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独孤山下

2、第二章

　　父亲总是很忙碌，除了吃饭和天黑，很少能在家里看见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在房子南边喊他，他便回答说在南园。南园是一块很小的菜地，原本也是田，因为离家近，就在上面种些菜，有时也种些油菜和麻。父亲经常到这块地里忙活，锄草，打药。我便在旁边玩，有时生起一堆火烤几根葱，有时挖一块泥捏泥人。
　　父亲忙碌还是因为穷，排行老七的父亲，上面有六个哥一个姐。很小就打猪草放牛放羊。和大伯他们年龄也相差着二十几岁，甚至只比我大堂哥大两岁。父亲很节约粮食，这倒不完全因为他是个胖子，能吃爱吃，而是他是真正过过苦日子的。他说有一次姑夫和姑姑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包糖，奶奶把糖倒进糖罐里，父亲把糖袋子接过来，咂了一下午。
　　父亲常说四伯的胃病是年轻时饿得受不了了，把碱面当成面粉吞下了，烧坏了胃。 母亲说过她和父亲可以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姥姥年轻时经常带着母亲在大队里干活，因为和奶奶是姐妹，便把母亲托付在爷爷家，比母亲大四岁的父亲便照料着母亲。母亲经常取笑父亲有一次在藕塘里光着屁股挖藕，把沾着黑泥的藕扔给岸上的母亲。母亲上完小学就在生产队里干活了，父亲上过高中，高考两次没中，也就不想再考。
　　父亲迎娶母亲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母亲时常有些不甘地调侃，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婚礼过后便是分家仪式，只分得三间草屋，一瓮米，几亩地，别无他物。青黄不接时，顿顿都借粮。 后来日子慢慢好一些了，父亲不甘心继续种地。筹了学费，到合肥去学习电器维修，往往一走就是半个月甚或一个月。
　　一次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在门口玩的时候无意间往南边看了一眼，便看见了父亲，他仍然拎着那个红色的皮包。我飞奔过去，问父亲有没有给我带玩的，父亲打开皮包，从里面拿出来一个铁皮做的小汽车，我拿着汽车便在伙伴间炫耀起来。
　　 我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起来的，很小的一间沿街店面，横竖摆着两个柜台，还有一个货架，再里面是一张床。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住进店里，而哥则和姥姥住在家里。哥是想来店里住的，有次姥姥带着他来店里，他便赖着不想回去，母亲拿棍子赶他走，他回头看时头撞到了树上。白天父亲在店里修家电，有时也要出去修。母亲在门口的街上摆个小摊，有时卖点花生瓜子，有时卖木锨头。我则无所是事，经常和隔壁的伙伴到处跑，有时磨在门口卖牛杂的小贩身边，直到他割一小块牛肝塞到我手里，为此没少挨母亲骂。小贩总是咧嘴笑：“小孩子嘛，哪有不馋嘴的，喜欢吃牛肝说明我的牛肝好呀！”父亲经常到淮南去进货，有时会带回来一只腊鹅，长长的脖子怪吓人的。母亲把腊鹅挂到店里，有时会有人进来想买，后来便干脆卖腊鹅了，腊鹅很贵，买的人毕竟少。有一次母亲给一个女的称了一斤花生，女人付了钱，把花生倒在挎着的篮子里，往凳子上一坐便开始吃了起来，吃了一地的花生壳，母亲问她怎么不带回家吃，她回答说家里人多，带回家便被抢光了。母亲陪她聊了一会天，她起身拍了拍落上身上的花生壳皮，咂着嘴走出店门。
　　母亲还会摊绿豆皮，在门口的炉子上烧开一锅水，把搅好的绿豆面用勺子舀进模子里，用手一转，模子在水面快速旋转着，直到均匀地铺满整张模子，几秒钟就熟了，用手一拉一抛，就从模子里取了出来。绿豆皮很好卖，是夏天不可多得的清凉吃食，再加几块变蛋一拌，简直就是美味。母亲便顺带又开始卖变蛋，一个个沾着石灰稻壳的变蛋在母亲的手里一抛一接，便被辨出好坏。母亲很爱吃变蛋，有时夜里睡不着，便从床下摸个变蛋出来剥了皮吃。
　　我被开水烫的那一天是个阴天，门口摆着一张要修的床，我从床上跳上跳下，觉得不过瘾，又找了根棍子撑着往下跳，刚跳下来我就发觉不妙，棍子一歪，就偏离了我预定的目标，直直地往烧着开水的炉子落去，锅被我砸翻，整锅开水浇在我身上，我眼前一花，边打滚边嚎叫，母亲从屋里冲出来，把我扶起来脱下衣服查看伤情，居然没有起泡，只有几片红斑，母亲上我光着屁股站在外面吹风，她回屋找碱面，准备撒在被烫伤的部位－都说这是治疗烫伤的偏方。我站在门口一直哭，隔壁小卖部的老板出来了解情况后，从缸里抓了一把碱，撒在了我身上。兴许是这个偏方真的有效，居然很快就好了，完全没留一丝疤痕。
　　如果这次的经历可以说是幸运，那另一次的遭遇可以说是奇幻了。那天，我照常和几个小伙伴在门口的空地上玩，忽然听见一种好似喇叭发出的嘶嘶声，又听见母亲喊我，急切中透着一种慌乱。我向母亲看去，见她在仰头看向我头顶的方向，我往上看时，看见一个黄色的圆球，飘浮在树梢那么高的地方。我起身想跑，忽然听见啪的一声，圆球好像是炸了，我迅速跑到母亲身边，听她惊魂未定地和邻居说着话，似乎说什么幸亏有高压线之类的话。没人追究这个圆球到底是什么，等多年之后我看到一篇关于球状闪电的描述之后，才明白那天遭遇的很可能就是一个球状闪电。
　　我被禁止到房东家楼上去玩，是因为有个伙伴从二楼掉下来了。那天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玩，后来听说有人从楼上掉下来摔伤了，我便和几个人一起到边上的诊所去看，那个小孩头上手上都缠着绷带，绷带上渗着血迹，躺在床上输着液，小孩的母亲坐在旁边低着头一直哭。伙伴的坠楼摔伤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震撼，我至今仍旧恐高，可能也和这件事有关。 街对面有家冰棒厂，用十根冰棒棍可以换一根冰棒，为了收集冰棒棍，我和几个伙伴沿着街面到处翻找，甚至为了抢一根冰棒棍争吵打斗。房东家的二儿子和我是死对头，见面就斗，一次他拿了一把刚买的塑料剑在我面前显摆，作势要打我，我转身回到店里拿着换煤球用的火钳夹着他的剑，他眼见打不过便回去向他父母告状。母亲让我不要和他斗，毕竟是房东的儿子，而且论辈份还是长辈，我却管不了那么多，仍旧是斗。
　　有天晚上父亲要去一户人家修吊扇，我也跟了去，主人家很客气，切了西瓜给我们吃，我一连吃了好几块。父亲修好吊扇带我回来的路上，责怪我不该那么贪吃，别人客气我们不能不客气。挨了父亲的训责，我便不再愿意跟着父亲外出维修了，印象里好像也只有那么一次。
　　不知道什么时候，店面被一块布帘从中间隔开了，布帘上是松树和仙鹤的图案，很漂亮。布帘的另一面店里住进来一对夫妻，经营着一家理发店。 理发店老板姓陈，叫陈秀领，老板娘姓张，看着很和蔼。我没事便去他店里玩，那时的吹风机还是个稀罕物件，我经常在客人吹头发的时候站在边上蹭一点热风，倒一点亮发油抹在头上，然后神气活现地走到街上，期待别人注视的目光。理发店家有个女儿，后来认我父母做了干爸干妈，当时她太小，我们这帮大孩子没人愿意带着她玩。
　　 父亲的维修台上经常摆着一个烙铁，我常常想试一下烙铁的温度，为此手没少被烫。父亲是个好脾气，几乎没听到他与别人争吵。但有一次，父亲同街边一个卖猪肉的吵得脸红脖子粗。那是一个下午，卖猪肉的过来还条凳，父亲看了一眼，说这张条凳不是早上借给他的，我家的是枣木做的，卖肉的拿回去找了圈没找到别的凳子，又拿了回来，说没别的凳子了，就是这一张，不料父亲发火了不依不饶。卖肉的小贩把凳子往门口一放，扭头就走，父亲追过去把凳子要递还给他，争吵声吸引了街上的邻居，都过来劝解。父亲红着眼睛把凳子一脚踹倒，砸在母亲的脚上，母亲又痛又气，转头回店里了。父亲不再争了，也转身回了店里。过不多时，卖肉的小贩满脸堆笑地拿了一张条凳过来，说是他搞错了，之前的那条凳子确实不是我家的。母亲接过条凳，转头让父亲拿墨水在凳面底下写上了名字。
　　从街面搬回家里不知道是父母谁的主意，但肯定的是这算不上是一个好主意。大柜子高货架，都被搬进了北边的里屋，上面仍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工具和配件。父亲的维修台变成了堂屋的大桌子，一把烙铁仍不时烧得通红。一架万用表上的玻璃碎裂时，父亲心痛了好久，万用表算得上是父亲最贵重的工具了，我时常用来测量各种物品的电阻，甚至还想学着父亲的样子测量电压，自然少不了挨打。拿来最多的要数电视机和电风扇，这也是寻常家庭必备的家用电器了。
　　农忙时父亲下地干活，留我和哥在家看门，有来修电器的，放下用床单包着的电视机或电风扇，说一声哪个村哪一家的，便由我转告。有时有人来买灯泡，一块钱一个的白炽灯，货款由哥收着。 刚开始来修电器的还挺多的，尤其是夏天，几乎每天都有来修电风扇的，父亲的技术是公认的好，收费也合理。后来父亲备的配件越来越少了，也没时间再去进货，只好到街上找同行调货。街上我家原来店的不远处，新开了一家维修电器的，时常感慨父亲那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在街上做了，母亲去那里拿配件时常常开玩笑说：“要是我们还在这里做，那你的店怎么开起来呢？”同行调货自然也是价格偏高的，有时修一台电视才收几块钱，遇到熟人了甚至都不收钱。加之我和哥到了要上学的年纪了，花费压力越来越大，父亲便把精力转移到种地上了。记账的账本上还写着谁家修什么欠多少钱，父亲也没再去要过。有些人会主动来付掉，有些则成了坏账。后来我在腊月里还去上门收过几次，但每次能收回来的寥寥无几，再后来，账本都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