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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章 感应着时代的大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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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文学”
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浪潮。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农村相继实行联产计酬和承包责任制,城市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加快,依仗着强大的社会思潮而日益兴盛起来的文学创作也就有了相应的历史使命。
在新时期的知识分子看来,用文学来为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推波助澜,是义不容辞的。就社会思潮而言,“改革文学”是中国人在打碎精神迷梦之后的产物,人们需要重构精神信仰,重建精神家园,重新树立民族的自信心,这一切,似乎又成为文学工作的责任。
从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改革文学”似乎又重复了50年代国家政权利用文学创作来验证一项尚未在社会实践中充分展开其结局的政策的做法(例如50年代的农村题材创作)——改革事业本身是一项“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工作,文学家并不能超验地预言其成功和胜利。但不同的是,50年代的文学家们主要是作为国家政策的传话筒,而80年代的“改革文学”则表现出作家们对政治生活的强烈参与精神。
从题材来看,“改革文学”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反映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引起的①社会变化、②人的心理、③命运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在此列。“改革文学”与此前的“伤痕”“反思”等文学浪潮一样,都是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的直接体现。——参见:教材.pp.230-231
“改革文学”代表作家作品
发轫——蒋 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短篇,1979)
第一阶段——沙 叶新《假如我是真的》(剧本,1979);高晓声《李顺大造屋》(短篇,1979)、《陈奂生上城》(短篇,1980);何士光《乡场上》(短篇,1980)
第二阶段——张洁《沉重的翅膀》(长篇,1981);路遥《人生》(中长篇,1982);张炜《秋天的愤怒》(中篇,1985);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篇,1985);王 润 滋《鲁 班的子孙》(中篇,1983)
第一阶段:或是正面塑造英雄,鼓舞民众信心;或是对社会弊端予以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呼唤理想的英雄和新的社会秩序。
第二阶段: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教材.pp.232-233.
二、“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乔厂长上任记》
蒋 子龙,长刻画转折时期具有决心和魄力的改革家形象,以车间、工厂为主要叙事场域;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1979)、《开拓者》(1980)、《赤橙黄绿青蓝紫》(1981)等。
这是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眼睛;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润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他是机电局电气公司经理乔光朴,正从副局长徐进亭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在手里摆弄着。自从十多年前在“牛棚”里一咬牙戒了烟,从未开过戒,只是留下一个毛病,每逢开会苦苦思索或心情激动的时候,喜欢找别人要一支烟在手里玩弄,间或放到鼻子上去嗅一嗅。仿佛没有这支烟他的思想就不能集中。他一双活力十足的眼睛不能看到别人,只盯住手里的香烟,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着,里面坚硬的牙齿却在不断咬着牙帮骨,左颊上的肌肉鼓起道道棱子。
……
心情并不畅快的乔 光朴,看完一封封控告信,暴怒地把桌子一拍:“混蛋,流氓!”
他急促地在屋里走着,左颊上的肌肉不住地颤抖。突然,嘴里咯嘣一声,一个下槽牙碎成了两半。他没有吱声,把掉下来的半块牙齿吐掉。——摘自《乔厂长上任记》
三、“改革”浪潮中的小人物:《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1928——1999年),1979年发表《李顺大造屋》,1980年发表《陈奂生上城》。
《“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专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
《陈奂生上城》的故事情节
上城:“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力气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
生病:他只得找个位置坐下,耐性受痛,觉得此番遭遇,完全错在忘记了带钱先买帽子,才受凉发病。一着走错,全盘皆输;弄得上不上、下不下、进不得、退不得,卡在这儿,真叫尴尬。万一严重起来,此地举目无亲,耽误就医吃药,岂不要送掉老命!
住店:这陈奂生确是个向前看的人,认准了自然就干,但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他出了5元钱呢——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
回村: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
……
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高晓声的作品以表现当代农民的命运著称,短篇《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等,是当时有影响的作品。和大多数“反思小说”一样,人物的坎坷经历与当代各个时期的政治事件、农村政策之间的关联,是作品的基本结构方式。在这些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描写。……勤劳、坚韧中同时存在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麻木、愚昧的顺从。因为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上,提出了农民自身责任的问题,因此,这些小说被批评家看做是继续了鲁 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高晓声小说的语言平实质朴而有韵味,叙述从容、清晰。善于在叙述中提炼有表现力的细节,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他的有节制的幽默,也常以不经意的方式传达出来,在对人物适度的嘲讽中蕴涵着浓郁的温情,表现了一种将心比心的体谅。——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pp.266-267
四、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思考:《人生》
路遥(1949—1992年)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人生》的故事情节:小说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进城”追求和曲折经历,有相当一部分情节与路遥本人的经历相似。高中毕业、当过民办教师的农村子弟高加林原本有望去南京发展,但他在县城的记者事业刚起步不久,就因被告发“走后门”而再次回高家村当农民。与这一道路选择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是高加林在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情感抉择。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路遥。18岁时我再度高考失利,应聘了五六个工作都没人要,只能去当送杂志的零工,是《人生》改变了我,让我意识到不放弃总有机会,否则我现在还在踩三轮车。——马云
30年阅读史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路遥的《人生》。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上中学的孩子。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作品,都对我的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反而是这本《人生》。它让我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贾樟柯
《人生》讨论的核心问题
01、转折期间的社会矛盾
“大能人”、大队书记高明楼 “二能人”刘立 本
前公社文教专干、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 地区劳动局长高玉智
02、转折期间的人生选择(“虹”与“桥”的隐喻)
路遥:“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顺利的年轻人的形象,不应该离开作品的环境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一个模范,也不应该指责他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
03、转折期间的城乡关系
总体而言,《人生》的城乡书写与现代文学初期处理城乡问题的核心模式并无明显区别——固守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基调,强调城乡身份差异,放大政治矛盾。
体会《人生》城乡描写的差异
乡村: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蹿着。天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 —— 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城市:白天——“一片平房和楼房交织的建筑物,高低错落,从半山坡一直延伸到河岸上。亲爱的县城还像往日一样,灰蓬蓬地显出了它那诱人的魅力。”
夜晚——“各种建筑物在月亮和灯火交织的光气里,影影绰绰地显露了出来。” “城市的灯光已经渐渐地稀疏了,建筑物大部分都隐匿在黑暗中。”
在变动着的现实中,在他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有了强烈的感受之后,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而引起的骚动所折磨: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淳朴,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厌倦农村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他与刘巧珍的分手标志着与土地和它象征着的传统乡村生活的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合法却似乎不尽合情合理……但作者并没有回避高加林选择合理因素,高加林的悲剧同样给读者这样的启示:倘若古老而淳朴的乡村不能产生更高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倘若刘巧珍诚挚又深沉的爱情始终不能满足高加林个人愿望中的合理部分,那么,传统生活哲学如何说服他、束缚他呢?这里,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中对人物及其处境作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为瞭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到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中,在把矛盾与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启示给予了读者。
——参见教材.pp.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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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
课前阅读:
汪曾祺短篇小说《受戒》(1980)《大淖记事》(1981)
邓友 梅短篇小说《寻访“画儿韩”》(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