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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诞生与死亡的辩证法 ...

  •   死于绞刑的人其实死于回归大地的渴望和阻碍这种渴望的绳索之间的张力。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追求各自都如此热烈,可以轻易使人窒息,或者直接扭断人的颈骨。我难以理解为何这种处刑方式在长久以来的传统中都被认为是不名誉的,在我看来它只是带有一种近乎客死异乡的浓重悲哀——没有人诞生在半空中,离开地面的死亡因而是漂泊无依的。

      但是文化在此显出根深蒂固的权威性来,美国人毕竟和英国人共享同一个根系。我的看守先生虽然是个犹太人,在文化信仰上却沾满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式的保守与居高临下。由此可见血统在文化面前的软弱与不举。“你们都会像野狗一样被绞死!”这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恐吓。可惜我的英语水平平庸,不足以满足争辩形而上的问题的需要,否则我倒确实很想与他探讨一下,被断头台切下脑袋的野狗是不是会因此高贵得像一只野猫(注1)。

      另一个乐意与我探讨这类问题的是那位法国牧师,尽管我们交流起来同样受到语言的限制。他在每个周三的下午来与我交谈,晚饭后就下楼去为第二天将要被处决的犯人做忏悔与祷告。我有许多次都想提醒他党卫队的信仰完全属于另一个体系,那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异教徒,即使那本宣称基督是德国人的《圣经》也会令他们嗤之以鼻,但他深具被打了左脸还要把右脸伸过去的受虐狂式的宗教美德:“上帝会宽恕他们的,还有您。”虔诚的坚定最令人无计可施。

      兰斯贝格离我出生的城市美因茨大约有200英里,这是个足以激起伤感情绪的数字。它横亘在诞生与死亡之间,时刻提醒我这二者从来都不由人自主选择。在过去的31年里我很少考虑出生的问题,现在却被赋予了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死亡,这种不均衡恰巧弥补了人生的轨迹不能划成一个正圆的缺憾,故土和死地因而在天平的两端取得了相等的权重。

      楼下的人们与我相似。我记起多年以前看过的《意志的胜利》(注2)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你来自哪里?”——“巴登-符腾堡!”“下萨克森!”“萨尔!”“巴伐利亚!”“阿尔萨斯!”年轻的士兵们来自德意志的四面八方。我想楼下的人们也许出生在遥远的柏林、不莱梅、汉堡、伦贝克,又或者近在咫尺的奥格斯堡、慕尼黑、斯图加特、图宾根——而兰斯贝格将是我们这些异乡人共同的坟墓。

      如果有人因为看到上面的文字而认定我是一个不怕死的人,那恐怕是一个巨大并且不太美丽的误会。对死亡的恐惧可以被理智有效地控制和压抑,却永远无法被根除。我很置疑有没有真正不怕死的人,虽然我曾经见过很多想必会被他们的后继者如此歌颂的布尔什维克人。他们的信仰看上去如此坚不可摧,乃至走向狂热的殉教意味,但那正说明他们是依靠着一种非理性的精神麻醉剂而变得英勇无畏的。如果共产主义或者他们口中的正义100%注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又有什么必要用临死前声嘶力竭的呼喊来徒劳地巩固它们的根基呢?那些“必胜”和“永存”之类的口号恰是他们恐惧的证明,因为如果共产主义和“正义”失败或者早夭,他们的死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他们本身也将成为后世的笑料——我想无论多么坚强的人,如果被迫面对和承认这种残酷的真实的话,恐怕难免都会精神崩溃的。更何况是那些高傲地认定自己的灵魂矗立在高贵的殿堂,而精神必将永生不死的人。所以他们的口号,实则是喊来用以给自己壮胆的。

      我没有那么伟大而狂热的信仰,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灵魂纯洁高尚,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畏惧死亡,那并非什么值得羞耻的事。我的法国牧师朋友对我的恐惧充满了怜悯,他竭尽全力地想要帮助我,可惜在我看来他的上帝和布尔什维克人的共产主义是同质的。不过我仍感激他的好意,这是一种奇妙的亲近,在我们单独面对面的时候他是法国人,我是德国人;而当我们一起面对美国人的时候,我们就都是欧洲大陆上的人了,塞纳河和莱茵河其实滋润着相连的土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死亡可以被细分为“dying”和“dead”两种状态(注3),后者不可感知,因而无从畏惧,前者却足可成为畏惧的对象。任何酷刑对于尸体都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只在于它将一个人变成尸体要耗费多久的时间。英国人万分自豪地宣称他们最优秀的绞刑师创造过七秒半处死一个犯人的纪录,据我的观察,兰斯贝格的美国人是绝没有这样高明的技术的。不过这或许该被称为一件好事。就像旅行的乐趣并不单指目的地的观光,还得包括途中透过车窗或舷窗看到的风景。飞机拥有最佳的效率,代价是窗外只能看到单调的色块。

      没有人企望头一天同床共枕第二天就能诞下孩子,却有那么多人希望在一秒之内跨越生与死的鸿沟,这多么奇怪,既然诞生要有十个月以上酝酿,如果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人生岂不显得十分头重脚轻?

      那么现在让我来回忆一下上一回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如果他们没有弄错人(我想下一次也不会存在弄错人的问题了),那么大约在我被带出这间屋子之后的半个小时内,我就会毫无知觉地在绞架上晃荡了。美国刽子手拙劣的手艺或许会把这个过程再延长二十分钟,但那又能有多长呢?当我和埃尔文坐在面对勃兰登堡的窗户前彻夜谈论马克思、荷尔德林和东方哲学的时候,一整夜的时间似乎都只够我们相互眨个眼,再加上一个微笑或者拥抱的话,天就亮了。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8章 诞生与死亡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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