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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庆历要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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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科考完张榜后,京城便进入了达官贵人嫁女和各种招待宴请的时节。想做大宋朝的官儿,就必须通过科举取士,门阀举荐的路已完全被堵死。这倒不是因为大宋朝廷能够推陈出新蔑视门阀,而是因为大多数门阀已经在唐末和五代时期被灭门了。既然旧的门阀世族已不复存在,新的世家大族还没有产生,科举取士就成了大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然而平民子弟步入仕途,内心都极度缺乏安全感,所谓伴君如伴虎是因为上级的心思既猜不透,也极不稳定,爱恨只在一线间,没有门阀的照应不就成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了吗?姻亲和同年的关系便成了官场上互相照应、相互取暖的重要关系,上至宰相下到知县,无有例外。高官当然希望女儿还嫁给高官,前途无量的登榜士子就成了不二选择。官员与士子之间、士子与士子之间的同乡会、交流会此起彼伏,成了汴京城中的一道风景。
晏殊也邀请了所有江西籍考取进士的士子晚上一起吃饭。没有了久居北方的门阀,进行全国统一考试,南方的考试成绩一年比一年好,这年江西籍的进士就不少。晚宴上,士子们一遍一遍的朗诵晏殊的词,一杯一杯的敬晏宰相酒。有明着夸的,有暗着夸的,每个人都把晏殊哄的很高兴。而晏殊整晚都瞥着一言不发的王安石,发现这个人不喝酒、不敬酒、不说话,只用筷子夹自己前面的菜。晏殊见状自己端着杯子,走到这个年轻人的身边,说道:“介甫,少年才俊!今晚的饭菜不合胃口?”王安石忙说:“晏相公的酒菜甚为可口,有幸得见相公荣幸之至。”王安石不给晏殊敬酒,晏殊还举着酒杯,亲自走到王安石身边,大家都向王安石投去羡慕的目光。晏殊说:“来!老夫敬你一杯!”王安石恭敬的说:“我从不喝酒。”现场的气氛凝固了。当朝宰相拿着酒杯,亲自走到新科进士身边,举杯竟被拒绝了,整个大厅落下一根针的声音都听得到。晏殊只好缓和尴尬的气氛,说道:“不喝也好,不喝也好,专心思考做学问。”好端端的酒宴就此蒙上了尴尬的阴影。晚宴结束,晏殊一一送走宾客,送别王安石的时候,语重心长的说:“年轻人,你将来也能做到我这个位置,但你锋芒太甚,要栽跟头的!下次我单请你吃饭。”王安石十分不以为然,但嘴里却说:“相公指点的是,指点的是,再说,再说……”似乎一分钟也不想再待下去,忙退了出来。晏殊摇摇头,看着这个远去的年轻人的背影,心想:“又来一个范仲淹、欧阳修!”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角色日后比范仲淹、欧阳修还要狠!晚上王安石躺在床上想:“这宰相怎么这样做官?君子的气节哪里去了?儒士的风度哪里去了?酒桌上马屁声不绝于耳,他居然欣然笑纳了!”王安石也摇摇头进入了梦乡。从此,王安石的同年们,朝廷上的王侯将相,都很关注这个做派奇怪的年轻人。与其说王安石做派奇怪,不如说他涉世未深,不谙为官之道。儒家的君子理想纯粹是糊弄百姓的,虚伪有余。官场之道是法家的那一套——法、术、势,充斥着阴谋诡计、两面三刀、仗势欺人。此时的王安石对此还很陌生,他也听不懂晏殊语重心长的告诫。
庆历三年(1043),除了夏竦没有如愿成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都成为了枢密副使,随后范仲淹在新任四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的强力推荐下成为了参知政事,正式进入中书省。
两府三司中两府的地位要高一些,两府又分为东西二府。东府政事堂地位又高于西府枢密院。东府政事堂有时简称政府,可分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是大宋朝廷的政治中枢。其中三省也有分工,中书负责把和皇帝研讨后的问题和决议形成文件;门下负责审议文件,如有意见也可驳回;尚书省负责具体执行。推诿扯皮时有发生,因此要求三省联合办公,即政事堂。最高行政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副职为参知政事,类似副宰相。其数量不确定,总数一般不会超过五人。在大宋朝,参知政事地位很高,说是副职实际就是制衡宰相的。在真宗朝期间还出现过参知政事寇准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端完全平起平坐,行政地位不分高低的情况。当然,这种现象和真宗对寇准的欣赏、吕端的大度是分不开的。
西府枢密院有时也称枢府,主管军事。最高长官枢密使,副职枢密副使同属大宋的宰职班子,同位朝廷权利核心。枢密院负责军队调动,都指挥使司也称三衙,负责马军、步军、殿前军的军事训练,而将帅的任命由皇帝亲自负责。这样的制度设计真正实现了分割军权——“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对抑制内部叛乱起到了积极作用,可对于强兵、御敌就不是好事了。
这次是五十四岁的范仲淹,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二十八年以来第五次来到开封工作。经过地方州县的工作、馆阁的工作、台谏的工作、边疆作战的工作,范仲淹从此进入了大宋王朝的政治核心。
迎接他的是他的老朋友富弼,当年就是范仲淹把富弼的诗文举荐给晏殊看,并鼓励富弼参加制科考试,结果是制科高中还成为了晏殊的女婿。所以,在富弼的眼中,范仲淹犹如吉祥物。如今的富弼已成是枢密院的高官,枢密副使。这次回到开封,范仲淹要去拜会曾经举荐他的宰相晏殊,现在的晏殊正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的名副其实的首相。晏殊也十分期待,不仅是“似曾相识燕归来”,而且是“小园香径共徘徊”。
二人经过太学的时候,又见到了那个乞讨的疯子。范仲淹从第一次进京就见到了他,那时就疯疯癫癫的,但看向范仲淹的时候目光似乎变得略显清澈。但这次疯子的目光却是浑浊的,也非常虚弱,范仲淹照例弯下腰,把铜板轻轻的放进光溜溜的盘子里。疯子似乎从来不会说谢谢,只是说疯话。这次说的更加含混了,似乎是:“都会死的,你也会死的,活着就是朝向死亡……”富弼朝他说道:“行了疯子,别说疯话了!”疯子便闭上了无神的眼睛。范仲淹看得出来,疯子已经奄奄一息了,说疯话都可能是见到故人强打精神,恐怕熬不到明天了。二人逐渐远去,范仲淹回头看向疯子,疯子一动也没动。富弼说:“听说,很久以前,这个疯子是个太学生……”
每一次职位的升迁也是新责任的担当。大殿上,仁宗皇帝面前,范仲淹恭敬的站着。仁宗皇帝面对着这位被自己贬谪过三次的副宰相充满了希望。
“范卿回到开封可已适应?”仁宗皇帝亲切的问。
“谢官家关心!都已安顿好,比我们在西北的条件好许多。如今的开封城更美了!”范仲淹赞美着。
“这次范公不会再逼着朕吃草根了吧?”仁宗皇帝调侃他。
“陛下政治清明,边防日渐稳固,百姓国泰民安,百姓不吃草根了,陛下自然也不用吃草根了。”范仲淹认真的回答。
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朝中任职时。天下大旱,范仲淹了解到灾民实在是太苦了,唯一能吃的是一种草根,难以下咽。范仲淹奏请仁宗皇帝立即安排按察使实地调研,因地制宜制定措施,并且要求宫中力求节俭。但他发现仁宗皇帝动作迟缓,安排布置工作犹犹豫豫,不肯下决心。范仲淹就将那种百姓吃的草根拿到大殿,要求皇帝吃,还要求仁宗皇帝将草根带回后宫,分给皇后、嫔妃们吃。弄得仁宗皇帝十分难堪,但很快仁宗皇帝安排按察使的措施就落实到位了。
“范公,你变了!已经不是多年前那个只有批评意见的、直言能谏的范希文了。”仁宗皇帝笑道,“好一个‘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希文。”
“那时臣年轻,轻妄之言,太不谨慎。”关于过去的不少问题,范仲淹确实是有些悔意的。但君臣二人明显说的不是一件事,真是答非所问,各说各的话。
仁宗皇帝摆摆手道:“范公此次入朝就应当和朕、众大臣一道兴利除弊,改革旧制,铸国泰民安。”
面对仁宗皇帝的出题,范仲淹哪里会不知道,这不只是策问,更是要他分析时弊,拿出应对之策,并要能够成功实施的切切实实的改革。
此后,仁宗皇帝多次在天章阁召见了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希望这些被朝廷寄予厚望的才俊能够拿出一份详尽、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范仲淹等人也给出了冷静和全面的分析。几乎每一位重臣都写了具体的改革方案文卷,但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范十条”最为出名。
范仲淹这一次回京执政和他前三次遭贬黜的情形不同,这次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庆历年间的这次改革表面上有大多数宰相、副宰相、谏官的支持,会是一次成功的“庆历新政”,还是和前三次一样带着“荣光”再次被贬出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