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楼的孩子》华盖7

2、第二章

　　王老师的办公桌在离办公室门口最近的位置。她站在办公桌旁，面对着大家，观察着听到消息的每个人的表情，说话的时候两侧坠着的耳环随之晃动：“听说那孩子穿着我们学校的校服，现在学校正在排查，看是哪个班级的学生。”
　　原来如此，早上的那两次广播有了解释。
　　吴桐平时不喜欢参与以王老师为中心点的闲聊，觉得自己没那个精力，备课，资料，班级管理所要操心的事情已然太多。但是，她通常会找个想让脑子休息一下的时间，随着聊天的进程参言几句，免得被老师们上上“不合群”的锲子。但是她已然不知“傲得很”的评价已经通过王老师的嘴传了出去。
　　这次，吴桐停下了打字：这个孩子为什么跳楼呢？是意外吗？如果是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多大？他的父母知道吗？她的心中有太多的疑惑。
　　“群里传了照片！”王老师刚一坐下便又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用手放大着图片，脸上的惊惧清晰地展开。
　　吴桐点开微信群。照片有些模糊，但是依然能够看见孩子的姿势，他向下趴着，像是布料一样皱巴巴地散在那里，头的四周有大量血迹。从稍短的头发来看，是个男孩。这个男孩可能曾在某个街道流过侧影，可能曾在课本上画下涂鸦，可能在某个时刻使某个人展开笑颜......但此刻，他只是照片里的白色影子，一个自杀者，一具尸体。
　　吴桐的心像是狠狠被扯了一下，她听说过很多自杀的新闻，但是第一次离自己这么近，而自杀者的年龄还这么小。
　　“吓人，我不看了。”胡湘湘抿抿嘴巴，皱了皱鼻子。
　　“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朱雨洁轻声感叹着，悲伤透过她厚重的眼镜传递给了吴桐。她和吴桐四年前一起进入橙光，两个人就读于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但是不同班级。
　　吴桐看了看旁边曾老师。曾老师是吴桐的搭档，办公室唯一一位男老师，38岁，但因为秃顶的关系看起开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是师专出身，语文专业却被学校转岗教了数学，一教就是十年却始终没评上高级教师。他教学认真，对学生负责，但因为他温吞的性格反被学生处处欺负。对这个消息，他没有多发言论，只是皱着眉头盯着手机，似乎在搜索信息。
　　“秦晴没在办公室。”王老师探着头看了办公室一周，“估计他们班上人没有到齐被叫去开会了。”
　　“对的。”胡湘湘抱怨道，“今天本来是秦老师的早自习，结果一大早就被叫去开会了，我们班有个学生没到。我正吃着早饭呢，就被叫去顶上。”
　　上课铃声响了，胡湘湘对着空气翻了一个白眼，极不情愿地起身：“又要上课了。”
　　这节并不是吴桐的课，上课没多久，秦老师回来了。平时她进办公室总是风风火火，嘴里必然叨念着几句，要么说这鬼见鬼的天气，要么就是学生又闹毛病了，周遭都能被她挑出点儿毛病出来。但今天她把风火似乎都收了进去，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直到椅子背撞到了吴桐的桌子，吴桐才发现她回来了。
　　“怎么样阿？是咱们学校的吗？”吴桐问道，但一看见秦老师的表情，心中便有了不好的猜测。
　　秦老师苦笑了一下：“我们班的。”
　　“真的？”吴桐想赶快收回这句口头禅，毕竟这么大的事儿，再次确认事实只会显得多余。
　　秦老师无声地点头。
　　吴桐和朱雨洁对视了一眼，彼此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秦老师突然回过了神，一拍大腿，自顾自地说道：“昨天晚上我就觉得不对劲，做梦梦到有谁一直在追我，我怎么跑都甩不掉。今天果然出事了。我真是闯了鬼了！”
　　“是哪个学生？”吴桐问道。
　　“周子辰。”秦老师转过来对着吴桐，音调越来越高，“今天早上确实缺了几个人，我没在意。平时就算到早读点儿了，也总会有几个人迟到。今天广播叫班上人没齐的赶快去，我一去，把名字报上去就在那儿等着。一会儿就来警察了，就是我们班的！我真是造了孽，摊上事儿了。”
　　秦老师叹口气，抿了抿有些干涸的嘴唇。虽然教学多年，但是秦老师说话像是首尾相通的洞口，总是无碍而出。本人虽无恶意，但是常常伴有让周围人舌结的效果。
　　吴桐本想再问出事的原因，但看秦老师已偃旗息鼓，便知她所知道的信息就这么多了。周子辰，吴桐在办公室见过这个孩子。寸头，皮肤黝黑，在四年级的孩子中算个矮的，他有些调皮，经常被秦老师教育。有次，他拿着拖把气势十足地走进办公室，把拖把往地上一戳，弯着腰就开始拖地。拖到吴桐的位置，他见吴桐呆着不动，便说：“老师，能让一下吗？”吴桐笑了：“今天为什么是你拖地？”他干脆利落地说：“我被老师罚了。”吴桐想起了那时在旁边那像刺猬一样晃动的脑袋。这样活泼的有精神的孩子为什么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吴桐想不明白。
　　办公室开始交流从各处获取到的一些信息，来源并不清楚。最让吴桐觉得脊背发凉的信息是这个孩子在坐电梯上顶楼时遇到了自己的邻居。邻居阿婆问他去哪儿，他很流畅地回答：“回家拿东西。”并未有失常的地方。但几分钟后，他便从楼顶跳了下去。
　　下午第一节课，全校班主任在报告厅召开了紧急会议。报告厅较大，一进门就是舞台，平时能容下两百来人。不只用于日常的会议，偶尔还会举行演出活动。此时，李校神情严肃地面对着台下的老师，他是最像领导的那种领导，身上的每一寸脂肪都透着领导气。报告厅里高一节的舞台应该很衬他的心意，多亏了这一高出的一节，他能毫不费力地用余光扫着下面的每个人。
　　“今天，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发生了不好的事，我想大家应该都晓得了。”他的普通话并不标准，语速很慢，喜欢在他觉得对的位置加上重音，比如“不好”，“我猜大家都传了好几个版本。现在调查结果出来了，你们这些人就不要乱说了，由我给大家做一个阐述。”加重了“由我”。
　　“这个学生的事情和我们学校没有一点儿关系。他今天没有踏入我们学校校门，阿，”他在思考的时候总是会以“阿”作为停顿，“要是他踏入了，事情性质就不一样了。”他强调了“性质”。吴桐厌恶他的话里话外没有透露出对这个年轻生命逝去的一点儿同情与悲痛，但是也明白，他的话却对学校有切实的意义。“担责”这像是梦魇一样的东西，它承重地压在每个教育者的心里，使他们佝偻甚至扭曲，所以恻隐被掩埋，成了“造孽”“摊上事儿”“没有一点儿关系。”
　　“他是在入校之前出事的。原因警察已经弄清楚了。他偷了家里的钱，家长早上发现了，要他回家写检讨书。”
　　“这个家长肯定态度有问题，阿。”
　　“他一时想不通，就自杀了。”
　　“你们不要在班里或者是校外去说这件事，也不要在群里去传播，要为你们的言语行为负责！”
　　“现在的孩子就是很脆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