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烟》檀玉狸

19、chapter8.

　　#8

　　一

　　香港，1964年春天。雨持续了半个月，整个城市湿漉漉的，街角的霓虹灯在雾气中晕开，像水彩画被水打湿的感觉。

　　舒敏迟坐在中环一家咖啡馆的二楼，面前摊着修改到第三稿的电影剧本。窗外是叮叮车缓缓驶过，铃声在潮湿的空气里传得不远，闷闷的。

　　她来这里已经十三年。前五年用化名写些无关紧要的剧本，后八年慢慢回到本名，先写专栏，再写小说，去年终于开始接触电影。香港的电影业正热，需要会写上海故事的人，她恰好是。

　　服务生过来添水，是个年轻女孩，国语带点潮汕口音：“舒小姐，还要咖啡吗？”

　　“不了，谢谢。”舒敏迟看看表，下午四点。她约了制片人五点谈项目，还有一个小时。

　　女孩没立刻走，犹豫了一下：“舒小姐，我弟弟很喜欢您的《雾锁香江》。他说您写的香港和其他人不一样。”

　　舒敏迟抬头，认真看了女孩一眼——大约二十岁，圆脸，眼睛很亮。“哪里不一样？”

　　“他说……您写的香港人都在等什么。等雨停，等船来，等一封信。”女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不懂这些，但他喜欢。”

　　舒敏迟点点头：“替我谢谢他。”

　　女孩离开后，舒敏迟看向窗外。雨小了些，变成细密的雨丝。她想起洛杉矶也有这样的雨天，想起第七街咖啡馆的靠窗第二桌，想起那个总是迟到、头发湿漉漉的男人。

　　十三年了。她没再见过温良觉，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最开始几年，她通过特殊渠道打听过，回复总是“情况不明，保持静默”。第五年，传来一个模糊的消息：好莱坞某个编剧因为“亲共嫌疑”被长期监视，后精神崩溃，住进疗养院。名字没提，但她知道是谁。

　　她把那条消息烧了，灰烬撒进维多利亚港。那天风很大，灰烬刚出手就被吹散，什么也没留下。

　　之后她不再打听。有些故事不需要结局，因为结局早已写在过程中。

　　咖啡馆的留声机在放一首老歌，周璇的《夜上海》。舒敏迟听了两句，皱起眉，招手叫来服务生：“能换一首吗？”

　　“您想听什么？”

　　“随便。不要这首。”

　　女孩去换唱片。舒敏迟端起水杯，手很稳，但水面微微晃动。她看着自己的倒影——四十四岁，眼角有了细纹，头发剪短了，染成深棕色。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香港女作家，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曾是谁。

　　新放的唱片是英文歌，《As Time Goes By》。舒敏迟听了两句，突然笑了。温良觉喜欢这首歌，在派对上常放，说这歌让他想起“黑白电影里的爱情，明知是假的，还是愿意相信”。

　　雨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漏下来，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短暂的光斑。舒敏迟收拾稿纸，装进公文包。还是那个牛皮公文包，用了十三年，边缘已经磨损，锁扣换过一次。

　　下楼时，她看见咖啡馆门口贴着一张电影海报——《双城记》，中英文片名并列，底下小字：“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

　　她停下脚步。

　　海报设计得很简洁：上海外滩的剪影，一男一女背对背站立，中间隔着黄浦江的波纹。导演的名字她不认识，但编剧一栏写着：“原著剧本：温良觉、舒敏迟”。

　　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特别鸣谢：献给所有在黄昏中守护黎明的人。”

　　舒敏迟站在海报前，看了很久。雨后的风吹过，海报一角掀起，又落下。她伸手，轻轻抚过那行献词，指尖触到纸张粗糙的质感。

　　“舒小姐？”有人叫她。

　　她转身，是制片人陈先生，五十多岁，穿着考究的西装：“这么巧，你也来看海报？”

　　“陈先生。”舒敏迟收回手，“我不知道这片子上映了。”

　　“上周开始的，反响很好。”陈先生也看向海报，“听说原著剧本是你们在好莱坞写的？真是缘分。对了，我约了导演明天喝茶，你要不要一起来？毕竟你是编剧之一。”

　　舒敏迟想了想：“好。”

　　“那就明天下午三点，半岛酒店。”陈先生看看表，“我们先谈我们的事？车在那边。”

　　他们走向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上车前，舒敏迟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海报。阳光正好移到那行献词上，每个字都在光里微微发亮。

　　二

　　半岛酒店的茶座临窗，可以看见维多利亚港。舒敏迟到的时候，陈先生和导演已经在了。导演是个四十岁左右的英国男人，叫詹姆斯，国语说得很生硬，但眼神很锐利。

　　“舒小姐，久仰。”詹姆斯起身握手，“我看过你所有小说。特别是《雾锁香江》，那种疏离感很特别。”

　　“谢谢。”舒敏迟坐下，服务生过来倒茶。

　　“《双城记》的剧本，”詹姆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红色封面，边缘已经磨损，“我是三年前在伦敦的旧货市场买的。卖主说是一个美国编剧的遗物，我觉得故事很好，就买下来，想拍成电影。”

　　舒敏迟接过文件夹。确实是当年的那个，红丝带捆着，只是更旧了。她翻开第一页，看见自己熟悉的字迹，还有温良觉的红笔批注。墨迹已经有些褪色，但依然清晰。

　　“遗物？”她尽量让声音平稳。

　　“卖主是这么说的。”詹姆斯喝了一口茶，“他说那个编剧叫William Wen，中文名温良觉，1960年在洛杉矶去世。死因是……药物过量。警方说是自杀，但有些疑点。”

　　舒敏迟的手指停在稿纸边缘。纸张很脆，翻动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他没有家人吗？”她问。

　　“好像没有。”詹姆斯摇头，“遗物被拍卖，剧本流落到伦敦。我买的时候，里面还夹着些别的东西。”

　　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黑白，有些模糊：温良觉站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正在对镜头笑。那笑容很灿烂，但眼睛没笑。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最后一次公开露面，1959年秋。”

　　“还有这个。”詹姆斯又拿出一张纸，是打字机打的，字迹很工整：

　　“若有人找到此剧本，请将它拍成电影。不必忠实于原作，但请保留那行献词。因为有些人看不见黎明，但依然守护了黄昏。”

　　没有署名，但舒敏迟认出那打字机的字迹——每个“a”字母都缺右上角一点点，是温良觉公寓里那台老旧雷明顿打字机的特征。

　　“所以我保留了献词。”詹姆斯说，“电影里也在片尾打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对原作者最好的致敬。”

　　舒敏迟点点头，说不出话。她端起茶杯，手很稳，但茶水在杯子里轻轻晃动。

　　“舒小姐，”陈先生插话，“詹姆斯导演想请你担任电影的文学顾问。毕竟你是原作者之一，对故事的理解最深。”

　　“我需要做什么？”舒敏迟问。

　　“主要是帮助演员理解角色。”詹姆斯说，“特别是苏清这个人物。我看剧本时总觉得她有很多层，但有些层很隐晦。”

　　舒敏迟看向窗外。维多利亚港上，渡轮缓缓驶过，拖出一道白色的水痕。她想起温良觉说过，写人物就像剥洋葱，一层一层，但最里面可能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有另一颗洋葱。

　　“苏清是个习惯伪装的人。”她慢慢说，“她的冷清是伪装，敏感是伪装，连爱情也是伪装的一部分。但她偶尔会露出破绽——比如看见林远手抖时，她握紧了茶杯，热水烫到手都没感觉。”

　　詹姆斯迅速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所以她是用疼痛来确认真实？”

　　“是用不感觉疼痛来确认伪装还在。”舒敏迟纠正，“真正崩溃的人，是连伪装都感觉不到疼痛了。”

　　茶座安静下来。远处的钢琴师开始弹奏，旋律很熟悉——是《As Time Goes By》。

　　舒敏迟突然问：“电影里，林远最后那场戏是怎么处理的？”

　　“按剧本拍的。”詹姆斯说，“冲向追兵，手榴弹爆炸，但镜头在他扔出铁盒后就切走了。爆炸声在后面，观众看不见他是否真的死了。”

　　“很好。”舒敏迟说，“不要拍死亡。让观众自己去想。”

　　“为什么？”詹姆斯好奇。

　　舒敏迟想了想：“因为有些人，你不需要看见他死，就知道他不会再出现了。而有些人，你即使看见他死了，也总觉得他还在某个地方活着。”

　　詹姆斯若有所思地点头。陈先生看看表：“时间差不多了，我还有个会。舒小姐，顾问的事你考虑一下？”

　　“好。”舒敏迟站起来，“我明天答复你。”

　　她和詹姆斯握手告别。走到酒店大堂时，詹姆斯追上来：“舒小姐，还有一样东西。”

　　他递过来一个小信封：“夹在剧本最后一页的。我觉得应该给你。”

　　舒敏迟接过，信封很薄，没封口。她等詹姆斯离开后才打开，里面是一张电影票——《双城记》今晚八点场，皇后戏院，座位7排3座。

　　票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很淡：“老地方见。”

　　三

　　皇后戏院在铜锣湾，老式建筑，红色丝绒座椅，天花板上装着仿制的星空灯。舒敏迟七点五十到场，检票员是个老头，看了看她的票：“7排3座？这个座位今晚只卖出一张。”

　　“我知道。”舒敏迟说。

　　她走进放映厅，灯还亮着，观众陆续入场。7排3座在中间偏右，很好的位置。她坐下，把公文包放在旁边空着的4座上。

　　八点整，灯暗，银幕亮起。片头是熟悉的上海外滩镜头，但拍得很克制，没有过度渲染东方情调。音乐也很简单，就是雨声和黄浦江的潮声。

　　舒敏迟看着，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公文包的磨损边缘。电影和她想象的差不多，但有些细节让她惊讶——林远书房那场戏，壁炉左缘确实有一页未烧尽的文件，特写镜头长达三秒；苏清破译密码时，用的解码节奏确实是童谣《摇到外婆桥》的旋律；码头分别时，林远系红围巾打的是水手结，绕了三圈。

　　这些细节，剧本里只简单提过，但电影完整呈现了。詹姆斯是个好导演，他读懂了所有潜台词。

　　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二时，舒敏迟感觉到旁边有人坐下。她没有转头，但闻到了熟悉的烟草味——不是香烟，是雪茄，混合着某种剃须水的味道。

　　“片子拍得不错。”那人说，声音有点哑，但语调没变。

　　舒敏迟还是没有转头：“你迟到了。”

　　“堵车。”温良觉说，“香港的交通比洛杉矶还糟。”

　　银幕上正放到安全屋那场戏。林远和苏清对坐，手里握着枪，枪口朝下。灯光昏暗，两人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中。

　　苏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远：从看见你在码头哭的那天。

　　苏清：那是伪装。

　　林远：我知道。但眼泪是真的。

　　舒敏迟感觉到温良觉在看她。她依旧盯着银幕，但手在公文包上握紧了。

　　“剧本改了一些。”温良觉低声说，“最后苏清回到上海，不是香港。”

　　“为什么？”

　　“因为上海才是终点。”温良觉说，“香港只是中转站。所有故事都要回到开始的地方，才算完整。”

　　银幕上，爆炸声响起，画面切到三年后。苏清走在上海的外滩，已经不是1948年的外滩，是1951年的，红旗飘扬，行人穿着新式服装。她走到一栋旧公寓楼前，抬头看某个窗口。

　　窗户关着，窗帘拉着。她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然后离开，没有上楼。

　　画外音响起，是苏清的声音，很平静：

　　“有些窗户不需要打开，因为你知道里面是空的。有些人不需要再见，因为你知道他们在该在的地方。有些故事不需要结局，因为信念本身已是完成。”

　　全片结束。灯亮起，观众开始鼓掌。

　　舒敏迟坐在原地，没有动。温良觉也没有。等人走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

　　“走吧。这里太闷。”

　　他们走出戏院，铜锣湾的夜晚刚刚开始，霓虹灯把街道染成各种颜色。温良觉走在前面，舒敏迟落后半步，看着他——他老了，头发灰白，背有点驼，走路时左腿微微拖曳。但那个背影，她认得。

　　他们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温良觉在一家关门的花店前停下，转身面对她。

　　路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舒敏迟看清了他的脸——变化很大，皱纹很深，右脸颊有一道疤，从眼角延伸到下颌。但眼睛没变，还是那种看透一切又假装轻浮的眼神。

　　“你受伤了。”她说。

　　“小伤。”温良觉摸了摸那道疤，“跳车的时候蹭的。不碍事。”

　　“什么时候来的香港？”

　　“两个月前。”温良觉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了一支，这次是真的抽，“手续比较复杂，花了点时间。”

　　舒敏迟看着他抽烟的样子——还是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烟灰弹得很频繁，抽三口就掐掉。习惯没变。

　　“剧本是你故意流出去的吗？”她问。

　　温良觉笑了：“算是。我知道詹姆斯在找上海题材，托人把剧本‘偶然’卖给他。他果然上钩。”

　　“为什么？”

　　“因为想让你看见。”温良觉看着她，“想让你知道，那几年不是白费的。我们的故事，至少有一部分留下来了。”

　　巷子很安静，远处传来电车铃声。舒敏迟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十三年，四千多个日夜，她想象过无数种重逢的场景，但真到了这一刻，语言变得苍白。

　　“你的任务……”她终于说，“完成了吗？”

　　“完成了。”温良觉点头，“1959年就完成了。之后是善后，消失，重建身份。花了五年。”

　　“那之后呢？四年你在哪里？”

　　“养伤。”温良觉简单地说，“身体上，心理上。然后学习怎么做个普通人。不容易，比潜伏还难。”

　　他扔掉烟蒂，用脚踩灭：“你呢？在香港好吗？”

　　“还好。”舒敏迟说，“写东西，生活。习惯了。”

　　“习惯。”温良觉重复这个词，“是啊，人什么都能习惯。习惯伪装，习惯孤独，习惯另一个人永远消失。”

　　他顿了顿：“但我没习惯。所以来了。”

　　舒敏迟的心脏重重跳了一下。她看着温良觉的眼睛，在那双看过太多秘密的眼睛里，她看见了一些从未见过的东西——脆弱，坦诚，还有一丝不确定。

　　“接下来什么打算？”她问。

　　“还没想好。”温良觉耸肩，“也许写点东西，也许什么都不做。老了，折腾不动了。”

　　他看看表：“我住得不远，要上去坐坐吗？有东西给你。”

　　舒敏迟犹豫了一下，点头。

　　四

　　温良觉的公寓在半山，很小，一室一厅，但窗户很大，可以看见海。房间里很简洁，几乎没什么个人物品，只有书很多，堆满了墙壁书架。

　　“随便坐。”温良觉脱下外套，挂好，“喝茶还是咖啡？”

　　“茶。”

　　他进厨房烧水。舒敏迟在沙发上坐下，环顾房间。茶几上放着一台打字机，老式雷明顿，就是那台每个“a”都缺角的。旁边是一叠稿纸，最上面一页只写了一行字：

　　“新故事，关于两个编剧在香港重逢。”

　　她没碰稿纸，但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温良觉端着茶出来，看见她的视线，笑了：“刚开头，不知道怎么写下去。”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结局。”温良觉在她对面坐下，“我习惯先想好结局再写开头。但这次，结局不在我手里。”

　　舒敏迟端起茶杯，茉莉花茶，很香。她喝了一口，温度正好。

　　“你之前说，有东西给我。”她说。

　　温良觉起身，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小铁盒，银色，边缘有磕碰——就是当年在洛杉矶那个。他打开，推到舒敏迟面前。

　　里面不是情报，也不是胶卷，是些零碎物品：一枚褪色的奥斯卡提名徽章（《黄昏边境》），一张皱巴巴的第七街咖啡馆收据（1951年3月17日），一截用过的红色打字机ribbon，还有一把钥匙。

　　舒敏迟拿起钥匙，黄铜的，已经氧化得很厉害。她认出这是当年温良觉给她那条项链上的，纽约银行保险箱的钥匙。

　　“你去开过了？”她问。

　　温良觉摇头：“没有。钥匙一直在这里。我想，应该由你去开。毕竟密码是你的生日。”

　　舒敏迟看着钥匙，又看看温良觉：“里面有什么？”

　　“不知道。”温良觉说，“可能是空的，可能有些旧照片，也可能是一张字条，写着‘惊喜’。我忘了。1951年放进去的，太久了。”

　　他顿了顿：“但我觉得，是时候打开了。不管是惊喜还是失望，总该有个结果。”

　　舒敏迟把钥匙握在手心，金属冰凉。她看向窗外，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璀璨如星河，但某些光点之间，仍有黑暗的缝隙。

　　“温良觉。”她叫他的名字，很正式。

　　“嗯？”

　　“你还演戏吗？”

　　温良觉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真正的笑，眼角皱纹深深：“不演了。累了。现在我是我自己——一个退休的地下工作者，过气的编剧，脸上有疤的老头。”

　　“但你还是编剧。”舒敏迟说，“茶几上的稿纸证明。”

　　“那是习惯。”温良觉说，“就像你还在用红色打字机ribbon，我看见了，公文包侧袋露出一点红色。”

　　舒敏迟低头，确实，公文包侧袋里装着她新买的ribbon，还是红色。习惯，是的。有些习惯深入骨髓，改不掉，也不想改。

　　“那个新故事，”她说，“你想写什么结局？”

　　温良觉沉默了很久。水壶在厨房发出嗡鸣，他起身去关火，回来时手里拿着热水壶，给两人的茶杯续水。

　　“我想写，”他慢慢说，“两个人在香港重逢，都老了，都受过伤，但都还活着。他们坐在能看到海的房间里，喝茶，聊天，不谈过去，也不谈未来，就说现在。窗外的城市很吵，但房间里很安静。最后，其中一个人问：‘接下来呢？’另一个人说：‘不知道，但可以一起想。’”

　　他停下，看着舒敏迟：“这个结局怎么样？”

　　舒敏迟没有立刻回答。她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茉莉花香在舌尖蔓延。窗外，一艘渡轮驶过，灯光在水面拖出长长的金色光带。

　　“可以。”她最后说，“但要把打字机的细节加上。其中一个还在用那台老雷明顿，‘a’字母缺角。”

　　温良觉笑了：“好。”

　　他们不再说话，就这样对坐着喝茶，看着窗外的夜色。远处传来钟声，一下，两下，三下……十二下。午夜了。

　　舒敏迟起身：“我该走了。”

　　温良觉也站起来：“我送你下楼。”

　　“不用。”舒敏迟拿起公文包，走到门口，又停住，转身，“温良觉。”

　　“嗯？”

　　“欢迎回来。”她说。

　　温良觉看着她，眼睛在昏暗的灯光里很亮：“谢谢。”

　　舒敏迟下楼，走出公寓楼。夜风很凉，她裹紧外套，朝车站走去。走出一段路后，她回头，看见温良觉还站在窗前，身影在灯光里，像一幅剪影。

　　她继续往前走，手在口袋里握紧了那把钥匙。金属已经变得温暖，像拥有了生命。

　　到家后，她没有立刻开灯，而是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城市。香港的夜晚永不真正黑暗，总有光在某个地方亮着。

　　她打开台灯，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卷新的红色打字机ribbon，装进打字机。然后她铺开一张白纸，开始打字，不是小说，不是剧本，就是一封信：

　　“温良觉：

　　钥匙我收下了。也许有一天会去纽约打开，也许不会。有些盒子不需要打开，因为你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新故事可以写。从两个编剧在香港重逢开始，但不要写结局。结局留给读者去想，或者留给时间。

　　另：茉莉花茶下次可以泡浓一点，我不怕苦。

　　舒敏迟”

　　她打完后，看了一遍，然后撕下来，没有寄出，而是夹进一本厚书里——雨果的《悲惨世界》，法文原版，第573页。

　　关上书时，她想起温良觉说过，最好的伪装是让你自己都差点相信那就是你。但现在，她不想伪装了。她就是舒敏迟，一个在香港写作的女人，曾经是地下党员，曾经和一个人合写过一部剧本，现在那个人回来了。

　　简单，真实。

　　她关掉台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装好红色ribbon，开始写新的故事。不是关于上海，不是关于间谍，就是关于香港，关于雨，关于等待，关于一把旧钥匙和一卷新ribbon。

　　键落，键起。咔嗒，咔嗒。

　　声音在深夜里清晰，坚定，像心跳，像脚步，像所有重新开始的故事的第一行字。

　　窗外，香港睡着了，又或许从未睡去。

　　但房间里的光，亮着。

　　*

　　后记：

　　1965年，《双城记》获得金像奖最佳影片奖。获奖感言中，导演詹姆斯特别感谢了两位原著编剧：“他们的故事不仅存在于银幕上，更存在于每一个相信黎明会来的人心中。”

　　领奖时，舒敏迟和温良觉都没有出席。但据说有人看见，电影首映那晚，有一对中年男女坐在皇后戏院7排3座和4座，电影散场后最后离开。

　　他们的新故事从未出版，但一直写着。

　　有些剧本不需要拍摄，有些故事不需要结局。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续集。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