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烟》檀玉狸

27、chapter8.

　　#8

　　从柏林回到莱比锡的火车上，时灼做了个短暂的梦。梦里他在抄写沈家本的手稿，但墨水不断变化颜色——先是黑色的传统墨汁，然后是德文打印机的蓝黑色油墨，最后变成一种刺目的猩红，像血，顺着纸页往下淌，染红了“法意终在人心”那几个字。

　　醒来时火车正经过一片早春的田野。二月的德国依然寒冷，但土地深处已经开始酝酿某种不可见的萌动。庄意浓靠在他肩上睡着了，呼吸轻浅，睫毛在眼睑下投出细小的阴影。她怀里紧紧抱着那个装门德尔松资料的帆布包，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松开。

　　时灼小心地调整姿势，让她靠得更舒服些。窗外，农田、农舍、教堂尖塔次第掠过，像一帧帧被快速翻过的无声胶片。他想起了柏林的那个早晨，晨光中看似正常的城市，以及他们在那间旅馆房间里无声的约定。

　　列车广播报站：莱比锡中央火车站。庄意浓醒了，揉着眼睛坐直身体，第一反应是检查怀里的包。

　　“都在。”时灼轻声说。

　　她点点头，望向窗外逐渐接近的城市轮廓。莱比锡在午后的灰白天空下显得熟悉又陌生——熟悉的建筑，陌生的气氛。站台上多了穿制服的人，巡逻的频率明显增加了。

　　回到时灼的阁楼已是傍晚。一开门，两人都愣住了——房间被翻过了。

　　不是粗暴的洗劫，而是一种有章法的搜查。书桌上的资料被翻动过但大致归位，床铺被掀开又铺好，衣柜里的衣服有被翻检的痕迹。最明显的是书堆——时灼记得自己离开前把沈家本手稿的抄录本夹在《德国民法典评注》第二卷里，现在那本书被抽出来放在最上面，书页间还夹着一张纸条作为标记。

　　庄意浓迅速走到窗前检查。窗锁完好，但窗台上有半个模糊的脚印。

　　“不是普通小偷。”她低声说。

　　时灼检查了门锁，也没有撬痕。“有钥匙的人。”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想到了沃尔夫冈教授。他有备用钥匙——当初租房时，房东说教授作为担保人需要留一把。

　　“他们在找什么？”庄意浓问，“沈家本手稿？门德尔松的资料？”

　　“可能都是。”时灼开始整理房间。表面上一切都在，但他很快发现少了东西——那本他用来记录田野调查和思考的笔记本。不是什么机密内容，只是私人随笔，但里面有对沃尔夫冈项目的质疑，有柏林见闻的片段，有他对法治困境的思考。

　　“我的笔记本不见了。”他说。

　　庄意浓脸色一白，立即打开自己的包检查。她的笔记本还在，但明显被人翻过——里面夹的一片橡树叶书签位置变了。

　　“他们看过。”她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有她刚刚完成的《从柏林到中国：法治的脆弱性与法律人的责任》的提纲，“但他们没拿走。为什么？”

　　时灼思索着：“也许他们在评估。评估我们知道了多少，在想什么，会做什么。”

　　窗外天色完全暗了。莱比锡的夜晚一如既往地安静，但此刻的安静里有了不同的质地——不再是学术之城的宁静，而是某种紧绷的、等待中的寂静。

　　“我们得把手稿和资料藏起来。”庄意浓说，“不能留在这里。”

　　“藏哪儿？”

　　她想了想：“中华会馆。陈先生那里相对安全，而且他是中国人，搜查者会有所顾忌。”

　　当晚他们就把所有敏感资料——沈家本手稿抄录本、门德尔松文件、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分成三份，用油纸包好。时灼的那份藏在《唐律疏议》线装书的夹层里，庄意浓的那份缝进一件旧棉袄的内衬，第三份准备交给陈启明。

　　做完这些已经过了午夜。两人坐在阁楼的地板上，背靠着床沿，谁也不想睡。

　　“明天要去见沃尔夫冈教授吗？”庄意浓问。

　　“得去。”时灼说，“如果不去，他会更怀疑。但我们得统一口径——柏林之行只是学术考察，收集普通资料。不提门德尔松，不提地下沙龙，不提我们的真实想法。”

　　“他会相信吗？”

　　“不知道。但我们必须试试。”

　　庄意浓把头靠在膝盖上，沉默了一会儿：“时灼，我在想门德尔松教授的话。他说法治的崩塌是一步步的，每一步都有法律依据。我们在德国看到的，将来在中国会不会发生？”

　　时灼没有立刻回答。他想起父亲，想起那些在书房里不眠的夜晚，想起中国混乱的时局——战争、割据、强权。法治在中国还远未建立，但门德尔松的警告依然适用：任何地方，如果法律人只注重形式而忘记正义，法治都可能被扭曲。

　　“可能。”他最终说，“所以我们要把看到的一切带回去。不是作为骄傲的‘留学生’，是作为警醒的‘见证者’。”

　　庄意浓抬起头，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他：“如果我们回不去呢？如果沃尔夫冈教授发现了我们的真实想法，阻挠我们完成学业，甚至……”

　　她没有说下去，但时灼明白。阻挠学业，取消签证，甚至在当前的气氛下，可能被扣上“危害德国利益”的帽子。

　　“那我们就用其他方式回去。”时灼说，声音很轻但坚定，“偷渡，借道其他国家，总有办法。但我们必须回去。沈家本的手稿，门德尔松的警告，我们在德国学到的一切——必须带回去。”

　　窗外传来教堂钟声，凌晨一点。庄意浓站起身：“我该回去了。明天见，在教授的办公室。”

　　“我送你。”

　　“不用，现在夜里不安全，你一个中国人送我，更惹眼。”

　　她穿上大衣，把装了资料的布包紧紧抱在怀里。走到门口时，她转身，欲言又止。

　　“怎么了？”时灼问。

　　“没什么。”庄意浓摇摇头，但随即又说，“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分开行动，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互为原则，互为但书。”时灼说，“记得。”

　　她笑了，那笑容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清晰：“那就好。晚安，时灼。”

　　“晚安，意浓。”

　　门轻轻关上。脚步声在楼梯间响起，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街道上。时灼在门后站了很久，听着夜晚的各种声音——远处电车的叮当声，某户人家的狗吠声，风穿过街道的呼啸声。

　　他知道，从柏林回来后，一切都变了。游戏规则变了，危险变得具体，选择变得紧迫。而明天，他们要去见那个可能正在怀疑他们、甚至可能正在计划对付他们的人。

　　但他不害怕。因为恐惧已经被某种更强大的东西覆盖——一种使命感，一种要把火种带过黑暗的、近乎固执的决心。

　　*

　　沃尔夫冈教授的办公室看起来和往常一样。书桌整洁，正义女神像在晨光中泛着金属的光泽，窗台上的那盆蔫了的蕨类植物依然蔫着。但时灼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变化：教授今天穿着更正式的黑色西装，领带是深红色的；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新摆了几本书，书名都是《德意志法律复兴》《民族共同体与法治》之类；还有，桌角多了一份文件夹，封面印着“机密”字样。

　　“坐。”沃尔夫冈没有起身，只是指了指沙发，“柏林之行如何？”

　　语气听起来像是随意寒暄，但时灼听出了其中的试探。

　　“很有收获。”庄意浓先开口，声音平静，“我们参观了柏林大学图书馆，收集了一些关于法律体系比较的资料。德国法的系统性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只是系统性吗？”沃尔夫冈双手交握放在桌上，身体前倾，“我听说你们去旁听了庭审。特别庭审。”

　　时灼感到后背一紧。他们去法庭的事被跟踪了。

　　“是的，”他尽量保持语气自然，“想看看不同地区的司法实践是否有差异。莱比锡的法庭更注重技术细节，柏林的法庭似乎……效率更高。”

　　这个回答很巧妙——“效率更高”既可以理解为褒义，也可以掩盖庭审中程序正义的缺失。

　　沃尔夫冈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笑了：“确实。新时代需要新的效率。旧的程序太拖沓，不适合保卫民族共同体。”

　　他从桌上拿起那份“机密”文件夹，但没有打开：“关于我那个项目，你们考虑得怎么样了？已经拖延很久了。”

　　庄意浓和时灼交换了一个眼神。

　　“教授，”庄意浓说，“我们很希望能参与这样重要的研究。但我们担心自己的能力有限，可能达不到项目的要求。而且我们即将开始准备毕业论文，时间上……”

　　“时间可以协调。”沃尔夫冈打断她，“至于能力，我认为你们完全胜任。尤其是你们在柏林收集的资料，对项目很有价值。”

　　他顿了顿，目光在两人脸上逡巡：“我听说你们见了一些人。一些……对当前法律改革有不同看法的人。”

　　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暖气片发出的嘶嘶声变得格外刺耳。

　　“我们见了几位学者，”时灼谨慎地说，“主要是请教比较法的问题。其中一位门德尔松教授，他对罗马法很有研究。”

　　“埃里希·门德尔松。”沃尔夫冈慢慢重复这个名字，“他是个优秀的罗马法学者。可惜，他的某些观点已经不适应新时代了。你们和他谈了些什么？”

　　“主要是罗马法对德国民法典的影响，”庄意浓接话，“以及法律移植的历史经验。他是萨□□的推崇者，强调法律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这个回答半真半假。他们确实讨论了萨□□，但讨论的焦点是萨□□思想如何被扭曲利用。

　　沃尔夫冈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他靠回椅背，手指轻轻敲击桌面：“民族精神……是的，这是萨□□的核心概念。但萨□□没有看到的是，有些民族的精神是优越的，有些是落后的。法律的任务，不仅是表达民族精神，更是净化它、强化它。”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们：“你们从中国来，应该理解这一点。中国为什么落后？因为你们的民族精神中缺乏理性、缺乏纪律、缺乏对秩序的尊重。而德国法，正是理性、纪律、秩序的结晶。把它移植到中国，不仅是在移植法律，是在提升你们的民族精神。”

　　这番话说得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小刀，划在时灼心上。他想反驳，想告诉教授中国文明有自己的理性和秩序，只是形式不同。但庄意浓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一个微小的、克制的提醒。

　　“教授的观点很有启发性。”庄意浓说，语气听不出情绪，“我们会认真思考。”

　　沃尔夫冈转过身，脸上恢复了那种学者式的微笑：“那就好。关于项目，我再给你们一周时间考虑。但有一件事必须明确——如果你们决定参与，就需要全身心投入。不能有保留，不能有质疑。学术研究需要纯粹的忠诚，对真理的忠诚。”

　　他把“真理”这个词说得格外重。

　　“我们明白。”时灼说。

　　“很好。”沃尔夫冈走回书桌，从抽屉里拿出两个信封，“这是下个月国际比较法研讨会的邀请函。在慕尼黑举行，有很多知名学者参加。我帮你们争取到了参会名额，费用由项目经费承担。”

　　他把信封推过来。时灼拿起一个打开，里面确实是研讨会的正式邀请函，还有车票和住宿安排。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沃尔夫冈说，“可以展示你们的研究，结识更多人。当然，前提是你们决定参与项目。”

　　这是一个诱惑，也是一个测试。接受邀请，就意味着接受项目，意味着至少在表面上认同沃尔夫冈的理念。拒绝，就会彻底暴露他们的立场。

　　“谢谢教授，”庄意浓接过信封，“我们会认真准备。”

　　离开办公室后，两人沉默地走下楼梯，走出法学院大楼，一直走到内卡河边才开口。

　　“他在试探我们。”时灼说。

　　“也是在收买我们。”庄意浓看着手里的邀请函，“慕尼黑研讨会，国际曝光的机会，对任何年轻学者都是难以拒绝的诱惑。”

　　“我们怎么办？”

　　庄意浓把邀请函撕成两半，再撕成四半，让碎片随风飘进河里。“我们不能去。去了就要发言，就要公开表态。我们不能说违心的话。”

　　时灼也撕掉了自己的邀请函。纸片在空中散开，像一群白色的蝴蝶，然后落在河面上，被水流带走。

　　“但拒绝的后果……”他说。

　　“我知道。”庄意浓望着河水，“所以我们需要计划。分头行动的计划。”

　　*

　　接下来的一周，时灼和庄意浓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学业。他们去图书馆，去课堂，去中华会馆做最后的田野调查。但暗地里，他们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把所有敏感资料安全转移。在陈启明的帮助下，他们把手稿和文件藏在会馆关公像后的暗格里——那个地方只有历任会长知道，几十年没打开过。

　　“放心吧，”陈启明拍着暗格的木板，“除非他们把整座会馆拆了，否则找不到。就算找到，关公爷也会保佑这些纸片。”

　　然后是准备离开德国的方案。奥托帮他们联系了一个瑞士的学术机构，表示愿意接收他们作为访问学者。但需要德国这边的导师推荐信——沃尔夫冈的推荐信。

　　“没有他的推荐信，签证很难办。”奥托在秘密碰头时说，“而且如果你们突然申请去瑞士，他会更怀疑。”

　　“那就不要突然。”庄意浓已经有了计划，“我们可以说想去瑞士收集比较法资料，为毕业论文做准备。这是合理的学术理由。”

　　“他会同意吗？”

　　“不一定。但值得一试。”

　　与此同时，庄意浓完成了她的文章《法治的脆弱性》。她没有寻求正式发表，而是通过奥托的地下网络，打印了几十份，在德国和瑞士的学者圈中秘密流传。文章没有署名，但圈内人很快猜到了作者——那个在沙龙上谈论沈家本的中国女学生。

　　文章引起了小范围的震动。有支持的，认为切中了德国法学的要害；也有批评的，认为是“外国人的偏见”。但无论如何，声音被发出了。

　　时灼则开始整理一份详细的报告：《德国法律变迁的警示——一个中国学生的观察》。这份报告更系统、更冷静，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来自门德尔松的资料）记录了1933年以来德国法治的倒退。他准备把它带回中国，作为教学和研究材料。

　　一周后，沃尔夫冈教授的“最后通牒”来了。不是正式通知，而是一封措辞礼貌但意思明确的信：

　　“亲爱的时先生、庄小姐：关于项目参与事宜，请于本周五前给予明确答复。如决定参与，请签署随附的保密协议和忠诚声明。如决定不参与，请理解我将无法继续担任你们的毕业论文导师，也无法提供任何学术推荐。期待你们的决定。H.沃尔夫冈”

　　随信附来的文件有七八页，全是法律术语。保密协议要求他们不得泄露项目任何内容，忠诚声明则要求他们“认同德意志法律体系的优越性及其普适价值”。

　　周五。今天周三。

　　“没有退路了。”时灼把信放在桌上。

　　“本来就没有。”庄意浓正在打包书籍，动作有条不紊，“时灼，我想好了。我周五去见教授，当面拒绝。”

　　“我们一起。”

　　“不。”她摇头，“分开去。你先去，说需要更多时间考虑，拖延一下。然后我去，正式拒绝。这样如果他要报复，主要针对我。你还有周旋的余地。”

　　“不行。”时灼抓住她的手腕，“我们一起承担。”

　　庄意浓看着他，眼神温柔但坚定：“时灼，听我说。我们需要有人把资料带回去。如果我们两个都被驱逐，甚至被扣押，这些材料就永远到不了中国。你比我更系统，更懂如何把这些东西整理成可用的教材。你回去，比我回去更有用。”

　　“那你呢？”

　　“我会想办法去瑞士，或者法国，或者英国。总有地方可以去。等风声过去，我再回国。”她笑了笑，“而且我写了那篇文章，沃尔夫冈更恨我。你相对‘安全’一些。”

　　时灼想反驳，但知道她说得对。庄意浓的文章已经在秘密流传，沃尔夫冈肯定知道了。相比之下，时灼的报告还在整理中，没有公开。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他问，声音发干。

　　庄意浓从脖子上解下一条细细的银链，链坠是个小小的天平。她把它戴到时灼脖子上：“等战争结束，等我们都回到中国。在天平的两端，我们总会找到平衡。”

　　链坠还带着她的体温，贴在时灼的皮肤上，微微发烫。

　　“意浓……”

　　“别说了。”她打断他，开始快速交代细节，“明天你去见教授，就说还需要两周时间准备毕业论文提纲，之后才能决定。我会在周五下午三点去见他，正式拒绝。之后我直接去火车站，有趟四点开往巴塞尔的火车。奥托会帮我弄到车票。”

　　“如果走不了呢？”

　　“那你就别管我，按原计划完成学业，拿到学位，回国。”庄意浓直视他的眼睛，“时灼，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把资料带回去。这是最重要的。”

　　时灼看着她，看着她清澈的眼睛，看着她倔强的嘴角，看着她脖颈上因为激动而微微跳动的血管。他想起桥洞下的雪，想起那份“精神物权声明”，想起她写的“判词”，想起所有共享的烤栗子、热茶和对话。

　　然后他点头：“我答应你。”

　　那天晚上，他们最后一次一起整理资料。时灼把庄意浓的文章手稿装订成册，庄意浓帮时灼完善报告的结论部分。没有太多交谈，只是偶尔交换一个眼神，确认一个日期，修正一个表述。

　　深夜，工作完成。两人坐在阁楼的地板上，背靠着床，像柏林旅馆那晚一样。窗外的莱比锡安静沉睡，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两下。

　　“时灼，”庄意浓轻声说，“你还记得沈家本手稿最后那句话吗？”

　　“慎之，慎之。”

　　“嗯。”她把头靠在他肩上，“我们做到了，对吗？我们很慎重。没有盲从，没有轻信，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做到了。”时灼握住她的手。

　　“那就好。”她闭上眼睛，“那我就没有遗憾了。”

　　凌晨四点，庄意浓离开了。她带走了少量个人物品和一个装着必需文件的布包。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只是轻轻握了握手，说了声“保重”。

　　时灼站在窗前，看着她瘦削的身影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天空是深蓝色的，东方开始泛白，星星一颗颗熄灭。他脖子上的天平吊坠贴着皮肤，微微的凉，像一滴凝结的泪。

　　他知道，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各自面对风暴了。但他不害怕。因为有人把火种交给了他，而他承诺要把它带过黑暗，带到需要光的地方。

　　他回到书桌前，摊开信纸，开始给沃尔夫冈教授写信——不是答复，是拖延。他的笔迹依然工整，措辞依然礼貌，但每一个字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分离做准备。

　　窗外的天空越来越亮。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充满不确定、危险、但也充满可能的一天。

　　时灼写完信，封好。然后从抽屉里取出父亲送的那块怀表，打开表盖，看着里面刻的那行字：“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

　　他轻声说：“父亲，我可能成不了您期望的那种法官。但我会成为一个记住教训的人。一个把教训带回去的人。”

　　晨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桌面上，照亮了那些整理好的资料，那些抄录的手稿，那些记录着崩塌与警示的文字。也照亮了时灼年轻但坚定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