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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hapter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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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
十二月中旬,上海的气温骤降。清晨的薄雾挂在光秃秃的梧桐枝头,像破碎的蛛网。阿尔伯特在领事馆的窗前看着自己的呵气在玻璃上凝成白斑,指尖划过,写下一个德文单词:Fälschung。
赝品。
这个词在他舌尖盘旋了三天。山本大佐的“请求”,侗殿秋的警告,柏林的新指令——层层叠叠的虚假,真相比稀薄的冬日阳光更难触及。
敲门声响起。秘书送进来一个牛皮纸包裹,没有寄件人信息。阿尔伯特关上门,用小刀小心裁开边缘。里面是一本英文版的《荷兰黄金时代绘画》,书页间夹着一张极薄的半透明纸。
他对着灯光看纸上微小的字迹,是抵抗组织的密写:
名单已到。二十七人。需三日内离沪。掩护身份:艺术学生团体赴港。船期附后。务必安全传递。
下面是一串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年龄、专业、伪装身份。阿尔伯特的手指在最后一个名字上停顿:索菲亚·列文斯基,16岁,画家遗孤。
列文斯基的女儿。那个画家的女儿,在名单上。
他烧掉纸条,灰烬飘落在烟灰缸里。三日内。今天是周二,最晚周五。船期是周五晚从吴淞口出发的葡萄牙货船“里斯本号”,目的地香港,名义上是运送茶叶和丝绸。
他需要把这份名单交给侗殿秋的组织——他们有能力安排这些人安全登船。但怎么传递?山本在监视,那个服务生还在,也许还有其他眼睛。
而且侗殿秋那边也有问题。老陈三天没露面了,她留下的暗号没被回应。叛徒是谁?组织内部清理干净了吗?她还能信任谁?
阿尔伯特翻开那本《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停在维米尔《代尔夫特风景》的插图页。画面中那座城市的倒影在水面微微颤动,仿佛随时会破碎。他盯着看了很久,一个计划慢慢成形。
下午两点,他拨通了上海艺术协会的电话。
“我是领事馆文化处的韦伯博士。关于下周的‘欧洲绘画技法’公开讲座,我想调整一下内容……对,增加一个部分:艺术中的真实与赝品——从技术鉴定到哲学思考。”
电话那头的人记下要求。阿尔伯特继续说:“我希望邀请《申报》文化版的侗殿秋女士担任讨论嘉宾。她对东西方艺术比较有研究,可以提供不同视角。”
“需要发正式邀请函吗?”
“我会亲自联系她确认。请把讲座时间定在周四下午三点,地点在德国文化中心演讲厅。”
挂断电话,阿尔伯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明信片。正面是外滩风景,背面他用法语写:
侗女士:
关于周四讲座,拟讨论维米尔《代尔夫特风景》中水面倒影的“不完美真实”。倒影略模糊于实体,此差异是技术局限,抑或艺术选择?若您能参与对谈,我将备感荣幸。盼复。
A.W.
他反复检查措辞。“水面倒影的‘不完美真实’”——倒影模糊,如同情报需要掩饰。“技术局限还是艺术选择”——迫不得已还是主动为之?如果侗殿秋读懂了,她会明白:讲座是掩护,需要传递重要信息。
他把明信片装进信封,写上《申报》地址。不能直接寄给她,要寄给文化版编辑转交——这是他们之前的约定,减少直接关联。
做完这些,他看了眼日历。周四下午三点。距离名单上的最后期限还有三十六小时。
二
侗殿秋收到明信片时,正在整理一篇关于年画民俗的稿子。编辑把信递给她,随口说:“德国领事馆那位学者又找你讨论艺术了。周四讲座,你去吗?”
“看时间安排。”她平静地回答,手指却捏紧了明信片边缘。
回到座位上,她对着光线仔细看。“水面倒影”“不完美真实”“技术局限还是艺术选择”。每一个词都可能有多重含义。讲座是公开场合,相对安全,但山本的人肯定会在场。阿尔伯特选择这种方式,说明有紧急且重要的信息需要传递,而且无法通过常规渠道。
她需要参加。但首先得确认安全。
下班后,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到福州路的一家旧书店。书店老板是个戴圆眼镜的老先生,见她进来,点点头,继续整理书架。
侗殿秋走到中国古籍区,假装浏览。几分钟后,一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走进来,在外国文学区停下。两人隔着书架,没有对视。
年轻人轻声说:“老陈安全。清理中。暂勿接触任何人。”
“多久?”
“不确定。可能三天,可能一周。”
“周四德国文化中心有讲座,我需要去。”
年轻人沉默片刻:“风险自判。建议:公开场合,保持距离,勿单独接触。”
“明白。”
年轻人抽出一本书,走到柜台付钱离开。侗殿秋又待了十分钟,买了本便宜的《唐诗三百首》,走出书店。
夜色已浓,街灯在寒雾中晕开昏黄的光圈。她沿着人行道慢慢走,脑子里梳理线索。老陈安全,但组织在清理叛徒,说明问题严重。阿尔伯特紧急约见,必然有事。周四的讲座——她必须去,但必须极其小心。
回到家,她翻开那本《唐诗三百首》,在《春江花月夜》那一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下一行极小的字:
若危险,左手扶眼镜架三次。
然后她将整本书浸入清水,再小心烘干。铅笔字遇水会消失,但纸张纤维的微小变形会留下痕迹,用特殊药水能再现字迹。这是老陈教她的最隐蔽的密写方法之一,缺点是信息量极少,且只能使用一次。
周四。她需要准备。
三
周四下午两点五十分,德国文化中心演讲厅已坐满大半。
听众混杂:德国侨民、日本官员、中国学者、艺术学生,还有几个面孔陌生、坐姿过于端正的男人。阿尔伯特在后台整理讲稿,从幕布缝隙观察台下。他看见了山本大佐坐在第三排,武田少佐在第五排靠走道位置。那个服务生——果然来了,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坐在最后一排角落。
侗殿秋准时出现在门口。她穿深蓝色旗袍,外罩灰色羊毛开衫,手里拿着笔记本。她选择坐在第二排偏右的位置,既不靠近山本,也不完全在边缘。
三点整,阿尔伯特走上讲台。他今天特意穿了深色三件套西装,打着暗红色领带,看起来完全是个严肃的学者。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他用德语开场,配同声翻译,“今天我想探讨一个看似技术性,实则充满哲学意味的话题:艺术中的真实与赝品。”
他打开幻灯片,第一幅是维米尔的《代尔夫特风景》。“我们通常认为,维米尔追求极致的真实。但仔细观察水面倒影——建筑的倒影比实体模糊,轮廓不那么清晰。这是技术局限吗?十七世纪的画家无法精确描绘倒影?还是艺术选择?也许维米尔在说:倒影不必与实体相同,它可以有自己的真实。”
侗殿秋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偶尔抬头看幻灯片。阿尔伯特的演讲技巧很好,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但她在等,等那个信号。
讲座进行到四十分钟,阿尔伯特切换幻灯片,出现了一幅对比图:左边是伦勃朗真迹《夜巡》的细节,右边是一幅高质量的仿作。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更复杂的情况。”他的声音略微提高,“这两幅画,一幅是伦勃朗真迹,一幅是十九世纪的仿作。非专业人士很难区分。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女孩腰间的鸡爪标志——”
侗殿秋的心跳加快了。鸡爪。《夜巡》。他们第一次在图书馆讨论过的细节。
“真迹中,鸡爪的弯曲角度是二十三度。”阿尔伯特用教鞭指向屏幕,“仿作中,是二十七度。微小的差异,但意义重大。仿作者理解了这个符号的重要性,但不理解它的精确性。他复制了形式,错过了本质。”
他停顿,目光扫过台下:“这种差异让我思考:什么是赝品?仅仅是技术上的不精确吗?还是更深层的——对原作者意图的误解,对时代精神的误读?”
侗殿秋的笔在纸上写下:鸡爪角度差异——传递信息的关键点?
阿尔伯特继续讲,但开始引入更多中国艺术的例子:“在中国画中,摹本是重要的学习方式。但伟大的摹本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意临’——临摹其意,而非其形。八大山人临摹徐渭,笔法不同,精神相通。这是否也算一种‘真实’?”
他看向侗殿秋:“侗女士,您研究东西方艺术比较,对此有什么看法?”
所有目光集中到她身上。侗殿秋放下笔,从容起身:“韦伯博士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中国画论中,确实有‘似与不似之间’的说法。但我想补充一点:区分真迹与赝品,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伦理问题。”
“伦理?”阿尔伯特适时追问。
“是的。”侗殿秋面向听众,“一件作品被创作时的意图,它承载的记忆、情感、历史——这些是技术复制无法捕捉的。当列文斯基画下那些扭曲的人形时,他不仅在描绘形状,更在记录一个时代的痛苦。任何仿作,哪怕技术再完美,也无法复制这种痛苦的真实。”
她提到列文斯基的名字时,阿尔伯特的呼吸几乎停止。她在测试,也在传递:我明白你的意图。
“所以您认为,”阿尔伯特接回话题,“艺术的真实在于它不可复制的历史性?”
“在于它的见证性。”侗殿秋纠正,“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一个时刻的见证者。赝品只是那个见证的模仿,它不在场。”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提问环节,几个学生问了技术性问题,阿尔伯特一一作答。山本大佐没有提问,只是坐在那里,手指轻轻敲打膝盖。
散场时,人群涌向门口。阿尔伯特在讲台上整理资料,侗殿秋走过来,假装请教一个细节:“韦伯博士,您刚才提到维米尔倒影的模糊,是否与当时镜面技术有关?我读过一篇论文……”
两人自然地交谈起来。周围的人渐渐散去,但山本和武田还在不远处与人说话,服务生站在门边假装看海报。
阿尔伯特从讲义夹里抽出一张折叠的纸,看似是讲座提纲:“这篇论文的作者是莱顿大学的范德维尔教授,他的观点很有启发性。”
侗殿秋接过纸,快速扫了一眼——表面确实是讲座提纲,但某些单词下面有极小的点。密码。她将纸夹进笔记本:“谢谢,我回去仔细读。另外,关于您上次提到的伦勃朗晚期自画像,我找到了一些中文资料,下次带给您。”
“好的。”阿尔伯特点头,“随时欢迎讨论。”
就在侗殿秋转身要离开时,山本大佐走了过来。
“精彩的讲座,韦伯博士。”山本微笑,“侗女士的补充也很有深度。对了,侗女士,您刚才提到列文斯基——您对他的作品很了解?”
侗殿秋的心跳平稳,表情自然:“作为文化记者,我对在上海生活过的外国艺术家都有所了解。列文斯基的作品……很有力量。”
“您看过他的原作吗?”
“只在资料上看过。听说他的作品大部分遗失了,很可惜。”
“是吗?”山本的眼睛眯了眯,“我听说最近有些他的作品出现在市场上。也许我们可以合作写一篇报道?韦伯博士可以负责专业鉴定,您负责撰写。”
这是陷阱。赤裸裸的陷阱。
侗殿秋笑了,笑容恰到好处地得体:“那当然好。不过最近报社任务很重,年关特刊要准备。可能要等明年春天了。”
“不急。”山本的目光在两人之间移动,“艺术是永恒的话题,对吧?”
阿尔伯特接话:“确实。山本大佐,您上次提到的那批浮世绘,我找到了一些参考资料,明天送到您办公室?”
“好的。”山本终于移开视线,“那我先告辞了。侗女士,期待您的文章。”
他离开后,侗殿秋与阿尔伯特对视了一眼。没有言语,但彼此明白:危险更近了。
侗殿秋左手扶了扶眼镜架,一次,两次,三次。
阿尔伯特微微颔首:我看见了,我明白了。
她转身离开,脚步平稳。走出文化中心,寒风扑面而来,她深吸一口气,冷空气刺痛肺部。笔记本夹着那张纸,沉重如铅。
四
回到住处已是晚上七点。
侗殿秋锁上门,拉好窗帘,才打开笔记本。那张讲座提纲纸展开在台灯下。她用尺子对齐那些带点的单词,按顺序抄下来:
Van der Werf(范德维尔)— Leiden(莱顿)— reflection(倒影)— blur(模糊)— intentional(有意为之)— list(名单)— 27(二十七)— Lisbon(里斯本)— Friday dusk(周五黄昏)— Sophia(索菲亚)
她的手指在“Sophia”这个名字上停顿。索菲亚·列文斯基。画家的女儿。十六岁。
阿尔伯特在冒险传递这份名单。二十七个人,周五黄昏从吴淞口上“里斯本号”。时间紧迫,只剩明天一天。
但她现在不能接触组织。老陈还在清理叛徒,任何贸然行动都可能暴露整条线。她必须自己处理,或者找到绝对可信的人。
侗殿秋烧掉纸条,灰烬在陶瓷盘里蜷缩。她走到窗前,掀起窗帘一角。对面楼房的窗户大多亮着灯,一家人围坐吃饭的影子映在窗帘上,平凡得令人心痛。
她想了一会儿,回到桌前,开始写一封给报社编辑的信——表面是请假条,实际上是给另一个联络点的信号:
王编辑:
明日需赴苏州采访年画艺人,请假一天。今日德国讲座内容已整理,附提纲草稿。其中关于维米尔倒影的讨论,让我想起李可染先生的“逆光山水”——同样通过模糊处理营造真实感。东西艺术确有相通之处。
侗殿秋
“赴苏州采访”意味着她明天不会在报社,需要行动。“逆光山水”是他们约定的暗语:情况紧急,需要协助处理一份名单。
她把请假条和讲座提纲草稿装进信封,提纲草稿的背面用米汤写了需要传递的信息:27人,Lisbon,周五黄昏,吴淞口,需登船安排。
这封信会由报社的勤杂工——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不知情的传递者——送到王编辑家。王编辑看到“逆光山水”,会检查背面,然后启动应急程序。这是单线联系,即使叛徒在组织内部,也不一定知道这条线。
但风险依然存在。如果王编辑已经被监视,或者叛徒的层级更高……
侗殿秋摇摇头,甩开这个念头。有些风险必须承担。二十七条人命,包括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画家的女儿。
她想起列文斯基的那些画。那些在仓库昏暗光线下看到的扭曲面孔,那些无声的呐喊。如果连他的女儿都救不了,那么他们保存那些画又有什么意义?
艺术保存记忆。而行动拯救未来。
信写好,她封上信封。明天一早交给那个少年。然后她会去“苏州”——实际上是在上海的几个安全点之间移动,制造不在场证明,同时观察是否有尾巴。
但现在,她需要休息。哪怕只是闭上眼睛,让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
侗殿秋躺下,但睡不着。黑暗中,她想起讲座上阿尔伯特的眼神——当他听到她提到列文斯基时,那一瞬间的紧张和释然。他信任她。在这个充满怀疑的时代,这份信任比任何情报都珍贵,也比任何情报都危险。
她翻了个身。枕头下硬硬的东西硌到脸颊——是那本《唐诗三百首》。她抽出来,在黑暗中抚摸封面。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的诗句浮现在脑海。人类代代更替,明月亘古不变。战争会结束,政权会更迭,但艺术、美、对真实的追求——这些会延续吗?
她不知道答案。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
这就够了。
不,不能这么想。她再次纠正自己。在这个时代,没有“够了”,只有“继续”。
五
周五清晨,阿尔伯特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他抓起听筒,那头是领事馆值班官员紧张的声音:“韦伯博士,请立刻来领事馆。柏林有紧急电报。”
凌晨五点的上海还沉浸在灰蓝色的昏暗中。阿尔伯特快速洗漱穿衣,叫了车。街道上空荡荡,只有清洁工在扫落叶,沙沙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领事馆里灯火通明。副领事施密特在办公室等他,脸色凝重。
“阿尔伯特,坐。”施密特递过一张电报,“译码后的。”
阿尔伯特接过,快速阅读。电报来自柏林外交部,措辞正式而冰冷:
“根据新指令,驻上海领事馆部分人员需即日准备撤离。名单如下……韦伯博士因父亲健康状况被列为优先撤回人员。请于72小时内整理文件,销毁非必要材料,准备搭乘周日军用运输机经莫斯科返回。此令立即生效。”
父亲健康状况——又是那个暗语,但这次不同。这次是官方电报,意味着父亲可能真的出事了,或者……这是召他回去接受调查的借口。
“为什么突然撤离?”阿尔伯特尽量让声音平稳。
“东线局势恶化。”施密特压低声音,“上面觉得远东也不安全了。而且……有些风声。”他犹豫了一下,“听说国内在清洗,有些‘不可靠’的家族被牵连。你父亲他……”
“我明白了。”阿尔伯特打断他,“周日几点?”
“晚上十点,虹桥机场。只能带一个手提箱,文件全部留下,由我监督销毁。”
“今天周五,我还有时间。”
施密特点点头,眼神复杂:“阿尔伯特,我们是同事三年了。有些话……你小心些。离开前别惹麻烦。”
“我从不惹麻烦。”
“最好如此。”施密特拍拍他的肩,“去准备吧。”
阿尔伯特回到自己办公室,锁上门。周日晚上十点。今天周五。名单上的人今晚黄昏上船。他需要在撤离前确保他们安全离开。
但首先,他必须销毁所有证据——与抵抗组织联系的记录,与侗殿秋的信件副本,那些埋着密码的书页,那些写着密写的小纸条。
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铁盒。里面整齐地放着侗殿秋所有的来信,按日期排列。他抽出第一封——关于八大山人和表现主义的那封。墨迹已经有些褪色,但字迹依然清晰。
他应该烧掉它们。立刻,全部。
但他的手停在半空。这些信不只是情报工具,它们是……见证。见证了两个灵魂在黑暗中的对话,见证了他们如何通过谈论艺术来谈论一切不能直说的事情。
他翻开最近的一封,侗殿秋写到莫迪里阿尼:“变形是唯一诚实的表达方式。”
是啊。在这个扭曲的时代,变形才是真实。
阿尔伯特抽出三封信——第一封,中间一封,最近一封——折好放进口袋夹层。其余的,他一张张点燃,看着火焰吞噬那些精心选择的词汇,那些隐藏的密码,那些未言明的情感。
烟灰缸里积了厚厚的灰烬。他倒进水,搅成黑色的糊状,然后冲进洗手池。
接下来是书。那本《东西方艺术比较研究》,那本《荷兰黄金时代绘画》,还有几本做了记号的艺术史著作。他需要归还图书馆,或者处理掉。
电话响了。他接起,是山本大佐的声音:“韦伯博士,今天有空吗?关于那批浮世绘,我想听听您的最终意见。”
“今天恐怕不行,山本大佐。领事馆有紧急事务。”
“哦?什么事务比我们的合作更重要?”山本的声音带着笑意,但笑意没有温度。
“柏林来的指令,我需要整理文件。”
短暂的沉默。然后山本说:“我明白了。那么……祝您顺利。我们保持联系。”
电话挂断。阿尔伯特握着听筒,手心出汗。山本知道了。也许是通过领事馆的内线,也许是其他渠道。他知道自己要撤离了。
这意味着最后这两天,监视会加倍严密。他必须格外小心。
他看了眼怀表:上午八点。距离名单上的人登船还有十小时。侗殿秋应该已经收到信息,组织应该已经在安排。他能做的只有等待和祈祷。
但还有一件事。索菲亚·列文斯基。画家的女儿。他应该见她一面吗?把父亲的素描本交给她?那本在仓库发现的、画着上海街景的素描本。
危险。但如果他不见,那本素描本可能永远到不了她手里。一个女儿对父亲最后的记忆,将随他一起消失在柏林的混乱中。
阿尔伯特打开抽屉,拿出那个小木盒。翻开素描本,第一页是外滩的轮廓,第二页是弄堂里的孩子,第三页是雨中的人力车夫……每一页都是这个城市,这个画家流亡之地,这个他既恨又爱的地方。
他决定冒险。
六
中午十二点,阿尔伯特走进外滩附近一家小咖啡馆。
他选择靠窗的位置,点了一杯黑咖啡。素描本放在桌下,用报纸盖着。约定的时间是十二点半,他提前到了。
窗外,黄浦江上船只往来。一艘日本军舰缓缓驶过,太阳旗在桅杆上飘动。几个码头工人在装卸货物,身影在正午的阳光下拉得很长。
十二点二十五分,一个穿深色大衣、围巾遮住半张脸的年轻女孩走进来。她犹豫了一下,走向阿尔伯特的桌子。
“韦伯博士?”声音很轻,带点口音。
阿尔伯特点头:“索菲亚?”
女孩坐下,拉下围巾。她有一双很大的眼睛,深褐色,眼神里混合着警惕和期待。“您说有父亲的东西要给我。”
阿尔伯特从桌下递过木盒:“在仓库发现的。他的素描本。”
索菲亚接过,手指颤抖着翻开第一页。看到那些线条时,她的眼眶立刻红了,但咬住嘴唇没有哭出来。
“他常去这些地方画速写。”她轻声说,“说上海虽然陌生,但比柏林诚实——至少这里的苦难写在脸上,不用假装一切都好。”
“你父亲是个勇敢的画家。”阿尔伯特说,“他的画保存下来了,在安全的地方。”
索菲亚抬头看他:“谢谢您。我知道是您救了他的画。”
“今晚的船,准备好了吗?”
“嗯。有中国朋友帮忙,□□,假身份。”她停顿,“您呢?听说您也要离开了。”
阿尔伯特微微惊讶:“你怎么知道?”
“帮助我的人说的。她说您做了很多,但现在必须走了。”索菲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个,给您。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是感谢。”
阿尔伯特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枚小小的铜质徽章,刻着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和平的象征,在德国早已被禁止的符号。
“父亲做的。他说总有一天会需要。”索菲亚站起来,“我要走了。太多人注意不好。”
“保重,索菲亚。到香港后……”
“我知道。隐姓埋名,等待战争结束。”女孩微笑,笑容里有超越年龄的成熟,“我会活下去。替父亲,也替所有没能离开的人。”
她重新围好围巾,快步离开。阿尔伯特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手指摩挲着那枚徽章。鸽子衔着橄榄枝,一个古老的、几乎被遗忘的愿望。
他喝完咖啡,付钱离开。走到街上时,他感觉有人注视。回头,看见马路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窗贴着深色膜,看不清里面。
但他知道是谁。
阿尔伯特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改变方向。他继续走,像任何一个在午间散步的人。走到下一个路口,他拐进一家百货公司,穿过拥挤的一楼,从侧门出去,坐上一辆黄包车。
“德国领事馆。”他对车夫说。
车夫拉起车,小跑起来。阿尔伯特回头,没有看见黑色轿车跟来。也许只是巧合,也许不是。
回到领事馆,他直接去了档案室。施密特要求他今天之内整理完所有文件,标注哪些需要销毁,哪些需要封存。
他坐在熟悉的办公桌前,开始工作。文件堆积如山:展览计划、文化交流报告、艺术家的背景调查、与日本官员的往来信件……三年工作的记录,现在都要被评估、分类、决定生死。
他翻开一份去年的报告,关于“如何通过艺术宣传提升德国形象”。他写了些什么?模糊记得是些冠冕堂皇的话,关于歌德、贝多芬、丢勒,关于德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那时他还相信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一点独立性,一点尊严。现在想来,天真得可笑。在坦克和集中营面前,艺术不过是装饰,是遮羞布,是转移视线的工具。
但他和侗殿秋的对话不是。那些关于真实与赝品、关于见证与逃避、关于在谎言中寻找真相的对话——那些不是装饰。那些是他们在这个黑暗时代里,为自己点起的微小烛火。
即使烛火终将熄灭,至少它曾经亮过。
阿尔伯特工作到傍晚。窗外天色渐暗,冬日的黄昏来得早。他看了眼怀表:五点。吴淞口那边,应该开始登船了。
他走到窗边,望向东北方向。看不见港口,看不见江面,只看见城市逐渐亮起的灯火,一片一片,像在黑暗中挣扎求生的萤火虫。
愿他们安全离开。愿那些名字,那些面孔,那些故事,能抵达某个有未来的地方。
他拉上窗帘,回到桌前,继续整理文件。手指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这个声音,这个房间,这个城市——三天后,都将成为回忆。
而侗殿秋。他还能再见她一面吗?应该说再见吗?还是就这样,让一切结束在昨天那场讲座,结束在对视的那个瞬间,结束在未说出口的告别里?
他不知道。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他唯一确定的是:有些对话,即使中断,也会在记忆里继续。有些人,即使分离,也会在精神里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