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兰斯贝格的日落》苻蓠

7、公正的判决

　　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法律是1945年5月才开始制定的，听起来就像是孩子已经生下来之后再考虑怎么做/爱才能避免怀孕。但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比如说，我在纽伦堡被关了一整年，又在兰斯贝格度过了六个多月之后，美国人才想起来我还没有被审判过。

　　当然，我不至于自恋到以为美国人会单独为我开辟一个法庭，因为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这是入不敷出的折本生意。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测。“审判”在监狱的会议室里举行，列席者的最高军衔是少校。考虑到帝国的元帅们在监狱里也需听命于一个上校，我这俨然已经是将官级的待遇，自然是没有资格和立场提出抱怨和抗议的。

　　尤里乌斯?施特莱歇尔因“格调低下的黄色反犹报刊”《冲锋队员》被判处了死刑，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用理论著作《种族论》为自己铺就了通往地狱之路，写字从来就不是安全的，看起来我也无法逃脱为自己的文章和言论付出代价的宿命。更有趣的是，比起在集中营驱赶犹太人进入毒气室的人，或者带领特别行动队在东部进行屠杀的保安局官员而言，我的名字或许更为犹太人所熟知。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激发了我的虚荣心。

　　“每天都有许多犹太人聚集在监狱门口，要求我们立刻处死你。”
　　“原来这个国家还有犹太人。”

　　“你在大众媒体上公开叫嚣犹太是□□，应该被屠杀。”
　　“《泰晤士报》宣称欧洲大陆的胜利全都是蒙哥马利元帅的功劳，您相信么？”

　　“你这是反人道罪！”
　　“那么我供认不讳或者跪地求饶，它也仍然是反人道罪。”

　　对话大体如此。坐在我身边的一个金发的年轻人一直在不停地做笔记，一言不发。直到审判结束后他单独到我的房间来找我时，我才知道他是美国人指派给我的律师。

　　“那么如果我不想死，我应该对美国人说些什么呢？”我问他。
　　“您首先应该表示出合作的态度。”他极其严肃而郑重地强调，“然后说那些宣传都是被迫的和违心的，您并不真的仇恨犹太人。我看过您的档案，您从未直接杀害过任何一个犹太人。”
　　“那么根据您的经验，我这样的供词是否会被采信呢？”
　　他沉默了半晌后回答：“……恐怕非常困难。”

　　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做一件事却祈祷出现不同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的典型症状的话，那么明知道会有同样的结果还尝试不同的做法大概也该算作是精神分裂的变种。如果我的精神确实有问题，那么我不是死于集中营，就是已经成为足够上纽伦堡被告席的第三帝国高层官员了——整个德国的精神病都被这两个群体所吸收。由此得证我的精神完全正常，故而上述的两种精神分裂行为是我不屑为之的。美国人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我相信他们在历练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对这样的审判更加轻车熟路。

　　一周后我收到一件红色上衣作为圣诞礼物，令我惊讶的是，对此最为悲伤的是我的看守先生。他担心的想必是之后很难再遇到我这样不给他添麻烦的犯人。不过对他的忧郁，我也只能深表同情和抱歉，但是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