经常村里有人丢了牛或者丢了鸡鸭就找到姥爷来卜卦,姥爷跟他们讲几点钟的时候,去村东头还是村西头的某块田里去找牛,一去必然能找到,几乎分毫不差,长此以往,村里人遇着大小事,尤其是用常理无法理解的,总想着能找我姥爷给解解惑。
      我姥爷说,张大爷跟他说,自己这些年,每年冬天都会做噩梦,他一辈子不敢娶媳妇,不敢生孩子,已经苦了一辈子了。
      张老娘和张二爷走之后,张大爷经常一个人枯坐在村西头,一坐就是一天,那里也有个场院,有几个大草垛子,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草垛子都会被染得红彤彤的,很好看。
      当然,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已经知道了有一种没发育好的坯胎叫做“葡萄胎”,怀疑那个媳妇当时怀的很可能是这种“葡萄胎”,至于接生婆嘴里的五六个脑袋长得还像他们家里的谁谁谁的,我觉得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惊吓过度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幻觉。
      至于到底是幻觉,还是真的所谓的是当年的被害人回来复仇来了,我觉得见仁见智。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怨魂索命,那么,当年那些带着红袖章,随随便便就可以对人喊打喊杀的那些人,是否也会像张大爷这样夜夜噩梦不断呢?他们是否,也曾心存抱歉呢?
      但是姥爷告诉我一个道理:时时克己复礼,莫存害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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