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闲散匠人

10、四谏官的努力 机会都

　　机会都是留给那些毫无准备的人的，机会的到来似乎就是命运对他们的捉弄。有准备的人往往都因得不到机会而陷入深深的苦恼和怀才不遇的惆怅。人世间的荒谬大多如此。当仁宗皇帝酝酿改革的时候，范仲淹和韩琦正在西北打仗。等西北战事平稳，大元们都纷纷还朝的时候，范仲淹根本就不想回开封。范仲淹上呈朝廷说：自己主张的是积极防御战略，实现这样的战略意图需要时间，只有在更长的时间纵深上才能看到积极防御战略的效果。范仲淹请求在西北长期驻守，为大宋朝看好西大门。但只有范仲淹自己知道，这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辞罢了，他对返回开封政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惧怕朝堂之上一张张被涂抹的脸和那一具具皮囊下叵测的心。这是他说不出口的。但无论这份呈表怎么说，范仲淹都被召回了朝廷。因为等待他的是一份硬骨头、苦差事，这样的职位选择面就不太宽了。
　　对于“庆历新政”，范仲淹和韩琦是根本没有条件准备，但谏院的谏官们却在开封紧锣密鼓的筹划着。时代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以及后来加入的蔡襄。阻止夏竦回开封担任枢密使，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此之多的举报信纷至沓来，把很多传播路线隐秘的事情写的栩栩如生，这一定是有密谋、有筹划的集体行动。谏官们知道，夏竦是一个自我意志很强的人，个人私欲也很强，行事也很讲究手段，论心狠手辣是这帮文人斗不过的。这样的人当上了枢密使，朝廷改革就要笼罩在一股阴沉沉的氛围之下。但枢密使如果是晏殊，情况就不一样了，这老头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对事情常保持默然，还经常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谏官们力阻夏竦任枢密使，显然都是为了范仲淹和韩琦成为枢密副使后不被钳制做的准备。力阻夏竦任枢密使的事件使得四谏官得到了很多有良知的官员的尊重与钦佩。
　　对于这件事，吕夷简睁只眼闭只眼。吕夷简和范仲淹不是一路人，对于范仲淹这样的文人他只是讨厌，但对于夏竦这样的人，他分明也是惧怕的。这样的暗黑高手靠得太近也免不得过招，他们自己也惧怕无底线的手段。这些手段君子自然是不会用，他们在身边吕宰相也相对放心些，虽然君子的做派也让人感到不适，但还是比小人在身边更安全。事情的发展往往很有趣，小人往往都是小人扳倒的，因为非正义的人之间也是不能团结的。
　　但吕夷简万万没想到，四谏官阻止夏竦后也没有放过他，将他也赶出了朝廷。自从吕夷简这次罢相，他就再也没有回到朝廷。吕夷简的罢相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显然吕夷简低估了正义的力量和这四谏官要为大宋改革创造条件的决心。吕夷简身居宰相二十余年，事事都需要谨慎、周密，他确实也做到了。从乾兴元年（1022）真宗驾崩，年仅十三岁的皇帝赵祯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吕夷简拜相，他一方面要处理国政，一方面要防止不明国政又权力欲熏心的刘太后胡作非为。
　　刘氏确实是一个手腕毒辣的女人。女人会年老色衰，又不能靠才学叱咤风云，再不阴险毒辣，如何在妖风四起的宫廷里站到权力的顶峰？太宗这一脉在男性传宗接代方面似乎一直不佳，能长成年的男丁非常少，每一代选继承人都存在大问题，这也给了太后专权的空间。赵祯这样的皇子便是宫里的稀缺资源，但他并不是刘太后亲生，得宠的刘太后将赵祯养在自己身边，并严密的封锁他亲生母亲的消息，直到他的生母李宸妃死，赵祯都一无所知。这种反人性的女人岂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李宸妃薨后，刘太后还要秘密发丧，从宫中侧门抬出去安葬。
　　这时老道的吕夷简站了出来，他深知如果这件事拿捏不好，是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他问刘太后：“最近宫中有丧事？”
　　刘太后高傲的回答：“宫里死了一个宫女这样的事，宰相府也要管？”
　　吕夷简镇静的说：“死了一个宫女不归中书省管，但如果身份特殊，中书省自然是要过问的。”
　　刘太后开始慌张：“一个宫女有什么特殊？吕卿多虑了！”
　　吕夷简语调沉稳的说：“没有什么事是可以隐瞒过身后世的，为刘家有后，为当事者留下全尸，不得不考虑周全呀！”这句话的平静中饱含的是闪着寒光的威胁。
　　刘太后闻言便是一惊，陷入了沉思，遂令李宸妃按皇后之礼，棺椁内充满水银安葬。果不出吕夷简所料，仁宗皇帝亲政后知道了这一切，看到了生母穿着皇后衮服的棺椁，才平息了杀心。吕夷简在拜相之初也是有气节的，行事能力也可见一斑。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崩，仁宗皇帝亲政，吕夷简摇身一变又成为了仁宗皇帝的近臣。仁宗皇帝和吕夷简商量把刘太后的那些近臣统统赶出去。宣布结果的那一天，吕夷简居然也榜上有名，这让吕夷简完全不知所措。事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郭皇后劝谏仁宗皇帝：“吕夷简只不过会来事罢了，他那时难道不是对刘太后言听计从？”但可怜的郭皇后根本不知道朝堂上人心的狠毒，吕夷简经过了这次短时的罢相，再回来就成功的完成了废后的目标，甚至还让郭皇后死于非命。这让所有人都见识了吕夷简的狠毒。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对这个把持朝政、培植党羽的权相忍无可忍，给皇帝上了一个《百官图》，意思是这满朝官员都已经成了吕夷简的党羽。但此时的权相吕夷简已经权势熏天，就连皇上也有几分畏惧，结果又是范仲淹被贬出京。
　　在阻止夏竦拜枢密使，罢权相吕夷简的事件上，谏院和御史台是配合默契的。谏院的长官称为知谏院，御史台的主官称为御史中丞。这时的知谏院是蔡襄，天圣八年（1030）的进士，精于书法，长于茶道。御史中丞是王拱辰，是天圣八年（1030）的状元。谏院和御史台的工作性质差不多，御史中丞、知谏院、翰林学士、三司使都是进入两府宰执班子的后备人选。
　　这四谏官决心一战到底，庆历三年（1043），他们又联合推荐范仲淹做参知政事，但范仲淹就是推辞不就。之后的两个月，四谏官又集体发力把时任参知政事的王举正赶出了朝廷。这下范仲淹不就也不行了。时过今日，再次回望“庆历新政”，四谏官真是应该永载史册。
　　一次余靖也问范仲淹：“陛下是真的支持我们改革吗？”
　　范仲淹说：“国家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已经十分严重，陛下忧心忡忡，不改恐怕难以为继。”
　　“这些都是天下人共知的事，为何多年难改？说明良好的制度是形成的，不是通过行政改革建造的。”余靖说道。
　　“西夏入侵，大宋财政入不敷出，一百二十万大宋禁军竟然无一能战。”范仲淹低声说道，“甚至超发了六十万贯交子。病入膏肓，去等待自身痊愈，无异于见死不救。”
　　“改革从哪里开始呢？”余靖接着问。
　　“改吏制削减官员数量，提高官员素质和能力。”范仲淹回答，“募兵制度也有问题，可以适当考虑恢复府兵制度。”
　　“改兵制谈何容易，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传递链条，无数人的既得利益在其中。”余靖感叹。
　　“国家危难，他们岂能置身事外？”范仲淹反问。
　　“制定制度、行政管理自然是秉着公心，而每一个个体面对的却是私利。吏制、兵制改革自然是要秉着公心，但官员和将领们却是一个个个体，不可能没有私利。”余靖接着说，“五代以来从太祖、太宗到当今圣上，谈藩镇割据如谈虎色变。府兵制兵将相知，朝廷岂能不防？”
　　府兵制是唐代主要的兵役制度，其特点是兵农合一。耕种时节务农，战时每个家庭派出人员从军，父亲年龄大了儿子上，实在不行女儿女扮男装上，就有了花木兰替父从军。总之，不能影响战斗力，平时用不耽误农事的时间训练，能承担兵役的家庭减免税收。根据范仲淹在西北战场的经验，深感这样的组织体系有利于边疆作战。但大宋朝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即一般采用招募的办法组建军队，招募的大多是失去土地的流民和饥民，这样可以让他们在社会上少惹是生非。这无形中使得大宋的军队还承担了不少社会责任。大宋枢密院、三衙、皇权三者的分权，几乎彻底消灭了藩镇割据，内部军事叛乱的风险小了，但募兵制组建的军队往往军纪差、战斗力低下，而且需要大量的国家财政支撑，是国家沉重的负担。
　　“先改吏制，政治清明了，各种社会矛盾也就好解决了。”范仲淹原本也是这么想的。
　　“关于吏制，范公有何考虑？”余靖问道。
　　“唐太宗时期官员数量一度不足一千人，而本朝数量已超万人，而所辖疆域仅为唐朝的二分之一。官员没有考核，只要不犯明显错误就可以持续得到提升。这显然不合情理。”范仲淹说道。
　　有宋以来，贵族门阀氏族想如同魏晋一样直接当官的道路已经被完全堵死了。虽有一部分朝廷大员有恩荫的特权，重大的节日典礼也有一些封赐，但是这样的官通常都只有官阶，可以根据官阶领俸禄，没有差遣的实职，并且这类人员的数量相对于每年庞大的科举取士那是少之又少的。宋朝的进士科录取人数有大幅增加，是唐代录取人数的十倍。在唐代，考中进士也不会直接获得官职，而在宋朝，中甲科进士的佼佼者有机会直接成为通判，名次靠后的也可以成为知县。范仲淹本人就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