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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申命记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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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申命记1
门在我身后关上,随后是锁芯转动的声音——两下,很轻,但足够清晰。房间没有窗户,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嵌入式柔光灯。这间办公室永远弥漫着雪茄和旧纸张混合的气味,像某种困在时间里的生物呼出的气息。我站在原地,等待眼睛适应光线。
“从今天起,你负责保护那个孩子。”
这是命令。上司背对着我站在窗前,身影在午后斜阳中拉得很长。我知道他口中的“孩子”是谁——三叶纯,一个月前从叙利亚阿勒颇接回日本,母亲生前是组织里最顶尖的研究员,父亲曾是先生手下最得力的行动人员。
“我听说他很难相处。”我说,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谨慎。
上司转过身,脸上表情看起来相当头痛:“他母亲死的时候他六岁。之后十年,他在战区长大。你觉得‘难相处’这个词够用吗?”
不够。我明白。在组织中卧底八年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崩溃的、疯狂的、彻底麻木的。但一个十六岁、从战火中幸存、又被塞进母亲实验室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把他归入哪一类。
“实验室在B栋三层,整层都是他的工作区。”上司递给我一张门禁卡,“住所安排在旁边的附楼,有独立通道,建筑的具体结构图稍后发给你。他的活动范围包括整个C区。每周二、四下午三点,心理医生会来一小时。除此之外,他不被要求接触任何人,但也没禁止。”
这让我有些意外。他的自由度比我预想的要高得多。
“那我的角色是?”我问了一个似乎有点愚蠢的问题。
“确保他在活着的前提下,尽可能自由地工作。”声音停顿一下,“但不要把他当囚犯。Boss给他的权限很高,至少B级以下资料可以随意调动,甚至能在系统内提出人员调配的建议。”
“明白了。”我退出房间。
B栋的走廊很长,白炽灯管嵌在天花板上,发出单调的嗡鸣。我的脚步声被厚地毯吸收,像走在某种巨型生物的肠道里。走廊两侧是灰色的门,没有窗户,没有标识。只有尽头那扇门不同——它新刷了漆,浅得近乎米白。
我站在门前,敲了门。
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三下,节奏平稳,不急不缓。这是我学到的:在不确定门后是什么的情况下,保持节奏就是保持控制。
门向内打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脸,而是一双手,细长,苍白,关节突出得像要刺破皮肤。指甲剪得很短,有几根手指上贴着创可贴。然后我才看见他整个人:瘦,瘦得不正常,锁骨在宽松的棉质T恤下凸起明显的弧度。他大概一米六五,但微微驼背的姿势让他看起来更小。
“三叶纯?”我问。
他点头,没有说话的打算,侧身让我进去。
实验室比我想象的大,也比我以为的乱,或者更像个混合了工作与生活的大型工作室。左边是专业的实验区,设备崭新且齐全。右边则是完全的私人领域,一整面墙的书架,一张看起来过分舒服的皮质沙发,甚至还有个小型的厨房区,桌上放着未清洗的马克杯。
我的目光最后才转向他。现在我能看清他的脸了:十六岁,但看起来不过十三四。长期营养不良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皮肤白得近乎透明,能看见底下淡青色的血管。但他的眼睛是惊人的深绿色,在光线下像静谧的潭水,此刻正毫无情绪地看着我。
“吉田司,”我说,“从今天起负责你的安全。”
他把视线移开,走到实验台前,拿起一支试管对着光看。液体是淡蓝色的,微微发光。“我不需要保镖。”
“这是先生的安排。”
他将试管里的液体分进两个离心管,连同之前配的其他液体,刚好把离心机的槽位占满。然后从手边小型冰箱里拿出个纸盒,没有包装,没有缎带。放在橡木桌空着的一角,推到我视线可及的位置。
“见面礼。”他说。
我瞥了一眼盒子,没有动。几秒钟的沉默在实验室里膨胀,只有通风系统低沉的嗡鸣填充着空隙。
“打开看看?”三叶纯建议。
我的手指碰到盒盖时停顿了一下,然后掀开。
里面是六个御萩,糯米团子裹着厚厚的黄豆粉,红豆馅从侧面微微渗出。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便利店就能买到。但关键是,它们没有被单独包装,六个团子挤在一个塑料盒里,一旦打开,就必须在几小时内吃完,否则会变硬、变质。
在日本,送这种不易保存的食物是一种隐晦的挑衅:我不期待与你有长久往来,所以送点需要尽快处理掉的东西。
我盯着御萩看了很久,然后抬起眼睛,直视着面前这个看似没有棱角的孩子。
“您是在日本长大的吗?”我问。
“不是。”他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在此时显得略有些突兀的问题,但依然回答道,“我出生在突尼斯,六岁前在西迪布吉得和开罗之间来回。后来在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待过。日本……”他顿了顿,“这是我第一次来。”
“但您对日本的送礼文化很了解呢。”我说。
空气凝固了。
他嘴角抽动了一下,像在抑制一个笑容,或者一句咒骂。那瞬间,我在他脸上看到了十六岁少年该有的表情:挑衅、不安、试图掩饰却失败的稚嫩。但下一秒,那张脸又恢复了平静,平静得像覆盖冰面的雪。
“书上看的。”他垂下眼睛轻声说。
我没有扔掉它。这似乎让三叶纯有些意外。他可能预想着,最坏的情况是我把盒子摔在地上,最好的情况是我冷冷地让他拿走。但我接受了,平静地。
“实验室工作通常到晚上九点,”他说,转身走向实验台,“你可以六点来检查一次,九点再来一次。其他时间,请在门外。”
“我的职责是贴身保护。”
“那就贴身在门外。”他没有回头,“我不喜欢有人看着我工作。”
我退出实验室,门在我身后关上。我站在走廊里,背靠着冰冷的墙壁,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经历了一场测试,而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通过了。
第一次接触后的三天,三叶纯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我每天六点、九点准时敲门,他会开门,点头示意一切正常,然后关门。我试过在送餐时多说几句,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比如日常生活用品之类,或者想不想去庭院散步,他一概摇头。
第四天,出了点小小的变化。
晚上九点十七分,我敲了门。没有回应。
我等了一分钟,又敲。还是没有。
门没有锁。我推开门,实验室里一片漆黑,只有安全出口标志泛着微弱的绿光。我打开灯,看到三叶纯趴在橡木桌上睡着了,脸埋在手臂里,右手还握着一支笔。桌上除了散落的草稿纸就是一本摊开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走近时,他猛地惊醒,动作快得不自然。从趴着到站直只用了一秒,手已经伸向桌子的抽屉。我在他碰到抽屉前按住了他的手腕。
“是我。”我说。
他僵住了。灯光下,我能看见他额头的冷汗,瞳孔因为惊恐而放大。他在害怕,不是普通的惊醒后的迷糊,而是战场上养成的条件反射。
“做噩梦了?”我问,松开手。
他深呼吸,一次,两次,然后摇头,坐回椅子上。“只是睡着了。”
“你每天都工作到这么晚?”
“母亲的研究很复杂。”他说,声音沙哑,“她留下的笔记……有些部分我看不懂。”
“因为她用的是自己的密码?”
他抬头看我,脸上有两条被压出来的红痕迹:“你怎么知道?”
“我见过其他研究员这么做。”我说的是实话。组织里的大多数科研人员都会用自己的那一套系统记录核心数据,这是防止研究成果外泄的最后防线,也是防止自己被轻易取代的手段。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动作——他把笔记本推到我面前。
“你看得懂这些吗?”
我扫了一眼。纸页上是化学结构式、反应方程式,但更多的是纠结在一起的一团字符。其实我的上学时一直为化学这个科目而苦恼,没想到毕业十多年后竟然还有机会与这些东西重逢。
“看不懂。”我坦然回答。中学时的东西都已经被我完完全全还给了老师,何况这些实在太过深奥的东西。
那一晚,我们第一次有了正常对话。他说密码通常出现的部分都是实验的关键转折点和风险提示。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问组织里的其他研究员,他笑了——那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笑,短促、干涩,像枯叶碎裂的声音。
“他们希望我解不开,”他说,“这样他们就有理由接手。母亲的研究很……有价值。”
价值。这个词在组织里总是有特殊含义。
“你多大了?”我问了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
“十六。”他说,“但我看起来更小,对吗?营养不良。在阿勒颇的最后一年,我们两天才能吃一顿像样的饭。有时候是煮豆子,有时候是过期军用口粮……好在生命总比人们想得要坚强得多。”
他说这些时语气很平淡,像在描述别人的经历。但我知道,他在看我会如何反应,是怜悯,是厌恶,还是无动于衷。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在柬埔寨中过枪,”我一边说着,挽起左袖,露出小臂上一道淡白色的疤痕,“子弹擦过,没伤到骨头,但感染了。没有抗生素,我父亲就用烧红的刀片烫伤口。那味道像烤焦的肉。”
他盯着我的疤痕看了很久,然后说:“很明智的处理。”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在凌晨一点的实验室里,两个谈论着父亲母亲和伤疤的人。那瞬间,某种东西在我们之间建立了起来,虽然远远达不到信任的水准,但至少算是一种聊胜于无的链接。
“吉田先生,”他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我知道。上司在交给我这个任务时把三叶纯的档案给我看过:开枪杀死妻子后,用同一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殉情,或者赎罪,取决于怎么解读。
但我摇头。“不知道。”
他点头,好像我的回答正合他意。“晚安,吉田先生。”
“晚安,三叶。”我没有用敬称。他注意到了,但没说什么。
那之后,我们的关系缓慢地解冻。我每天多待一会儿,有时候帮他整理书籍,有时候只是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看书。他允许我进入他的空间,只要我不靠近实验台。我发现他读书的速度惊人,一天能看完两本小说,而且能精确复述情节和对话。
原来这就是天赋啊。我如此想到。
书架上的书并不全与研究相关,三叶纯解释说:“在没来日本之前,我其实什么都读,宗教小册子、旧报纸、破损的浪漫小说。有一次我偶然找到一本《百年孤独》,缺了最后三十页……”
“你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喜欢他描述孤独的方式,”他说,“平静,就像孤独是空气,是水,是你呼吸的东西,不需要抗拒。”
他说话时常有这种超越年龄的洞察,但某些方面又幼稚得惊人。他不知道怎么用微波炉,对自动贩卖机充满好奇,第一次吃到便利店饭团时,他盯着包装上的海苔看了半天,问我“这个黑色的纸可以吃吗”。
我教他这些小事。如何用洗衣机,如何区分日元硬币,如何在东京错综复杂的地铁线路中不至于迷路。作为回报,他教我认识实验室里的仪器,这是什么光谱仪,那是什么色谱仪,这个离心机每分钟能转多少圈。
一个月后的某个下午,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要求。
“我想去书店。”
我看着他。我们坐在实验室的地板上,周围散落着他刚读完的书。
“先生会批准吗?”
“那就不告诉他。”他说,眼睛亮得反常,“你带我去,两小时就回来。”
我知道这是个坏主意。我也知道我无法拒绝他眼中的那种光芒,因为那是一种久违的、属于少年的渴望。
“哪家书店?”
“神保町的旧书店。母亲提起过,她说自己上学时经常会去那里。”
我们溜出去了。过程比我想象的容易,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三叶纯的自由度和权限很高,如果不是先生下命令,没人能拦他。我们叫了出租车,四十分钟后站在神保町街头。那是十一月的下午,天气冷冽,天空是灰蓝色。三叶纯穿着我给他买的浅色羽绒服,站在街角,仰头看着招牌林立的街道,表情像第一次见星空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