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草》孙如我

3、工厂街的青梅 因

　　因为童年时代的错过，我直到1996年才认识琳。那年我14岁，刚刚升入初三，正是热情躁动的青春期。

　　1996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那一年，我家搬出了已居住十年的工厂家属楼，搬进了母亲买下的一套更大的商品房。这次搬迁，某种意义上成了我和童年的彻底告别。

　　老家属楼建于1988年，最初是国营工厂的福利房，后来在住房改革中，以五千元的价格，转为了我家私有。我家搬走后，转卖给了我姑姑。几年前被拆除净尽。

　　比1988年更早的时候，也就是我人生最初几年的记忆，都发生在工厂家属院里。那个家属院的布局，是一排作为住家的青砖瓦房，搭配上一排作厨房用的较矮的红砖瓦房，门户相对，两者之间由铺着灰色水泥板的窄巷隔开，水泥板下面就是下水道，跑踏上去时，会咚咚作响。厨房的墙边往往圈养着鸡鸭，讲究一些的人家，还会在鸡圈旁狭小的空间里拿砖头砌池种花。我母亲就曾种过一株很茂盛的夹竹桃，开粉红色的花，妖娆了好几个春天。后来我父亲在科普读物上看到“夹竹桃有毒”多说法，就给砍掉了。

　　窄巷的尽头，是面粉厂的大粮仓，当年挖地基时，曾挖出一座汉代古墓。古墓被盗过，已经没有太多东西。我去围观时，只见到一只“三级文物”陶狗、一盏陶灯和若干枚“五铢钱”。仓库的南边，就是颍河堤坝，堤坝后面临河的村庄，是上了岸的“船民”所建，我曾在村子中央见到一半陷在沙土里的古老的破木船，很多年间，它就一直陷在那儿。

　　颍河是传说中许由洗耳的地方，也是西汉武帝初年灌夫一族横行的地方。“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灌夫被族了两千多年，而颍河边依旧民风彪悍。小时候，我曾在家属院里捡到过那种三角刮刀，据说捅了人没法缝合伤口的那种。

　　由这个家属院为中心，沿着堤坝的走向朝东西延伸，便是城南的工厂一条街。计划经济时代，哪怕像这样一座小县城，也有着具体而微的工业体系。由东向西，化肥厂、织布厂、面粉厂、饲料厂、油厂、酒厂一字排开，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就是这条街上的“大厂的孩子们”。我们熟悉车间的机器声、仓库边的野花草、解放牌老卡车的汽油味。时过境迁，十多年前，这条街已再不闻机器轰鸣，再不见卡车运货，旧工厂的土地被卖尽，开发成了一个个小区。

　　童年时，工厂家属院里有很多同龄的孩子，是中国较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其中大部分是男生，也有几个女生。其中有一个和我同姓，叫露露，小时候像洋娃娃一样可爱。伤心的是，上幼儿园大班时，一场高烧后，她失去了右眼。她父母悲痛至极，我母亲也深深为之叹息。据说，在露露右眼失明前，长辈们常常开玩笑，说将来等我们长大后，撮合我俩成亲。

　　露露的父母得到了生二胎的特许，生了一个小他三岁的男孩，取名“楠楠”。小家伙胖且憨，圆滚滚的很是招人喜欢，满院都喊他“胖楠楠”，好像他本就姓“胖”似的。1988年以前，每到傍晚，家属院里满溢着饭菜香。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近，各家都把餐桌摆在院里。小孩子们在其间来回游逛，谁家某天有了好菜，也会给别家的孩子品尝。胖楠楠小时候没少受这种恩惠。

　　我家邻居张叔，是全大院最活跃的人，话剁，爱逗趣。每次给胖楠楠夹菜前，都勒令他喊一声“亲爸爸”。胖楠楠嘴馋，憨憨地就喊起来：

　　“亲爸爸！”

　　“不够响！水塔都还没听见呢，重来一次！”

　　“亲爸爸！”

　　“还不够响，厂房还没听见呢，重来一次！”

　　“亲爸爸！”

　　“哎，我儿子真乖，来，这个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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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叔是回族，妻子是汉族。他们的独生女儿叫晶晶，比我小一岁，是我童年真正的青梅竹马。晶晶可爱，聪明，有时还有点泼辣。在公开场合，她自认是是回族，而每次来我家吃饭，她又总是毫不介意地大口吃着我妈妈炒的肉丝，振振有词地说：“我妈是汉族，我像汉族人一样吃东西，怎么啦！”

　　自从露露失去一只眼睛，晶晶就成了那工厂家属院里最美的小花。她和她父亲张叔，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过最大的快乐。张叔简直什么都会：会拿旧竹帘上的竹条削细了糊上纸扎成风筝，一直放飞到河对岸，直到风筝线被挣断，风筝飞向它注定要坠落的去处。他还制作小型黑板，曾送给我一块一平米见方的黑板，我和晶晶从小在上面画画，不知有多少画旋即被擦成了纷纷而落的细灰。他会拿樱桃泡酒，会折带船舱的纸船，还会修各种玩具，每次我的玩具坏了，都是去找他。

　　1987年，那个兔年的元宵节之夜，张叔把晶晶的一只塑料兔子玩偶的肚子里塞了小灯泡，下面装上轮子，让她用绳子牵着，四处玩耍。张叔自己则燃着长筒型的烟花，对着大院的老墙尽情挥洒，五彩的火星像那个年代的无数美梦一样绽放，又消逝在夜色里。

　　满大院男生，晶晶只和我玩，只和我亲近。她喊别的男孩都是喊乳名，称呼我时，则会在乳名后面加上“哥”。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两家是隔壁近邻，还因为我在一院男生中长得最水灵，也最乖。我母亲的生父是民国老北大的学生，于是她始终有个找回“书香门第”的梦想。幼儿园放学回到家里，其他孩子奔跑着舞枪弄仗，我被逼着提前做数学，在幼儿园毕业前学完了三年级的数学课。在晶晶父母眼里，我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她找我怎么玩，他们都是不介意的。我父母也都喜欢漂亮活泼的晶晶，尤其是母亲，总喊她“晶妮子”。

　　“晶妮子，你来找你哥哥玩啊！”

　　“晶妮子，别回去了，在这吃午饭。婶婶做胡萝卜炒肉丝。”

　　但是，我们童年时代的秘密往事，长辈们都不知道。小学一年级时，我和晶晶曾学着电视上恋人们的样子亲吻——嘴唇相贴，心理数着十几秒、一分钟后松开。这种简单的吻很美很芬芳。以致很多年后我对女性的幻想和渴望依然停留在嘴唇上。我们还尝试过赤身拥抱，互相爱抚，年幼的身体也会有微妙的兴奋感。就这样，在懵懂的童年时代，她成了人生里第一个亲吻、抚摸过我的女生。这种游戏，我们重复过三四次，直到1991年，在老家属楼我的卧室兼书房里，坐在我的小钢丝床上，彼此内心都有些向往，还想再像从前那样尝试，却彼此都不好意思再开口。

　　那时候，晶晶曾稚气地问我：“长大后你想和谁结婚？”我的回答大约是一年级时的同桌吧。于是，于是，当我反问她时，她也回答了另一个人，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的名字。

　　再后来，在一次长时间的亲吻之后，她再问起这个问题，我本能地脱口而出：

　　“你。”

　　我问她：“你呢？”

　　“你。”

　　晶晶后来当然没有成为我的妻子，那些往事随着家属院的拆迁，被埋在了岁月和记忆的深处。后来年龄渐长，童年时代的这种性游戏，成了我内心深处一种罪恶感的来源，我时常在精神的纯洁性上质疑自己。直到前些年，看到学者说这种儿童行为是成长的一个阶段，并非病态，应视为正常，我才能坦然接受它，把它作为温馨美好的往事，偶尔忆起，淡然一笑。

　　我和晶晶的关系从从三年级开始生疏。那时，每一天，我都被父母勒令每天完成作业后早早上床。我家在二楼，晚上八点多，楼下孩子们的嬉戏声时时传到枕畔，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尤其是听到晶晶的声音，听到她和别的男孩交谈，并且欢声笑语的时候。

　　我最后一次见到晶晶，是1996年夏天，我家搬迁之前的一个月。那时我买了一只蝴蝶风筝，想去家属楼楼顶上放飞。她家就住在顶楼，她出现了，张叔也出现了，张叔看了看我的风筝线，说韧度不够，于是回家翻箱倒柜，把自己当年的旧线找了出来。接在我的风筝上，一直把它放飞到河的对岸。直到线被挣断，风筝在暮色中飘远，坠向船民们的村落。

　　张叔对我们孩子跟好，但总是和工厂领导处不来。他本是退伍军人，一身武艺，性格刚烈。在一次和领导打架后，他毅然从国企辞职，先是制作黑板售卖，见销路不佳，便戴上回族的白色圆帽，做起了炸烧饼、油条、糖糕的生意。从1988年到2012年，每天黄昏，就能见到他们夫妻推着摊车，去城南的路口摆摊。因为手艺好，几年间就做成了这小城里最有名的烧饼，变得颇有积蓄。

　　不过，与此同时，晶晶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监护，学习成绩一塌糊涂。那个年代，县城里除了两所重点中学，其他学校都是混混、痞子的聚集地。晶晶在中学时代没能进入我们的圈子，渐渐变成了一个性情乖张的太妹。还曾因为打架事件被派出所拘留过。对这些，我不愿细说，也不愿去想，在我的记忆中，她始终是工厂大院里的那朵小花。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2010年我回故乡，去买张叔家的烧饼，他高兴地多送了我好几个。不知为何，我并未问他晶晶现状如何，有没有结婚，或者是不忍心知道，又或许是我已并不太在意那些答案了。

　　日本漫画《TOUCH》里，西村勇在和几个混混打了一架后，偶遇他爱慕的女主浅仓南。他对南留下几句告别的话：“如果有下辈子，我要和你做邻居，和你做青梅竹马的伙伴。”是的，西村勇羡慕上杉达也，但我并不羡慕，因为我有过晶晶，有过这么一位很美好的青梅竹马的伙伴。

　　晶晶后来读了卫校，去了另一座城市。从心底，我祝她永远幸福。前几年，她母亲去世了，张叔年事已高，也去了那座城市，和女儿、女婿、外孙共享天伦之乐去了。

　　1996年，认识琳的那一年，我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我告别了晶晶和工厂家属楼，也算是彻底告别了童年岁月。

　　几天前，又是一个兔年的元宵节，母亲和我聊起往事，聊起张叔和晶晶。她说去年在抖音上看到了张叔，还是那么精神，在视频里逗弄着小外孙。晶晶现在是在B城开着一家超市，除了那个小儿子外，还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儿，只不过，“没晶妮子小时候好看。”我母亲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