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闲谈》橘颂elrond

3、杜甫 直面惨淡人

　　读杜甫的时候，总会联想到鲁迅，大抵是因为《纪念刘和珍君》里的“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杜甫的一生似乎是这句话的最好的注解，他一直在做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赵翼对此概括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委实如此，倘若他也是朱门食酒肉者中的一员，面对路有冻死骨时，大概会问何不食肉糜；倘若他一生顺遂，未受国破家亡妻离子散之苦，也从未囊中羞涩为五斗米而折腰过，那么暮年登高时由怎会相信那个颠沛流离半生，最终行将就木之际，客居他乡孤身一人潦倒困顿的白头老者竟是一个被命运所愚弄的可怜人呢？这样的他，大概也不会在自己住着为秋风所破的茅屋里推己及人地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甚至愿意以“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代价来交换。
　　经历了太多现世中的苦难，他的笔触也无法轻盈。如果说杜甫采用现实主义创作，倒不如说是现实主义选择了杜甫。李白的才气为大唐盛世锦上添花，而杜甫则为安史之乱这一历史转折处留下只言片语，供后人从字里行间一窥乱世中的众生相。
　　借用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的：“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观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称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像《兵车行》、《新婚别》等完美选取一个对象，他的经历是那个时代劳苦大众的缩影，在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下，那些“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男子不在少数，之所以牵衣顿足拦道哭，是因为爷娘妻子都清楚这一别也许就是最后一面。结局坏些，那些春闺梦中人成为可怜无定河边骨，结局好些，九死一生活下来，他们归乡后定是能顿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那种苍凉意境。
　　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对诗中所刻画的人物扼腕叹息，对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联系杜甫所处的时代，我们甚至能从《兵车行》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中感受到安史之乱在唐玄宗后期如同宿命般的爆发，这就是大唐盛世下潜藏下的暗流涌动，倘如大唐内部铁板一块，固若金汤，安史之乱不应该使唐王朝元气大伤，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只是表象，阶级矛盾过于尖锐才是内因。
　　我一向认为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最能体现杜甫创作中现实主义底色的作品，也是研究安史之乱给底层民众带来影响的绝佳素材。上文已经提及《兵车行》，这里就拿《新婚别》举例。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体现了当时的婚恋观，《新婚别》中描述的一对新婚夫妻就是这样的，丈夫是征夫，那么值得深思的地方就出来了，既然当时的普遍择偶观是不嫁征夫，那为何《新婚别》中的丈夫身份是征夫呢？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由于安史之乱，这个时代的大部分男丁被迫沦为征夫的事实，另一方面，俗话说新婚夫妻小别胜新婚，可在这种形势下，一别之后说不定就是阴阳两隔，这种悲剧的艺术性更高，情感冲击也更加浓烈。
　　以上就是我学习杜甫的感悟，他是唐诗中现实主义色彩十分浓烈的作家，而我也偏爱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纵然有白居易等后起之秀，但我任然认为杜甫是唐诗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他是始终与劳苦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但他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让古今中外的人们都可以在他的诗中寻求到一份心心相印的共鸣和聊胜于无的慰藉。对于我而言，古代文学里的杜甫和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跨次元壁的梦幻联动，共同组成“忧国忧民”二人组。不过，李白和杜甫是构成大唐盛世文学底色不可或缺的文坛双璧，但鲁迅独霸天下，堪称现代文学的灵魂。杜甫若知道自己的成就可与偶像李白相提并论，恐怕乐不可支，而迅哥儿倒是在高处不胜寒的境界孤独地伫立着，静静地等待着后继者循着他的足迹，从没有路的荆棘丛中开辟出一条通往希望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