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闲散匠人

9、被迫的新政 “庆历

　　自从范仲淹、韩琦等人回朝，仁宗皇帝的御前会议就一天接着一天，有时甚至是上午开完下午接着开。也许这是在仁宗皇帝内心已酝酿很久的，如今痛痛快快的爆发了。内容就紧紧的围着各项制度改革，仁宗皇帝对官员任免、官员的薪酬发放、田亩户口统计、税种税率都抱有浓厚的兴趣，恨不能大臣们现场就能给出令他满意的答案。但这些极具专业性的行政问题，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也不可能现场回答，刚刚回到朝廷的他们也回答不了。而偏偏仁宗皇帝急切的心情又不能给他们时间做些功课。以至于每天上朝、下朝这些人都带着莫名的焦躁。
　　下朝路上，富弼说：“官家也是被逼无奈，庆历之初，西北战事急等用钱，中央财政没有，地方更拿不出。要说朝廷没有钱，藏富于民、百姓富裕倒也是德政，可问题是老百姓的负担还十分沉重，卖儿卖女，卖妻卖田，大大小小的叛乱你方唱罢我登场，朝廷久久镇压不下去。正在西北战事吃紧的关头，辽国又趁火打劫——辽国大兵压境和西夏进行策应，趁机要求宋朝对辽国增加岁币。”岁币实际就是赔款，而且这种赔款还很屈辱，所谓岁币就是岁岁都要赔钱，年年都要给。
　　范仲淹问：“现在对辽的岁币是多少？记得当年寇准谈的是每年三十万。”
　　富弼说：“现在辽国要求五十万，估计也扛不住，朝廷马上就要答应了。一年五十万，十年五百万，一百年五千万……”说着，富弼也叹了一口气。
　　范仲淹说：“现在西夏也盘算着从宋朝收岁币吧？恐怕也是迟早的事。”
　　富弼说：“免不了！这份钱一个愿收，一个愿花，心思都让人拿捏的死死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枢密院无奈，中书省沉默不语，三司两手一摊，这种悲凉只有仁宗皇帝自己才能体会。难怪陛下如此火急火燎！
　　要说仁宗皇帝本人及后宫并不奢靡腐化。不得不说，仁宗皇帝是位生活朴素甚至节省的好皇帝，“小仁”之仁他还是做到了。一天晚上醒来，他感到很饿，来回转悠了几圈，真是想来一碗羊肉汤喝。但他想了想还是没说话，回到床上躺下了。
　　第二天张美人问他：“前夜怎么了？睡得不踏实。”
　　他说：“饿了，想喝碗羊肉汤。”
　　张美人说：“那你就让御厨去做呀！”
　　仁宗皇帝叹了口气，说道：“如果御厨们知道我喜欢吃羊肉，不知道又要多杀多少只羊！唉，算了！”
　　仁宗皇帝为人也不刻薄。一次吃饭，饭里有砂硌了牙，他悄悄的扭身，吐了出来，并叮嘱宫女不要声张，否则御厨又要受责罚。仁宗皇帝不但没有酒池肉林，就连穷奢极欲似乎都和他毫不相干，作为一个帝王他甚至做得仁至义尽。
　　但大宋的钱真是不知道去哪了，百姓没有，政府没有，皇家也没有。比没有钱更糟的是占用了中央财政五分之四以上养活的军队一仗不如一仗。他想，这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其实，也只是仁宗皇帝还年轻，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帝国似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一年四季花钱如流水，一片繁荣的景象。一旦到了正经需要用钱的时候，哪哪都没有，平时大笔批复、大把花钱的人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说来也怪，什么地方平时投入的最大，什么地方就最弱不禁风。
　　仁宗皇帝这次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想想和西夏战争时硬着头皮印“交子”——纸币，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超发纸币，他就恨不得咬碎后槽牙。不过事后还是很敬佩他的财政班子，竟然想到了印刷和发行纸币来解决铸钱难的问题。这比收集、开采大量的铜、铁、锡，耗费大量的人工铸币要来的容易、快捷的多。遗憾的是仁宗皇帝的班底想到了发行纸币的妙法，但没有人能评估纸币发行量，在认识到超发纸币的风险时，就叫停了该措施。那个时候他也不能责怪是他的父亲真宗皇帝大肆封禅泰山，修建玉清昭应宫把钱都用完了，这苦水只能他自己下咽。
　　晚上仁宗皇帝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回到宫里对着他心爱的张美人也没按住火。“这才一年，三次叛乱！山东、陕西、湖北的叛乱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仁宗皇帝生气道。
　　“官家消消气，草民叛乱哪个时期都有，不必太放在心上。总没有先帝时期，王小波、李顺益州叛乱严重嘛！”张美人安慰道。
　　“可你说说，朕是酒池肉林的昏君吗？朕的官员奢靡吗？倒是想听听他们究竟要朕怎么做才满意！”仁宗皇帝不解。
　　“大宋朝的问题不是陛下造成的，况且现在不是有范仲淹等人在想办法嘛！”张美人继续宽慰他。
　　“还有咱们大宋朝的百万军队，一仗不如一仗。这不，辽这个野心狼又在叫嚣要增加岁币。怕是明年西夏李元昊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仁宗皇帝不无担忧道。可不是嘛，李元昊的议和会不让大宋出血？
　　仁宗皇帝的担忧是很多臣子无法理解的。契丹、西夏的双手沾满了大宋百姓的鲜血，现在还要每年定期抽取大宋百姓的血汗。百姓把自己的权利部分的让渡给朝廷，是要朝廷对人民进行保护，而不是百姓的利益可以任意的被践踏。这便是大宋朝的国本。在仁宗皇帝的眼中，这样的不利局势再不扭转就将动摇国本了。
　　晚上晏殊想着朝廷上发生的一切，富弼、范仲淹会不会迫不及待的头脑发热，提刀四顾、踌躇满志？便马上把二人叫到了家中，准备劝诫一番。果不其然，二人正在为大宋革新思虑万千，谈论着各自的见解。
　　晏殊对二人说道：“急迫是改革倡导者的通病，遇到棘手问题火急火燎、寝食难安，急盼着改革并且有所成效。但这世上哪有一片树叶只有正面没有背面呢？改革更是如此，好做的事都不需要他倡导，早就有人自告奋勇做了去请功了，剩下的全是不好做的事。这些不好做的事，大多是正反两方面问题都比较突出，在相互矛盾中容易顾此失彼。极易陷入左右为难，怎样都不是的局面。”范仲淹、富弼二人都愣住了，他们哪里想过这些？
　　晏殊接着说：“但真正让人望而却步的还不止这些。解决问题本身就很难了，要是稍有成绩，刚把最棘手的矛盾略微缓和，就开始有人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开始质问你，这为什么没做好？那为什么做的更不好了？这时候离打退堂鼓也就不远了。历史上的改革没有几个不是这样惨淡收场的。”
　　富弼说：“可是这次很多人都站在咱们这边，滕宗谅、韩琦、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王拱辰……”话还没说完，晏殊就打断了他。
　　晏殊说：“你觉得你们是铁板一块？那是还没有遇到具体事情，你们还没有机会产生分歧。”二人都不说话了。
　　回去的路上，富弼若有所思的问范仲淹：“官家是不是真支持我们改革？”范仲淹惊得一愣。说实在的，范仲淹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范仲淹说：“君王的心思哪里猜得到？他们说是，那未必是，说不是也未必不是。也不知道他们的哪句话是对自己说的，也不知道哪句是对别人说的。”
　　这时的范仲淹已有“三光宰相”之称，哪三光他范仲淹还不清楚吗？也就是曾“光荣”的被贬三次。哪一次被贬不是在君王的喜怒之间呢？此时的他还根本认识不到仁宗皇帝“真正”的支持有多重要。
　　这时的朝堂正悄然的发生一些改变。宋夏战争最焦灼的时候，是韩琦举荐的因朋党之名被贬越州的范仲淹，当然最终的提拔还需要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可谓有提有拔。韩琦时任陕西安抚使，已是朝廷的要员，而范仲淹是戴罪之臣。在他们几人从西北前线回来之前，几位谏官连同御史台一起罢了吕夷简的相位。而现在的范仲淹是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任枢密副使勉强为宰执。面对战后双方地位的差异，韩琦的心中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呢？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局，此时的范仲淹是多么的想念已故的前任宰相王曾啊！宋夏战争时，范仲淹给老宰相吕夷简的那封信不是范仲淹故作姿态，确实是在王曾的点拨下有所悔悟。王曾是寇准的学生，出身贫寒，但科举中连中三元，在真宗朝就两拜参知政事，仁宗朝出任宰相。勇不惧丁谓的淫威，智胜大奸臣王钦若，就连刘太后都敬他三分。因为有王曾的点拨，范仲淹才学会更加全面的看问题，可他再也听不到恩师的指导了……
　　欧阳修、蔡襄还都很年轻，只知道摇旗呐喊，官场的风浪、水深湍急他们都还知之甚少。政事堂、枢密院、谏院都有重要人物支持改革就一定能平稳推进下去吗？御史台什么意见？御史中丞王拱辰可是一位状元，虽然和欧阳修是连襟，但没见得有多融洽。包拯也刚刚进了御史台成为了御史，那可都是当朝道德、舆论的风向标。这些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情感，有喜怒哀乐，还会对政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范仲淹、富弼都不禁自问：“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