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烟》檀玉狸

21、chapter2.

　　#2

　　时灼没想到沃尔夫冈教授的办公室如此朴素。

　　周一午后三点，他站在法学院主楼三层一扇厚重的橡木门前，犹豫了一下才抬手敲门。门内传来一声“请进”，他推门进去，看见庄意浓已经坐在靠墙的扶手椅里，正低头翻看膝盖上一本册子。

　　“时先生，准时是法律人的美德。”沃尔夫冈教授从宽大的书桌后起身，示意时灼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书桌上堆满了卷宗和手稿，唯一的装饰是一尊很小的罗马正义女神像，蒙着眼，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

　　“抱歉，我来晚了。”庄意浓合上册子——时灼瞥见那是一本德文版的《中国家族法研究》。

　　“您很准时，是我们早到了。”沃尔夫冈教授回到座位，双手指尖相对，搭成塔状，“二位上周的课堂表现让我印象深刻。时先生展示了严谨的体系思维，庄小姐则提供了……必要的视角补充。”

　　他说话时目光在两人之间移动，像在评估某种精密的仪器。

　　“我目前在进行一项研究，”教授从抽屉里取出一份装订好的文件，封面上印着《非西方社会法律现代化路径比较》，“需要实地考察德国地方法院如何运作，以及——这或许是更困难的部分——考察在德华人社区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处理纠纷，即庄小姐所说的‘活法’。”

　　时灼感到心跳快了一拍。田野调查，而且是两人一起。

　　“你们是理想的合作者，”沃尔夫冈继续说，“时先生能理解德国法的逻辑，庄小姐能洞察文化差异。我希望你们能共同完成这份调研，作为我研究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也会成为你们学业的重要成果。”

　　庄意浓抬起头：“教授，调研的范围和期限是？”

　　“三个月。莱比锡地方法院已经同意你们每周二、四上午旁听民事庭审。至于华人社区……”教授递过来一张名片，“陈启先生，本地中华会馆的负责人，他会协助你们接触合适的访谈对象。”

　　时灼接过名片。纸片很普通，但上面的汉字让他感到一阵亲切——即使那字体是印刷的楷体，而非毛笔书写。

　　“有什么问题吗？”沃尔夫冈问。

　　“没有，教授，”时灼说，“感谢您提供这个机会。”

　　“我有，”庄意浓的声音平静却清晰，“教授，您的研究最终希望达成什么结论？是证明德国法体系的普适性，还是……”

　　沃尔夫冈笑了，那是学者听到有趣问题时的表情。“好问题。我希望能理解，当一个高度形式化的法律体系遭遇不同的文化土壤时，会发生什么。是成功移植，还是排异反应，或是……某种有趣的变异。”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两人：“十九世纪，欧洲人认为自己的文明是唯一的文明。现在我们知道世界是多样的。但法律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多样性？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最不坏’的模式，可以成为所有社会的模板？”

　　时灼注意到教授用了“最不坏”而不是“最好”。

　　“我们会认真完成调研。”庄意浓说，语气听不出情绪。

　　“很好。”沃尔夫冈转身，“第一份报告一个月后交。期待你们的发现。”

　　*

　　走出办公室时，走廊里的光线已经西斜。时灼和庄意浓并肩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石砌空间里回响。

　　“你怎么看？”时灼打破沉默。

　　庄意浓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二层转角处的拱窗前，窗外是法学院的内庭院，几棵橡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

　　“太顺利了，”她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提袋的带子，“一位著名教授，主动邀请两个中国学生参与重要研究，还提供了所有便利。”

　　“我们的表现确实出色。”

　　“出色的学生很多。”庄意浓转过身，眼睛在阴影里显得格外深，“时先生，您有没有想过，沃尔夫冈教授为什么对我们的‘文化差异’这么感兴趣？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德国正在发生什么，您应该知道。”

　　时灼当然知道。报纸上的新闻，街头越来越多的制服，课堂上偶尔出现的关于“德意志民族性优越”的论述。但他选择将这些视为背景噪音——他是来学法律的，纯粹的、科学的、超越政治的法律。

　　“学术应该独立于政治。”他说，声音比预想的要弱。

　　庄意浓看了他一会儿，那目光让时灼想起父亲审视疑难案件卷宗时的眼神——不评判，只是观察。

　　“希望如此。”她最终说，“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田野调查？”

　　“明天是周二。”

　　“好。上午九点，地方法院门口见。”

　　她说完便转身下楼，步伐轻快，像已经将刚才的疑虑暂时搁置，投入下一个问题。时灼站在原地，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尽头，才慢慢往下走。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期待明天。

　　*

　　莱比锡地方法院是栋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山墙上雕刻着正义女神的浮雕，但奇怪的是，女神的蒙眼布被雕得异常薄，几乎能看见下面的眼睛轮廓。

　　时灼提前十分钟到达，发现庄意浓已经等在门口的台阶上。她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衬衫裙，外面套着同色系的毛衣，头发在脑后编成一条松散的辫子，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女学生，如果不是手里那本厚重的笔记本暴露了她的认真。

　　“早。”时灼说。

　　“早。”庄意浓从包里拿出两张通行证，“陈先生帮忙办的。他说庭审十点开始，我们可以在那之前和主审法官简短交谈。”

　　他们走进大厅。高高的穹顶上绘着壁画，内容是所罗门王的审判，但人物的脸都是德意志风格。走廊里人来人往，律师们夹着公文包快步走过，长袍在身后翻飞。

　　民事第三庭的法官叫施密特，五十岁上下，圆脸，眼镜片很厚。他的办公室堆满了卷宗，窗台上养着一盆蔫了的蕨类植物。

　　“沃尔夫冈教授的学生？”施密特法官从眼镜上方打量他们，“好，好。今天的案子很适合观察——一桩合同纠纷。原告是家具制造商，被告是木材供应商，争议焦点是木材规格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他抽出卷宗，翻到一页：“请看，合同第三条第二款：‘松木板材厚度须为二点五厘米，公差正负零点一厘米’。被告供应的木材，百分之三十测量结果为二点三厘米。”

　　“很明显违约。”时灼说。

　　“是的，”施密特法官点头，“但被告抗辩称，行业惯例允许在木材湿度变化时产生更大公差。他们提供了三家同业公会的证明。”

　　庄意浓倾身向前：“法官先生，如果行业惯例与合同明文约定冲突，您会如何权衡？”

　　“很好的问题。”施密特摘下眼镜擦拭，“德国商法典第三百四十六条承认商事惯例的效力，但其适用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明确意思。在本案中，合同条款非常具体，所以惯例的权重会降低。但并非完全不予考虑——如果惯例是普遍且合理的，它可能影响违约程度的认定，从而影响赔偿金额。”

　　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时灼在心里记下这个推理结构：合同优先，惯例补充，权重取决于具体性和明确性。

　　“判决会考虑哪些因素？”他问。

　　“合同文字是第一位的，”施密特说，“然后是双方交易历史、行业通行做法、违约是否善意或恶意、损失的实际范围……就像搭积木，每一块都要放在正确的位置。”

　　庄意浓在本子上飞快地记录。时灼注意到她用了一种自己没见过的速记符号，中德文混杂，像某种秘密文字。

　　十点整，他们进入法庭。空间不大，旁听席只有五六排。原告和被告已经就位，双方律师正在最后整理文件。施密特法官披上法袍时，整个人气质都变了——从和蔼的学者变成了权威的裁断者。

　　庭审过程像一台精密机器的运转。原告律师陈述，出示合同、测量报告、损失计算表。被告律师反驳，呈递同业证明、技术专家意见、历史交易记录。法官偶尔提问，问题总是切中要害：“这份测量报告是由谁、在什么条件下完成的？”“你所说的行业惯例，是否在所有德意志邦国都适用？”

　　时灼沉浸在这种严谨中。每个主张都需要证据支持，每个推论都需要逻辑链条，模糊地带被压缩到最小。这才是法治——清晰、可预测、不依赖个人好恶。

　　但他瞥见庄意浓在笔记本上画了什么。趁法官休庭评议的间隙，他侧身去看——她画了一个天平，但两端的托盘不是证据和法条，而是两个小人，一个手里拿着合同，一个手里拿着一捆木头。天平是倾斜的，但她在旁边打了个问号。

　　“什么意思？”他低声问。

　　“我在想，”庄意浓的声音也很轻，“如果这两个人不是商人，而是邻居。一个说‘你答应给我二点五厘米厚的木板做围墙’，另一个说‘今年雨水多，木头缩水是常事，大家都知道的’。他们会怎么解决？”

　　“那就不叫合同纠纷，叫邻里争执。”

　　“在生活里，界限没有那么清楚。”

　　法官回来了。判决如时灼所料：被告违约成立，但鉴于行业惯例和部分木材合格，赔偿金额减损百分之三十。双方律师面无表情地记录，当事人也没有特别的反应——就像这只是某个既定流程的自然结果。

　　走出法庭时，阳光有些刺眼。时灼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秋天落叶和远处咖啡店飘来的香气。

　　“很完美，不是吗？”他说，“一切都有规则可循。”

　　庄意浓没有立刻回应。她走到法院围墙边，那里有个老妇人在卖烤栗子。她买了一小纸袋，递到时灼面前。

　　“尝尝？”

　　时灼愣了一下，接过一颗。栗子很烫，外壳已经裂开，露出金黄的果肉。他小心地剥开，放入口中——甜糯，带着柴火香。

　　“在苏州，”庄意浓也剥着一颗栗子，动作熟练，“我家巷口也有个卖糖炒栗子的阿婆。我小时候每次考得好，母亲就奖励我一包。有一次我失手打翻了她的箩筐，栗子滚了一地。我以为要挨骂，她却笑着说‘落地开花，富贵荣华’，还捡起一颗吹吹灰，塞到我手里。”

　　她顿了顿：“如果按合同法，我该赔偿她的损失。但按人情，她给了我一颗栗子。你说，哪个更‘正确’？”

　　时灼看着手里剩下的半颗栗子，一时语塞。

　　“我不是说法院判错了，”庄意浓继续说，“合同纠纷就该这么判。我只是觉得……法律就像这副骨架。”她指了指法院建筑，“它撑起了秩序，但生活是血肉。骨架重要，但人活着靠的是血肉。”

　　他们沿着街道慢慢走。时灼第一次注意到，莱比锡的秋天其实很美——梧桐叶在阳光下透明如琥珀，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咖啡店门口坐着看报的老人。

　　“下午要去中华会馆吗？”他问。

　　“陈先生约了我们三点。”庄意浓看看怀表，“还有时间，我请你喝咖啡吧。感谢你的伞。”

　　*

　　陈启的会馆在一条僻静的侧街，门面不大，黑底金字的牌匾上写着“中华会馆”，两旁的对联已经斑驳：“四海为家客，天涯共此心”。

　　推门进去，先闻到一股线香的味道。室内光线昏暗，正面供着关公像，长明灯的火苗微微跳动。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从里间迎出来，穿着长衫，戴圆框眼镜，正是陈启。

　　“时先生，庄小姐，欢迎欢迎。”他说话带着江浙口音，“沃尔夫冈教授和我打过招呼了。坐，坐，我泡茶。”

　　茶是龙井，装在普通的玻璃杯里。陈启一边倒水一边说：“听说二位要了解咱们在德国怎么处理纠纷？有意思。说实话，能不打官司，我们尽量不打。”

　　“为什么？”时灼问。

　　陈启笑了，眼角堆起皱纹：“打官司贵啊。请律师，花钱；上法庭，花时间。咱们在这儿做点小生意，开餐馆、洗衣店、杂货铺，经不起折腾。再说了——”他压低声音，“德国法官懂德国法，懂德国人，但不懂咱们的事。”

　　庄意浓拿出笔记本：“陈先生能举个例子吗？”

　　“例子有的是。”陈启啜了口茶，“就说上个月，两家餐馆抢厨子的事。王老板的厨子被李老板高价挖走了，合同没到期。按德国法，这叫违约，可以告。”

　　“但你们没告？”

　　“没告。”陈启摆摆手，“我把两家老板请来，关公像前头，泡一壶好茶。我问王老板：厨子为什么走？他说李老板多给三成工钱。我问李老板：你知道他合同没到期吗？李老板说知道，但客人就认这个厨子的手艺，他没办法。”

　　他续上茶水，继续说：“我说，这么办：李老板补王老板三个月的损失，按厨子原来工钱算。厨子呢，在李老板那儿干满一年后，得先问王老板要不要他回来。两人都同意了。现在相安无事。”

　　时灼皱眉：“但违约的事实没有改变。如果下次再发生……”

　　“下次再说下次的。”陈启笑笑，“时先生，您学法律，讲究个‘是非分明’。我们过日子，讲究个‘大家都能过得去’。真要按合同一条条抠，王老板去告，李老板就得赔钱，厨子可能失业，两家结仇，以后这条街上的中国人见面都尴尬。现在这样，虽然不完全合‘法’，但合‘理’。”

　　庄意浓在本子上记录，笔尖沙沙响。时灼注意到她嘴角微微上扬——那是她听到感兴趣的事时的表情。

　　“陈先生，”庄意浓抬头，“这种调解，有关公像和茶，是特意营造的氛围吗？”

　　“庄小姐聪明。”陈启点头，“在关公像前头，人说话会掂量掂量——关公讲义气啊。喝茶嘛，喝着喝着，火气就下去了。这些都是老法子，但管用。”

　　他又讲了几个例子：合伙生意分利不均的、邻里噪音争吵的、赊账不还的……几乎没有一个走到正式诉讼，都在会馆里，通过喝茶、请长辈、各让一步解决了。

　　“也有解决不了的，”陈启明叹口气，“那就真得上法庭了。但那种情况，多半是有人坏了规矩，大家都不站他那边。”

　　访谈结束时已近黄昏。陈启明送他们到门口，忽然说：“二位是读书人，将来要回去做大事的。我多说一句：德国的法，好比西药，见效快，但有时候伤元气。咱们的老法子，像中药，见效慢，但调理根本。病人急的时候得用西药，但长治久安，还得靠调理。”

　　走在暮色渐浓的街道上，时灼许久没说话。路灯一盏盏亮起，在石板路上投下暖黄的光晕。

　　“你在想陈先生的话？”庄意浓问。

　　“我在想，”时灼慢慢说，“如果法律体系足够完善，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些‘老法子’了？”

　　“也许。”庄意浓将笔记本抱在胸前，“但‘完善’的标准是什么？是逻辑自洽，还是让人心安？”

　　他们走到了岔路口。这次是时灼的住处更近。

　　“周二的地方法院，周四的华人会馆，”庄意浓说，“你觉得我们看到了什么？”

　　时灼想了想：“看到了两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一种靠规则，一种靠人情。”

　　“不，”庄意浓摇头，“我们看到了同一种东西的两面——人们如何在冲突中寻找平衡。德国人把平衡的刻度刻在天平上，我们把平衡的感觉养在人情里。工具不同，但问题是一样的：怎么让一起生活的人，不至于因为冲突而活不下去。”

　　她说话时，眼睛里有路灯的反光，亮晶晶的。

　　时灼突然想起父亲书房里的一幅字：“法理不外乎人情”。小时候他觉得这话矛盾——法理是法理，人情是人情，怎么能混为一谈？现在他好像摸到了一点边缘。

　　“周四见？”庄意浓问。

　　“周四见。”

　　时灼看着她走远，辫子在身后轻轻晃动。他转身朝自己住处走去，脚步不自觉地放慢了。脑子里不是清晰的法律条文，而是一幅幅画面：施密特法官翻动卷宗的手，陈启明倒茶时弯曲的食指，庄意浓在笔记本上画的那个倾斜的天平。

　　回到阁楼，他没有立刻开灯。窗外已经全黑，远处教堂的钟声在夜色中浮沉。他摸黑走到书桌前，坐下，摊开自己的笔记本。

　　今天他什么也没记。

　　笔握在手里，迟迟落不下去。最后他翻到新的一页，在顶端写下日期：1935年10月15日。然后在下面写了第一行：

　　“德国民法典第242条：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

　　这是民法典里著名的“诚实信用”条款，被称为“帝王条款”。以前时灼理解它时，想到的是商业道德、禁止权利滥用。但今天，看着陈启明泡茶的手，他忽然觉得，这条文里或许也泡着一壶茶的温度。

　　他继续写：

　　“观察：法律规则为‘骨骼’，交易习惯与诚信原则为其‘筋肉’。无骨不立，无肉不活。”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这不是他习惯的笔记方式——太模糊，太不精确。他通常记录的是法条编号、判决要旨、逻辑漏洞。

　　但今天他不想那么记。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窗边。夜空中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稀疏的星。他想起庄意浓的问题：“完善的标准是什么？”

　　没有答案。或者，答案正在这片夜色中慢慢酝酿，像需要时间发酵的茶。

　　楼下传来房东太太准备晚餐的声音，煎土豆的香气飘上来。时灼忽然觉得饿了——不是生理上的饿，而是某种精神上的空腹感。他意识到，自己二十年来用条文和逻辑搭建起来的世界，今天被凿开了一个小孔，有风从外面吹进来。

　　那风里有烤栗子的甜香，有龙井茶的清气，还有一种他尚未命名的、关于“活生生的人如何活生生地相处”的复杂气息。

　　他深吸一口气，回到桌前，重新打开笔记本。在那一页的右下角，他画了一个很小的天平——模仿庄意浓的笔迹，但两端的托盘是空的。

　　他在旁边写道：“待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