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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十章:生存意识与文学创作(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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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写实”的缘起
《上海文学》杂志1987年第8期发表池莉《烦恼人生》
编者的话:“它那完全生活化的尾随人物行踪的叙事方法;它那既有故事、又没有故事模式,让主人公面对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机缘、偶遇、巧合,自由行动,因而就像植物的生长发育那样,不是预先定型而是逐渐定型的结构形态;它那接近于提供生活的‘纯态事实’的原生美;它那希望由读者自己面对作品去思索,去作判断的意愿。”
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
昏蒙蒙的半夜里"咕咚"一声惊天动地,紧接着是一声恐怖的嚎叫。印家厚一个惊悸,醒了,全身绷得硬直,一时间竟以为是在噩梦里。待他反应过来,知道是儿子掉到了地上时,他老婆已经赤着脚蹿下了床,颤颤地唤着儿子。母子俩在窄狭拥塞的空间撞翻了几件家什,跌跌撞撞抱成一团。
他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开灯,他知道。一个家庭里半夜发生意外,丈夫应该保持镇定。可是灯绳却怎么也摸不着了!印家厚哧哧喘着粗气,一双胳膊在墙壁上大幅度摸来摸去。老婆恨恨地咬了一个字:"灯!"便哭出声来。急火攻心,印家厚跳起身,踩在床头柜上,一把捉住灯绳的根部用劲一扯:灯亮了,灯绳却也断了。印家厚将掌中的断绳一把甩了出去,负疚地对着儿子,叫道:"雷雷!"
儿子打着干噎,小绿豆眼瞪得溜圆,十分陌生地望着他。他伸开臂膀,心虚地说:"怎么啦?雷雷,我是爸爸哟!"老婆挡开了他,说:"呸!"
儿子忽然说:"我出血了。"
儿子的左腿有一处擦伤,血从伤口不断沁出。夫妻俩见了血都发怔了。总算印家厚首先摆脱了怔忡状态,从抽屉里找来了碘酒、棉签和消炎粉。老婆却还在发怔,眼里蓄了一包泪。印家厚利索地给儿子包扎伤口,在包扎伤口的过程中,印家厚完全清醒了,内疚感也渐渐消失了。是他给儿子止的血,不是别人。……
"孩子早给摔醒了!"老婆终于能流畅地说话了:"请你走出去访一访,看哪个工作了十七年还没有分到房子。这是人住的地方?猪狗窝!这猪狗窝还是我给你搞来的!是男子汉,要老婆儿子,就该有个地方养老婆儿子!窝囊巴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
其实房子和儿子摔下床有什么联系呢?老婆不过是借机发泄罢了。谈恋爱时的印家厚就是厂里够资格分房的工人之一,当初他的确对老婆说过只要结了婚,就会分到房子的。他夸下的海口,现在只好让她任意鄙薄。其实当初是厂长答应了他,他才敢夸那海口的。如今她可以任意鄙薄他,他却不能同样去对付厂长。
印家厚头一垂,怀着一腔辛酸,呆呆地坐在床沿上。印家厚等待着时机,要制止老婆的话闸必须是儿子。趁老婆换气的当口,印家厚立即插了话:"雷雷,乖儿子,告诉爸爸,你怎么摔下来了?"
儿子说:"我要屙尿。"
老婆说:"雷雷,说拉尿,不要说屙尿。你拉尿不是要叫我的吗?"
"今天我想自己起来……"
"看看!"老婆目光炯炯,说:"他才四岁!四岁!谁家四岁的孩子会这么灵敏!"
"就是!"印家厚抬起头来,掩饰着自己的高兴。并不是每个丈夫都会巧妙地在老婆发脾气时,去平息风波的。他说:"我家雷雷是真了不起!" 池莉《烦恼人生》1987
1、文学期刊——2、评论家——3、研讨会
雷达:《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论近期一些小说审美意识的新变》,《文艺报》1988年3月26日
吴秉杰:《面向生活的一种调整——评若干新近作家的创作》,《文艺报》1988年7月23日
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
雷达:《关于写生存状态的文学》,《小说评论》1990年第6期
《钟山》与《文学评论》1988年10月召开“现实主义与先锋派”研讨会
雷达:新现实主义 王干:后现实主义 丁帆:新写实主义 陈骏涛:现代现实主义
张韧、吴亮、许子东:新写实小说
《钟山》杂志1989年第3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
卷首语:“新写实小说……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艺术上的长处。”
——反讽、黑色幽默、荒诞主义、零度叙事……
二、方方、池莉的小说
九省通衢——百年码头——三镇合一——汉口租界
武汉,这个极具市民生活气息的内陆城市,其浪漫狂野的楚风遗韵、“九省通衢”的喧嚣、“好赌斗狠”的码头文化以及各自为阵的“私房”景观不同程度地为“新写实”小说提供了地域文化土壤。
池莉,1953年生于湖北仙桃,幼年随父母迁至武汉,立足于武汉进行写作。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放为知青,1976年就读于冶金医专(今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1979年任职于武钢卫生处流行病医生。1983年经成人高考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入武汉市文联《芳草》编辑部任文学编辑,1990年调入武汉文学院,曾任湖北文联副主席。1987年,以《烦恼人生》开启了“新写实”小说写作。《烦恼人生》与《不谈爱情》(1989)、《太阳出世》(1990)并称为“新写实三部曲”。代表作还有中篇小说《生活秀》《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来往往》《你以为你是谁》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1955年生于南京,2岁时因父亲参与三峡工程,全家迁至武汉。立足于武汉进行写作。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湖北电视台工作。1982年发表处女作《大篷车上》。1987年发表《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成为“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之一。1989年进入湖北作协,曾任湖北作协主席。代表作还有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落日》《乌泥湖年谱》《万箭穿心》,历史文化随笔《汉口的沧桑往事》《到庐山看老别墅》等。
……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
—— 波德莱尔《恶之花》
方方在书写底层时渗透“荒原”意识。“荒原感”是方方描写底层的文学创作的底色和基调,她撇开了生活中常见的温馨、趣味和生存幽默,裸露出粗糙恶劣的生存状态。
底层群体的荒原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物质荒原与精神荒原。其中生存空间的逼仄、物质财富的匮乏直接导致底层群体的爱情亲情遭到解构,人们为了生存做着人性的表演。
《风景》写了武汉最底层的平民区——河南棚子码头工人一家的生存遭际。父亲粗鄙凶悍,母亲风骚粗俗,他们生了十个儿女,除第八个儿子生下来半个月就夭折外,其余九个都像野草一样放任自流的生长。一家十一口人挤在一个不足13平米的窝棚里,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故事由死去的小八子来讲述(亡灵叙事 / 纵向视角)。情节的主线是父亲和七哥的故事,依次串起其余九个孩子的经历:大哥和邻居白礼泉的老婆枝姐的私情;二哥向往文明的生活,却因先后遭遇理想破败和爱情悲剧而自杀;三哥因杨朗而萌生了对女性的终身仇视;哑巴四哥过得和谐安稳;五哥六哥在生意场的奔波;大香小香庸俗的生活;以及七哥在被推荐读北大后,一步步摆脱了野狗般的地位,成为一个“人物”。种种这些,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真实的生存风景画。
请问:《风景》中描写了哪些敌对关系?
我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我听见他们每个人都对着窗下说过还是小八子舒服的话。我为我比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更多的幸福和宁静而忐忑不安,命运如此厚待了我而薄了他们这完全不是我的过错。我常常是怀着愧疚之情凝视着我的父母和兄长,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刻,我甚至想挺身而出,让出我的一切幸福与他们分享痛苦,但我始终没有勇气做到这一步。我对他们那个世界由衷感到不寒而栗。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为此我常在心里请求我所有的亲人原谅我的这种懦弱,原谅我独自享受着本该属于全家人的安宁和温馨,原谅我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
“陌生化”与“张力”:
A、贫穷与富有的敌对
B、父母与子女的敌对
C、男性与女性的敌对
D、生者与死者的和谐
三、刘恒、刘震云的小说
刘恒,原名刘冠军,1954年生于北京。作家,编剧。中学毕业后在海军服役六年,退伍后当了四年工人。1977年发表处女作《小石磨》。1979年调入北京市文联,任《北京文学》编辑。1986年发表《狗日的粮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8年凭小说《天知地知》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还有《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黑的雪》等。同时也是著名影视作品《秋菊打官司》《云水谣》《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的编剧。
刘震云,1958年生于河南新乡。作家,编剧。1973年入伍,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中学教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进入《农民日报》工作。198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塔铺》,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1年发表“新写实”小说《一地鸡毛》。代表作还有《手机》《故乡天下黄花》《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上述作品大多被搬上荧幕,刘震云任编剧。
《狗日的粮食》1986
日后人们记起杨天宽那天早晨离开洪水峪的样子,总找不到别的说法儿。他们只记住了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
“他背了二百斤谷子。”
这没滋没味儿的话说了足有三十年。它显不出味道是因为那天早晨以后的日子味道太浓的缘故。
杨天宽是趟着雾走的,步子很飘。他背着花篓,篓里竖着粮袋,鼓的。这些都陷入白烟,人们疑心他背着空篓。但他前几日的确跟各家借过粮食,谷子的用处也吞吐着挑了。他走得健就是因了这个。
人们只知道天宽娶了个瘿袋婆,丑得可乐,却不想生得这般俐口,是个惹不得的夜叉,都不敢来撩拨了。天宽也由此生出一些怕来,女人的瘿袋越骂越亮,圆圆的象个雷,他便矮下三寸去,觉着自己做个男人确是活得不带劲,比不上这娘们儿豁爽。……
孩儿们名字却好,都是粮食。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儿子,叫个二谷,两谷夹四豆,人丁兴旺。可一旦睡下来,撂一炕瘪肚子,天宽和女人就只剩下叹息。
几个孩子舌头都好,长而且灵活。每日餐后他们的母亲要验碗,哪个留下渣子就逃不脱骂和揍:“就你短舌,舔喽!”
脑勺上挨一掌,腮上掉着泪,下巴上挂着舌,小脸儿使劲儿往碗里挤,兄妹几个干得最早、最认真的正经事就是这个。外人进了天宽家,赶巧了能看见八个碗捂住一家人的脸面,舌面在粗瓷上的磨擦声、叭嗒声能把人吓一大跳。……
那年头天宽家坟场没有新土,一靠万幸,二靠这脏嘴凶心的女人。
这歌是复调,一遍一遍唱。月亮把那脖上的瘿袋照成个白球,在黑院里闪。天宽撸一把酸鼻涕,点个马灯拎着去了。
有睡不实的乡邻,半夜里听到瘿袋到水泉担水,白薯脚在石板上踏踏地蹭,又听到蒜臼响,响得很脆,啪啪的象是硬壳碎了。以后就没有声音。
天宽趴在山道上拿马灯东照西照的时候,他女人卧在席上服了苦杏仁儿。天上有不少星星,眨着眼冷冷地瞧着他们。
天宽耗尽了灯油回家,隔二里地就听到村里有惨哭。是自己那窝粮食在响。院子里嘈杂,豆子们从门里滚出来迎他:“爹,快看娘!”他一听就怕了,硬挺着踱到炕前,老娘们儿丑脸歪着,还有气,只是喘得骇人。他从二谷手里接过碗来,在粗瓷儿上抹下一指杏仁儿渣子,这才记起她一天不曾吃什么。她再不想惦记吃,所以她就吃了这个。一辈子不饥,天宽也有吃的意思了。
黎明时分,一扇门板离了村庄。几个邻家后生抬举着,瘿袋高高地睡在上边,眼脸发荣光,大谷在前头引路,天宽由叔伯兄弟天德陪着殿后,一行人在雾里向山下滑。天宽迷迷登登走路,恍然回到差不多二十年前的那个早晨,但二百斤谷子正沉得把他压扁,压做薄薄的骨饼。
一袋粮食买回,刚够助丧的众乡亲,饱食一顿,天宽的一家自然也扎进人堆抢吃,吃得猛而香甜。他们的娘死也对得起他们了。
“明儿个吃啥?”
夫妻合谋的事,剩天宽独自苦想,他深知了女人的不易。夜里头赤条条翻身,被里的空儿叫他心痛,接着就有女人脆响的脏话传:“狗日的……粮食!”
这仁义的老伴儿竟去了。……
老辈儿人却爱讲瘿袋的故事。开头便是:“他背了二百斤谷子。”语调沉在“谷子”上,意味着那不是土、不是石头、不是木柴,而是“谷子”是粮食,是过去代代人日后代代人谁也舍不下的、让他们死去活来的好玩意儿。
曹杏花因它而来又为它而走了,却是深爱它们的。
“狗日的……粮食!”
哪里是骂,分明是疼呢。是不是骂,骂个谁,得问在她坟上溜达的天宽,老家伙心里或许明白。
《局外人》似的“零度写作”
《一地鸡毛》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小林在单位和家庭的种种遭遇和心灵轨迹的演变。从菜篮子、妻子、孩子、豆腐、保姆、单位中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里,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在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
“豆腐”风波、保姆问题——□□老头暗讽——为调动求人遭拒、送可乐被羞辱——老师来访、孩子染病、妻子不快——小姨子班车、印度家庭、入托——买“爱国菜” 卖鸭子、□□老头求助
、收下微波炉 送炭火
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一斤豆腐有五块,二两一块,这是公家副食店卖的。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排队也不一定每天都能买到豆腐,要么排队的人多,赶排到了,豆腐也卖完了;要么还没排到,已经七点了,小林得离开豆腐队去赶单位的班车。最近单位办公室新到一个处长老关,新官上任三把火,对迟到早退抓得挺紧。最使人感到丧气的是,队眼看排到了,上班的时间也到了。离开豆腐队,小林就要对长长的豆腐队咒骂一声:
“妈拉个×,天底下穷人家多了真不是好事!”
但今天小林把豆腐买到了。不过他今天排到七点十五,把单位的班车给误了。不过今天误了也就误了,办公室处长老关今天到部里听会,副处长老何到外地出差去了,办公室管考勤的临时变成了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这就不怕了,于是放心排队买豆腐。豆腐拿回家,因急着赶公共汽车上班,忘记把豆腐放到了冰箱里,晚上回来,豆腐仍在门厅塑料兜里藏着,大热的天,哪有不馊的道理?
豆腐变馊了,老婆又先于他下班回家,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四、“新写实”的文学史意义
1、对寻根文化的反拨:
01、摒弃了寻根文学的浪漫期待,更关注的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现状以及与之相应的性格与心理状态,而嘲弄各种超越于现实的崇高理想和人生目标。
02、放弃了对生活背后隐藏着的“意义”和“真谛”的探寻,而把生活的意义限定对生活本相的描写之中,回避对日常生活现象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2、对先锋文化的反拨:
01、从思想层面上看,表现出对世俗人生、大众趣味的亲和甚至趋附。
02、从技术层面来看,以传统的写实为基础,表现出对大众阅读习惯的认同,甚至投其所好地制造出在内容和形式上“可读”的文本。
03、然而,由于生活自身的特点,看似毫无操作技巧的“新写实”小说也难免带有反讽,黑色幽默,荒诞等因素。
3、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反拨:
01、革命现实主义中“大写的人”为“小写的人”所取代。
02、“生活的故事”为“活着的故事”所取代。典型化、纵深感被零散化和平面感所取代。
03、细节真实为自然主义式的真实细节所取代。
04、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为冷静的客观主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