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漫茶籽岭》朱皖南

8、第7章 工分评定

　　生产队一年到头有两次非常重要的大会。一次是年终分红；一次是工分评定。分钱到人的大会，不用说开起来一定是既兴奋又开心的大会，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总算盼来收获，钞票分到手能不开心吗？工分评定大会不一样，是另一种味道，开起来除了紧张还是紧张，这种严肃磨人的重要大会，没评出最后结果，绝对不会有人中途请假溜出会场。届时，全村老少妇幼（包括住在公路另一头的十几户人家），只要能参加的，几乎没有人缺席。工分评定大会一般都在采茶之前召开，一旦开园采茶，后面的农活一个接一个忙不完，制茶、施田、插秧、山上种苞萝、砍伐指标内杉木、烧炭、收获苞萝等等，一直要忙到年尾才有空闲。
　　这么重要的会议，自然由逃荒支书主持。会议室就在谷仓的小学教室里。人太多，以至于查老师那间与教室相通的房间都挤满了人头。会议前半部分进行很顺利，读读中央有关农业的文件、传达毛老最新指示、学习领会大寨经验等，可涉及到个人工分评定的后半部分，会议顿时陷入了僵局。村民们闷坐着，一言不发，你看看我，我望望你，谁也不愿意打头炮。一袋又一袋刺鼻呛人的廉价旱烟熏的让人眼睛睁不开，那场面似乎不是为了评工分，而是比谁旱烟抽得多抽得猛。也难怪，工分直接关系自身利益，是自身价值的终极体现，容不得半点含糊和轻视。不比城里人上班拿工资月月固定年年保障，工分可是年年重评、人人有变，不存在旱涝保收，有些村民的工分评上去，有些村民的工分拉下来。评得高的心满意足；评得低的难免沮丧。不过，无论评高评低，你得干一天农活记一天工分，不干则一分没有，这个硬性规矩，从不考虑你生老病死、婚嫁喜庆，只认一个理：做，有钱得；不做，一分没有。这恐怕是工分制最厉害的所在。
　　山里水田少、气温低，一年只种一季稻，因此不存在比谁插秧插得快、插得好。这一块不好比也没得比。山里开园采茶的活儿都由妇女和老人接手，采一斤算一斤，按斤两计工分，不存在青壮汉子同妇女儿童老人争夺这一部分工分的事情。山里比什么才能比出工分高低呢？答案倒也简单：比拼的是山上的力气活，谁的苞萝担子挑得重，谁的木头驮得大，谁就能评上高工分。虽说残酷但很公平，十分工为最高，以此为上限，一级一级往下降，特定情况也可突破十分工上限。有点像城里工人上班的加班费，这要看当日劳动强度。比如生产队当天规定青壮劳力必须驮两趟木头就算完成任务，而你力大生猛驮得快，又多驮了一趟木头，这多驮的一趟有生产队记工员记录在册，换算成工分以备年终结算。
　　查老师是生产队记工员，这份差事看似简单，其实不然。首先要不偏不倚，为人处事公平正直；其次认真负责，不能有半点马虎。做到这两条才能让村民们信任放心。一年多来，查老师小心仔细记录每个村民出工的天数和工分结算，数字准确无误，基本上都让每位前来核对工分结算的村民满意而归。作为回报，生产队给予他一定比例的工分补助。当然这个工分补助最终还是出自每位村民的身上。每逢这般重要的会议，查老师只管记录，不作任何表述发言。在查老师的记忆中，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工分评定大会了。
　　会议继续僵持，气氛相当凝重。期间逃荒支书几次要求大家讲话，甚至点名老顺队长带头说几句，结果不是死不吭声，就是推三阻四。老顺队长可不笨，农活可以带头干，哪怕多出力少回报也无所谓，牵涉到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让他出头下这个村民行、那个村民不行的结论，这种得罪乡里乡亲的傻事，绝对不能干。他的大嗓门可不是用在这种场合，斤两轻重只能让村民们自己去掂量。
　　碰上这种场面，逃荒支书也很无奈，只好干等。同老顺队长一样，逃荒书记的身份也不允许他出这个头，原因就是自已的工分也是由下面坐着的村民来评估。这些村民论辈份，有许多人逃荒支书还得叫他们一声叔伯舅公，大队书记一职原则上是不脱产的农村基层干部，虽然一年到头会议多，大队里杂七杂八的琐事多，非得脱产才有时间处理不可，但其他时间总归要回生产队干些农活。干农活就得计工分，就连脱产期间补助的也是工分。逃荒支书脱产期间补助的工分虽说是大队各生产队平摊，但干农活挣的工分还是记在查老师的工分册上。既然工分是唯一的酬劳凭据，是不是应该慎之又慎。所以说村民们憋着不说话是有道理的。对于南田村的村民而言，恐怕没有哪件事能比评定工分更重要的了。
　　或许会议室内的烟雾熏得让人无法忍受，只想早点结束算了；或许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琢磨，大家彼此心知肚明，只差一个带头说话的人。终于有人开口了，老旺叔不紧不慢在鞋跟上嗑了嗑旱烟斗里的烟灰，清清嗓子，喝了一口茶，朝着查老师说道：“评工分是件大事，不是好嬉的，要对每个社员负责任。”又喝了口茶，继续说：“我现在提一部分社员的名字，请查老师帮忙记下来，我个人认为，这些社员今年可以评上十分工。”
　　查老师赶紧挑了挑煤油灯芯，灯光亮了许多，然后拿着钢笔，打开会议记录本，聚精会神地记下老旺叔报出的社员名字。
　　老旺叔一口气报了二三十个村民的名字，并解释说这些村民是生产队的骨干劳力，有资格继续享受十分工的待遇，他等查老师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记在本子上后，接着又提了几个村民的名字，然后补充说明他们虽然在去年只评上九分工，可干活一点不比有些拿十分工的差到哪里去。老旺叔没有说明谁是“有些人”，但话中已挑明，别看老旺叔没读过什么书，可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稍稍琢磨，便能听懂他话中的意思，凡是提到名字的村民，都有资格享受十分工待遇，那么没提到名字的村民一定不在十分工资格范围内，否则他没必要绕这个大圈子，生产队的骨干劳力明摆着 就那么多人，谁没资格评上十分工，这么一排不就排出来了吗？
　　果不其然，老旺叔话音刚落，来发急巴巴地站起身来，情绪有点激动，他没听见提到自已的名字，很是不服气。
　　“人家拿九分工的可以评上十分工，凭什么我不能拿？我哪一点比他们差？”
　　话讲到这个份上，老旺叔就不留情面了。他往旱烟斗里填满黄烟丝，用搓成雪茄烟形状的草媒纸点着黄烟，美美地吸了一口说：“驮木头时，不错，你来发确实驮了两趟，但两趟的木头都比别人小一截。去年收苞萝，人家的担子挑回来过秤，少的有二百八九十斤，多的达到三百五六十斤。可你来发的苞萝担子呢？一过秤，勉勉强强二百斤。”说到这里，老旺叔“叭哒叭哒”吸了几口旱烟，接着说：“你如果不服气，现在就可以到查老师的账本上查一下，马上晓得我讲的是不是真话。”
　　老旺叔桌面上一摆，引得不少村民附和。不服气却心虚的来发尽管冒火，也只好自触霉头，缩在一旁再也不吭声，不过，来发的工分经村民们一翻评定后，降的幅度并不大，从十分工降至九分工，另一位村民由于生病的原因，也降至九分工。
　　除了老旺叔敢挑来发的这根刺，村里还真的没人敢惹他。仗着一身死力气，不是用在农活上，而是指东打西到处惹事生非，二十五六岁老大不小的人了，到现在还没讨老婆。热心的媒婆曾经替他在古楼村物色了一个女孩，彩礼都收了，可听说来发不务正业后，任媒婆说得天花乱坠，人家姑娘死活不同意，搞得媒婆颜面尽失，把个老子娘也气的半死。后来又介绍了几个女孩，都是相同的理由被拒绝。来发索性不提亲了，他跟老子娘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媒婆说媒那一套，我这一辈子，要么打光棍，要么自由恋爱讨老婆。”
　　老子娘拿他没办法，只好随他去。他的叔叔、古楼大队吴支书也因为他的亲事，搞的灰头土脸，在村里的威信大打折扣。
　　来发横是横，却偏偏怕了老旺叔。论资排辈，来发该叫老旺叔一声舅公；论力道，老旺叔年轻时是村里村外第一大力士，身高一米八，相貌堂堂，三百五十斤（一说四百斤）的苞萝担子，从十几里外的大山上挑下来，脚踏山路如履平地，遇见陡坡险道，不少人因为担子太沉，重心不稳，一只脚怎么也不敢往下踩，老旺叔二话不说，歇下担子，双手托住别人肩上担子，一步步引导着走过危险路段，现在岁数大了，当年那股劲道不减，二百多斤的苞萝担子，走十几二十里山路根本不在话下。
　　老旺叔干过几年生产队长，后来落选，落选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年龄偏大；二是不给人面子。不当生产队长后，看不出有什么落魄的地方。农活依旧干得只好不差，工分挣得比别人只多不少。要说少就少了干生产队长时的每年几百工分的补贴。年龄不饶人啊！快五十岁的人，虽说腰不弯、背不驼，但几百斤的木头或苞萝担子压在肩上，沉甸甸的份量，已不是青壮年时无所谓的感觉了。
　　所以，老旺叔在今夜工分评定会上主动将自已的十分工降为九分工。论资历经验、手头农活，老旺叔有资格继续拿十分工，他坚决拒绝老顺队长及一部分村民的好意，只说了一句话：“听我的没得错，这样好做事。”
　　老旺叔这么一表态，其他几个跃跃欲试，还想争一争十分工的村民，态度一下子跌软了，还争什么呢？就是没得争。
　　村民们的工分评定后，由查老师一一记录在册，然后照册宣读了一遍，看看有没有遗漏之处，见无人异议，今年的村民工分评定算是落实了。
　　老顺队长松了一口气，笑着说：“知青来生产队有好一段时候了，他们的劳动表现，大家也看得清楚。”老顺队长望望在场的村民，接着说：“大家坚持一会，今夜一头脑把三位知青的工分评出来，就散会。”
　　听到老顺队长宣布要给我们三个知青评工分，我来了劲，连忙竖起耳朵仔细听，很想知道我们三个人在村民心目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把自已掂了掂，又把罗昆、吉普佬估了估。我以为自已评上高工分是想都不要想，六分工差不多；罗昆比我强一点，七分工应该问题不大；吉普佬更强，在生产队的表现有目共睹，评工分不是比谁的力气大吗？凭他三天驮木头一点也不输给来发的表现，十分工可能性不存在，八分工九分工之间，跑都跑不掉。我信心满满地盘算了一通，却发现会议室没人开口，陷入一片寂静。
　　大约过了几分钟，没评上十分工的来发坐不住了，首先放炮：“知青刚来落户，生产队许多事还不晓得做，我个人认为工分不能定得太高，太高村里人有看法，我的意见是：小朱四分工；罗昆高一点，四点五分工；力民再高一点，五分工。”见无人搭腔，他又补充说：“这是暂时的，以后还是可以重新定。”
　　我感觉来发做得有点过了，他把未能评上十分工的怨气撒到了三位知青头上，生产队评工分前，我专门去了一趟梧田村，打探到一个重要消息，阿光、石鸿、格子他们都给了八分工，甚至晓玲、淑雯、惠珍三位女知青都有六分工，就连江田村的社会知青，哪个不是评了六分工七分工。南田村的三个小知青的工分，再怎么低也不至于比三个姑娘还低吧。
　　会议室又陷入死一般寂静，只有“叭哒、叭哒”吸吐旱烟筒时带节奏的声音，我的眼睛被呛人的烟雾熏得眯成了线，喉咙发干只想喝水，不过，寂静很快被打破，老旺叔说了一句我认为还算是公道话。
　　“城里来的中学生，在生产队做事不大习惯，以后慢慢会好的，我们可以照应的地方应当照应一点。”
　　老旺叔刚说完，查老师马上接过话：“力民和罗昆做事还是当力的，工分是不是可以提高一点。”
　　查老师一直想替三个小知青美言几句，苦于找不到适当机会，现在老旺叔说可以照应照应，这个机会不能错失，虽然查老师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但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三个知青命运如同一根线上的蚂蚱，是相连的。老旺叔和查老师好歹是村里有份量的人，他俩出头为知青争工分，底下的村民不好再有什么反对的意见，老顺队长提议，逃荒支书拍板：每位知青的工分再添加零点五分，这样，吉普佬五点五分，罗昆五分，我四点五分，以生产队去年十分工分红一元一角计算，我做一天农活可挣得五角钱左右，尽管老旺叔和查老师为我们三个知青争了零点五分的工分，但我开心不起来，那一夜没睡好，一直在为自已和罗昆、吉普佬三位同病相怜的知青伙伴感到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