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烟》檀玉狸

28、chapter9.

　　#9

　　时灼回国的旅程始于一场大雾。

　　1937年三月，汉堡港笼罩在北海飘来的浓雾里。远洋客轮“亚洲女王号”像一头巨大的灰色鲸鱼，在码头边吞吐着蒸汽。时灼站在舷梯下方，最后一次回望欧洲大陆。雾太浓，他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莱比锡的图书馆，看不见柏林的法庭，看不见桥洞下的雪，看不见那个在黎明前离开的身影。

　　“先生，该上船了。”搬运工催促道。

　　时灼点点头，提起那只沉甸甸的皮箱——里面装着他的学位证书、毕业论文、还有那份耗费数月整理完成的《德国法律变迁的警示报告》。皮箱的夹层里，藏着更重要的东西：沈家本手稿的抄录本，门德尔松资料的核心摘要，以及庄意浓那篇《法治的脆弱性》的最后一稿。

　　这些都是用防水油纸仔细包裹，缝在箱衬里的。时灼检查过三次。

　　登上舷梯时，他摸了摸脖子上的银天平吊坠。冰凉的金属贴在皮肤上，提醒着他分离的重量。

　　“亚洲女王号”是一艘老旧的客轮，乘客大多是返回亚洲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以及像时灼这样的留学生。时灼的舱位在二等舱，房间狭小，但有一扇圆形的舷窗。船起锚时，他站在窗前，看着汉堡港的轮廓在雾中逐渐模糊，最后消失。

　　同舱的是个荷兰烟草商，五十来岁，健谈。“去上海？”他问时灼。

　　“上海，然后去内地。”

　　“这时候回去？”烟草商点起雪茄，“中国在打仗，你不知道吗？日本人去年占了北平，现在上海也不安全。”

　　“知道。”时灼说，“所以要回去。”

　　烟草商耸耸肩，不再多说。

　　船驶入公海后，雾散了。北海在早春的阳光下呈现出一种冰冷的深蓝色。时灼在甲板上找到一处僻静的角落，摊开信纸，开始给庄意浓写信——他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寄到，甚至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安全离开德国，但他必须写。

　　“意浓：船已离港。北海无雾，但心有雾。我不断回想你离开那日的黎明，天光未亮，你转身走入黑暗。你说‘保重’，二字重如法典。我戴着天平，时时摩挲，仿佛能触到你的温度。”

　　他停笔，望着海平面。海鸥在船尾盘旋，发出尖锐的鸣叫。

　　“船上读报，知国内战事日紧。友人劝我暂留欧洲，我说‘学成当归’。其实未尽之言是：当归者，非为功名，乃为践行所学，哪怕所学在烽火中显得奢侈。记得沈家本言‘法意终在人心’，今人心惶惶，法意何以安存？我尚无答案，但欲寻之。”

　　“皮箱夹层中有你文章。重读之，字字如刀，剖开法治幻象。你写‘法律若脱离伦理，便成权力工具’，在海上思之，更觉沉重。我将携此刀归国，虽不知能剖开什么，但至少不使蒙尘。”

　　“你若收到此信，望知我安好。望你亦安好。天平两端，虽隔重洋，终有平衡之日。待战火平息，待法治重生，待我们能在故土上，继续那场未尽的辩论——关于原则与但书，关于骨骼与血肉，关于一切我们曾相信并愿为之奋斗的东西。”

　　“时灼，于北海，1937年3月18日”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写上奥托在瑞士的转寄地址。能否到达，全凭天意。

　　航行的日子漫长而单调。白天，时灼在甲板读书——不是法学著作，是他在汉堡港买的几本小说，为了暂时逃离脑中那些沉重的思考。夜晚，他常去吸烟室，听乘客们谈论时局。

　　一个英国记者刚从中国回来，描述着上海的战况：“闸北成了废墟，平民死伤无数。国际法？战争法？在轰炸机面前都是纸片。”

　　一个美国传教士叹气：“我在南京办学十年，现在学校关了，孩子们不知去向。乱世之中，教育何为？信仰何为？”

　　时灼默默听着，不插话。他想起沃尔夫冈教授的话——“德国法可以引导社会向更理性、更现代的方向发展”。现在他怀疑，在战争和死亡面前，任何法律都显得苍白。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时，那些精致的法理辩论，是否真的有意义？

　　船过苏伊士运河时，时灼收到了第一封电报。是父亲发来的，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室转交。电文简短：

　　“抵沪后勿停留，直赴重庆。国府西迁，法制工作需人。父安，勿念。”

　　重庆。战时的陪都。时灼知道，中国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将在那座山城里继续，在日机的轰炸下继续，在破碎的国土上继续。

　　他把电报小心收好，走到甲板上。运河两岸是金色的沙漠，在烈日下蒸腾着热浪。船缓缓行驶在水道中，像一把刀切开沙海。时灼忽然想起庄意浓说过的话：“我们像两个在陌生森林里找路的人，手里有张别人给的地图，但直觉告诉我们，那地图可能画错了。”

　　现在，他独自带着这张可能画错了的地图，要回到一片正在燃烧的森林。

　　*

　　四月，“亚洲女王号”抵达上海外滩。眼前的景象让时灼震惊。

　　黄浦江对岸的浦东还在冒烟，那是去年淞沪会战留下的伤痕。外滩的建筑上弹痕累累，街垒尚未完全拆除。码头上挤满了难民、士兵、外国记者，喧闹中透着恐慌。

　　时灼提着皮箱下船，在人群中艰难穿行。他原计划在上海停留几日，拜访几位法学界前辈，但父亲的电报和眼前的景象让他改变了主意。

　　“去重庆的船票？”售票窗口前，职员头也不抬，“最早下周四，还不一定开。日本人最近在长江上找麻烦。”

　　“火车呢？”

　　“铁路？先生，您多久没回国了？沪宁线时断时通，汉口那边更乱。”

　　时灼站在售票厅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乱世”。在德国，即使法治崩塌，火车还准时运行，电报还能收发，生活表面上还有秩序。而在这里，连最基本的交通都成了问题。

　　最后他找到一家旅行社，花高价买到了一张去汉口的船票——一艘小火轮，挤满了逃难的人和货物。从汉口到重庆，只能走长江水路，而那段航程因为日军空袭变得异常危险。

　　“先生，真要这时候去重庆？”旅行社的人好心提醒，“这一路不太平。船上经常有日本飞机来炸。”

　　“必须去。”时灼说。

　　小火轮名叫“江安号”，破旧不堪，甲板上堆满了竹筐、木箱、甚至还有几头猪。乘客挤在狭小的舱室里，汗味、烟草味、牲畜的臭味混杂在一起。时灼分到的铺位在底舱，靠近轮机，噪音震耳欲聋。

　　船开动时，他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打开皮箱检查资料。还好，都在。油纸包裹得严实，没有受潮。

　　同舱的是个中年教师，戴眼镜，衣服虽然旧但整洁。“去重庆？”他问时灼。

　　“是。您呢？”

　　“我也去。学校迁到重庆了，我去报到。”教师叹气，“我在南京教历史，学校被炸了，死了三个学生。书都烧了，只剩身上这一本。”他从包里拿出一本《资治通鉴》，书角焦黑。

　　时灼不知该说什么。教师继续说：“你们学法律的还好，乱世也需要法律。我们教历史的……现在谁还关心历史？大家都在逃命。”

　　“历史很重要。”时灼说，“不记住过去，就会重复错误。”

　　教师看着他，苦笑：“我在德国留过学，1920年代。那时候德国也在艰难重建，但至少没有飞机在天上扔炸弹。你们这代人，更不容易。”

　　船在长江上航行了两天两夜。白天，时灼常到甲板上，看两岸的景色。春天了，油菜花开成一片金黄，稻田开始插秧，村庄升起炊烟。如果没有战争，这该是多美的江山。

　　但战争的痕迹无处不在：被炸毁的桥梁，岸边新坟上的白幡，偶尔掠过的军用飞机。

　　第三天下午，空袭来了。

　　先是远处传来嗡嗡声，像一群巨大的马蜂。然后有人喊：“飞机！日本飞机！”

　　人群骚动起来。船长通过喇叭喊话，让大家保持镇静，但恐慌还是蔓延开。时灼跟着人群往船舱深处挤，手里紧紧抱着皮箱。

　　爆炸声在不远处响起，江面激起巨大的水柱。船剧烈摇晃，有人摔倒，孩子大哭。时灼靠在一根铁柱上，感到心脏狂跳。他忽然想起柏林的那个法庭，想起老法官被带走时的背影，想起门德尔松的话：“法治是脆弱的。”

　　在炸弹面前，一切文明造物都脆弱。

　　空袭持续了大约十分钟。飞机飞走后，人们惊魂未定地回到甲板。不远处，一艘运煤船被击中，正在缓缓下沉，黑烟滚滚。救援小船从岸边划出，但能救起多少人，谁也不知道。

　　“江安号”侥幸无损。当晚，船在一个小码头停靠，补充燃料和食物。时灼上岸走了走，码头小镇的茶馆里，人们围着一台收音机，听重庆广播电台的战事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坚定，但背景里有隐约的警报声。

　　时灼买了一碗面条，坐在茶馆角落吃。面很咸，但他吃得很快——在船上几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

　　“先生是读书人？”茶馆老板过来搭话，看他衣着和皮箱。

　　“算是。”

　　“这时候还往重庆跑，是有要紧事？”

　　“嗯。法制工作。”

　　老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法制好啊。但要我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赶走日本人。法律什么的，等太平了再说。”

　　时灼没反驳。他知道老板说得对，在生存面前，一切都是次要的。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觉得自己的工作重要——如果等到太平才建设法治，那战乱时靠什么保护人？靠什么约束权力？靠什么让那些牺牲不白费？

　　这种矛盾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

　　四月底，时灼终于抵达重庆。

　　山城笼罩在雾中，嘉陵江和长江在此交汇，整个城市依山而建，层层叠叠。战争的痕迹同样明显——防空洞的标识随处可见，街上有伤兵，物价飞涨，但生活仍在继续，甚至有种畸形的热闹。

　　时灼按照父亲电报上的地址，找到了司法部临时办公地——一栋租用的三层小楼，原本是商行，现在门口挂着“司法行政部”的牌子。

　　接待他的是父亲的老同事，姓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时灼？长这么大了。”周先生握着他的手，“你父亲在成都，那边有个大案子要处理。他让我先安顿你。”

　　周先生带他去看住处——司法部为年轻职员租的集体宿舍，在嘉陵江边的一排吊脚楼里。房间很小，但推开窗就能看见江景。时灼放下皮箱，第一件事是把资料拿出来检查。还好，一路颠簸，但油纸包裹完好。

　　“你先休息两天，”周先生说，“然后来部里报到。现在缺人，特别是懂西方法律的年轻人。不过……”他顿了顿，“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战时法制，和你在德国学的不一样。很多时候，没有条件讲程序、讲权利。救急为先。”

　　时灼点点头。他想起了“江安号”上的空袭，想起了茶馆老板的话。

　　周先生走后，时灼开始整理房间。房间简陋：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他把书桌靠窗放好，把带来的书一本本摆上——德国民法典评注、沈家本《寄簃文存》、门德尔松资料摘录、庄意浓的文章……还有他从德国带回来的一个相框，里面是他和庄意浓在莱比锡图书馆前的合影。照片是奥托拍的，那天刚下过雪，两人都穿着大衣，围着围巾，对着镜头笑。

　　时灼把相框放在书桌左上角。然后铺开信纸，开始写日记——这是他在船上养成的习惯，用文字锚定动荡中的思绪。

　　“1937年4月28日，抵重庆。山城多雾，人心亦多雾。见周先生，言战时法制与平时不同，救急为先。我理解，但困惑：若因救急而牺牲法治根本，战后何以重建？沈家本言‘法意终在人心’，今人心惶乱，法意何以存续？”

　　“整理资料，重读意浓文章。她写‘法律若脱离伦理，便成权力工具’。战时权力扩张，更需伦理约束。然伦理为何？中国之伦理为何？仍是未解之题。”

　　“夜观江景，渔火点点。想德国此时应已入春，莱茵河畔花开否？意浓安否？天平吊坠在胸前，如星指引。虽隔万里，知有人在彼处，思同一问题，做同一抗争，便不觉孤独。”

　　写完日记，时灼推开窗户。江风吹进来，带着水汽和远处码头的气味。重庆的夜晚并不安静——有船笛声，有挑夫的号子声，有远处防空警报的试鸣声。

　　这是他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但仍在坚持的祖国。而他，一个学了五年德国民法的留学生，要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

　　司法部的工作比时灼想象的更繁杂，也更实际。他被分配到“战时特别法修订组”，负责整理和修订那些为应对战争状态而颁布的紧急法令。

　　第一天上班，组长——一位姓吴的资深法官——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时灼是吧？德国回来的？”吴法官头也不抬，递过来一沓文件，“把这些《非常时期民事纠纷处理办法》草案和德国民法典相关条款做个对照，找出可能的冲突点。三天后给我。”

　　时灼接过文件，厚厚一叠，至少有五十页。他翻了翻，内容涉及租赁、债务、合同履行等在战时的特殊处理规则。很多条款明显违背了民法基本原则：比如允许单方面解除长期合同而不负违约责任，比如授权地方政府可以征用私人财产而补偿标准模糊。

　　“吴法官，”时灼小心地问，“这些条款……如果对照德国民法典，可能大部分都有冲突。”

　　吴法官这才抬起头，盯着他：“我知道。但这是战时。德国民法典是在和平时期制定的，它假设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现在呢？上海沦陷，南京危急，武汉朝不保夕。还按和平时期那套来，社会就乱套了。”

　　“可是法治的连续性……”

　　“连续性重要，还是活下去重要？”吴法官打断他，“时灼，你在德国学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法律。现在回到现实了。现实就是，我们需要一套能让这个国家在战争中维持基本秩序的法律，哪怕它不完美，哪怕它违背了一些‘原则’。”

　　时灼想反驳，但想起了长江上的空袭，想起了那艘沉没的运煤船，想起了茶馆老板的话。他沉默了。

　　“去做吧。”吴法官缓和了语气，“我不是否定你学的东西。相反，我们需要懂西方法律的人来帮我们——不是照搬，是帮我们看清楚，我们在放弃什么，为什么放弃，以及战后如何恢复。”

　　这句话打动了时灼。他点点头，抱着文件回到自己的座位。

　　接下来的三天，时灼埋头工作。白天在办公室对照条款，晚上回到宿舍继续研究。他发现，这些战时法令的核心逻辑是“公益优先”——为了抗战这个最高公益，个人权利可以受到限制，程序可以简化，甚至某些基本法律原则可以暂时搁置。

　　这让他想起了德国的《授权法》。形式上不同，但逻辑有相似之处：以“紧急状态”或“民族存亡”为由，扩张权力，压缩权利。

　　第四天，时灼交上了分析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列出了每条战时条款与德国民法典（以及民国民法典）的冲突点，并用红笔标注了风险：“此条款可能被滥用，缺乏监督机制”“此补偿标准过于模糊，易生腐败”“此程序简化可能损害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

　　吴法官看完报告，沉默了很久。

　　“写得很好。”他终于说，“很专业，也很……天真。”

　　时灼不解。

　　“你指出了问题，但没提供解决方案。”吴法官靠在椅背上，“比如说这条：地方政府可征用民房安置难民。你指出补偿标准模糊，可能损害产权。那你说，在难民涌来、无房可住的情况下，该怎么办？按正常程序一家家谈判？等谈判完，难民可能已经冻死饿死在街上了。”

　　时灼语塞。

　　“我不是说你的分析没用。”吴法官站起来，走到窗前，“相反，很有用。它提醒我们，这些战时措施是有代价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救急’和‘守正’之间找平衡。这很难，但必须找。”

　　他转过身：“时灼，你愿不愿意参与实际案例的处理？纸上谈兵终觉浅。”

　　“愿意。”

　　“好。明天跟我去江北。那里有个征用纠纷，正好涉及你分析过的条款。”

　　*

　　江北的案例很简单，也很复杂。一户王姓人家的老宅被征用，安置了三户从南京逃来的难民。政府答应补偿，但标准是按战前房价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王家不同意，说这连重建成本的一半都不到。双方僵持不下，闹到了司法部。

　　时灼跟着吴法官到现场时，王家人正和难民代表争吵。王老汉七十多了，拄着拐杖，气得发抖：“我的房子，我祖上传下来的，你们说征就征，赔这么点钱，还有天理吗？”

　　难民代表是个中年妇女，怀里抱着个婴儿，眼圈通红：“我们也不想占人房子，可南京回不去了，家炸没了，能怎么办？您老行行好……”

　　吴法官先分开双方，然后带时灼查看房屋。是栋老式木结构宅子，虽然旧但结实，现在里面挤了十几个人，大人小孩，行李堆得到处都是，空气混浊。

　　“看到了吗？”吴法官低声对时灼说，“这就是现实。王家有道理，难民也有苦衷。法律条文在这里，是征用权条款。但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光看条文不行，得看人心。”

　　他们分别和王家、难民谈话，又和地方政府代表沟通。最后吴法官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王家同意继续安置难民半年，政府将补偿标准提高到战前房价的百分之五十，分期支付，并承诺战后帮助王家在原址重建。作为交换，王家暂时搬到政府的另一处安置房。

　　“这不是最公平的方案，”吴法官事后对时灼说，“王家还是吃亏了，难民还是寄人篱下。但这是目前条件下，能让各方都勉强接受的方案。法律在这里的作用，不是判个对错，是找个大家都能活下去的办法。”

　　回程的车上，时灼一直沉默。吴法官看看他：“在想什么？”

　　“我在想，”时灼慢慢说，“这和我在德国看到的一些事情，表面不同，但深层逻辑有相似之处——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牺牲部分人的权利。在德国，是‘民族共同体’；在这里，是‘抗战大局’。”

　　“你觉得这不对？”

　　“我不知道。”时灼诚实地说，“但我想起了沈家本的一句话：‘法意终在人心’。如果一种法律实施的结果，让大多数人觉得‘不近人情’，即使它符合条文，可能也有问题。”

　　吴法官点点头：“说得好。所以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既懂法律条文，又记得‘人情’。在条文和人情之间找路，这是中国法律人永恒的功课。”

　　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行驶。时灼望向窗外，重庆的黄昏降临，山城亮起点点灯火，像倒扣的星空。

　　那天晚上，时灼在日记里写道：

　　“今日随吴法官处理征用案。见法律在现实中之艰难：非黑非白，乃深深浅浅之灰。吴法官言‘在条文和人情之间找路’，此路崎岖，但必须走。”

　　“忆德国所学，重体系、严逻辑、讲权利。然中国现实，重变通、讲情理、求和谐。二者孰优？或许本无优劣，只有适与不适。沈家本言‘采彼之长，补我之短’，今方解其意。”

　　“意浓若在，必能与我深论此题。她常言‘法律有多张脸’，今日见之。战时的脸，和平的脸；条文的脸，人情的脸。我们需学会辨认所有脸孔，方不失偏颇。”

　　“天平在颈，时时提醒：两端平衡，非易事也。但既佩之，当求之。”

　　写完日记，时灼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份空白文件，开始起草一份新的东西——《战时特别法适用指南（草案）》。他想做的不是简单的条文汇编，而是在每个条款下加注：立法本意、可能风险、适用建议、战后恢复的考虑。

　　这不是吴法官交代的任务，是他自己想做的。他想把德国的教训、沈家本的智慧、庄意浓的警示，都融进这份指南里。也许现在用不上，但总有一天，当战争结束，当国家开始重建法治时，这些东西会有用。

　　他工作到深夜。窗外，重庆沉入睡眠，只有江上的船灯还在移动，像不眠的眼睛，守望着这条苦难而坚韧的大江。

　　时灼停下笔，揉了揉眼睛。他拿起桌上的相框，照片里的庄意浓微笑着，眼睛里是莱比锡的雪光。

　　“意浓，”他轻声说，“我开始懂了。法律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扎根在泥土里——哪怕这泥土里满是硝烟和泪水。而我们的任务，不是抱怨泥土肮脏，是在这泥土里，种下能开花的种子。”

　　他放下相框，继续工作。煤油灯的光晕在纸页上晃动，映着他专注的脸。

　　远方有隐约的雷声——不是雷声，是炮声。战争还在继续，法治还在挣扎，生活还在前行。

　　而有些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长江边的吊脚楼里，一笔一画地写着，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留下确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