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史》荼尛尛

4、两汉文论

　　一、两汉文论概观
　　(一)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期
　　道家文艺思想以无为本，注重神虚意
　　(二)汉武帝罢黜百家到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
　　儒家文艺思想保守性、文学性、神学化
　　(三)白虎观会议到王朝灭亡
　　多元化文艺思想融会今古文，兼通数家法
　　知识：石渠阁会议也叫石渠阁奏议，是西汉宣帝召集的一次学术会议。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汉宣帝时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又于甘露三年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chóu、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所辑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今俱佚。
　　知识：白虎观会议：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朝君主的统治思想支柱。但是由于当时各家儒学学派传承不同，对于儒家经典的版本、内容多有争议。汉宣帝时曾召开“石渠阁会议”加以统一，但是经历王莽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之说纷起。汉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知识：谶纬之学是流行于中国两汉时期的一种学说。“谶”，即用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又分为符谶、图谶等；“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适应了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故流行一时，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魏晋后日渐衰落。
　　二、两汉文论
　　（一）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期
　　道家思想活跃?特点?儒道合流倾向
　　表现：对屈原及《楚辞》的评论
　　代表：贾谊、刘安
　　贾谊(前200～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贾谊《吊屈原赋》：
　　(1)充分肯定屈原的为人，赞扬了他不与黑暗现实妥协、不与谗佞小人同流合污的精神。
　　(2)对屈原执着自沉表示惋惜。既然不能得到楚王的信任和重用，可以隐处、自藏，远离浊世；也可以“瞝chi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既然怀才，处处可以施展。（道家的人生处世方法）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文帝8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他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他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所著《离骚传》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鸿烈》（后称该书为《淮南鸿烈》或《淮南子》)一书。
　　以道为主，儒道合流
　　刘安《离骚传》：
　　(1)对屈原作品的分析突出了“怨刺”的观点，强调《离骚》通过回顾历史“以刺世事”，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并借男女之情，抒发贤人失志之怨，对腐朽黑暗的现实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与道家对黑暗现实的嫉恶、批判是一致的。
　　(2)赞扬屈原能出污泥而不染，“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寻求超脱现实，追求朴素纯真的美好理想世界。这也合乎道家的人生处世态度。
　　(3)对《楚辞》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是对《诗经》艺术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刘安《淮南子》：旨近老子，澹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1)崇尚天然之美，但不否定人为之美。
　　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
　　衔腐鼠，蒙猬皮，衣豹裘，带死蛇..…
　　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修务训》
　　(2)强调传神的重要性，不否认形的必要。
　　画者谨毛而失貌。
　　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
　　(3)肯定道家的“虚静”“物化”在文艺创造中的作用，但并不否定知识学问的价值。
　　游乎心手众虚之间...…
　　(4)认为文艺创作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强调由内而外的自然过程。这也是道家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
　　有充于内而成象于外 愤于中而形于外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文论
　　1、“怨”和“直谏”的精神；
　　2、“发愤著书”说；
　　3、 “实录”精神。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dá，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闲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
　　特点：继承了儒家的文艺思想，推崇忠信，肯定“怨排而不乱”；发挥了道家对黑暗现实所持愤世嫉俗精神（儒道结合）
　　“发愤著书”说：
　　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见于《报任少卿书》：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氏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思想源流：
　　屈原《惜诵》有“发愤以抒情”，《淮南子·训齐俗》也有“愤于中而形于外”。
　　司马迁继承了这些说法，并根据自己的切身遭遇，提出了发愤说。认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都是由于作者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重大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
　　愤于中而形于外 《诗》三百，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报任安书》 发愤著书
　　两种情况：
　　(1)作者崇高的志向与抱负不能施展于事业，则借“述往事，思来者”的著作作为寄托；
　　(2)作者的志向是要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写出“成一家之言”的著作。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认为”《诗》三百篇，大氏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以史学家的宏博知识和眼光，通过分析历史上著名作家事迹和作品，揭示：许多作家都是由于遭遇不幸，受到社会迫害压抑，而不放弃理想，“意有所郁结” 发愤著书而流芳后世，使生命价值获得理性的升华。
　　“发愤著书”说对后来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桓谭认为“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刘勰“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论，都是对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发展。
　　实录精神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如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以切身的考察和体验为基础；
　　如实地揭露和歌颂，独抒己见，不拘时俗限制。 “不虚美，不隐恶。
　　对史学的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不仅在体例上受史记影响，而且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就是一例。另有白居易、韩愈欧阳修、王世贞、李贽、金圣叹等。以“实录”来批评文学作品，使之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原则。
　　（二）汉武帝罢黜百家到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
　　特点：
　　继承先秦儒家的诗教传统，保守性增强而批评性减弱
　　发展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中积极的内容，并使之系统和深入
　　表现： 《礼记·乐记》 《毛诗序》
　　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其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遂。后召为大夫。《三字经》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第一，扬雄把赋分为两类：
　　一、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之赋，体同诗雅，符合诗三百写作精神，得风雅之旨，有教化作用；
　　二、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则是辞人之赋。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扬雄把贾谊、司马相如也划入“辞人之赋”
　　第二，二者异同
　　共同点：美巧，华丽；
　　区别：诗人之赋，符合儒家的教化法则，“事辞称则经，言足容德之藻矣”，文质相称，有助于讽谏的目的。
　　辞人之赋，则“靡丽之辞闳侈巨衍，华丹乱窈窕，淫辞淈(古gu)法度”，形式的铺陈，文辞的华艳，损害了讽谏的旨意。
　　第三，扬雄的辞赋批评的影响
　　在辞赋发达的背景下提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别，是对赋体文学创作的理论性总结。
　　晋人挚虞把赋分为“古诗之赋”和“今之赋”，赞扬“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批评“今之赋”，“丽靡过美”；(《文章流别论》)
　　清人程廷祚谈“以理胜者，虽则弗丽；以词胜者，虽丽弗则。不则不丽，作者不为也”，(《骚赋论》下)
　　对赋的评价：扬雄对赋的评价早年很高，晚年否定。主要是认为辞赋片面地追求形式上的靡丽，忽视了儒家传统的文质关系的原则。
　　对屈原的评价：过以浮，蹈云天
　　对屈原作品的评价：
　　1、批评其作品“过以浮”，即作品极其华丽的文辞，不似儒家经典那样质朴；“蹈云天”，是指屈原作品中上天入地的夸张描写，大量的神话、传说内容，不符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
　　2、认为屈原缺乏儒家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够明智，不应该对朝廷采取弃绝的态度。从儒家的君臣之道出发，认为遇与不遇是命运决定的，臣子不应该对君上表示不满，自恃才高而以死表示抗议。否则就是跨越臣道之言行，也就是说不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原则。
　　3、对屈原的人品，批评他不够明智，但肯定他品德高洁；对屈原的作品，也肯定其丽而有则，文质并茂。
　　扬雄倡导文学创作必须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
　　《礼记·乐记》
　　蒋孔阳先生认为：“《乐记》的原书，应当是‘先秦旧书’ 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这就说明了《乐记》所本的原书，是《周官》及先秦诸子言乐事者。它里面有孔、孟的言论，有荀况的《乐论》，还有《易·系辞传》、《左传》、《吕览》以至《礼记》中其他各篇有关的文章。正因为这样，所以，《乐记》有许多地方与它们相同。因此，《乐记》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汉初儒者搜集和整理了先秦谈乐的言论、特别是儒家谈乐的言论，综合起来，编辑成的一部著作。它的原作者，应当是先秦儒者，它的编辑者则是汉初儒者。”（见《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8页）新近出土的简帛文献已经证明了蒋先生的论述并不完全正确，但是，蒋先生的观点吸收了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关于《礼记》成书的思想，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稳健的说法 。
　　《礼记·乐记》——音乐的本源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礼记·乐记》——音乐的作用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微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口滞心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微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言斤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角各)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歹卖)，而卵生者不(歹血)，则乐之道归焉耳。
　　《礼记·乐记》——音乐的创作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
　　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序》
　　一、概说
　　(一)四家诗——齐、鲁、韩、毛——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二)、大小序
　　广义：大小序；狭义：大小序——小序：申说诗歌意旨；大序：诗歌理论。
　　(三)、作者、年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之学便成为汉代士人知识的来源和思想依据。《诗经》是惟一一部作为儒家经典的诗歌总集，围绕着它产生的两汉的诗学阐释活动，是汉代诗学思想的理论源泉。
　　齐鲁韩毛，前三家为今文学派，在汉代属于显学，毛诗为古文学派，长期处于在野的地位。自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诗经》的注释更加完备严密，三家反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了。
　　毛诗《关雎》的题解包括了对《诗经》的总论，后人称为“诗大序”，其余题解被称为“小序”。是毛诗诗学思想的总纲，主要观点为：
　　《毛诗序》特点：01、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诗教传统，保守性增强而批评性减弱 ；；
　　02、发展了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中积极的内容，并使之系统和深入 ；
　　情志统一、变风变雅、主文而谲谏（美刺讽谏说)、六义说——诗学思想
　　情志统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1、 《毛诗序》发挥“诗言志”的诗论传统，认为情志统一。
　　2、肯定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情由心而生，发言成诗，而诗抒发感情，表达心中的意志。这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更加清晰更加深入。
　　3、在情志关系上，注重志的含义。志，是意志怀抱，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
　　吟咏情性：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坏其旧俗者也。
　　《毛诗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发乎情，止乎礼义：故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毛诗序》所言“发乎情，止乎礼义”，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的保守性进一步加强的特点。它突出强调文艺必须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提出诗歌必须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必须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它是“兴观群怨”说的发展。
　　两点说明：
　　1、《毛诗序》的情志论是继承《尚书·尧典》而来，是对前人之说的继承和发挥；
　　2、毛诗序的情志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尚书·尧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情志论的发展
　　《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情志论对后世影响
　　1、重志：要求诗歌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对人进行道德规范教化。
　　2、重情：强调诗歌对于抒发情感的作用。
　　3、情志并重：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诗言志”理论的主流是情志并重。
　　情志论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进步性：《毛诗序》将情与志并提，对文学艺术情感特性的重视，说明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是一种进步。
　　——局限性：情志相比，情是第二位，志才是首要的。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没有经过封建道德规范的“情”必须经过封建道德规范的“志”来约束。
　　主文而谲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毛诗序》提出了“讽谏”说：
　　1、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
　　2、包含一定的民本思想，为后来进步的文学作家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3、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变风变雅：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1、《毛诗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2、“正变”说是对《诗》的一种理解，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
　　3、哀怨情感表达的合理性
　　两点说明
　　01、《诗经》集结时期的社会作用。
　　——观风俗，正得失——下刺上，达圣听
　　02、《诗经》被经学化后的社会作用。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两个影响：
　　1、某些诗篇确实起到了感动人心的教化作用。
　　2、过度吹捧诗经，将其经学化。
　　诗经可以兴观群怨
　　兴：启发鼓舞的感染作用；
　　观：考察社会现实的认识作用；
　　群：互相感化和互相提高的教育作用；
　　怨：批评不良政治的讽刺作用。
　　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赋此兴：诗的表现手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出。
　　风雅颂：诗的类型。先秦诗与乐合一，根据音乐的不同，《诗经》分为风(地方音乐)、雅(官廷音乐》和领(祭祀宗庙的歌舞曲词)。
　　小结：
　　《毛诗序》吸取了传诗经儒生们的意见，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等，为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毛诗序》提出的情志论以及诗六艺等理论有进步意义，但过分强调诗歌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是其局限性所在。
　　《毛诗序》对后人诗歌创作有指导意义影响深远。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班固从小受父亲治学思想的熏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潜心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当世重之，迁玄武司马，撰《白虎通德论》，征匈奴为中护军，兵败受牵连，死狱中，善辞赋，有《两都赋》等。《后汉书·班彪列传》：“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
　　与扬雄的思想不同，扬雄属于古文经学，坚持先秦的儒家传统；班固属于今文经学，是汉代谶纬神学化的儒学的拥护者。
　　奉旨修《汉书》，不仅继承了扬雄的思想，而且更激烈，并有神学迷信的色彩。
　　对赋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辞赋具有“润色鸿业”的意义和讽谏、教化的作用。
　　对屈原的评价：班固的人生观——“全命避害，不受世患”；
　　《诗·大雅》：“即明且哲，以保其身”——而屈原对统治阶级的“怨”过分了，又缺乏明哲保身的态度；屈原不应“露己扬才”，责数怀王，对君上不敬，不合臣道；而沉江而死，是与统治阶级决裂，更不能容忍。
　　他也反对屈原把大量的神话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
　　但班固肯定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
　　对司马迁的评价：汉明帝批评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班固竭力称颂，认为司马迁与屈原一样，对统治阶级的“怨”过分了。 （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三）白虎观会议到王朝灭亡
　　一、王逸，东汉文学家，《楚辞章句》作者。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襄阳宜城)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官至豫州刺史，豫章太守。参加编修《东观汉纪》 尤擅长文学，所著赋、、书、论及杂文21篇，又做《汉诗》123篇，后人将其整理成集，名为《王逸集》，多己亡佚，唯有《楚辞章句》一种完整地流传下来。
　　二、王逸论屈原：
　　对屈原的评价
　　1、班固以“经义”否定屈原精神，王逸则以“经义”维护屈原精神。
　　班固虽称屈作“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称屈原为“妙才”；但他对屈原精神则全盘否定。
　　王逸则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竟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hui自沈”，王逸批评班固“是亏其(屈原)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2、屈原的“怨”、“刺”与《诗经》“怨主刺上”同类。符合儒家经义。班固认为屈原作品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王逸则以《诗经》相类，指出《离骚》是“依托五经以立义”，认为符合“经义”。
　　这种论争以及王逸发愤所著《楚辞章句》，使屈原精神弘扬光大。
　　王充（27～约97），中国东汉思想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少时受业洛阳太学，师事班彪。晚年生活潦倒。王充在哲学上认为物质性的“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否定天人感应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在伦理思想上，王充认为，道德起源于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他赞成管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说：“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他主张人性有善有恶，但强调人性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是先秦以后对中国古代逻辑有贡献的思想家，较全面地阐述了论证问题。他提出的基本论证规则是 ：切忌“失之所对”，偷换概念，转移论题；不能“首尾相违”，自相矛盾；要文显言明，“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仅存《论衡》。其思想对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很有影响。
　　《论衡》的特点——唯物主义认识论
　　1、反对谶纬之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
　　2、否定先知之见。如无闻见，则无所状。须任耳目以定情实。
　　王充反对谶纬神学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其著作《论衡》中。批判神学荒诞、虚妄的同时，也提出了关于创作、审美的一系列文学艺术观点。
　　01、语言通俗易晓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睹之者，晓然若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
　　02、疾虚妄，务实诚，追求真美：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最。
　　真：道家指顺其自然，率性而为；儒家指道德真诚；王充所谓真是指人对“实诚”“实事”的正确判断和描述，提倡文章描写要与真实的事物一样，还要辨明真理，敢于非圣无法，问孔刺孟。
　　美：文章是真与美的统一。美既指形式之美，《答佞》篇“论说美丽”，“丽美之说”，指的就是言辞文采之美；也指内容之善，美善并称。“古贤文之美善可甘（《别通》）”。
　　03、增善消恶，为世用：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文人之笔，劝善惩恶。
　　文章与现实的关系：王充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特别是扬雄、桓谭等人的“尚用”观念，强调文章和著作必须对社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第一，要有为世用的内容；
　　第二，文章分辨是非的作用胜于其道德性和美刺教化作用。
　　04、反对尊古卑今，提倡独创：盖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儒生——通人——文人——鸿儒
　　前三种在学识上有差异，但是都属于“述”的范围，只有鸿儒有独立见解，“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
　　模仿、复古与创新：汉代经学以孔子为圣人，以经学为权威，天下之道尽在五经之中，要求在经的框架内对经注疏，对不变的道进行体认。对古书的模仿就是让道得以再现。王充反对文学语言上艰深古奥，“述而不作”贵古贱今，主张言文一致，通俗易懂，提倡独创。
　　汉人对屈原的评价（西汉）
　　贾谊：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刘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排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思想：其志絜，其行廉艺术：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汉人对屈原的评价（东汉）
　　扬雄：过以浮，蹈云天批评屈原极其华丽的文辞，不似儒家经典那样质朴；上天入地的夸张描写，大量的神话传说内容，不符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
　　班固：露才扬己批评屈原对君上“露才扬己”，自恃才高，是不合臣道之举；沉江而死，以死相弃绝，也是跨越臣道之行，不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原则。
　　王逸：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诗人之赋，赋莫深于《离骚》。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东汉后期文学批评发展特点
　　总体特点：文学的独立与自觉的逐渐形成
　　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1、“文章”观念的形成
　　“文学之士”（儒生）与“文章之士”（文学家）
　　到了魏晋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都是沿用这个文的概念。
　　2、图书分类上看，诗赋已经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从大文化中分离出来
　　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书》
　　3、文人地位提高
　　出现专门从事写作的文人：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刘向、王褒、扬雄、蔡邕
　　从范晔《后汉书》开始，史书分为儒林传、文苑传。
　　4、文体发展
　　不同文体在汉代逐渐成熟和定型。
　　东汉大文章家蔡邕，擅写各类文体；——为魏晋时期文体论开先河。
　　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正是在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
　　作业：
　　1、翻译《毛诗序》，并阐释其主要文学思想。（附原文）
　　2、根据所给的材料，解释发愤著书说。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附：《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睢》之义也。
　　第一，美是无功利的。
　　第二，美在于直观形式。
　　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在图画，入耳之声，无非诗料。 ——（李渔《闲情偶记》）
　　第一，活的形象是变动着的生命形象。
　　第二，活的形象是体现了人类精神活力的形象。
　　第三，活的形象是体现了人性辩证法的形象。
　　第四，活的形象是使美的对象成为审美主体的一个对话者。
　　第一，美的呈现感动并激活了人的情感。——交融、感动、畅神、澄怀、味象
　　第二，美所激发的情感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分享、共鸣
　　美是人类符号实践中显现的具有无功利性和感染力的活的形象。
　　（二）社会美
　　个体形象的美：人体形式、人格意蕴
　　社会关系的美：同情、协调、自由交往
　　社会文化的美：风俗、时尚
　　社会美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社会美体现了人的理想、社会美体现了人的内在品质
　　社会性、意蕴性、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