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不永伤》独自远行

3、明媚与忧伤（3）

　　明月夜青瓦房
　　很惭愧，走过二十一个花开花落，我只给母亲写过一首小诗。
　　关于母亲的故事总是琐碎的，零零落落，像是撒落的松针，细碎而滑腻，难以把握。即便现在我提起笔来想给母亲写些文字，也是茫茫然不知从何说起。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动，“明月夜，青瓦房”便闪烁在荧屏上，那么自然，又让我倍感突兀。我想到的是苏学士的“明月夜，短松岗”，但这是祭奠他妻子的神来之笔，而我只是想给不识字的母亲留下一个季节的回忆，用有点淡漠的文字。
　　我想现在母亲大概已经洗净了碗筷坐在床头边看电视边织着毛衣了吧？母亲的手并没有多么的灵巧，记忆中她给我们姐弟织出的毛衣总显得很臃肿，没有其他孩子身上穿着的小花，但是总能在我们的不情愿中很好的御寒。母亲今年买了一副老花镜，黑黑的边框，戴起来居然显示出有文墨的样子，以后母亲每次穿针引线都要戴上这副老花镜，而且也并不能像先前一般一次就成功。母亲有时便叹气，有点哀伤。岁月毕竟在她身上留下了沧桑的印记。
　　母亲确实老了许多。在那次手术后。高二那年，身体一贯很好的母亲忽然全身抽搐，不醒人事。很少不醉酒的父亲那次喝了许多的白酒后很神奇地保持清醒，把母亲连夜送往镇上医院。之后，又送往县里，再转到市里。母亲得的是脑瘤，一种极其危险的病症。那次手术，虽然花光了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和落上了一屁股的债，母亲终于病愈归来。在母亲同一个病房里，母亲是唯一走出来的一个。那时我们真感谢上苍，然而有村里人说，那是母亲自己修来的福分。母亲为了养家糊口，补贴些家用，常做了仙草挑着在村里叫卖，遇到没钱的小孩也会忍不住给一碗半碗的，为了这事母亲不止一次被父亲骂过，但是母亲依然如故。还有一次，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母亲从外婆家回来的途中突然失踪了，在问遍了亲戚之后，父亲急红了脸要报案的关头，母亲被人用摩托车载了回来。原来母亲在路上遇到了两个迷路的小男孩，母亲连背带拖地在他们的模糊记忆下把他们送回了家。如今那两个男骇已经长成了彪焊的男子，一个已经有了女朋友了，但是每个春节，他们总会结伴而来我们家拜年。他们说如果哪天他们忘了我母亲就不是男人，然后按着我的肩膀与我称兄道弟，吃饭时母亲没有上桌他们绝对不动筷子。现在母亲老了，不光眼睛不抵用，连那一双做惯了农活有力的手也没了昔日的风采。母亲更多的动作是倚在门口，遮风挡雨十几个春秋的青瓦下，银丝闪烁。这个镜头总是在我的记忆中一遍遍闪现，清晰而恍惚；因为不管下雨还是刮风，母亲都是与这个姿势和我道别。我背起书包走出几里远，站在长满狗尾巴草的山头回望，母亲依旧，俨然成为了一座雕塑。
　　对于母亲，我能够说什么？我什么都不想，日子安安静静地流泻，阳光写意地趴在母亲的额头，母亲与青瓦房一样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不需要赞美，不需要冠冕堂皇的颂歌。从哭哭啼啼的三岁娃儿到温文迩雅的大学生，没有人比父母了解其中的困苦和辛酸。山间的黄土没有产生出花花绿绿的金钱，却孕育出厚道与善良。母亲常对我说，孩子，当了官以后要理解农民的辛苦，不要忘了本。母亲很可爱的把大学生与做官划上等号，或许是朴素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作怪。（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这点母亲很自豪）我说我不可能当官的我只想做个平凡的教师而已。母亲说那也要懂得这点，要和你的学生讲，要让他们知道三分锄七分土的滋味。母亲的语气很坚决，于是我便微笑着答允。母亲也就欣慰的笑。
　　显得和青瓦房一般土气的母亲还没出过省界，但是去了一趟厦门，见了回世面。这在村里是值得一炫的，至少可以作为闲聊时的谈资。母亲也对自己的厦门之行津津乐道，她说那大马路两旁的灯可真漂亮，陆地上居然也有桥，坐小车（出租车）那么贵！每回我听到总是有点微微的悲哀。母亲生于斯长于斯，辛辛苦苦大半辈子，就只这一点所见值得回忆和珍藏，我除了默然还能做什么？母亲不知道她的二十一岁的儿子的想法，那就是，漂泊，一边流浪一边写些浅薄的文字；如果这能弥补母亲的缺憾，我愿意，即便路上荆棘满地。我为母亲做的实在太少了。
　　如今是五月，非典还没有湮灭的迹象。母亲跑到伯父家求他们拨了我的电话并很意外地说了很多，要我注意身体啦，过马路要小心，有事一定要挂电话通知家里等等。以前我挂电话回去，母亲总是三言两语就把电话挂了，她心疼那电话费。然后我就很内疚的发现，我一学期打回去的电话就四五次，便临着泛白的灯光，提笔给家中写信。母亲不识字，父亲也是好不了多少，他们会叫邻居的孩子念出来。孩子念的时候他们很虔诚的洗净手坐在桌边，父亲则点了一枝烟。当我听说父母居然因为我写的信有两页而很开心时，我的眼睛就那么轻易地湿润了。其实，一学期下来我给同学朋友写的信算起来已经有五十来封，而且每一封都是扬扬洒洒四五页。二十一年了，我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墨水，在四处炫耀之时，却忘了回望一下它的源头。
　　高中以后我就很少流泪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对泪水免疫了。去年期末，和舍友在寝室看《我的兄弟姐妹》，居然哭得一塌糊涂，眼睛都肿了。也不是说这个影片有多煽情，我只是想到我的家，想到母亲，想到那山旮旯里的那栋青瓦房，然后泪就不可抑制的下来了。记得小时候看《妈妈再爱我一次》，也是一个尽的哭。那首歌即便现在轻轻哼来，也会让自己鼻子一酸，暗地动容。原来，母亲这个词，不是能够轻易的读懂；当你读懂时，你就不能保持多么的淡然。
　　福州的夜，天空有些红，很混浊。据说福州的空气质量还是全国第三，可比起我家青瓦房上的那片天空来，就只能垂手靠边站了。青瓦房上的那轮月，不管是圆还是缺，都是那么的皎洁，那么的纯净，而幼时，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月光下，给我讲着一个个天上人间的故事，时针一晃，天已经白了，母亲倚在青瓦房下，雕像般沉静。

　　于是又想起高三时写的那首诗：

　　天上的星星黯了
　　光芒藏进了母亲的发丝
　　从此母亲银丝闪烁
　　成了梦里的星星

　　小河的鱼去了
　　游到了母亲的额上
　　风化得只剩鱼尾、
　　把岁月镌刻得深深

　　孩子的梦醒了
　　乳汁的甘甜还在萦绕
　　一位妇女手持青镰
　　弯成雨后的石桥
　　那就是我们的亲娘

　　2003年5月10日写于长安山，刊于《长安青年》
　　本文获福建师大2003年母亲节征文一等奖

　　月上中天
　　真不知该从何说起。大三了，经历了很多，也还要面对更多不可预料的人和事，但是心态已经变得泰然，少了大一时的那份悸动和冲劲，多的是一点平和与沉稳。不敢说自己有多成熟（很多时候一双娃娃脸总会把自己出卖），但是觉得真的可以坦然面对一些事情了，月明星稀的夜晚，看着多少出双入对的情侣，返照自己的形单影只，也不再觉得有多寂寥和落寞。月上中天，我终于可以对相伴两年多的长安山说，我，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吗？回忆自己走过的日子，那段仿佛还能触手可及的日子，那段每一个记忆都镶上了师大烙印的日子，有些微的遗憾，更多的是喜悦。就如同宿舍楼前火红的三角梅，每每念及，心中总会浮起一阵暖意。那是怎样的一段成长的路途啊！
　　我是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来到师大的，独自一人，茫然无助。刚踏入校园，从来不恋家的我也赶紧找了个电话亭挂电话回家，听到父亲厚实的嗓音时，我蓦然觉得，自己原来真的离家好远了，一座座山、一条条河、一个个隧道，生生分隔，那时我就有点怕，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我是不是就再也没有那种安全的依靠了？行李箱第一次在长安山干净的水泥路面碾过，它的声响映衬着我的不安。我记得那时也有月亮，挂在高高的文科楼上，月华印在笑容满面的学长们脸上，使我的心绪稍稍平静。长途的跋涉令我累极了，一下子就在这异乡睡着了，这一睡，代表我要在这里睡四个春秋。这是一次信任的放逐，是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给这个有着浓厚人文气息的大学，把自己的青春加注在这个依山而建的浪漫学府。
　　大一总是充满了憧憬，激情满怀。图书馆看不完的书籍，校园里数不尽的社团，还有一个个有着神奇经历的老师，都让我为之神往不已。我是山乡来的孩子，山乡的水土孕育了我的不安分，我开始寻找自己的方向。年少轻狂，我进了校杂志《读书与评介》，跑到了校学生会，也闯进了校青年通讯社，凭着一枝笔，我开始放飞梦想。那时候是多么的可笑而稚嫩啊！以为这便是张狂的资本，嬉笑怒骂，神采飞扬，平静之后才发现许多事都只是假象，没有自己所想象的美丽和辉煌。舍友不解，朋友疏远，我一夜间一无所有。面对那一轮冷月，我好想离开。迷惘而易碎，便是我那时极好的写照。有一句歌词唱：“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我大抵就是如此了。更让自己无法承受的是，那时的我，失恋了。考来师大，我一半是为了她，但是当一起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彼此已经不复当初了。白天失意苦闷，夜晚和蚊蝇相泣，我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美好的回忆一旦破碎，那么记忆的整条河流都将写满伤痕。还好，在我最无助的时候，老师还有九九级的学长们给了我支持下去的理由。
　　我刚在汉本呆了一个月就去了基地，身边的同学都介意重重，一贯喜欢笑的我也觉得喘不过气来。作为竞争者，我是被排斥的，也是被看轻的。我很感谢潘新和老师，他给我的第一篇文章打了最高分“９５”，这不仅让身边的同学侧目，也让自己找回了一点自信。我主编班刊，请他写序言，他很抱歉的说非常忙，不能写了，甚至脸有点泛红。而第二天，他却已然把文稿给了我，我除了感激便是无语。此后，我能够在文笔上有较大的进步，都是和这位言语柔和、慈眉善目的长者的鼓励分不开的。还有高少锋老师，他很遗憾地不能行走，但是从没缺过一次课。他对我总是奖挹有加，让我愧然，当他得知我英语四级没过而要回到汉本时，遗憾、喟叹不已。大三我最后去上他的一次课，他见我来，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很高兴，张标明同学也来听我的课。”此后又讲了许多要我宽心的话，而我却也只能低头无语，遇师如此，夫复何求！授课以幽默见长的辜也平老师在看过我的诗集之后，遇到我也总会问起我的写作情况。言谈之间，蕴涵关切，仿若朋友。我没有想到，自己区区一竖子，竟得如此厚遇，心中的郁闷也渐渐化解。
　　如果说老师给我的关怀让我重拾阳光，那么，九九级的学长们给我的便是一个指南针。大学校园五花筒般斑驳绚烂，极易让人迷乱。大一的我便是如此。《读书与评介》前主编林清海是我精神上的指引，什么该做，而什么又是浪费时间与精力，什么该好好把握，什么又是应该适时的放弃，我有点像只迷途的羔羊，缓缓走在回家的路上。之后，我陆续从学生会、青通社退了，给了自己多一点的时间；通过一个纪实中篇的写作，我也终于一步步走出了初恋女孩的阴影。正如忧郁可以感染人一样，快乐也是。清海宿舍里的谈笑也潜移默化了我，微笑重新回到了脸上。不开心的时候，不再是很酷的点一枝烟、狂灌几听酒，而是把感伤化为文字，甚至也试着看一些简单的《周易》注本，在幽久的典籍文化中寻求乐趣。久而久之，案上的文稿也一点点加厚，学校的各类杂志、报纸上出现自己的名字的几率也多了起来。很清楚的记得一句电影台词：前方是绝路，希望在转角。如今，我看到了那个转角，在这个曾经我想离开的地方。这个地方已经有了我太多的情感积淀：铺满了黑色煤屑的操场，青砖垒就的古旧楼房，已经不是如表面上的那般味道了。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学校，有了太多的东西值得我去为她喝彩，为她情随事牵。九十五周年华诞，我是电台一个普通的编辑，然而却有幸为我们不普通的母校宣传；那个激动人心的庆祝晚会，我也扯起一面旗随歌炫舞。
　　大三了，那些古旧的楼房被推平，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新的草地延展铺开。还有新的校区，又有了新的同学、新的期待。人面桃花，今日又天涯。现在当我住在清海他们曾经住过的宿舍里，看着清海他们曾经看过的那一番月景时，我要向清海述说的感激也只能遥寄这轮明月了。我寄雄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廊西。我们各有我们的生活，我们各有我们的路要走，只是曾经的相逢，让我终身受益。我把自己主编的那本《读书与评介》寄给了清海，然后对着自己的那些朝夕相处的可爱的小编们说声再见。是的，他们也许有他们的困惑和烦扰，但是秉承了母校的优良校训，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拥有的是一块明亮天空，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将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也走了，像清海一样，像所有我们优秀的学长一样，把天空晾在那里，静待月亮的升起。
　　月上中天。
　　而我们与母校同在。

　　2004年4月于长安山，刊于《福建师大报》
　　本文获福建师大96周年校庆征文一等奖

　　爱情和记忆的碎片
　　流年

　　下着雨的日子。雨是夏天的颜色，夏天的阴郁。窗子开得很大，风很有力的刮进来，有一种想飞翔的欲望。
　　17#楼，沉淀了两年的生命元素，因而有些黯淡。很平常的日子，单调得像教授额上的头发，只向一个方向掠开。白天很安静，有叶子沙沙地缠绵。夜晚很热闹，有盥洗室的歌声，有一个接一个的电话，还有些油腻了的笑话。有时只想泡杯方便面，也许吃不下，但是怀念那种味道。那个在校门口忐忑张望的少年，在两年的时间里，学会了许多。有些是沧桑。
　　怀念，不知道怀念什么。
　　记忆，不知道是否完好。
　　站在大二的阳台，写着属于自己的莫名其妙的文字，写着失落，写着感伤。
　　日子一天天逼近，模糊而清晰。
　　刚搬到17#楼我有很多梦想，爱着相思树，喜欢假槟榔，还有蹭着拖鞋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走的声音。那时我从汉本选拔到基地，有些意气风发。一些美丽的文字让我的名字在某些人口中成为一个故事。
　　师大的很多老房子都拆了，校园里弥漫着机器的声响。有些东西注定了被淘汰，但是结局总有点让人神伤。2003年的某个日子，我注定微笑着告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属于汉本。属于那种和谐、淡然的日子。有些东西你得来的时候已经预示着失去。所以不必太执着。
　　有一片天空晾在那里，不管你想要不想要，它都是你的。

　　爱情
　　还有爱情。
　　校园里太少无关风月的文字。每个人都在构筑浪漫。这个年龄，浪漫是一个季节的风景，过去了就无法挽回。花开花落，叶绿叶黄，爱情就氤氲其中。
　　见到你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那一湖死水又起了波澜。你属于阳光，微笑让人无法忧郁。但是阳光也有压力，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乌云，什么时候会有漫天的洪水，让心浑浊沉重。我选择淡然，选择沉默。尽管海的深处喷涌着岩浆。
　　这是下雨的午后，夏天的味道夹着几缕烦躁。把一些漂亮的信笺烧了，还有一些快乐的记忆。所有美丽的事情，到了最后，都会变成碎片，无法找寻。
　　如果真的有爱，我不会离开。
　　只是，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
　　一个灵魂漂泊久了，寂寞就成了习惯。
　　很想身边有个微笑的你，但是怕你忍受不了路上的烟尘漫漫。
　　我习惯黑夜，你属于阳光。所以我会在暗中为你祝福，而不会走到幕前，送上那朵代表爱情的玫瑰。
　　碎片
　　文字还没写完，雨已经停了。还有几滴寂寞的挂在相思树的叶尖上，闪着光泽。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还有两年的时间，社会就会张开翅膀包容我。还有两年时间。很长又很短。
　　爱情会是这两年的回忆地图，一笔一划，有些仓促，有些捉摸不透。
　　阳光应该躺在某页发黄的稿纸上，一脸通红。
　　而你看这些的时候，我已经离开。

　　2003年7月于长安山，刊于《长安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