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烟》檀玉狸

11、chapter8.

　　#8

　　一

　　1989年11月9日，柏林。

　　阿尔伯特·韦伯站在书房窗前，看着电视屏幕上的新闻直播。东柏林那边，人群正在涌向勃兰登堡门，有人拿着锤子和凿子，有人徒手，一块块拆除那道水泥墙。欢呼声、锤击声、汽车鸣笛声透过电视喇叭传来，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有些不真实。

　　他关掉电视，走到书桌前。三天前清理阁楼时发现的木箱还放在那里，箱盖上积着厚厚的灰尘。这是他1945年从上海带回柏林的物品，几经搬迁，从未打开。也许是因为不敢，也许是因为知道里面的东西会带来太多记忆。

　　但今天，柏林墙倒了。有些东西也该打开了。

　　他用裁纸刀小心划开封箱的胶带——虽然早已失去黏性。掀开箱盖，一股旧纸张和樟脑丸的气味扑面而来。最上面是一件叠得整齐的灰色呢大衣，已经褪色，领口有磨损。他记得这件大衣，1943年冬天在上海做的，穿着它去过图书馆，去过博物馆，也穿着它登上离开上海的飞机。

　　大衣下面是一摞书。他抽出最上面一本——《东西方艺术比较研究》，书脊已经开裂。翻开，第一页贴着一张泛黄的借书卡，上面有两个名字：侗殿秋，阿尔伯特·韦伯。日期：1943年11月。

　　他的手指在那个中文名字上停留。四十六年了。

　　继续翻，停在画着小鱼的那一页。铅笔痕迹已经淡得快看不见，但他还记得那条鱼的形状，游向页面之外的空白。在那一页的背面，他发现了什么——有一页纸被精心裁开又粘合，形成一个小小的夹层。

　　他用裁纸刀小心划开粘合处。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展开，上面是侗殿秋的笔迹，但不是他熟悉的毛笔字，而是钢笔字，写的是德文：

　　“阿尔伯特，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不知道多久，五年？十年？还是更久。但我希望你还活着，希望战争已经结束，希望你在某个地方还能谈论艺术而不必隐藏真实。”

　　他的呼吸停住了。他从未见过这封信。她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怎么放进去的？

　　“这本书是你离开那天我寄到机场的。我在最后一刻赶到邮局，祈祷它能追上你。现在它追上了，虽然迟到了许多年。”

　　“有些话当年不能说，现在可以说了：那些关于艺术的讨论，那些关于真实与赝品的争论，那些关于留白与见证的思考——对我而言，从来不只是艺术。那是一个人在极度孤独中，发现另一个灵魂也能听见同样频率的回声。在所有人都说一种语言时，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说另一种。”

　　“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这封信是否会被看见。这就像中国画中的‘留白’——你不知道观者会在空白处填入什么，但你还是留下了空白，因为信任。”

　　“如果有一天，墙倒了，你来上海，我在博物馆等你。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下午，我会在那里做志愿者，讲解中国书画。如果我不在了，那么我的学生会告诉你，有一个老人等了很多年，为了归还一本书。”

　　信末没有日期，只有一个简笔画的蝉——和他那块瓷片上的蝉呼应。

　　阿尔伯特坐进椅子里，信纸在手中微微颤抖。窗外的柏林，欢呼声隐约传来，一个时代正在结束。而他手中的信，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大陆，另一个生命。

　　他看了眼日历：1989年11月9日。今天是周四。下个周三，是11月15日。

　　四十六年。上海。博物馆。

　　他站起身，开始收拾行李。

　　二

　　同一时间，上海博物馆。

　　侗殿秋站在重新布置过的“近现代书画展厅”里，看着墙上那幅《庐山高图》。画已经过精心修复，破损处补全，褪色处加固，在专业的灯光下呈现出新的生命力。

　　“奶奶，这幅画有什么特别吗？”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响起，是她带的少年宫书画班的学生。

　　侗殿秋微笑：“特别之处在于，它曾经很破，几乎要被丢弃。但有人看见了它的价值，把它修复了。”

　　“就像人一样吗？受伤了可以修复？”

　　“就像人一样。”她轻声说。

　　她今年六十八岁了，头发花白，但背挺得很直。1949年后，她继续在报社工作，后来转入文化局，退休后在博物馆做志愿者，教孩子们书法和国画。没有结婚，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书房里堆满了书和画。

　　每周三下午，她都在博物馆。这是她坚持了十年的习惯。不是真的期待什么，而是一种仪式——就像古人在固定时间焚香抚琴，不是为了等待谁，而是为了保持某种状态。

　　“侗老师，有人找。”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小赵走过来，“一个外国老先生，说想请教关于中国画的问题。”

　　侗殿秋的心跳漏了一拍，但表情平静：“在哪里？”

　　“在休息室。他说是从柏林来的，艺术史教授。”

　　她点点头，对孩子们说：“你们自己看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走向休息室的路上，她的脚步很稳，但手心微微出汗。柏林。艺术史教授。会是吗？四十六年了，可能吗？

　　休息室里，一个穿深色外套的老人背对着门，在看墙上的介绍展板。他头发全白，身材依然挺拔，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但站姿没有老年人的佝偻。

　　侗殿秋停在门口。那个背影。那个轮廓。

　　老人转过身来。

　　时间在那一瞬间折叠。1943年的那个德国学者，和1989年的这个老人，两张脸重叠在一起。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深蓝色，专注，带着同样的、喜欢解谜的神情。

　　阿尔伯特看着她，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动作。

　　侗殿秋也点头回应。然后她说：“您好，我是博物馆的志愿者侗殿秋。听说您对中国画有兴趣？”

　　“是的。”阿尔伯特用德语说，然后切换成中文，带着口音但流利，“特别是关于‘留白’的概念。我一直想理解，为什么空白可以成为画面最重要的部分。”

　　侗殿秋感到眼眶发热，但微笑：“那我们去展厅吧，那里有最好的例子。”

　　三

　　他们走在展厅里，像两个普通的讲解员和参观者。但空气中有某种紧绷的张力，像一把调得很紧的琴弦，轻轻一碰就会发出声音。

　　“这幅是八大山人的《鱼石图》。”侗殿秋在一幅画前停下，“您看，石头占据大部分画面，鱼很小，几乎看不见。但观者的视线会被那条鱼吸引，因为它是唯一的活物，在压迫中寻找生存空间。”

　　阿尔伯特靠近细看：“我在柏林读过关于这幅画的研究。但亲眼看见的感觉不同。墨色的层次，纸张的质感……复制品无法传达。”

　　“真迹的意义在于它被创作时的那个瞬间。”侗殿秋说，“画家在什么样的心境下，用什么样的力度运笔，这些都在画里，等待懂的人看见。”

　　他们继续走。经过明代绘画区时，阿尔伯特停下：“那幅《庐山高图》，我们……上次讨论过。”

　　侗殿秋看向他：“您记得？”

　　“记得很清楚。1943年12月，博物馆酒会。您说中国画讲究‘可游可居’，不是让人在外面看，是让人走进去。”

　　“您居然记得我说的话。”

　　“我记得所有的话。”阿尔伯特轻声说，“所有的信，所有的讨论，所有的……未完成的对话。”

　　展厅里很安静，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和远处孩子的嬉笑声。阳光从高高的窗户斜射进来，在光滑的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

　　侗殿秋带他走到一个展柜前：“这里有些新发现的东西，您可能会有兴趣。”

　　展柜里陈列着几幅素描，用炭笔画在上海街景：外滩、弄堂、人力车夫、晾晒的衣服。标签上写着：“恩斯特·列文斯基（1889-1944），流亡上海期间的街头速写，1985年捐赠。”

　　阿尔伯特弯下腰，仔细看那些画：“他的女儿……”

　　“索菲亚·列文斯基，1985年从美国回来捐赠的。”侗殿秋说，“她现在在纽约，是个成功的画家。这些是她父亲在上海期间的作品，她一直保存着。”

　　“她安全离开了。”

　　“是的。1944年冬天，通过另一条路线去了香港，然后到美国。”侗殿秋停顿了一下，“她让我转告您：谢谢。”

　　阿尔伯特点点头，没有说话。他看着那些素描，那些线条，那些四十六年前的上海，那个他们共同经历过的城市。

　　“还有这些。”侗殿秋指向旁边的展柜。

　　里面是几封信，放在特制的保护夹里。标签：“1943-1944年间通信，关于艺术与真实的讨论，捐赠者匿名。”

　　阿尔伯特走近看。是他写的信。那些用法语、德语写的关于维米尔、伦勃朗、委拉斯开兹的信。旁边是侗殿秋的回信，用中文毛笔字写的关于八大山人、倪瓒、王维的信。所有的信都只有表面文字——那些关于艺术的讨论，那些他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载体。

　　但阿尔伯特知道，每一行字下面都有另一层意思。每一句话都在说别的东西。

　　“捐赠者是谁？”他问。

　　“一个老人，不愿透露姓名。”侗殿秋说，“他说这些信应该被保存，因为它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不是政治的见证，是人的见证。是两个灵魂在黑暗中试图保持清醒的见证。”

　　阿尔伯特转头看她：“你……”

　　“我不是捐赠者。”侗殿秋微笑，“我只是志愿者。但我认识捐赠者。他说，如果有一天，这些信的另一个作者来看它们，我想他应该知道：另一个人也保存了所有信，保存了一生。”

　　四

　　下午四点，博物馆即将闭馆。

　　侗殿秋和阿尔伯特坐在休息室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两杯茶。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光，枝干在冬日阳光下显得清晰而坚韧。

　　“我上周才打开那个箱子。”阿尔伯特说，“四十四年，我一直没敢打开。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记忆太沉重，需要时间才能承受。”侗殿秋端起茶杯，“我也一样。那些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不敢保留任何与外国有关的东西。信件都烧了，除了三封，我藏在了墙壁的夹层里。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取出来。”

　　“为什么是三封？”

　　“第一封，你写关于维米尔的倒影。第二封，我写关于八大山人的孤鸟。第三封，你写关于《宫娥》的镜子。”侗殿秋看着他，“这三封信，概括了我们所有的对话：关于真实的反映，关于孤独的见证，关于被观看与被隐藏。”

　　阿尔伯特从随身包里拿出一本书——那本《东西方艺术比较研究》，放在桌上：“这个，我终于收到了。虽然迟了四十四年。”

　　侗殿秋的手微微颤抖，她接过书，翻开画着小鱼的那一页。铅笔痕迹几乎看不见了，但纸张上还留着那个小鱼的压痕。

　　“信我读了。”阿尔伯特说，“你说，如果墙倒了，你在博物馆等我。”

　　“墙真的倒了。”

　　“是的。”阿尔伯特望向窗外，“柏林墙。还有其他很多墙。”

　　沉默了一会儿，侗殿秋问：“你父亲……”

　　“1945年3月去世的。在集中营里。”阿尔伯特的语气平静，“我回到柏林时，只收到一张通知单和一盒骨灰。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具体的情况。”

　　“对不起。”

　　“我也对不起你。”阿尔伯特转回头，“那年在上海，我没有……我没有说该说的话。”

　　“你说了所有能说的话。”侗殿秋微笑，“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环境里，你说了一切能说的。通过艺术，通过隐喻，通过那些只有我们能懂的密码。”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那块青瓷碎片。“不忘”两个字在瓷片上依然清晰。

　　“我一直留着。”她说，“有时候拿在手里，感觉就像握着那个时代的一小片证据——证明有些真实存在过，即使被打破成碎片，也还是真实的。”

　　阿尔伯特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木盒，打开，里面是山本大佐给他的玉蝉。“蝉从土中出，褪去旧壳，获得新生。他当年这样解释。我想，也许他说对了。”

　　“山本大佐后来呢？”

　　“1946年东京审判后，在巢鸭监狱自杀了。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阿尔伯特盖上盒子，“武田少佐战后回了日本，开了家古董店，八十年代初还给我写过信，说他终于可以纯粹地欣赏艺术，而不必考虑政治了。”

　　“时间的讽刺。”侗殿秋轻声说。

　　博物馆的闭馆铃声响了。工作人员开始清场。侗殿秋站起身：“该走了。”

　　他们一起走出博物馆。冬日的黄昏来得早，天空是淡淡的紫灰色，街灯已经开始亮了。

　　“你住在哪里？”阿尔伯特问。

　　“不远，走路十分钟。你呢？”

　　“南京路的酒店。明天下午的飞机回柏林。”

　　短暂的沉默。四十六年后的重逢，只有一天的时间。

　　“如果你不介意，”侗殿秋说，“可以到我那里坐坐。有些东西……想给你看。”

　　五

　　侗殿秋的家在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的二楼。

　　房间不大，但整洁有序。书架上摆满了书，墙上挂着几幅字画，都是她的作品。临窗的书桌上摊着未完成的书法，写的是王维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简单的地方。”侗殿秋泡茶，“一个人住，够了。”

　　阿尔伯特看着墙上的字画。有一幅画的是兰花，寥寥几笔，但气韵生动。题款是：“幽谷无人，自开自落。1985年春。”

　　“你的画很好。”他说。

　　“退休后学的。以前写文章，现在写字画画，都是表达。”侗殿秋端来茶，“就像我们当年用艺术讨论一样，现在我用这些来记录时间。”

　　她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那三封信——她保存下来的，阿尔伯特的三封信。纸张已经发黄变脆，她用透明护膜仔细地保护着。

　　“这些。”她推过去。

　　阿尔伯特没有立刻碰它们，只是看着。那是他的笔迹，他年轻时的笔迹，写着他年轻时的思考和困惑，也写着他不敢直说的恐惧和希望。

　　“我该说什么？”他终于开口，“谢谢？对不起？还是……”

　　“什么都不用说。”侗殿秋在他对面坐下，“看到你还活着，看到你成了艺术史教授，看到你还记得那些对话——就够了。”

　　“不够。”阿尔伯特抬起头，“四十六年，侗殿秋。四十六年的沉默，不够。”

　　“但那是必要的沉默。”她的声音很平静，“1945年后，中国经历了战争、解放、建设、动乱、改革开放……我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工作，活着。而你，你在德国经历了战败、分裂、重建、反思。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历史里，有自己的路要走。”

　　“但我们本来可以有联系。”

　　“可能吗？”侗殿秋看着他，“五十年代，一个中国记者和一个西德教授通信？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大门才慢慢打开。而那时，我们已经老了，已经有了各自完整的生活。”

　　阿尔伯特沉默了。她说得对。历史不是浪漫小说，是具体的时间、具体的限制、具体的选择。

　　“我结婚了。”他最终说，“1952年，娶了一个同为艺术史学者的德国女人。有两个孩子，现在有四个孙子。她五年前去世了，癌症。”

　　“我为你高兴。”侗殿秋真诚地说，“你有家庭，有传承。”

　　“你呢？”

　　“我一直一个人。”她微笑，“不是刻意，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而且，我的工作，后来那些年的运动……一个人反而简单。”

　　“后悔吗？”

　　“不后悔。”侗殿秋摇头，“我教了很多孩子书法和国画，我参与保护了很多文化遗产，我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变化。我有充实的一生。”

　　她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书——是那本《中国古代画论辑要》，图书馆的那本，1980年博物馆处理旧书时她买下来的。

　　“你看。”她翻开，停在阿尔伯特写“维米尔未画雨，但云色已言”的那一页。下面，她后来补了一句：“雨终落下，滋润干涸的土地。1980年秋。”

　　“我后来回去找过这本书。”她说，“在图书馆的旧书处理处找到的。就买了下来。算是……一个纪念。”

　　阿尔伯特接过书，看着那两行跨越三十七年的字迹。维米尔未画雨，但云色已言。雨终落下，滋润干涸的土地。

　　一个未完成的对话，在时间里自己完成了。

　　“那本《东西方艺术比较研究》，”侗殿秋说，“我1986年去德国参加文化交流时，在柏林的旧书店也找到一本。同样的版本。我买了，放在这里。”

　　她指向书架，那里确实有一本同样的书。两本书，跨越欧亚大陆，在四十六年后，在同一个房间里。

　　“就像镜像。”阿尔伯特轻声说。

　　“就像维米尔的倒影。”侗殿秋微笑，“模糊，不完整，但真实存在。”

　　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了。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1989年的上海，和1943年的上海重叠，又不完全相同。

　　六

　　晚上八点，阿尔伯特准备离开。

　　在门口，侗殿秋拿出一个纸袋：“这个，给你。算是迟到的回礼。”

　　阿尔伯特打开，里面是一本新的素描本，还有一支毛笔、一块墨锭、几张宣纸。

　　“你父亲的素描本，我修复后给了索菲亚，那是她父亲的遗物。”侗殿秋说，“但这个，是给你的。也许你可以试着画点什么，用中国的方式。不是追求形似，而是追求神似。”

　　阿尔伯特接过：“我会试试。虽然我知道自己永远画不好。”

　　“重要的不是画得好，是画的过程。”侗殿秋看着他，“就像重要的不是我们说了什么，是我们曾经对话过。”

　　阿尔伯特点头。然后他伸出手——不是握手，而是像当年在博物馆那样，用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圈，另外三指伸直。一个框取画面的手势。

　　侗殿秋也做出同样的手势。透过那个“画框”，他们看见彼此：两个老人，头发花白，脸上有岁月的痕迹，但眼睛依然清澈，依然有光。

　　然后他们放下手。阿尔伯特说：“我明天下午两点去机场。上午……如果你有空，我们可以一起吃早餐。”

　　“博物馆对面有家豆浆店，八点开门。”

　　“八点见。”

　　他走下楼梯，脚步声在安静的弄堂里回响。侗殿秋站在门口，看着他消失在转角。然后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板，闭上眼睛。

　　没有流泪，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深沉的、宁静的释然。就像一幅画终于完成了最后一笔，不是预想中的样子，但正是它该有的样子。

　　她走到书桌前，摊开一张新宣纸，磨墨。毛笔蘸饱墨汁，她悬腕，写下八个字：

　　“云开见山，鱼游入海。”

　　然后她在旁边用小字题款：“己巳年冬，与故人重逢后作。”

　　云开见山——四十六年的云雾散开，庐山真面目终于显现。鱼游入海——那条在书页边缘游了四十六年的小鱼，终于游到了它该去的地方。

　　她放下笔，让墨迹自然晾干。窗外的上海夜晚，宁静而深邃。

　　七

　　第二天上午八点，豆浆店里。

　　阿尔伯特和侗殿秋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是豆浆、油条、小笼包。店里热气腾腾，人声嘈杂，典型的上海早晨。

　　“和以前不一样了。”阿尔伯特说，“但又有相同的东西。”

　　“城市就像一个人，会变老，会变化，但有些东西留在骨子里。”侗殿秋夹起一个小笼包，“比如这家的手艺，三代人了，味道没变。”

　　他们吃着早餐，聊着普通的话题：阿尔伯特的孙子们在学什么，侗殿秋的书画班有什么有趣的孩子，柏林的艺术展览，上海的新博物馆。像两个老朋友，像任何两个在这个年纪重逢的人。

　　九点半，他们走出豆浆店。冬日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送你回酒店吧。”侗殿秋说。

　　“不用，我走回去。想再看看上海。”

　　他们沿着街道慢慢走。经过外滩时，黄浦江上船只往来，对岸的浦东还是一片农田和低矮的房屋——要等到几年后，那里才会崛起成为金融中心。但现在这样也很好，有过去的样子。

　　“你会再来上海吗？”侗殿秋问。

　　“会的。明年有个国际艺术史会议，可能会在这里举办。如果成行，我会来。”

　　“那很好。”

　　“你会来柏林吗？”

　　侗殿秋想了想：“也许。我一直想去欧洲看那些原作——我们在信里讨论过的那些画。维米尔的倒影，伦勃朗的目光，委拉斯开兹的镜子……想亲眼看看。”

　　“如果你来，我带你去看。不仅是博物馆，还有柏林墙倒塌的地方，还有那些在战争中幸存、又被重建的东西。”

　　“那说定了。”

　　他们走到酒店门口。十一点，距离阿尔伯特去机场还有三小时。

　　在旋转门前，他们停下。周围人来人往，出租车按着喇叭，门童在帮客人搬行李。一个普通的上海上午。

　　“那么，”阿尔伯特说，“再见。”

　　“再见。”侗殿秋微笑，“一路平安。”

　　没有拥抱，没有握手，只是点头。就像四十六年前在图书馆台阶上那样。

　　阿尔伯特走进酒店，回头看了一眼。侗殿秋还站在那里，穿着深灰色大衣，围巾松松地围着，就像昨天在图书馆前那样。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闪着银色的光。

　　他抬起手，再次做出那个框取画面的手势。

　　她也抬起手回应。

　　然后她转身，汇入人流，消失在上海的街道上。这次，她没有回头。

　　阿尔伯特放下手，走进酒店大堂。电梯里，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刚刚经历了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平静的重逢。

　　回到房间，他收拾好行李，最后检查了一遍。然后他打开侗殿秋给的纸袋，拿出那本空白素描本。翻开第一页，他拿起钢笔——不是毛笔，他还不会用——想了想，画了一条简单的线，从页面左下角开始，向右上角延伸，然后消失在边缘。

　　就像那条鱼游走的轨迹。

　　他在下面用德文写：“给D.T.：线没有终点，只有方向。A.W.，1989年11月10日，上海。”

　　然后他合上素描本，放进行李箱。和那三封信，那块瓷片，那本《东西方艺术比较研究》放在一起。

　　下午两点，他坐车去机场。路上，他看着窗外的上海，这个他来过两次的城市——1943年来，1945年走；1989年来，1989年走。中间隔了四十六年，一个人的一生。

　　机场，登机口，航班号LH728，法兰克福转机柏林。

　　他坐在候机室里，拿出那本《东西方艺术比较研究》，翻到画小鱼的那一页。现在他知道了，那条鱼游了四十六年，从上海到柏林，从1943年到1989年，从一个年轻人的铅笔尖到一个老人的记忆里。

　　但它还在游。就像那条线，没有终点，只有方向。

　　广播响起：“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请登机……”

　　阿尔伯特合上书，放进随身包。站起身，走向舷梯。

　　飞机起飞时，他从舷窗看着上海在下方缩小。这次没有战争，没有紧急撤离，没有未知的恐惧。只有平静的告别，和也许还会再见的可能。

　　他看着手中的登机牌，上面印着日期：1989年11月10日。

　　四十六年前的同一天，1943年11月10日，他给侗殿秋写了第一封信，关于柯柯施卡和八大山人。

　　一个圆，用了四十六年画完。

　　但也许不是圆，是螺旋——回到相似的地方，但已经不在同一个平面。

　　飞机穿过云层，上方是湛蓝的天空，下方是翻滚的云海。阿尔伯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侗殿秋昨天说的话：“重要的不是我们说了什么，是我们曾经对话过。”

　　是的。他们曾经对话过。在战争的阴影下，在死亡的威胁下，在谎言的包围中，他们用艺术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真实的对话。那场对话持续了两年，沉默了四十六年，然后在今天，完成了一个句号——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分号。

　　对话还会继续吗？也许不会以信件的形式，也许不会经常见面。但那种理解，那种共鸣，那种通过艺术建立的联系——那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像墨迹渗入宣纸，成为纤维本身。

　　他们的对话就是这样一幅画。有留白，有破损，有模糊处，但整体是完整的，真实的，有生命力的。

　　飞机在平流层平稳飞行。阿尔伯特睁开眼睛，从随身包里拿出那块青瓷碎片。“不忘”两个字在机舱的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他不会忘记。她也不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