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兰斯贝格的日落》苻蓠

6、论自杀 我开始哀悼

　　如果我的每一个标题看起来都过于阴沉，那一定是美国人的过错。你们不能指望一个天天面对绞架的人心境明快。而10月中旬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搜查令这里的气氛愈加压抑，在我试图用一种轻松的态度来面对监狱生活的时候，它重新把我拉回到欠缺美好的现实中来。

　　看守先生和另外两个美国士兵在半夜冲进我的房间，把能搜的每一个角落都翻了个遍，而我本人则被勒令站到屋子的中央脱光所有的衣服接受检查。他们搜走了所有尖锐、带状以及看起来能够被用来盛放毒剂的物品。“你们那个肥头大耳的空军元帅在上绞架前自杀了！简直是个胆小鬼！”我用了五秒钟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戈林。

　　“那你们最好把我的钢笔也收走，它足够尖锐，墨水囊里还可能藏有□□。”我出于好心而提醒他们，“还有长裤，虽然我觉得用□□上吊绝不是个好主意。”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国人的幽默感优于德国人，但我想至少在兰斯贝格，情况是完全相反的。这三个美国人面面相觑了数秒之后开始认真讨论要不要把我的钢笔和长裤都收走，而我全身赤/裸地在深秋的室温里瑟瑟发抖，为自己的失言而追悔莫及。

　　如果连我这里都遭到严密搜查的话，一楼的命运可想而知。美国人想必从戈林事件中感知到了德国人对他们的藐视，因而万分沮丧和愤恨。在死刑犯的牢房里搜查自杀用品的行动本身充满了荒诞感，死亡本身在这里被抽象化，并被排除到视野的中心以外了。战犯们的生命远比处死他们所能带来的政治意义和宣传效果要廉价得多。因此美国人不顾一切地也要保证死刑犯们死于他们所掌控的绞架，而非囚室的床上或者洗手间的水管上。

　　我由此对美国式的人道多了一重理解，它毕竟还是要比苏联更温柔一些的。如果落入契卡的手里，我恐怕不能寄望于死在阴暗的囚室以外的地方了。而我贫乏的想象力不足以构想出我的死因——保安局地下室没有什么参考性，缪勒不过是契卡开除的一枚弃子。

　　当我还在纽伦堡的时候，罗伯特?莱伊用撕开的床单把自己吊死在水管上，而在我刚到兰斯贝格时，又有一个18岁的LAH士兵用同样的方法自杀。我无法判定他们是出于恐惧还是遭到羞辱，但这两种动机都并非不可解的死结。敢于去死的人为何要畏惧活着呢？而“耻辱”这个词的含义在更大的意义上决定于作为它的对立面的“荣耀”——不幸的是，在词义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上，它们一体同胞的双子兄弟。

　　此刻我庆幸自己生来具有厚颜无耻的禀赋，并且骄傲于自己成人之美的素养与美德——如果美国的哪一个党派打算向犹太人宣布他们又绞死了一个反犹主义的恶棍，以便在下一次的大选中取得更多的选票的话，我也很乐意帮助他们树立起这种公正无私的光辉形象。这件工作比偷偷摸摸地把自己挂到水管上要高尚多了。所以我想自杀是与我无缘的——接下来，我就开始哀悼我那些落入美国人手里的领带了。