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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去国怀乡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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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日,我跟周雨鸣上了军用的直升机。我带的行李很少,只有一把小折叠刀,两块面包,和一本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是我语文老师送的饯别礼物,我没读过。周雨鸣对我手里的纸质书表现得很新奇,毕竟在他生活的地方儿几乎一切都是电子的了。
临走之前,我还去看了老妈的墓——简陋得只有一块石碑。这是我在大超市里搬了两个月货给她立的。这次我带去了一束淡粉色的康乃馨,是花店店主推荐我买的,她应该会喜欢。她就沉沉地睡在这底下,而我要飞去太高的地方了。
没有人教过我什么是悲伤,但我宁愿相信这种感觉就是。心口很沉,沉得像是积了水,压迫得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
周雨鸣和我闲聊了很多,或者不如说他单向地对我说了很多。我向来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吐露过多心声。不过托他的福我才了解了第一界面发生过这么多事。
研究所爆炸,安保系统瘫痪,我趁机逃脱的时候差不多十二岁。这十年间一阶联合指挥局一分为三:执行管理局、发展指导局与监管局。总的来说是将三种权力分离开来。目前领导一切的中坚力量则是两个互相牵制的利益团体:资本集合与科学家学会。前者的学名叫做一阶经济发展委员会,听起来就甚是冠冕堂皇。在联合指挥局分裂而成的三部分中,各自必须有二分之一的人来自委员会,二分之一的人出自学会。很快我们便会发现,这里并没有人民大众什么事。
这一点上我认为自诩发达文明的第一界面尚且不如氏族社会的第四界面,更不如我先前生活的第二界面——虽说我生活了十年也没完全琢磨明白。而第三界面目前停留在大航海时代的文明,尚且是个资本主义萌芽中的时期。
上述的这些都是周雨鸣告诉我的。他自己则出身于某个望族,本姓也不是周,只是他没多说,我也懒得深究。
飞机平稳地落了地,我再次回到了这个高度发达而无情的大都市。逃离之前我从未出过研究所,只从视听终端上了解过外面的样子;逃离时仓仓皇皇,我也来不及看。这一次总算是看了个真切: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街上类似于磁悬浮的轨道,随处可见的机械体。城市上空则张开了无形的大网——从外侧是看不见城市的构造的,这样可以避免大楼被定向袭击。
周雨鸣开车带我去总部,我扒着车窗往外看,对他说的所有话充耳不闻。
之后我们坐电梯到了第三十层的办公室,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迎接了我们。他的西装穿得很随意,泛黄的衬衫领口就翻在外面。周雨鸣叫他“部长”,我跟着问候了一声。
“说过多少遍叫我麦克斯先生就行,”部长豪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快带你的小家伙去清理一下身上的东西。”有两位护士模样的人从电梯上来,带我们去了实验室。
再次踏入这种地方难免还是会让我浑身不适,仪器运作的微微声响与脖子上金属的冰冷触感让我一下子回想起了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居然已经躲过了整整十年了。
我扭过头,周雨鸣就在特制的玻璃窗外注视着我。
接下来她们会把管子接在我身上,为我传输过量的能量以激发“特长”——先前的研究所定向培养出的能力。我闭上眼,幻想这里空无一人,我也只是在做梦。
痛觉在黑暗中率先苏醒了,蛇一样嘶嘶地缠上我的四肢。我感觉到自己的皮肤被慢慢剥开,起初只有刀尖在游走,直到某个临界点撕破布料似的猛然放出了所有痛。我本能地挣扎,但她们给我注射了令肌肉松弛的药物。
我不知道自己记录在案的能力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会变成怎样一个怪物。实际上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个半成品,或者失败品。在最后一次注能完成之前我呆的研究所就被炸上了天。
不知道痛苦持续了多久,似乎有几十年那么长——总之我先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我只觉得身上前所未有地轻松,忍不住又往柔软的被子里缩了缩。人造阳光的温度在这个不大的屋子里也显得刚刚好。我随身带着的包就放在床头柜上。
不久,周雨鸣带着某种蔬菜做成的粥来看我,我知道自己的浑身上下都已被植入了新的芯片,参考者可以随时随地洞悉我的一切生体数据。听起来很恐怖,但在战斗中能有效地避免损失。
“需要我喂你吃吗?”他问我。我伸手接过他手里的勺子,用行动来表示不用。谁知手完全使不上力,塑料勺柄竟涂了油似的脱手而出,掉落在地。
周雨鸣无奈地笑了笑,从塑料袋里取出了一只新的,“我就知道。”而后开始耐心地一勺勺喂我喝粥。
我向来贯彻了“食不言,寝不语”的准则。一碗见底后,我擦了擦嘴,对他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