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兰秀菊芳 兰有秀兮菊 ...
-
作为皇帝制度开创者的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曾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寻找的长生不老药；《淮南子》作者淮南王刘安于炼丹时偶然创造豆腐。然而所谓的仙丹其实是以中国传统医药为基础，辅以众多重金属物质。
宁信巫，不信我。太子据湖县自缢，而这场千古父子悲的开端竟起源于“巫术”。晚年的汉武帝身患重病，常常幻觉有人刺杀。汉武帝屡信方士，其中栾大尚卫长公主。征和间，武帝恍惚觉得有刺客欲加害于他，江充、苏文等联合胡巫以此为契机，谗诛卫太子。汉武帝幡然醒悟之时，天地流血酿作望思孤台。后人评价“有亡秦之失，无亡秦之祸”，通常便是因为连年征战与巫蛊之祸。
（一）中国医学的开端——先秦至两汉的巫医
其实，早在远古时期，巫与医还是一个整体，从秦汉开始，巫和医渐渐的分开。秦汉医学官学的盛行和医学制度的确立，使得医学逐渐与巫脱离了出来。
先秦至秦汉时期出现的《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著，标志着中国医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秦汉时期的巫医是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见证了医学与巫术的分离，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以及医学流派的多样化。秦汉时期医学的发展为现代中医学奠定了基础。
（二）战乱中中国医学的发展——三国至南北朝的医学
三国两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的时期，但也是医学发展与成就显著的时期。此时期的医学家在继承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创新。这时的医学家们在战乱中穿梭，积极与各方交流，推动了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发展，这些医学交流不仅促进了医学知识的传播，还为各地区的医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动力。脉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医学家对经脉的分布、循行、功能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辨证论治的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普及和推广，为中医药诊断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华佗作为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医学家，其在外科手术、骨科治疗和养生保健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华佗发明的麻沸散，作为一种手术麻醉药物，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新纪元。此外，华佗还创建了五禽戏，一种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锻炼方法，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医学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重视，出现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如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这些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朝廷也开始指派医师教育中医，提高了医学教育水平。药物学在此时期也有突出进步，本草著作达70余种，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最有影响力的之一。他对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较彻底的整理，并总结《本经》后数百年的新经验，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书，对药物品种、限制、度量衡、剂型等严加考订，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
东晋人葛洪家贫好学，拜鲍玄为师，专攻炼丹学及医学。葛洪先后完成《抱朴子》(内外篇)、《金匮药方》及《肘后备急方》。其中《抱朴子内篇》是中国史上重要的炼丹经典，于《金丹》、《仙药》及《黄白》篇中包含许多化学、生物学及矿物学的知识。葛洪也是伟大的医学家，他将《金匮药方》缩编为《肘后备急方》，类似今日的急救手册，在当时有非常实用的价值。此外，《肘后备急方》也是最早记载结核病、天花的书籍。
此时期的医学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战争的压力，战争对医学的需求迫使医学家在创新和发展中寻求突破，从而推动了医学理论和实践技术的进步。这些成就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还体现在预防医学和卫生管理方面。在战乱年代，疫病和战争带来的伤残成为严重威胁人民生命的因素。为了确保军民的健康，各国政府重视卫生管理，加强对疫病的防控。同时，预防医学理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实践。总之，在这一充满战乱与变革的时期，医学在理论研究、实践技术和交流互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为当时的民众提供了一定的生命保障。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展现了人类在战乱中追求生命的坚定信念，也为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增添了浓墨淡彩的一笔。
东晋时期的医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葛洪的医学实践中，其所著的《肘后救急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急救手册。甚至民间还流传着“家有此方，可不用医”的说法。其介绍了大量普通易得的药材，一些药可以在山野中采到，即便是需要购买的也价格低廉。此外，书中还介绍了普通人可以学会的针灸方法。因此认为这本《肘后救急方》主要是面向黎民百姓的医书，充分考虑到一般百姓的接受能力，所以又有中国最早的急救手册、最早普及的大众医书之称。
《肘后救急方》对当代也有深远的影响。它运用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并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灵感便是来源于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的记载，即使用青蒿来治疗疟疾。这体现了葛洪的著作对现代药学和疾病的贡献。
此后的南北朝时期的医学发展不仅在临床医学、药物学、诊断学和针灸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而且在医学理论的完善、医学与养生的结合以及医学教育的发展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就对中国医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学与养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养生方式，如服药养生、冥想打坐等，这些养生方法在当时社会各阶层中流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技术活儿”中医的海外交流——隋唐大一统时期的医学
隋唐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是实践运用的高潮，其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内涵，也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临床医学在隋唐时期日趋专科化，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更加深入细致。例如，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一部早期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其涵盖了妇产、小儿、五官、口腔、传染病、杂病、外科、急救、食治、养生、诊断、方剂、针灸等多个领域。隋唐时期，中外医药交流频繁，药物学取得了显著进步。中国与朝鲜、日本、印度等国的医学交流促进了医学知识的传播和药物的引进。此间，多本中医学经典流传海外，也为后来古代中国因改朝换代、社会变迁所导致部分经典佚亡后的寻找提供了帮助。
然而，在这一时期，医者社会地位还是没有得到提升，社会大众普遍还是认为巫医一体，将医术视为“技术活”。如韩愈《师说》中提到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依旧认为巫医一体，其社会地位与“乐师”“百工”并列下等，士大夫不耻于同列。
（四）封建史上的辉煌——北宋至明清的医学盛世
两宋时期的中医历程是一个充满创新与发展的时代，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医政设施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北宋时期由王安石批准创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所以制作和出售成药为主的官办药局——太医局熟药所，这是现代中药店的前身，对医药卫生行业有着积极作用。除此以外还改进了医药管理，开设翰林医官院，掌管医之政令和医疗事务，配备专职医政人员。宋仁宗诏令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出版历代重要医籍，例如，由医官裴宗元、陈师文等人编写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其间记载了许多名方，如牛黄清心丸、藿香正气散等，提高了人民生活健康水平。
此外，由于北宋丞相范仲淹年轻时瞻仰诸葛孔明，曾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此后，士大夫大多兼修医术，儒医的出现是自先秦以来，医者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升的开端。但儒医也标志着中医学由实践走向理论。
元代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书中说：“《和剂局方》之为书也，可以据证验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但朱丹溪又曾指出：“医者意也……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对当时局方应用的流弊作了批评。临证各科都有所成就突破，其中王惟一铸造了两具针灸铜人，开创世界医学教育史上形象实物教学法的先河，并编写《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元代中医各学派争鸣，其中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被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他们分别主张火热论、攻邪论、补土派、相火论，对中医理论和实践有突破性创新，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刘完素，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化火”为外感和内伤疾病的主要病机。他生活在北方，风土刚燥，且当时金元交战热病较多，而当时颁布的《和剂局方》无效，在治疗中多用寒凉药，受此启发写出《素问玄机原病式》，后人称为“寒凉派”。张从正，力倡攻邪论，提出“病由邪生”，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在书中对应用补法有独到见解，认为邪去后才可言补，重在以五谷、五蔬、五果、五畜、五菜充养之，并批评世风好补之偏，在治疗中多用汗、吐、下三法，后人称为“攻邪派”。代表著作为《儒门事亲》。
李杲，师从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力倡脾胃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为“补土派”。代表著作为《脾胃论》。朱震亨，力倡相火论，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善用“滋阴降火”，后人称为“滋阴派”。代表著作为《格致余论》，书中过分强调人体“阳常有余”的一面，却忽视人体阳气亦有亏损的时候，遭到批评。金元四大家师古而不泥古，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各有创新，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标志性成果是命门理论的发展、温病理论的创新，以及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及类书的编撰集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明代关于命门学说的发展，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张介宾、赵献可等医家重视命门学说，创新对命门概念及其功能的认识。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注重“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病理论源自《内经》中《素问》部分，其间这样记载“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至明清温病理论臻于成熟，达到鼎盛阶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科技领先地位。清代的“温病四大家”：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对温病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作出了卓越贡献。
叶桂，创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著作《温热论》，阐明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顺传，以及“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逆传，对温病理论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并擅长内伤杂病治疗，《临证指南医案》提出“久病入络”、“久痛入络”之论，完善创新了络病学说。
薛雪，著《湿热条辨》，创新温病理论的湿热病因理论。阐明湿热病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对温病理论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在治疗时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湿热病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深远。
吴瑭，著《温病条辨》，创立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主张“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使温病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王士雄以《内经》和《伤寒论》理论为经，取叶桂、薛雪等诸家之说为纬，明确提出“新感”“伏邪”两大辨证纲领，重视审同察异，灵活施治，充实并发挥了温病的发病机理和辨证施治理论。
明清时期，在整理已有医药学成就和临证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门类繁多的医学全书、类书、丛书及经典医籍的注释等。其中以李时珍最为众人所知，代表著作《本草纲目》，该书总结了明以前历代医药家在药物学方面的实践经验和药物理论，载中药1892种，分为十六部六十类，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具有卓越的贡献。同样，此书在世界医药学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十七世纪末，《本草纲目》即被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以后又先后被译成日、英、德、朝鲜等多国文字，传播世界，产生举世瞩目的影响。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一书，论脉颇为精辟，易学易用，为脉学门径之书，流传甚广。
明清时期中医的发展也愈发规范，清代王清任的著作《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肯定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发展了瘀血理论，创立了多首治疗瘀血病证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岌岌可危的中医药文化——晚清、民国的西化对中国医学的冲击
晚清民国时期，中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起初，中医遭受了来自西医及社会的多方质疑，其科学性饱受争议，甚至一度面临被废止的危机。然而，这一时期也激发了中医界的团结与抗争，最终保住了中医的地位。随后，中医界的有识之士深刻意识到中医革新的迫切性，开始探索中医科学化、现代化的道路，力图将中医药纳入现代社会公共卫生和教育体系。同时，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中西医汇通派，他们尝试将中西医理论相结合，为中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这一系列变革与探索，不仅影响了民国时期中医的命运，也为后来中医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时，西医在中国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后，部分西医界人士及政府官员主张废止中医，认为其不科学，但提议保留中药。他们认为中医缺乏科学依据，阻碍卫生行政进展，因此提出"废止中医案"。然而，这一观点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强烈反对，“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即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积极地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由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中医界团结起来，通过请愿、抗议等方式表达民意。经过激烈的抗争，政府最终未全面废止中医，但这一事件对中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中医开始探索科学化、现代化的道路。
民国时期废中医运动对百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医疗选择受限和文化认同冲击两方面。第一，废中医运动导致中医地位下降，百姓在医疗选择上受到限制。西医虽逐渐传入，但在当时中国，其药剂发展滞后，实际疗效并不比中医更好，且费用较高，使得许多百姓难以承担。中医的废止无疑加剧了百姓就医的难度。第二，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废中医运动对百姓的文化认同造成了冲击。中医的废止被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引发了百姓对文化认同的困惑和不安。例如，当时一些百姓因中医被废，转而寻求西医治疗，但由于西医费用高昂，许多人因此陷入就医困境。同时，中医的废止也让百姓感到自己的文化传统被忽视和否定，产生了文化上的失落感。
1912年北洋政府执政：掀起"尊孔复古"逆流，中医面临"废除中医"的观点冲击。1915年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中医诊疗理念被打入"迷信"范畴1929年废止中医案：国民政府卫生部提出废止中医，引发中医界强烈抗议，最终未施行。1933年《国医条例》争议：立法院拟订《国医条例》，但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反对，条例直至1936年才公布。
“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支持中医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我们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满心满眼都是百姓和民生；相对应的，“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生生不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百姓的知恩图报在民国保下中医一命。
从民国时期中医的坎坷经历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示。首先，在对待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关系上，应该采取客观、辩证的态度。现代医学有其科学、规范、精准的优势，但传统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特色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两者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例如，现代医学可以借鉴中医对疾病预防和人体整体调节的理念，中医也可以学习现代医学的实验研究方法来验证自身的理论和药物疗效。
其次，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文化自信至关重要。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背后蕴含着中国人对自然、人体和疾病的独特认知。民国时期中医受到打压，部分原因是当时文化自卑心理作祟。在当今时代，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医文化的价值，加强对中医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同时，中医自身也要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中药炮制、研发新的中医诊疗仪器等，使中医在现代医疗体系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民国时期中医的坎坷经历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片段，它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冲突，也为我们今天如何对待传统医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六）中医药的新高潮——新中国成立后，重拾中医药文化
要谈中医药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可以先说说“民生”，就是保障人民的健康。中医四大经典为中医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好比《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多种药物的“四气五味”“性味归经”，让古代人民和医家进行参考进行基本的理疗，为人民健康提供基本保障和用药依据。发展至如今，中医药有很多让人“起死回生”的案例，例如一位肾衰竭的女性患者，接受了长时间的西医诊治，但西医的结论是“换肾或持续进行血液透析，否则只能存活几个月”。但在中医调理之后，她基本可以进行正常人的生命活动了。所以从长远角度讲，病毒会变异，西药的抗药性使其需更新换代，而中医运用祛邪的思路让人民的生命得到延续、延伸。同时，中医药通过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切实解决了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
作者有话说
第7章 兰秀菊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