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二》荼尛尛

11、第十章：生存意识与文学创作（下）

　　一、“新历史”小说
　　与新写实小说同根异枝而生的新历史小说，是新写实小说家把目光转向历史题材而派生出来的，如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半月营》等）、苏童的“妇女生活”系列（《红粉》《妻妾成群》等）、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等）。
　　这些作品除了具备新写实小说关注日常生活及其真实细节、关注小人物的生存境况与生存意识等特征之外，还表现出对传统历史观念的质疑和反拨。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多运用诸如偶然性覆盖必然性、以静止观质询发展观、以荒诞性挑战合理性等“反史诗性”的叙述策略，表现出一代人对历史的新的感受和理解。
　　二、莫言的《红高粱》1936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童年时，经历了中国“□□”，“吃不饱”成为了莫言童年中最深刻的记忆（见《吃事三篇》）。小学五年级时，因“□□”辍学，在农村劳动长达十年时间，靠《新华字典》认字。1976年参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干事等职，开始接触文学。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院校文学系。1985年，在《中国作家》发表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2012年，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发言
　　《透明的胡萝卜》1985
　　讲述的是一个顶着大脑袋的黑孩 ，从小受继母虐待，因为沉默寡言，经常对着事物发呆，并对大自然有着超强的触觉 、听觉等奇异功能的故事。
　　黑孩、小石匠、小铁匠、菊子姑娘
　　他直起腰，走到萝卜地中央，蹲下去，看到萝卜垅里点种的麦子已经钻出紫红的锥芽，他双膝跪地，拔出了一个萝卜，萝卜的细根与土壤分别时发出水泡破裂一样的声响。黑孩认真地听着这声响，一直追着它飞到天上去。……他希望还能看到那天晚上从铁砧上看到的奇异景象，他希望这个萝卜在阳光照耀下能象那个隐藏在河水中的萝卜一样晶莹剔透，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但是这个萝卜使他失望了。它不剔透也不玲珑，既没有金色光圈，更看不到金色光圈里苞孕着的活泼的银色液体。
　　莫言创作年表：
　　1985，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我与暖姑的故事）
　　1986，中篇小说《红高粱》（我爷爷和我奶奶抗日的故事）
　　1988，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篇小说《酒国》
　　进入北师大创作研究班
　　出版小说集《爆炸》
　　1989，中短篇小说集《欢乐十三章》
　　1993，长篇小说《酒国》（酒国人吃掉婴儿）、《食草家族》（人类渴望食草净化心灵）
　　1995，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母亲孕育了八个女儿和上官金童）
　　2001，长篇小说《檀香刑》（1900年，义和拳、高密猫腔和八国联军的历史）
　　2003，长篇小说《四十一炮》（从炮孩子罗小通口中讲出的90年代农村改革）
　　2006，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地主西门闹的六道轮回）
　　2009，长篇小说《蛙》（计划生育），2011年，《蛙》获茅盾文学奖
　　2012，获诺贝尔文学奖
　　2019，短篇小说《等待摩西》
　　2020，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
　　《红高粱》1986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01、叙述人“我”的故事
　　02、我爷爷于占鳌带着我爹豆官抗日的故事
　　03、刘罗汉大爷慷慨赴死的故事
　　“我查阅过县志，县志载：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伏累计四十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骡马被劫掠一空。农民刘罗汉，乘夜潜入，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
　　04、我爷爷和我奶奶戴凤莲的爱情故事
　　我们村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东北乡，人万干，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粑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她是三九年八月中秋节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那时她因腿上生疽跑不动，被丈夫塞进地瓜窖子里藏起来，天凑地巧地活了下来。老太婆所唱快板中的戴凤莲，就是我奶奶的大号。

　　奶奶坐在憋闷的花轿里，头晕眼眩。罩头的红布把她的双眼遮住，红头布上散着一股强烈的霉馊味。她滑起手，掀起红布——曾外祖母曾千丁叮咛万嘱咐，不许她自己揭动罩头红布—— 一只沉甸甸的绞丝银镯子滑到小臂上，奶奶看着镯子上的蛇形花纹，心里纷乱如麻。温暖的薰风吹拂着狭窄的土路两侧翠绿的高粱。高粱地里传来鸽子咕咕咕咕的叫声。刚秀出来的银灰色的高粱穗子飞扬着清淡的花粉。迎着她的面的轿帘上，刺绣着龙凤图案，轿帘上的红布因轿子经年赁出，已经黯淡失色，正中间油溃了一大片。夏末秋初，轿外阳光茂盛，轿夫们轻捷的运动使轿子颤颤悠悠，拴轿杆的生牛皮吱吱驵哑地响，轿帘轻轻掀动，把一缕缕光明和一缕缕比较清凉的风闪进轿里来。奶奶浑身流汗，心跳如鼓，听着轿夫们均匀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声，脑海里交替着出现卵石般的光滑寒冷和辣椒般的粗糙灼热。
　　……轿夫们中途小憩，花轿落地。奶奶哭得昏昏沉沉，不觉把一只小脚露到了轿外。轿夫们看着这玲珑的、美丽无比的小脚，一时都忘魂落魄。余占鳌走过去，弯腰，轻轻地，轻轻地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着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地送回轿帘内，奶奶在轿内，被这温柔感动，她非常想撩开轿帘，看看这个生着一只温暖的年轻大手的轿夫是什么样的人。
　　石桥附近传来大喇叭凄厉的长鸣和机枪分不清点儿的射击声。奶奶的血还在随着她的呼吸，一线一线往外流。……奶奶欣慰地微笑着，看着湛蓝的、深不可测的天空，看着宽容温暖的、慈母般的高粱。奶奶的脑海里，出现了一条绿油油的缀满小白花的小路，在这条小路上，奶奶骑着小毛驴，悠闲地行走，高粱深处，那个伟岸坚硬的男子，顿喉高歌，声越高粱，奶奶循声而去，脚踩高粱梢头，象腾着一片绿云……

　　那人把奶奶放到地上，奶奶软得象面条一样，眯着羊羔般的眼睛。那人撕掉蒙面黑布，显出了真像。是他！奶奶暗呼苍天，一阵类似幸福的强烈震颤冲激得奶奶热泪盈眶。
　　余占鳌把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棵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模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串流不息。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风平浪静，一道道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烈。
　　……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篾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
　　《红高粱》与“新历史”
　　1、语言的“感官化”，细节逼真
　　以往的小说语言为了具象的“如在目前”的效果和现实的逼真性，主要运用现在时态和叙述的顺序性，以掩饰它的回忆性和回忆对往事的择取痕迹。看来，莫言并没有完全背离小说的这一原则，相反他灵敏度极亳的笔触把这一原则深化了，这就是人们在评论中提到的莫言小说语言的“感官化”。这种例子在《红高粱》中比比皆是:
　　“高粱晃动激起的小风在父亲头上短促出击……”
　　“飞散的高粱米粒在奶奶脸上弹跳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开的双唇间，搁在她清白的牙齿上。”
　　“奶奶象岸愈离愈远，雾象海水愈近愈沟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象抓住一条船舷。”
　　“她的缩得只如一只拳头那么大的思维空间里，盛着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
　　这里，不仅有对具象的显微描写，也有对意念感觉的具象刻画，使“画面”呈现出高度清晰的迫人效果。此外，对话中浓郁的山东乡音声口，人物身形眉眼的准确表现，民风民俗的逼真反映，都使莫言的《红高粱》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
　　——贾清云.《红高粱》短评[A].刘锡庆主编.寻根小说[C].1992,pp.226-227.（下同）

　　2、回忆的“自觉性”，背离“真实”
　　真实本身就是一个含义莫明的概念。小说中的细部真实至少受到二个方面的怀疑，一是写作总是迟于生活，二是语言指涉对象时不可避免的失真乃至歪曲。莫言不但不掩饰写作和语言的这种特征，反而以一种文学的自觉突出这种特性、运用这种特性。他把小说叙述语言的现在进行时态的真切性同小说实际上或者说本质上的回忆性同时表达出来，于是创造了一种莫言独创的语言称谓，那就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这种称谓本身在实际运用中包含着确定的意指内涵，在《红高粱》中成了一个回忆的标记符号。不仅如此，这个回忆的标记符号，在小说中被放在现在进行时态的小说叙述的主语上，立即造成一种含义深长的时间张力，使人沉浸于往事的图画中，又使人超然于这幅图画，感知时间矢量的无情飞逝,体味人生的沧桑之感。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文学独具的那份公正和客观：“我爷爷”“我奶奶”英勇风流，心灵无羁，但他们都过时了，他们早已丧失了自己赖以存在的时间段落，他们只能生存于小说的回忆之中，而这种回忆正如遥遥的目光，无法穿透时间的障壁。从这种感悟中能够产生一种真正的冷静：我们在具体时空中的见解与激情，有待时间的淘洗与判定。
　　三、陈忠实的《白鹿原》1993
　　陈忠实（1942—2016）出生于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第34中，担任过农村中小学教师，1965年开始创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共发布《康家小院》、《初夏》、《十八岁的哥哥》等中篇小说9部，短篇小说80余篇。1993年6月发表50余万字的大作《白鹿原》，1997年该作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白鹿原》迄今发行逾200万册，是90年代最引人瞩目的长篇小说。
　　王全安执导电影版《白鹿原》 2012年上映、陕西人艺版《白鹿原》 2016年3月首演
　　中戏版《白鹿原》 2013年12月首演、刘进执导电视剧版《白鹿原》 2017年首播
　　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白嘉轩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换，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故事空间：
　　白鹿原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地跨长安区（原长安县）、灞桥区、蓝田县两区一县的灞河、浐河之间，东起点与篑山相接，西到西安和长安，南依秦岭终南山，北临灞河，居高临下，是古城长安的东南屏障。因传说周平王迁都洛阳途中，曾见原上有白鹿游弋而得名。汉文帝灞陵位于塬上，故亦称灞陵原。又因居灞水（灞河）之上，故古代又称灞上。由于地处京郊且地势开阔，唐以来，显贵死后多葬于此，原上献出土了皇室亲王、公主、刺史等高级官吏的墓志铭百余方。
　　今陕西蓝田辖区内的孟村和安村，被认为是《白鹿原》的创作地。安村乡有一个有名的村子——白村，村里有两个姓氏大户，被看做是白家和鹿家的原型。陈忠实构思《白鹿原》时，曾在陕西老家沉心静气两年时间，多次往返蓝田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
　　人物关系：

　　“白鹿原上最好一个长工去世了！”
　　“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

　　“你说啥最珍贵？钱吗地吗家产吗还是势吗？都不是。顶珍贵的是 —— 人。”
　　情节：
　　一至五章：
　　滋水县白鹿原。白嘉轩六婚六丧，谣言纷纭；
　　白嘉轩大雪中偶得奇草，姐夫朱先生道破天机；
　　白嘉轩借口娶妻，巧得白鹿风水地，迁父坟至此；
　　药材掌柜吴长贵为报恩嫁女仙草，生下马驹（白孝文）、骡驹（白孝武）、牛犊（白孝义）、女儿白灵；
　　吴长贵赠罂粟种，白嘉轩发财带动全村，朱先生奉县令查禁烟苗，却生生不息；
　　李寡妇一地两卖，白鹿纠纷，朱先生调和，二人和好，滋水县令赠碑批为“仁义白鹿村”；
　　白鹿二家合修祠堂，孝文、孝武，兆鹏、兆海及白家长工鹿三之子黑娃（鹿兆谦）进学堂读书，后来除黑娃外，均进入朱先生白鹿书院。
　　一至五章铺开了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常态，从娶妻生子、土地种植一直写到翻修宗祠和兴办学堂，整个白鹿原被纳入旧生活的常规。
　　白嘉轩这个人物在前五章中凸显出来。他身上有这样的特质：
　　1、一个宗法制度的恪守者
　　为人：讲求仁义，谨言慎行；为父：耕读传家，晓以礼义；
　　为族长：敬祖宗，立族规，守祠堂。（孝文/孝武/孝义）
　　2、一个忠于土地的农民
　　六至十章：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张总督请朱先生出山，以言语退方巡抚之西安二十万大军。朱先生有感拟《乡约》，道“德言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白鹿二人命碑刻乡约于祠堂，白鹿村民风由此柔和；
　　改朝换代，中华民国。鹿子霖任保障所乡约。为抗缴“印章税”，白嘉轩请学堂徐先生写鸡毛帖起事，和尚、鹿三带头“交农”。“印章税”作废，县长被撤。
　　冷先生与白鹿二家结亲，大女儿与鹿兆鹏，二女儿与白孝武。白孝文另结亲事；
　　白灵放脚进学堂，后闹着进城读书；
　　黑娃出门熬活，带回郭举人之妾田小娥，被鹿三赶走，到村东一孔破窑住下；
　　白鹿书院关闭，孝文、孝武回家。孝文完婚，夜夜纵欲，白赵氏无力阻拦，嘉轩出面训斥。与此相反，兆鹏力抗包办婚姻，拒绝与新媳同房，逃至白鹿镇新式学堂当校长。
　　从第六章开始，作家着手设置境遇。
　　第一个境遇是改朝换代。“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呢？”朱先生于是拟定了一份《乡约》，似乎有了群体规范就可以保证稳态。然而，这《乡约》却约不住外部社会，便爆发了“交农事件”。“交农”虽说是群体对外界社会的抗争，但这事件中每个人都为自己今后的命运埋下了种因。事件过后，初级群体在内部蕴蓄着，尤其是兆鹏、兆海、孝文、黑娃、白灵等新一代开始在新形势下成长。
　　鹿三的忠仆形象鲜明起来。
　　1、带头交农。既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也是白嘉轩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2、赶走黑娃与田小娥。首先请示白嘉轩，要求带新媳进祠堂拜祖宗。得知小娥的“婊子”身份之后，“一进门就抽了黑娃一记耳光，自己同时也跌到在地人事不省。”被酒醒后，“快快把这个婊子撵走！你要是舍不下她，你就不是我的儿，你就立马滚出去！永生永世都甭进我的门！”
　　十一至十七章
　　白腿乌鸦兵（□□军阀）进村征粮。鹿兆鹏领黑娃、韩裁缝烧粮台；
　　国共合作，国民革命。鹿兆鹏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揭露总乡约田福贤等侵吞赃款；韩裁缝继续从事地下活动；黑娃参加“农讲所”，誓要在白鹿原刮起“风搅雪”，建立农协，砸掉“仁义白鹿村”的石碑，刀铡碗客；
　　鹿兆海与白灵投掷铜元，决定兆海为“共”，白灵为“国”；
　　1927年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田福贤复职，整治农协；白家率领族人补碑祭奠；鹿兆鹏转入地下，黑娃投奔国民革命军习旅长；
　　田小娥被威胁供出黑娃下落，求助鹿子霖。鹿子霖趁机霸占田小娥。当被流浪汉狗蛋发现时，鹿子霖设计捉奸，小娥在祠堂受刺刷之刑；鹿子霖将责任推给白嘉轩，唆使小娥色诱白孝文成功，白嘉轩发现，与孝文分家。
　　习旅暴动失败，黑娃投匪大拇指。土匪进村，打断白嘉轩的腰。兆海白灵一个改“国”一个改“共”，一对情侣再次各奔东西。
　　从第十一章开始，作家设置了第二个境遇：白腿乌鸦兵围城。在围城事件中，白鹿原社会群体尽管仍作为一体来同外界社会抗争，然而，已经从个人的不同斗争方式上预示了群体的分化。
　　接着是第三个境遇：农□□动及国共分裂。至此，群体已分化出三种势力：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岳维山，总乡约田福贤，乡约鹿子霖 / 国民党军官鹿兆海）、共产党（韩裁缝、鹿兆鹏、白灵）与土匪（黑娃、大拇指）。白嘉轩作为族长尽管还在不遗余力地恢复群体的稳定，但已经回天乏力了。
　　黑娃与田小娥也是这一部分的重要形象。
　　他们的本性都是好人，体现着最原始的生存欲望，却也在特殊的背景下承受着最残酷的境遇。这两个人没有土地，没有根，在大形势面前只能随波逐流。
　　十八至二十八章
　　白鹿原大旱、饥荒。白孝文染上烟瘾，卖田卖房，与小娥厮混，饿死媳妇。
　　鹿兆鹏从事地下活动被田福贤抓住。鹿子霖表面大义灭亲，暗地求助冷先生。冷先生以十个药麻袋装硬洋贿赂田福贤，救出女婿。
　　孝文讨饭，饿晕在野外。鹿三不屑，要他去抢舍饭。孝文抢舍饭途中，被鹿子霖拉去，到县保安大队做文秘书手。朱先生也参与抢舍饭，引起轩然大波。
　　小娥被鹿三用梭镖杀死。黑娃潜入白家报仇，得知真相，悲愤离去。白鹿原终降大雨。
　　由于叛徒出卖，红三十六军溃败。兆鹏躲入朱先生处，险些被白孝文等抓住。
　　白灵积极从事地下党活动。与兆鹏假扮夫妻，假戏真做。后来到了延安，因王明□□路线的错误被活埋。死时白鹿精魂入白嘉轩与朱白氏之梦。
　　小娥鬼魂作乱，白鹿原瘟疫。鹿三媳妇、仙草病死，鹿三被小娥附体。鹿子霖怂恿村中老者呼吁为小娥修庙，白嘉轩执意用六棱砖塔镇压小娥。
　　白孝文升任营长，荣归白家祭祖。鹿兆鹏媳妇当活寡妇，意淫公公，终于发疯。
　　第四个境遇：年馑与瘟疫。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八章是小说最出色的十章，大自然的参与加剧了社会的变动，已经完全成熟了的年轻一代，以各自的方式投入行动，群体中每一个人，包括此前被置于后景上的妇女都在灾难的漩涡中打转浮沉。（白孝文媳妇大姐儿、鹿惠氏、仙草先后死去，白赵氏顽强生存。小娥死后冤魂作怪，却最终被镇压。）自然灾害过后一片死寂，群体还没来得及恢复，就又被卷入社会灾难的漩涡。
　　二十九章
　　抗日战争。鹿兆海战死，留给朱先生四十三撮倭寇头发。朱先生带头发表《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欲投关中军十七师打倭寇，却得知十七师已受□□命进北山围剿红军，也得知鹿兆海是被红军打死。
　　三十至三十四章
　　日本投降，解放战争掀起。国民党征兵逼村民买卖壮丁，鹿子霖因鹿兆鹏的共产党活动被抓。鹿贺氏卖田卖房，赎回鹿子霖。兆海遗孤被送回白鹿原。
　　大拇指被毒死，黑娃揪内鬼弄得山寨一片惶然。白孝文趁机说服黑娃归顺保安团。鹿三去世。黑娃戒烟、娶秀才之女高玉凤、拜朱先生为师，“学为好人”、回乡祭祖。
　　孝义夫妇不孕，白嘉轩策划引三媳妇怀上鹿三之子兔娃的种。
　　朱先生将《滋水县志》付印完毕。由朱白氏剃头后，安然长逝。死时，白鹿精魂跃上平原。朱先生头枕著作下葬。
　　鹿兆鹏策动保安团起义。多年后，滋水县被解放。白孝文县长以三项罪名处死鹿兆谦副县长。白嘉轩大病一场，病愈后依旧放牛，鹿子霖却已疯了。
　　第五个境遇是抗日战争。大概由于西部未曾沦陷，作家才没有对此展开描写，只是用反讽手法写了朱先生投军与兆海之死。
　　第六个境遇是解放战争。这最后的五章写得也很动人，尤其是卖壮丁与策反保安团，写得有声有色。决定整个民族命运的大决战，自然也决定了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命运，每个人物都走向自己的归宿。不难看出，结局中笼罩着悲剧气氛。朱先生的死，黑娃的死，鹿子霖的疯，白嘉轩的残，以及鹿兆鹏的下落不明，共奏出一曲挽歌，似在挽悼旧的白鹿原的终结。

　　艺术特点：
　　1、意象鲜明，民族史诗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这就是白鹿原。”
　　2、语言特殊，大气磅礴
　　第33章：“朱先生趁送书的机会又一次游览了滋水故地，感受愈加深刻，滋水县境的秦岭是真正的山，挺拔陡峭巍然耸立是山中的伟丈夫；滋水县辖的白鹿原是典型的原，平实敦厚坦荡如砥，是大丈夫的胸襟；滋水县的滋川道刚柔相济，是自信自尊的女子。川山依旧，而世事已经陌生。”
　　旱灾后的白鹿原：从原顶到坡根的河床，整个原坡自上而下从东到西摆列着一条条沟壑和一座座卯梁，每条又大又深的沟壑统进几条十几条小沟，大沟和小沟之间被分割出一座或十几座卯梁，，看去如同一具剥撕了皮肉的人体骨骼，血液当然早已流尽苦竭了。一座座卯梁千姿百态奇形怪状，有的像展翅翱翔的苍鹰，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昂首急驰的野马，有的像静卧倒嚼的老牛；有的酷似微微独立的雄狮，有的恰似一只匍匐着的疥蛙。它们其实更像是镶嵌在原坡表层的一幅幅动物标本，只有皮毛只具形态而失去了生命活力。
　　3、从人性本身解释历史，从白鹿原这片土地解读人性
　　《白鹿原》除了用文化眼光统帅全局，化解全局外，最突出的特点是，找到了一种有能量、有张力的叙述方式。它有如一股叙事流，融动作、心理、质感、情绪于一体，推动情节，充满动势，浩浩乎慢流而下，取代了笨拙的对话和慢悠悠的描写。它的意义绝不限于叙述语言。它是一种浓度很大的、致力于回到事物本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表现。
　　《白鹿原》有两方面极具突破意义：一是强烈的，不可臆测的命运感。每个人物都沿着自己的命运轨迹在运动，到处都是活跃的元素，而每个人的命运又都不是直线，无不极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冲波逆折、腾挪跌宕之妙。这里并无人为的编造痕迹，而是人生的复杂、曲折、丰富的真实显现，是深化了的现实主义的表征。
　　第二个方面更加重要。那就是，随着作者对人本身的重新发现，人的自身世界的扩大，作者表现人的手段也更加丰富，突破了拘守理性的传统现实主义的疆界。作者把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性力、死亡意识等现代主义感兴趣的领域和手段，大胆借进了自己的方法世界。
　　——雷达.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四、余华《活着》1993
　　故事梗概：
　　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正待浪子回头，准备好好过日子时，因为出门给母亲抓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被解放军俘虏并放回家，得知母亲已去世，妻子拉扯着一双儿女。女儿因为五岁时一场高烧变成了聋哑人，儿子倒是聪明活泼。
　　在经历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大炼钢铁、□□、□□等一系列变革的几十年中，儿子有庆替县长太太献血而死、女儿凤霞难产而死、妻子家珍病死、女婿二喜打工被水泥板夹死，孙子苦根被豆子撑死……生命里难得的温情被一次次死亡撕得粉碎。福贵和他的老牛“福贵”仍然奇迹般地活着。如果从旁观者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可当他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竟然充满了幸福和欢乐。
　　文本细读：[有庆]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
　　我对爹娘的坟说：
　　“有庆要来了，你们待他好一点。他活着时我对他不好，你们就替我多疼疼他。”
　　有庆躺在坑里，越看越小，不像是活了十三年，倒像是家珍才把他生出来。我用手把土盖上去，把小石子都拣出来，我怕石子硌得他身体疼。

　　家珍哭着说：
　　“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那两个影子又黑又大，一个躺着，一个像是跪着，都是一动不动，只有二喜的眼泪在动，让我看到一颗一颗大黑点在两个人影中间滑着。我就跑到灶间，去烧些水，让二喜喝了暖暖身体，等我烧开了水端过去时，灯熄了，二喜和凤霞睡着了。
　　那晚上我在二喜他们灶间坐到天亮，外面的风呼呼地响着，有一阵下起了雪珠子，打在门窗上沙沙乱响。二喜和凤霞睡在里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寒风从门缝冷飕飕地钻进来，吹得我两个膝盖又冷又疼，我心里就跟结了冰似的一阵阵发麻，我的一双儿女就这样都去了，到了那种时候想哭都没了眼泪。

　　家珍像是睡着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家珍捏着我的手凉了，我去摸她的手臂，她的手臂是一截一截凉下去，那时候她的腿也凉了，她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我的手贴在家珍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像是从我的手指缝里一点一点漏了出来。

　　“家珍死得很好。”福贵说。那个时候下午即将过去了，在田里干活的人开始三三两两走上田埂。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上，不再那么耀眼，变成了通红一轮，涂在一片红光闪闪的云层上。
　　两种叙述声音：采风人“我”与福贵

　　我说：“你爹不会来接你，我也不能送你回去，你爹死了。”
　　他说：“我知道他死了，天都黑了还不来领我？”
　　我是哪天晚上躺在被窝里告诉他死是怎么回事。我说人死了就要被埋掉，活着的人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过了两天，我想该让他看看二喜的坟了，就拉着他走到村西，告诉他，哪个坟是他外婆的，哪个是他娘的，还有他舅舅的。我还没说二喜的坟，苦根伸手指指他爹的坟哭了，他说：
　　“这是我爹的。”

　　他还没有站起来的意思，我知道他的讲述还没有结束。我心想趁他站起来之前，让他把一切都说完吧。我就问：
　　“苦根现在有多大了？”
　　福贵的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我分不清是悲凉，还是欣慰。他的目光从我头发上飘过去，往远处看了看，然后说：
　　“要是按年头算，苦根今年该有十七岁了。”

　　苦根是吃豆子撑死的，这孩子不是嘴馋，是我家太穷，村里谁家的孩子都过得比苦根好，就是豆子，苦根也是难得能吃上。我是老昏了头，给苦根煮了这么多豆子，我老得又笨又蠢，害死了苦根。
　　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

　　“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我怕它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就多叫出几个名字去骗它，它听到还有别的牛也在耕田，就不会不高兴，耕田也就起劲啦。”
　　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

　　两个福贵的脚上都沾满了泥。走去时都微微晃动着身体。我听到老人对牛说：
　　“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就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
　　作品评价：
　　我曾经以作者的身份议论过福贵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您的小说《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活着而不是幸存？生活与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日文版自序）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韩文版自序）
　　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中文版自序）

　　《活着》与《白鹿原》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十部作品分别是——
　　1、王安忆《长恨歌》 2、陈忠实《白鹿原》
　　3、韩少功《马桥词典》 4、余华《许三观卖血记》
　　5、张炜《九月寓言》 6、张承志《心灵史》
　　7、余秋雨《文化苦旅》 8、余华《活着》
　　9、史铁生《我与地坛》 10、史铁生《务虚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