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闲谈》橘颂elrond

4、大明王朝 历史不过轮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最后一年是公元1566年,但《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却始于嘉靖三十九年，由于他长期怠政和明初制度设计埋下的隐患，导致国库出现巨大亏空。面对这样山穷水尽的经济状况，御前财政会议上敲定了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政策，供今年出口西洋的五十万匹丝绸以解燃眉之急。
　　早已司空见惯的会议，下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决定，却如风起于青萍之末，从而掀起一场巨大风暴。我在看这部剧时精神内耗很严重，且不说那些弯弯绕绕的官场倾轧、权谋斗争中的利益博弈，也不谈这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敲骨吸髓般的剥削压迫，单看这剧中的无时无刻笼罩在封建王朝上空的历史周期律，就给我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剧中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宿命般的结局，有的人很清醒地洞悉了自己的结局，譬如胡宗宪早早意识到“君因此兴，必以此亡”，终有一天他会和严嵩同落；有的人身处泥淖而不自知，譬如何茂才在抓后在大堂上空洞辩解和胡乱攀扯；还有若沈一石者，虽然看清改稻为桑这步死棋，但是却发现自己陷得太深，就像无意间被黏在蜘蛛网上的飞虫，再如何挣扎也难逃覆灭宿命，并在尘埃落定前眼见命运对他步步紧逼露出狰狞面目，却无能为力。
　　连海瑞这种以肉身为棋，立誓破局以图胜天半子的人都不免陷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困境，当他意识到嘉靖才是导致天下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这个事实时，无异于中世纪的人遇见克苏鲁这类超自然生物，仅瞥一眼便san值狂降，但面对“家家皆净而无财用”的局面，他向友人托付家人，抱着必死的决心上了《治安疏》，嘉靖虽未杀他，徐阶、隆庆时重用他，但结合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所叙述，在高拱和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由于宿怨以及政见不合，海瑞在此期间未充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是像一个吉祥物一样束之高阁，干着闲职。
　　历史不过轮回一场，像嘉靖这样醉心于玩弄权术的帝王不在少数，像严嵩、严世蕃等传统意义上的奸臣多如牛毛，像严党和清流的党派争斗更是历朝历代屡见不鲜，有民族脊梁如海瑞者彪炳史册，与其说《大明王朝1566》是讲述明嘉靖年间的一系列事情，倒不如说将封建专制主义王朝权力倾轧的精髓尽数囊括在内。执掌权力的对象只有是三者时方才稳固，在历史长河中，只有属于皇帝的一方是固定的，而另两方的执掌者，可能是外戚、宦官、宰相或豪强，或者是地方士族，亦或是通过科举形成的文官集团等。明初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处就在于此，朱元璋、朱棣等铁血手腕的人尚可一人以皇权和文官集团达成政治上微妙的平衡，但后来者却没有这种魄力和手段，不得已地让第三方势力入局，譬如明英宗重用王振，是为了进一步从祖母和“三杨”处夺取权力，可恨他有眼无珠，终酿土木之祸事。还比如嘉靖大搞党争以御下，使得胡宗宪等能臣因立场问题明珠蒙尘，不得善终。
　　还有一处宿命感分外浓重，就是对官商的刻画。我始终认为，明朝的商人是历朝历代中独树一帜的存在，这与时代的成全密不可分。首先，虽然宋朝的商业发达，但由于金瓯有缺、战乱频繁的社会背景以及种植布局而难成气候。而明朝社会相对稳定，此外高产作物、经济作物的引进，使得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变化，主要的粮食产区由江浙一代转移到湖广一带，再加上浙江这一带“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独特地形，使得改稻为桑的政策在浙江推行。其次，明朝后期手工业部门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的经营手段，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剧中沈一石的丝绸作坊是属于这种以自由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最后，隆庆时期开放海禁，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剧中的五十万匹丝绸的收入就属于官方外汇。
　　剧中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沈一石这个形象，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王朝下商人的生存环境和困局，也可以看出他身为一个儒生的拧巴与清高，以及他作为官商的政治敏锐和身不由己。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他的命运清楚地预见高翰文未来的处境，他就像一个被随意支配的提线木偶，他没有资格在时代的洪流里做出选择，在改稻为桑的伊始，无论是马踏青苗，还是毁堤淹田，他都只是一个负责出钱低买田的工具人，后面郑泌昌、何茂才指使他用芸娘去套路高翰文，他虽照做，但在下套前，沈一石对高翰文交浅言深，先是剖析利害，再则直接念出机密的账册，直言想和他交朋友，这里就可以看出沈一石的拧巴，他已然不可回首，但面对书生意气的高翰文就像看到曾经的自己，还想奋力一救。直到打着织造局牌子买田时，他意识到必死的结局，出其不意地奉旨赈灾，算是将死之人最后一搏。
　　我曾一度很喜欢沈一石留下的遗书“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归北邙。狡兔死，良弓藏。我之后，君复伤，一曲《广陵散》，再奏待芸娘。”文辞兼美，配上沈一石临死前汗水淋漓地击鼓弦歌，颇有魏晋时期嵇康阮籍之风骨。一纸遗书，字字泣血，句句用典，条条隐射，闻者无人不心惊。“狡兔死，良弓藏”既是控诉，同时也是“我之后，君复伤”的诅咒和预言，沈一石的自焚和上缴账册，拉开了改稻为桑事件官场上的所谓清算，郑泌昌、何茂才相继下狱。严嵩“历来造反的都是种田的人，没听说商人能闹翻了天。”更是敲响了沈一石的丧钟，即便他奉旨赈灾全了嘉靖的面子，也解了淳安、建德两地百姓的急。其实他的结局，早已在高翰文、海瑞他们拒绝低价买田的时候就已经注定，因为严党对改稻为桑事件的性质定位也就是土地兼并，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如今百姓已保，他安可全乎？
　　抛却沈一石商人的社会身份，其人文学素养极高，颇通音律，擅楚辞，尤好《广陵散》，愿从嵇康魂归邙山，与其说他是嵇康的信徒，倒不如说他在嵇康身上寄托了些许人世间的美好。这样一个内心世界极为丰富涌动、清高自诩的人的世俗面具竟然如此温吞低调、长袖善舞。琴房内布置虽奢华却比一般建筑矮，在外是不可锦衣玉食，只得白水淡饭、粗麻布衣；作为江南织造局的白手套，他得经营作坊，但处在烂到根子上的浙江官场，他要小心周旋按时上供，必要的时候还得帮郑何二人做脏事；但沈一石也就是背靠织造局发家，此时已经陷入一个怪圈，正因为他官商勾结，他的作坊才得以做大做强，也正因如此，他被迫卷入政治斗争，并成为了第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牺牲者。他对芸娘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怜惜，也有对其才情的欣赏，还有对自己的厌恶与放逐，当他痛斥郑何是官场上的婊子、芸娘是贱人的时候，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厌弃与放逐呢。
　　不由得想起另一本成书于隆庆到万历年间的市井小说《金瓶梅》，西门庆和沈一石的发家之路如出一辙，可见封建王朝的商人殊途同归，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所求富贵如火中取栗，得不偿失。但西门庆的人物形象显然和沈一石不尽相同，沈一石压制自己的欲望，人前无异于苦行僧，时不时陷入自我厌弃，而西门庆却贪图享乐、放浪形骸，最后像牲畜一样毫无尊严地死去，此间种种差异有时代的鸿沟，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这一措施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自然也有个人差异，西门庆本就混混出身，而沈一石喜好附庸风雅，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某种低级趣味。
　　沈一石的悲剧也是商人群体的悲剧，借用知乎上对沈一石的点评“看似腰缠万贯，无限风光，实则依附于皇室之中，往来于宦官之间。然而，其背后却是被各种势力所裹挟而身不由己，甚至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无法保全。”实在一针见血。沈一石其人可悲，亦可叹!然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后来高翰文重蹈沈一石的覆辙，不可谓命运的作弄，从而陷入一种宿命般的结局。
　　一切难逃历史周期律，严嵩倒了，又起了个江南大地主徐阶；嘉靖死了，又来了个怠政的万历；嘉靖前期行中兴之政，后期贪图享受，家国不分，陷黎庶于水火之中，一切都应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谶语。
　　一切都在崩塌，任何事件只能延缓或加速这一进程，除非大开大合地改革，或者置于死地方可后生。封建王朝的本质矛盾还是在于土地，主要冲突在于官僚阶级土地兼并欲望和农民阶级对土地的诉求，如海瑞青史留名的官员的生平事迹中大多都有“抑豪强”，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历史长河里总归还有民族脊梁、中流砥柱，但当下我们期待海瑞出现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海瑞为我们主持公平正义的时，我们也让渡出了一定的权利,只有我们自己勇敢去争，六亿神州尽舜尧，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