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朗!”那头突然冲出凌厉的吼声。 “是,我调在公共频道。”他毫不畏惧,“这里都是为了我们受伤的人,为了我们被扔在雷场里刚刚救出来可能要截肢,24岁的孩子!” 全都以为情况将难以收拾的时候,突然有个气喘吁吁的声音很远却嘹亮:“I’ll go.” 像有人叫了无线电静默,大家都没了声音,甚至是枪声。 连我们都没有喊出在心底的名字。 “I’ll go and get here in 10 minutes.”
我慢慢清醒,从潜入到俘虏到刑囚再到得救,努力回想了全部。在喧闹、吵嚷的队友们发现我醒来之前,我一遍遍告诫自己:官恕昀,你的四肢严重冻伤,你感觉不到它们的,不要紧张,不要激动,不能表现出来。 “Aaron!”弗尔堪第一个叫起来,其他人都呼啦围了过来。护士,明显不止一个,在用中式英文的发音大喊着:“Leave here right now! Let the patient breathe!” 我尽可能微笑,无意间——或者根本就是潜意识里走投无路地渴望,动了一下手指,如我预料的一样,我丝毫感觉不到身体上还有手,神经的传递像是突然终结在了某处。 我脸上的笑容依然不可控制地僵硬了一下。 “没事的,Aaron。只是冻伤还没有恢复,你不用太担心,医生检查过了没有大碍,索莫纳请来了一个参与过二战救治的德国老医生,他当初救了很多在苏联战场差点被冻死的士兵。” 弗尔堪总是这样单纯,没有大碍又何必欠下人情找一个二战名医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